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高龄的张宗植先生是清华大学的老学长(1932--1935)，一位日籍华裔企业家。在他的前一部文集《比邻天涯》（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问世后，近十年来他仍然笔耕不辍，而汇集成这一部《海天一色》作品。文集内容包括有：他对近年来作古亲友的深情怀念和回忆；挑选出来给朋友们的60多封书信；在清华大学颁发“一二•九奖学金”仪式上的多次讲话；以及一些杂记、散文、诗和小品等。体例虽各有异，但无论忆史、记事，还是叙景、抒情，始终有一股割不断的爱国情怀在笔底游动。透过他朴实而生动的文笔，读者可以感受到他对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所迸发爱国热情的珍惜，对在清华大学那段经历和“一二•九”前后这些志同道合战友的眷恋深情，他始终渴望中华民族能复兴强盛。可以说这本文集记载了他一生中不可忘却的珍贵纪念。
《童话中的青少年时代》是作者为缅怀和叶君健的长期友谊而作。他与叶君健从中学时代起就在浦东中学同学而相识，后来1936年又同船一起东渡日本留学。抗日战争开始因各自原因而返回国内，虽然都在内地参加抗战工作，但因岗位不同而未有机会再见面。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因偶然机会而在英国伦敦再次相遇，这篇回忆对这一段短暂时期的交往确很多生动的描述。这以后他们一别就是41年，到1988年后才重新联络上。叶君健因为翻译《安徒生童话全集》在国内闻名遐迩，童叟皆知。但叶先生自己看重的是他在文学创作上的贡献。张宗植先生从青年时代就对叶君健非凡的语言能力十分钦佩，也一贯仰慕他在文学上的造诣。这篇回忆，尤其是在该文结尾最后几段，描述他与叶君健先生1996年最后一次见面时的交谈，以及几封选入文集中和叶先生夫妇的书信，可以看到他们“知心”、“知音’’之深，是一对难得的挚友，全文处处流露出张宗植先生对叶君健过世的深切悲痛和无尽的怀念。
《西望中原》一文是纪念他表叔宗亮东的回忆。张宗植先生幼年丧母，以后就在外祖家长大。论辈分宗亮东是张宗植先生的表叔，但他们友好无间，从小张宗植先生就直呼其名。他们虽然不住在同一村庄，但交往频繁。富庶的江南水乡环境及书香门第的传承，使他们在家庭中受到良好的呵护和教养，童年时代开始就在一起生活和学习中形成“竹马之交”。宗亮东先生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从事教育，为开拓边疆教育事业，曾到云南丽江从事师范教育。1945年台湾回归祖国，急需改变日本统治下的教育制度，他和夫人一起去了台北，晚年一直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务长。作为炎黄子孙，他盼望中国统一，生前在病榻上就委托他亲属：一定要把他和夫人，合葬在台湾省西北角宜兰县临海向西山坡上买定的一方墓地中，以能永远西望中原！张宗植先生又把这一层深厚的感情升华为“希望中原”，“相信中华民族是一定会繁荣的”。
文集中收录了张宗植先生对三位于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的同学，已故的端木蕻良、旷璧城、韦君宜的情深意切的回忆和悼念。那时张宗植在学校主编进步刊物《清华周刊》，端木蕻良“当时已有文名，而且倾向很受我们欢迎”，故曾经约他写稿，而互相认识。他和旷璧城、韦君宜都是地下党团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简称“社研”）的成员，在年轻时他们有共同的理想，为寻求真理而走到了一起。1935年张宗植被捕后，和旷璧城、韦君宜以及蒋南翔、高承志等在清华志同道合的“小朋友们”失去了联络。到80年代才逐步再联系上，“欣喜若狂”心情是他人难以体会的。重逢唤起了在他心中从未泯灭过的“关注中华民族和国家命运”的真纯热情，回到那令他魂牵梦萦的年代。他从内心对他的这些老同学们在文学、教育等领域所做出的成就表示由衷的钦佩和高兴。这中间还有更深一层的感情，那就是张宗植觉得他（她）们为民族独立、解放和复兴事业中很多方面的实践和贡献，正是他自己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他（她）们是他自己理想的化身。他说：“我们在学校从事‘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当年，是我们最真诚无垢的年华。”“回想我的一生，除了幼年就相知的若干同辈的亲戚外，想念最深的是在清华时的‘一二•九’学运中的同志们，人数也最多。提到他们和她们，哪怕当年接触的时间并不太长，提到名字就活现在我的记忆中，有说不尽的亲密感，觉得心志相通，无话不可谈。”读者也不难理解为什么韦君宜在病榻上的期盼：“待我恢复健康后，我们一起回到学校去!”会引起他强烈的共鸣了。
