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文

1995年12月在我住院期间的一个下午，景德同志突然来病房告诉我说，因为糖尿病也住院来了，就在这层西头18号，还说，他住院时间不会太长，血糖稳定后就回去。那时我的情况不太好，他鼓励我安心治疗，战胜病魔。谁知道他这一住竟然会没有再离开病房。可能是已患有顽症的缘故，他的糖尿病比想象中要难控制，直到1996年3月初，他告诉我血糖指标有好转，准备回家去了。但就在这以后几天，他突然出现全身黄疸，检查发现有肿瘤，而且部位长得不好，已无法做切除手术。不久我倒出院了，但还定期去治疗和检查，因此有机会常去看望他。对他病情的变化我是清楚的，思想上也有生变的准备，但近年底得知他真的离开我们而去时，悲痛的心情仍是久久不能平静。

景德同志是我国第一个留苏博士，一位有杰出贡献的电机和电力系统专家，因而对他早有所闻。“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虽然都在工字厅工作过，但直接接触很少。“文化革命”中在江西农场劳动时，我们编在一个连队，在那个时期，他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比一般中层干部要重。他年近半百仍与年轻同志一样劳动，埋头干活，言谈甚少，但待人总是那样真诚与和善，在大家心目中，他是一个忠厚、达观的学者。

与他接触较多是在1985年初我到学校任副校长以后。从1983年他接替刘达同志当校长，到1988年期满退下来，这五年是学校发展中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也是国家和学校能否在稳定的环境下进行改革开放受到严重挑战的时期。景德同志作为一校之长主持学校行政工作，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和指导方针，对清华的发展和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多个场合表示：学校要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有人写文章非难他，他知道后含笑地说，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还要这样做。1986年前后，个别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到很多学校去散布奇谈怪论，有些青年学生也一时受到迷惑。在一次与学生座谈时，有学生问高校长，清华怎么不请“他”来做报告，景德同志说：“我当校长就应该给你们请好一些的老师。”

在总结历史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办学经验后，这一时期清华进一步明确了“一个根本、两个中心、三个结合”的办学方针，即把培养人作为学校的根本任务，要把学校建成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实行教学、科研和社会生产实践三结合。在发展规模和提高水平的关系上，在党委的支持下，景德同志明确提出“着重提高，在提高中发展”的指导方针。这就使学校学科的拓展、规模的扩大以及各项事业的发展，都能在保证质量和提高水平的基础上扎扎实实地进行。值得指出的是，提出这个方针时，正是在一些地方和学校不顾条件和质量，片面强调发展规模的时候，这就更显得他能从实际出发，不随波逐流的难能可贵。在他任期内，学校已初步形成了以工科为主体，理工结合，包括文科、管理学科等多学科格局，具有研究生、本科、继续教育、成人教育等层次及类型的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并开始提出要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为学校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景德同志非常重视树立良好学风及加强教学工作，有一个时期受社会上出现的“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有些学生心情浮躁，校内学习风气受影响。1985年5月在一次学代会上，景德同志亲自给学生作报告，提倡“发扬清华的优良传统，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踏实的工作作风”。为保证本科教学质量，他提出要让最有经验的教师给大学生讲课。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教务部门有的同志原先提出要让老教师给大学生讲课，是景德同志提出要改为“最有经验的教师”的。有一次在他家里，我们两个讨论怎样的讲课才有好的效果，他说：其实两个在课堂上效果很不同的教师，往往所讲的内容却是基本相同的，而差别主要是教师对这些内容的理解深度不同，由此而形成讲课的重点、表达的方式以致感染力都不同。所以他要求教师应该理论联系实际，区别情况逐步做到既能上课，又能科研，并坚持基础课教学要与相关的专业系融合的改革方向。

清华在培养研究生工作方面的发展和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很有代表性地体现出了景德同志的远见卓识。他在分析了学校的师资力量和科研条件后，明确指出：像清华这样的学校，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培养一定要有相当的规模。在他任校长期间，经批准清华在全国首先试办了研究生院，在研究生的招生、选拔、指导、培养、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改革。特别要指出的是，作为一个杰出的教育家和学者，他自己在学校电工学科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带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最近向以他为首的这个学术群体所颁发的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丰富的实际经验和高瞻远瞩的教育思想相结合，这就使他始终能给工作以有力的指导。

