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文

传信同志离开我们快两年了，但心中的伤感却难以随时间而消失。提起笔来仿佛又看到了他从九公寓走到工字厅路上的背影，又回到了多少次我们亲切坦率交谈的场景。他的离去，使清华又失去了一位为学校事业而终生奋斗不息的老同志，我个人则又少了一个能经常得到鼓励和鞭策的老领导。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和他直接接触不多，但是知道他是无线电系的主要负责人，无线电系虽然是个建立不久的新系，但在人才培养、教学、科研等各方面工作都做得有声有色、成绩斐然，所以传信同志作为系一级的负责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被选入南翔同志领导下的党委常委会不是偶然的。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更是经历过那段历史的清华师生员工所周知的。

传信同志是在1984年初接任学校党委书记的，继刘达和林克同志后，他和高景德同志一起，成为清华从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中恢复过来，进入提高和发展阶段的领路人。1984年暑期，我从美国进修回来不久，在系内接汪家鼎先生担任系主任工作。有一次在路上遇到他，他就和我一路走一路聊，他说：“我们知道你在美国做研究工作取得成绩的情况，你要有思想准备到学校来工作”。我说我任系主任还不久，还是在基层吧！因为不是正式的组织决定，所以我也并没有很在意。1985年初，滕藤同志调国家科委任职后，我被任命接任他在学校的工作，此后，和传信同志接触多了，我发现像这样在不经意的谈笑中对你下点毛毛雨，看来似有点“自由主义”之嫌，竟是他对干部做工作，交流想法的典型“传信风格”。

在传信和景德同志主持工作这一阶段，一些重要的办学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在以后还一直被继承着，他们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为学校后来的发展和提高打下了重要基础。从办学的长远战略目标来说，1985年8月他代表党委在中共清华大学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从现在起的十年是把清华大学逐步建设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的重要阶段”。这是第一次在学校正式的重要文件中明确：建“世界第一流的大学”是清华的长远战略目标，而且把学校当前工作与这个目标联系起来。在总结解放后长期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顶着被社会上某些人指责为“保守”的压力，坚持把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学校的根本任务，概括出“一个根本(培养人)，两个中心(教育中心和科学研究中心)，三方面结合(教学、科研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一、二、三”办学指导思想，这些指导思想至今仍然是办好清华大学这样高水平大学应该遵循的准则。他和景德同志一起从学校实际和教育规律出发，提出“着重提高，在提高中发展”的方针。和当时社会和媒体上大张旗鼓宣传一些高校管理改革的“时尚”做法有区别，提出为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清华要首先抓“业务领域的改革”。实践证明这些认识和举措都是正确的，这一阶段，清华在他们领导下，没有像社会上有些人所预言那样：经过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会像红楼梦中“荣宁二府”这样衰落下去，反而是各方面工作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传信同志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学校党委的主要负责人，深刻认识到必须坚持办学的正确方向，在一个良好、健康的育人环境中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正确的人生观。这既是保证学校能有一个进行改革和发展所必需的安定的环境，也是学校坚决贯彻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所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党的基本路线所应该做到的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他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敏锐的洞察力，抵制那一时期在社会上泛起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歪风。在1986年末由南方某些高校开始引发而一直波及北京的风波中，学校各级干部和广大教师团结一致，对全校学生既旗帜鲜明又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这和传信同志的正确领导是不可分的。以后在1989年遇到的那场更大的政治风波中，虽然他已从一线领导岗位退了下来，但一直关心事态的发展和学校的情况，经常到工字厅来和我们一起分析形势，增强了我们在极为复杂的环境下克服困难的信心。对学校在这期间所采取的一些重要措施，他都表示积极支持，他的关心和帮助对我们在第一线工作的校领导班子成员是很大的鼓励，促进我们能较好地经历了这场风波的考验。