80年代以后的重逢，也促进张宗植在年轻时就很出色的文学才能重新显露出来。虽然他自谦已经“中文荒疏”有年，而事实上几十年的传奇经历，和对外部世界的冷静观察和思考，使他如端木蕻良所说：笔底的功夫“比学生时代老练了”。尤其是大家读到他的《竹骡记》和《樱花岛国余话》等篇章以后，那些在我国文学界有很大影响的朋友们，端木蕻良、韦君宜、王作民，包括从未有机会见面的著名作家徐迟等，都热情鼓励他再写、多写，帮助和推荐到一些重要刊物上发表。《比邻天涯》的出版就得到他（她）们的鼓励和推介，端木蕻良为该书题签，写了跋（因为出版时间的原因，没有来得及编进该书，而收入本文集）；王作民以《悠悠游子心》为题，对该书作了非常精彩和详细的介绍。
《洗足池波影》一文是给王作民的复信。王作民是在张宗植先生离校后，1935年秋进入清华的，到80年代末老同学聚会时他们才相互认识，但一见如故，叙谈和书信来往频繁（本文集收录的书信中，他给王作民的也最多），相互交流涉及各个领域，内容丰富，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洗足池波影》一文，可以说是脍炙人口的《樱花岛国余话》（已刊在《比邻天涯》中）的姊妹篇。在《樱花岛国余话》中张宗植先生对日本这个国家所做出的历史分析，是他在日本几十年亲身经历和敏锐观察所得到的认识，真实而深刻。诚如王作民在《悠悠游子心》中所说：“想知道日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以及它如何从废墟中变成超级经济大国，读《余话》及其他相关篇章最能解渴”。如果说《余话》的重点是在对他所工作与生活的外在环境的刻画，那么《洗足池波影》更多的是记述他是在什么样的境况下，决定留在日本的。他详细地回顾了在时局及环境变化时的选择；描写了在加入“森美公司”以前他跌宕起伏的经历；在十分困难的日子里他的心情和如何应对挑战。读者可以从该文中看到，他虽然只身在外，但他这颗“为中国”的心是一直跳动着的。《洗足池波影》所用的“复信”文体，也使读者能对他的内心世界有更多的解读。
张宗植在清华的那个年代，实在是“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要能按他本人的意愿去发展的话，他的事业应该是在文学上的。我想他也可以像叶君健、端木蕻良、徐迟等那样驰骋于中国现代文坛，成为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家。其实，现在我们从他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他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和出色的写作才能。他在20世纪30年代所写的文艺作品和当时一些作家的作品相比，毫不逊色。读者还可以从他与徐迟关于怎么样的翻译才称得上是高水平创作的讨论，从他对这些名家的一些代表性作品如《曹雪芹》、《思痛录》等的评价，从他对日本出版的中国历史小说的评论，以及这本文集中很多篇章和有关书信中，看到他对文艺领域有许多独到与精辟的见解。
我最早对张宗植先生的印象是在1987年夏，从老校长蒋南翔病榻上得到的。蒋校长告诉我们说：在“一二•九”时代清华有一个学生，是他的老乡，因为积极投入爱国学生运动被捕，后来还是依靠家里的背景，才好不容易放了出来，以后去了日本及国外，失去联络，改革开放后他回来，我们见了面，他至今怀念30年代在清华大学度过那难忘的岁月，要用30万美金在清华大学设立一项“一二•九奖学金”，奖励在校的优秀学生和青年教师。后来，在1987年11月初我去参加一个在东京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应东京工业大学末松校长之邀出席该校一个纪念学校创立一百周年的活动。利用这次访日机会，我得机会与张宗植先生第一次会面，张先生和夫人春江女士邀我在东京“帝国饭店”共进晚餐。初次见面，给我留下的印象：他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学者，清癯的脸颊，不高的身材，谈吐从容，举止儒雅，想象不出来他是一个驰骋在国际贸易商场上久经锻炼的实业家。当时张先生与蒋南翔校长、张滢华女士及高景德校长已有过书信交往，确定了有关奖学金的各项事宜，包括名称、条例、发放对象和金额等。9月初，我们在收到张先生汇来的30万美元后，已经作为“一二•九奖学金”基金正式存入中国银行。我详细介绍了有关落实情况，代表学校向张先生再次表示感谢，并向他赠送了捐赠纪念册；我还代表高景德校长邀请他和夫人春江女士在来年到校访问和出席奖学金第一次发放仪式。他对学校迅速落实有关事项很满意，欣然允诺1988年到校访问并出席奖学金第一次发放仪式。我们在当晚的一张合影，他已收集在《比邻天涯》一书中。
