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 张孝文

张宗植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他慈祥的面容时时在我眼前浮现，更令我难忘的却是他那执著的热爱祖国、心系清华的情怀。利用这本文集出版的机会，我愿把点滴的回忆写下来，以寄托对他的哀思和怀念。

我最早对张宗植先生的印象，是在1987年初从老校长蒋南翔病榻上得到的。蒋校长告诉我们说：在“一二•九”时代，清华有一个学生是他的老乡，因为积极投入爱国学生运动被捕，后来还是依靠家里的背景，好不容易才放了出来，以后去了日本及国外，失去联络。改革开放后他回来，我们见了面，他至今怀念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大学度过的那段难忘的岁月，要用30万美元在清华大学设立一项“一二•九奖学金”，奖励在校的优秀学生和青年教师。1987年11月初，我去参加一个在东京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利用那次访日机会，我得以与张宗植先生第一次会面，张先生和夫人春江女士邀我在东京帝国饭店共进晚餐。初次见面，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学者，清癯的脸颊，不高的身材，谈吐从容，举止儒雅，想象不出来他是一个驰骋在国际贸易商场上久经锻炼的实业家。当时张先生与老校长蒋南翔、张滢华女士（张宗植先生亲密的老乡和朋友，已故何凤元先生的夫人，“一二•九奖学金”的监管人）及高景德校长已有过多次信件交往, 确定了有关奖学金的各项事宜，包括名称、条例、发放对象和金额等。当年9月初学校收到张先生汇来的30万美元后，也已将其作为“一二•九奖学基金”正式存入中国银行。席间我详细介绍了奖学金的有关落实情况，代表学校向张先生再次表示感谢，并向他赠送了捐赠纪念册。我还代表高景德校长邀请他和夫人春江女士在来年到校访问和出席奖学金第一次发放仪式。他对学校迅速落实有关事项很满意，欣然允诺1988年到校访问并出席奖学金第一次发放仪式。他把我们在当晚的一张合影收入在后来出版的《比邻天涯》一书中。

“一二•九奖学金”是当时由个人捐赠给清华大学的最大一项奖学金（据清华校友会承宪康同志告我，至今仍是），也是校内众多奖学金中最受清华师生重视的奖学金之一。1988年以来，张宗植先生几乎每隔一、两年就亲自来学校颁奖，而且向得奖学生和青年教师发表演讲，鼓励他们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建设学好本领、多作贡献。从1988年以后，我和他接触的机会增多了，再加上陆续读到一些他撰写、出版的带有自传性的回忆作品和文集，对他的了解和崇敬也逐步加深了。

他把在清华设立的奖学金命名为“一二•九奖学金”不是偶然的。凡是和张宗植先生有过接触或读过他的几本自传性文集的人们，都会有强烈的感觉，那就是他在“一二•九” 那个民族存亡的危急年代所确立起来的人生理想, 不管在什么环境下，一生从未动摇过，强烈的爱国热情始终支持着他传奇般的人生经历。他虽然长期“身在海外”，但却一直“心在祖国”。他始终渴望中华民族能复兴、强盛，而且时刻记挂着、努力履行着，他总是要求自己要为这个理想做些什么。他对我们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在2000年清华大学“一二•九奖学金”颁奖仪式上的一段讲话，就真实地他反映了他的心声，他说“百年来，中国人民能突破一切困难，争取到今天的局面，是依靠了革命的人民大众，共产党的领导，青年们的不怕牺牲，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的结果，虽然距离理想还有若干里程，中国的前途已见到了光明。”

在学生时代，他是清华地下党团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简称“社研”)”的成员，在学校主编进步刊物《清华周刊》。那时，他和很多当年投身爱国革命事业的同学们为寻求真理而走到了一起。1935年张宗植被捕后，就和蒋南翔、高承志、旷壁城、韦君宜等在清华志同道合的“小朋友们”失去了联络。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步联系上,“欣喜若狂”的心情是他人难以体会的。重逢唤起了在他心中从未泯灭过的“关注中华民族和国家命运”的真纯热情，回到那令他魂牵梦萦的年代。他从内心对他的这些老同学们在教育、文学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由衷的钦佩和高兴。这中间有比“旧友重逢”有更深一层的感情，那就是张宗植觉得他们在民族独立、解放和复兴事业中很多方面的实践和贡献, 正是他自己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他们是他自己理想的化身。他说：“在学校从事‘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当年，是我们最真诚无垢的年华”。“回想我的一生，除了幼年就相知的若干同年辈的亲戚外，想念最深的是在清华时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同志们，人数也最多。提到他们和她们，哪怕当年接触的时间并不太长，提到名字就活现在记忆中，有说不尽的亲密感，觉得心志相通，无话不可谈。”