在坚持正确的方向、排除各种干扰的同时，清华在这一阶段深入具体又踏踏实实地推进了业务领域中各项事业的改革。为适应国家对各类人才的迫切需要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也考虑到清华的历史条件及基础，学校加快了调整学科和专业结构的步伐，继在刘达同志主持工作期间已经成立的经济管理学院逐步扩大规模之外，在1985年10月正式恢复了理学院，聘请周光召同志兼任院长，为使该学院的工作能得到来自学校更多直接的支持，传信和景德同志商定由我去兼任副院长(学校还任命了刘遒泉同志为负责经常工作的副院长)。回顾这二十多年来理学院从艰难起步到如今蓬勃发展的局面，以及在学校发展提高中的作用，深感理学院的建立，对清华大学从一所多科性工科大学逐步转变成以工科为主多学科门类的综合性大学的重要性。清华历来有重视本科教学尤其是基础课教学的好传统，传信同志既有基层工作的丰富经验，又长期主持过学校教务部门的工作，这一期间学校在培养计划和培养方法上做出了全面的改革，提出“提高学生全面素质，加强能力培养”，从1985年起对本科生的教学计划作了一次重要的调整，大力倡导主要是由他概括的“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为了落实“着重提高，在提高中发展”的方针，这一期间学校研究生规模有了大幅度的扩展，而且经国家教委批准，1984年5月在我国高校中第一批试办了研究生院。在科研领域为适应科技拨款体制改革，学校强调加强学科联合，抓住科技前沿方向和我校综合优势组织大项目，提高竞争力。那时在全国高等学校几乎很少有千万元以上经费的大项目，而我校经过努力，突出重点，承担了核能、微电子和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三个大项目，被一些高校称为清华科研战线的“三面红旗”。

当时学校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最重要的决策层是每周一次由传信同志主持的书记校长联席会议，上面提到的这些对学校发展和提高有重要影响的改革举措，都是在这个范围内议定后分工去实施的。在这个决策层内传信和景德同志非常注意听取大家的意见，不同的看法可以无顾虑地争论。除了讨论工作，每学期至少还要过一次组织生活，交流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传信同志领导下，这个领导班子既是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又有很深厚的同志情谊。我们这些协助他们分管各领域工作的同志，则感到由于党政关系协调和领导作风民主，指导思想明确又能放手让我们大胆工作，因此心中很踏实，工作很愉快，我个人在这一阶段受到的锻炼和提高至今难忘。

由于他入学于西南联大，后进入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后又回清华继续学习直到毕业，曾经是蒋南翔同志领导下学校领导核心的一员，他对清华历史和光荣传统有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他非常重视在校园建设中要体现和反映清华的光荣传统，这样既可以在校园环境中折射出清华历史的积淀，增添清华校园建设的文化内涵，也默默陶冶影响和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学生们。无论是在水木清华北山坡上“祖国儿女、清华英烈”纪念碑的树建，还是处于甲所和丙所之间的“西南联大纪念碑”；无论是刻有“清芬挺秀，华夏增辉”学校70周年的纪念石碑，还是闻一多和朱自清先生的塑像的设置和安放，他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才智。还值得一提的是，在他领导下妥善处理了“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二校门”地区景貌所遗留的问题，为我们在建校80周年前夕能顺利地恢复“二校门”的原建筑打下了基础。

传信同志虽是校内主要负责人，但他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在校内各级干部和广大教工中有很多朋友，几乎没有人称他李书记，多是亲切地呼他为“传信同志”。他熟悉很多干部和教师的经历、特点以至家庭情况，作为党管干部负责人，他能做到知人善用。他热爱清华，淡泊名利，给我印象深的是当他在1988年从学校党委书记岗位退下来后，当时主管国家教委的主要领导同志曾热情邀请他去主持一个重要的教育行政部门工作，如果从地位和待遇来说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岗位，但他反复考虑还是婉言谢绝了，他和我说：虽然从第一线退下来了，还是不愿意离开清华。

传信同志把毕生精力奉献给清华大学后离开我们走了。回忆往事，心情难免沉重。他对清华发展提高所做出的贡献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我们纪念他，就要继承他热爱清华、热爱我国教育事业的崇高情怀，就要学习他的高尚品格，为完成他的未竟事业而努力奋斗。

（刊登于《李传信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第6－10页，此文写于200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