“一二•九奖学金”是当时由个人捐赠给清华大学的最大一项奖学金（据清华校友总会承宪康告我，至今仍是），也是校内众多奖学金中最受到清华师生重视的奖学金之一。1988年以来，张宗植先生几乎每隔一二年都亲自来学校颁奖，而且向得奖学生和青年教师发表演讲，鼓励他（她）们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建设学好本领、多作贡献。由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元利率不断下降，而且每位获奖人的奖金额又必须有所增加，从原基金的年利中来维持原定的获奖范围，曾经遇到困难，张宗植先生除了几次在当年补充金额外，有两次增加基金总额，使这项“一二•九奖学金”基金总额现在已经达到60万美元。
张宗植先生不是一个腰缠万贯的资本家，所捐赠的奖学金是他作为公司的高级经理人员几十年辛勤劳动所得的积蓄。我曾有幸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因公务而再次访问日本时，应邀到他在“洗足池’’畔的居所小坐。就如他在《洗足池波影》一文中所描述的，那儿周围环境的确很好，尤其是邻近的那一池清水，在繁华的东京是休闲散步的难得好地方。而张先生的生活并不豪华，住所够用但说不上十分宽敞，陈设简朴而清雅，最多的是各色书籍。他自己过着俭朴的日子，而把一生积蓄在清华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设了两笔奖学金。这些，再一次表明他内心始终深深地爱着中华，爱着祖国，一直没有忘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年轻时就肩负起的使命。这二十多年来，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也信任中国年青一代是不会让“一二•九”时代这样的老一辈革命者们失望的。
他确实又“回到了学校”，而且把一颗爱国心奉献给了母校，奉献给了他寄托着希望的年青一代。
【补记】
上面这篇代序是在去年5月底写就的。当时知道这一部《海天一色》还差一篇文章，等张宗植先生完稿。而我接受为这文集写序后，心中一直忐忑不安，很担心配不上他的正文。张宗植先生是我尊敬的前辈，他在清华设立的“一二•九奖学金”对清华年轻学子的培养和学校工作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要能为他做些事情，实在是我内心的愿望。同时，我对他的一些作品也一直非常欣赏，从最早看到《樱花岛国余话》起，就留下很深的印象。1996年我出医院在家养病时，他专门来看我，并赠我刚出版的《比邻天涯》。那时我体力还差，不能久读，但这本《比邻天涯》深深吸引了我，不到一周，就从头到尾读完了。这次我答应写序后，一面有机会对《海天一色》的内容能够“先睹为快”，但同时我也犯难，长期以来我只习惯写工作报告及专业学术论文，这类文章的格式和用词相对比较简单，至于文艺作品，虽有爱好，止于阅读而己。所以，趁他还有一文在创作中，我得“笨鸟先飞”，利用去年一个来月抗“非典”的空闲时间，把文集读了两遍，写就了上面这篇代序。而这以后不久出现的一些情况，使这个文集的出版不得不推迟。
张宗植先生本来就因为有眼疾而视力不好，这一年内不幸恶化而致视力丧失，他已经不能亲自动笔来完成原来确定的最后一篇稿子《港湾的夕阳》。这期间发生的事情，又使这部文集除了补上最后完稿的《港湾的夕阳》以外，还增加了《万树樱花》一文。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张先生有个愿望，就是要把“一二•九奖学金”的基金额再提高，虽然因为眼疾而住院动手术，他还在筹谋这事。今年3月张先生给清华校友总会承宪康同志两次来函，表示要将“一二•九奖学金”基金从原先的60万美元提高到100万美元。但因他在新加坡的存款只有25万至26万美元，所以拟先汇25万美元，余额另行筹措。不料张先生的原秘书小出栗女士（日籍，今年已71岁）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主动向张先生表示，她追随张先生五十余年，深受张先生教诲。她说：“五十多年来受着‘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同志的指导，才能走到今天。”所以她也要参加捐助15万美元，以了却张先生的心愿。《万树樱花》就是从这个故事起头，介绍了小出栗女士的一生、她的为人和人生追求。记述了她跟随张先生，五十多年风雨同舟的感人经历。读者可以从中看到张先生的人格魅力，也可以得到关于一个人应该树立怎么样的事业理想的教益。
《万树樱花》和《港湾的夕阳》这两篇文稿是在张先生已经丧失视力而只能口述的情况下，由他人笔记和整理完稿的。从1996年张宗植先生结束了新加坡石油公司的业务后到现在，他和小出栗女士还一直在忙着做泰国的几个公司在日本的配油业务，而他诙谐地说自己近年来更是“忙”中加“盲”。在这样的条件下，90高龄的张宗植先生以惊人毅力完成了这部作品，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一种支配着他传奇式一生的精神。
《海天一色》是一本人生的教科书，我相信所有的读者都会从中受到教育。
张孝文
2004年6月5日
（刊登于《海天一色》张宗植怀旧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