张孝文
去年11月下旬纽约清华校友会负责人罗建纲来信说：孫增爵先生病重住院。随即和孙夫人张鳴冬女士通过电子邮件联络，获悉孙先生这次是得了肺炎，情况很严重，已在重症室監护。不久孙先生子女来电子邮件告知：他们的父親、我们尊敬的老学长于2007年11月29上午在纽约过世。那几天虽然思想上已经有发生变化的准备，但是噩耗传来，哀痛的心情仍是不能平静。
孙先生1912年出生于浙江，1929年从现名为“杭州高级中学”毕业，考入清华。1933年在清华化学系毕业后，考上了清华留美公费生，1934-1938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系先后得硕士、博士学位，后成为当时极为难得的MIT第一届A.D.Little博士后研究人员。后回国，在后方从事支持抗日的研究工作。曾在孙先生领导下的彭少逸院士回忆说,他在1941年到重庆动力油料厂研究室工作，当时的室主任孙增爵先生（清华大学1933年毕业，美国MIT博士）对研究工作中的创新问题十分重视，积极倡导新观点、新方法。当时处在抗日战争时期，条件非常艰苦，即使在那种条件下，在孙先生的领导下，他们仍然完成了很多开创性的研究。1944年孫先生应邀赴美加入MIT辐射实验室，从事与抗日战争密切相关的研究项目。二次大战结束以后，他转入美国精细化工等工业部门从事研究及以后高层管理工作，1977退休。他在专业领域很有建树，拥有57项专利。
我和孙增爵先生第一次见面还是在80年代初我在化工系时，参加我们系主任汪家鼎教授接待他的来访。汪先生在1944－1945年也在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系，取得硕士学位，在MIT他们都师从美国化学工程界先驱者、被誉为化学工程之父的刘易斯（W.K. Lewis）教授。所以孙先生和汪先生还多了这样一层师兄弟关系，改革开放之初我有机会参与他们在清华园相聚，他留给我那宽厚谦和，平易近人长者的印象至今难忘。
改革开放以后，孙先生差不多每年都在校庆前后来学校住上几天，看看学校和北京的变化，积极参加他们级友的返校聚会和校庆有关活动。1933年毕业的5级学长们在校时就以“包藏着活跃的生命，拥有许多杰出人材”而著称，孙增爵先生本人也曾是《清华周刊》的编辑。毕业后更是涌现了一大批像赵九章、王竹溪、吴祖襄(组缃)、万家宝（曹禺）、钱钟书、程裕淇、张民觉、乔冠华、夏勤铎等等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史学家、政治活动家和实业家，为民族的强盛、国家的兴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从1983年毕业50周年返校举行活动开始，他们在20余年间，每年组织同级级友回母校聚会，毕业或入学逢五、逢十的年份，还编辑纪念册、制作纪念品。这样一批年逾古稀、耄耋的老学长，２０余年难能可贵地坚持下来，在很长时间内成为清华校庆活动的一个亮点，生动地反映了老学长们热爱母校的深厚感情。孙增爵先生是这个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差不多每年都和他夫人张鳴冬女士不远万里，回来参加有关的活动。
1985年后我开始做学校领导工作，每逢校庆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就增多了。和他交谈能感受到他热爱中华、热爱清华的真诚情怀，经受生动实际的清华优良传统的教育。他虽然身居异邦，远在万里以外，但是一直关心着清华点点滴滴的消息，尤其是非常关心清华在建设“世界第一流大学”进程中的发展和变化，积极向学校提出他的看法和建议。他认为：“大学是培植人才的机构，学校教授与学生的才华和表现”应该是衡量一个大学的主要标准。他积极推动在美校友对学校的捐赠，自己也多次为母校捐款设立奖学金。2000年他还把他们夫妇珍藏多年十分宝贵的中国国画大师徐悲鸿的画作“食草马”，通过清华北美教育基金会赠给了学校，表达了他们诚挚的爱校之情。他利用校庆期间返校的机会，积极参加奖学金发放等活动，鼓励在校学生继承清华优良的传统，努力学习，准备为民族的强盛和国家的兴旺作贡献。