张宗植先生在清华大学读书的那个年代，实在是“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如果能按他本人的意愿去发展的话，他的事业很可能是在文学上的。他也可以像年青时的朋友叶君健、端木蕻良等那样驰骋于中国现代文坛，成为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家。其实，现在我们从他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他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和出色的写作才能。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的《竹骡记》和《樱花岛国余话》等篇章陆续在国内出版，虽然他自谦已经“中文荒疏”有年，而事实上几十年传奇的经历，和对外部世界的冷静观察和思考，使他笔底的功夫“比学生时代老练了”（如端木蕻良所说）。他的那些在我国文学界有很大影响的朋友们，端木蕻良、韦君宜、王作民，包括从未有机会见面的著名作家徐迟等，读到这些作品以后，都热情鼓励他再写、多写，并帮助和推荐到一些重要的刊物上发表。1966年他的第一部自传性文集《比邻天涯》终于出版。我对他的一些作品一直非常欣赏，从最早看到《樱花岛国余话》起，就留下很深的印象。1996年我动大手术后出院在家养病时，他专门来看我，并赠我刚出版的《比邻天涯》。那时我体力还差，不能久读，但这本《比邻天涯》深深吸引了我，不到一周，就从头到尾看完了。

2003年初承宪康同志转告我，张宗植先生继前一部文集《比邻后涯》问世后，近十年来他仍然笔耕不辍，已汇集成这一部新的作品《海天一色》。张先生拟请我作序，已托宪康同志把初稿给我带来了。他因商务仍然繁忙，加上近年来眼疾渐重，还差其中最后一篇《港湾的夕阳》，将在完稿后送我。张宗植先生是我尊敬的前辈，他在清华设立的“一二、九奖学金”， 对清华大学年轻学子的培养和学校工作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要能为他做些事情，实在是我内心的愿望。所以，虽然我很担心自己的文笔配不上他的正文，最后还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欣然允诺了。2003年6月，我在写好“代序”的初稿后，寄去请他指正，他立即很谦逊又真诚地给我回了一封信。信中有一段表露他心情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对他有更好理解。他说：“我今天的心境，常觉得离祖国太久了，对故国和对中华民族应该尽的责任，没有做够，正像韦君宜在病中所说：‘待我病好了，我们再回到学校去！’如果物理上仍有可能，我真愿意回到清华，和现在的一年级同学青年同去听课，学一门实用的科学知识，为中国也为世界增做些许贡献。”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曾经有个几次通信。据我所知，由于一些老客户的要求，公司离不开他，90高龄的张先生，每天中午还到公司上班，直到去世前一天也是晚上七、八点才离开。但同时，有两件大事他是要坚定地去完成的。一件事就是把《海天一色》完稿，他每天下班回家已经很晚，常常还撰写和阅读至深夜。2003年6月他来信告诉我：“最近视力跌落得很快，五号字的书报不用放大镜己经无法阅读。”而到8月更严重突变，黄斑变异白内障使他右眼全盲，左眼视力只有光感。至使他自己已经不能动笔来完成原来确定的最后一篇稿子《港湾的夕阳》以及后来又补上的一篇《万树樱花》，只好口述，请人整理才完成。令人哀伤和遗憾的是，在2005年初这部文集正式出版前，他竟然离我们而去了。

另一件事是他要力争把清华大学的“一二•九奖学金”的基金增加到100万美元。张宗植先生不是一个腰缠万贯的资本家，他是靠劳动获得收入的高级经理人员，他自己过着俭朴的日子。我曾有幸在20世纪90年代初因公务而再次访问日本时，应邀到他在“洗足池”畔的居所小坐。就如他在《海天一色》文集的《洗足池波影》一文中所描述的，那儿周围环境的确很好，尤其是邻近的那一池清水，在繁华的东京是休闲散步难得的好地方。但他的生活并不豪华，住所够用，但说不上十分宽敞，陈设简朴而清雅，最多的是各色书籍。当时能把积蓄所得50万美元分别在清华大学（30万美元）和中国科技大学（20万美元）设立两笔奖学金，表明他在尽力实践着他年轻时就肩负起的使命。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美元利率不断下降，而每位获奖人的奖金额又必须有所增加，从原30万基金的年利中来维持原定的获奖范围，曾经遇到困难。张宗植先生除了几次在当年补充金额外，又两次增加基金总额，使这项“一二•九奖学基金”总额在2003年已经达到60万美元。但张先生有个愿望，就是要把“一二•九奖学金”的基金额再提高，虽然因为眼疾而住院动手术，他一直还在筹谋这件事。张先生两次给学校来函，表示要将“一二•九”奖学金基金从那时的60万美元提高到100万美元。但因他在新加坡的存款只有25至26万美元，所以本来拟先汇25万美元，余额另行筹措。不料长期协助张先生工作的原秘书小出栗女士（日籍，当时已71岁）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主动向张先生表示，她追随先生五十余年，深受教诲，要帮助先生实现这个愿望。她说：“50多年来受着‘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同志的指导，才能走到今天。”所以她决定捐助15万美元，以了却张先生的心愿。张先生把这个动人的故事口述成一篇《万树樱花》，补充到《海天一色》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先生的人格魅力是怎样影响着他周围的人们的。

先生虽然已经仙逝，但是他的崇高品质会一直长存在我们心中。我们对张宗植先生的最好记念就是要努力实践他的民族复兴和强盛的理想。我相信中国的年轻一代，是不会让像“一二•九”时代这样的老一辈革命者失望的。

2006年10月于北京

（刊登于《桑梓明月——张宗植纪念文集》，中国科技大学校友总会编印，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