纽约清华同学会，在上世纪40到70年代间，是一个友谊交际的团体，每年在校庆时举行年会聚餐，多年来由也是33届的学长黄中孚（黄牛）召集。1980年初，在当时任清华同学会会长孙增爵先生与秘书崔兴亚学长（36）主持以及夏勤铎（33）、卓牟来（33）、杨镇邦（36）、顔保民（40）等学长的推动下，筹划将同学会变成为一所有法律地位的组织。由担任律师的杨镇邦学长经手，向纽约州政府注册，作为一所非营利性的公司，于1980年４月27日年会时，正式宣告成立。注册完成后，同学会又向美国联邦政府税务局申请，获取免税地位，以便校友或其他人士，经过同学会向清华大学赠款时，有减税的权益，到1980年12月在母校70周年之前终于得到核准。办理此事，相当费时、费力、费钱，没有孙增爵先生他们执着的努力是很难成功的。值得一提的是孙先生和夏、顔、崔、杨等学长都曾在一个跨国石油企业森美（SUMMIT，意为SUM OF MIT，源于该公司创办人是几位 MIT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公司任职。夏勤铎学长为森美主席，顔保民学长为总裁，其他几位均任资深高级主管或顾问。
孙先生是1979—1983年期间纽约清华同学会会长，以后又任该会董事、董事长。他待人真诚热情、办事认真负责，他的崇高品质、资深的经历和出色的组织能力在校友中享有很高威望。长期以来他为促进母校和在美国清华校友的联系、推动清华和美国相关高校等的合作做了大量工作。改革开放以后，1980年５月，学校第一次组织由当时刘达校长率领、高景德等10位领导和教授组成的代表团访问美国。孙先生为首的纽约清华同学会作为代表团在纽约访问的东道主，多方联络，精心安排，使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孙先生还专门组织邀请代表团成员分别到他和一些清华校友家过周末，大大加深了母校代表团和校友们之间的感情。
为了表彰孙增爵先生在校友工作方面的杰出贡献，清华校友总会在2006年向他颁发了“校友工作特别荣誉奖”（共四名，其中海外两名）。在众多校友中孙先生获此殊荣，实在是众望所归。
1995年我重病动了大手术，住院近一年，以后慢慢恢复过来, 感觉恍如隔世。1997年校庆日，我妻子张克鋐（60届）陪同我在校园内看看，到了工字厅后院，不期而遇已经几年不见的孙增爵先生和孙夫人张鳴冬女士，真是喜出望外，他们说知道我得了重病，正想打听怎么能见我呢。几年没有相叙，当然有说不完的情况要交流。畅谈之余，我们还一起在工字厅后院合影留念，并且互致保重，约定次年校庆还在原地相聚和合影。这以后十余年，一直到2006年，我们年年如约几乎都在校内原地合影，从未间断，每每在工字厅后院为知情者所喜闻乐见。
2006年底得知孙先生因糖尿病引起足疾住院疗养，心中很不安，恰逢我有机会在2007年初去美国访问，决定抽时间专程去看望孙先生。和孙先生及孙夫人联系后，他们极为热情，而且孙先生马上亲自联络清华纽约地区校友会，建议他们把一年一度的是年春节聚会，改在我到纽约后的周末初六。那天晚上我们在万寿宫和到会的八十多位校友共同缅怀在母校的难忘岁月，相互交流学校发展及旅美校友近况，渡过了一个十分难忘的夜晚。孙先生非常想能参加这个聚会，但因为健康原因而不能前来。第二天2月24日早上，由纽约清华校友会负责人罗建纲陪同我和克鋐，从我们住地纽约总领馆出发，驾车前往康州Edgehill疗养院，看望在那儿疗养的孙先生。孙先生及孙夫人张鳴冬女士为我们的探视作了精心安排，孙先生早就下床在座椅上等我们，见到我们十分兴奋。我首先转达了学校多届领导和校友会的同志们对他的关心和问候，他详细询问了昨晚的聚会和我们访美的情况，也介绍了他治疗的情况，表示不久即可回家，显得十分乐观。看到九十五岁高龄的孙先生，除因足疾而行动困难一些外，还是和半年前在清华见面那样精神饱满，谈吐从容，心中十分欣慰，我们一起合了影，并共进午餐。因为我们要赶在天黑前到波士顿访问，所以只能在两点后依依惜别，握别时孙先生说：我们约定下次校庆再到工字厅前相叙和合影。岂知这竟是我们最后的见面了，回想那情景，失落和惆怅的心情油然而生。此时此刻我想起在2007年4月我们一次通信中，他“期盼清华校友们能为学校和国家作更多贡献”的愿望，我们应尽力去实现这个遗愿，以实际行动告慰我们尊敬的孙先生在天之灵。
（刊登于《清华校友通讯》复57期第176－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