清华大学的科研工作在这个时期也开创了新局面。学校明确了面向社会主义建设主战场，以应用研究为主体，基础研究及技术开发为两翼的发展格局。逐步形成了以核能工程、微电子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为中心的三大国家重点项目和研究基地；组织起来并通过竞争，使“七五”攻关等一大批科研任务得到落实；争取到世界银行贷款，组建了一批跨学科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在管理体制上普遍实行了课题组长负责制，对课题组负责人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对责、权、利的统一也做了相应的规定，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教师争取科研任务的积极性。景德同志不仅抓学科规划、基地建设、体制改革等有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也非常注重工作的落实。他亲自给当时确定的六项重点课题负责人发聘书，并向他们提出要求。对很多具体工作，他做出明确指示，例如在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实施以后，科研拨款制度也做了重大改革，相当多的教师不适应面向社会，通过各种渠道主动参与竞争，争取科研经费的新局面。他告诉我们说，很多教师一是信息不灵，二是不善于竞争，学校要给他们以很具体的帮助。就是按照景德同志的这个指示，学校科研处采取了很多措施，如在得知我国自然科学基金正式设立，并准备开始接受申请以后，就在全校范围内召开了“如何申请自然科学基金”的指导会议，对推动学校教师申请自然科学基金的积极性及提高命中率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做法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立的第一年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又如，景德同志对于跨系、跨学科的科研机构，应该如何组织和运行非常重视，从清华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即摩擦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开始，他就要求我们对它如何实现跨系运行的方式做出具体的规定。在文件初稿拟出来以后，他跟我们逐条进行讨论。他说，这件事很重要，组织跨系、跨学科研究任务及建设基地是一个方向，但往往与局部利益有矛盾，运行起来困难重重，希望能从中取得一些经验。

景德同志居一校之长，又是在教育和科学事业上有丰富经验的长者，因此在学校领导核心中，大家对他是很尊敬的。而他的作风却是非常谦虚和民主，一些关系到全局的重大决策，他积极发表看法，参与讨论，并自觉维护和尊重党委的集体领导。像主楼前等校园六百多亩地的征购，由学校垫资提前建设微电子1微米技术基地等，他都十分明确地发表了后来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意见。凡是要校长决策的学校行政事务，他总是在充分听取有关同志的意见，包括不同的意见后才作决定。记得在图书馆新馆建设过程中，设计方和使用方在一些问题上意见相左，有的还争执得很厉害，景德同志带了我们到工地去观察后，再请双方负责人一起来开会，在充分听取他们不同的意见后，他还请学校其他领导同志发表意见，最后他才作结论，并做了耐心的解释。景德同志待人真诚，对周围的同志充分信任，他总是鼓励大家大胆、开创地工作。他说，我的方针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信任是使用的前提；既然用了就应该放手让人干。所以在他领导下的同志都感到心情舒畅，可以充分发挥主动性。但这不是说他对工作、对同志要求放松了。有这样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影响，为了拓宽学校南北方向的主干道，在一个夜里后勤有关部门把原来路两旁的树都放倒了，有位教授深夜返校，见此情景，大惑不解，连夜打电话询问高校长，而有关部门事先却没有向学校主要领导做过报告。第二天一早，高校长把有关的同志找来，严肃指出：这样重要的事，不仅要向学校领导请示报告，经审定后，还要在这个主干道的醒目处出安民告示，告知公众。有关同志诚恳地接受子批评，并在以后工作中做了改进。

景德同志一生不仅在学术及教育事业上做出了卓越的成绩，而且他的品德非常高尚。他淡泊名利，艰苦朴素，平易近人，谦虚豁达，大凡与他接触过的人都能被他这些优秀的品质所感染。他待人宽容又诚恳，使人感到亲切。他的内心世界是这样的纯洁，想的只是事业和奉献。80年代中，有一次我们一起参加一个会议，会上有一个同志很激动地谈到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不正之风，并以他自己亲身的经历说，为了办一件小事，也要有“大团结”开路！这时，景德同志侧过身来，悄悄地问我：“这‘大团结’是什么东西?”，我解释这是十元钱的代称后，他摇头轻轻地叹息了一声，表露了他对“一切向钱看”不良风气蔓延的忧虑。他对自己要求是很严的，到过他办公室和家里的同志，对他简朴的作风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考虑他作为清华的校长，校外活动又较多，和过去几任校长一样，学校准备给他相对固定一辆小车，他得知后坚决予以拒绝。他说：“用车时能从车队要到办公车就可以，千万不要为我配专车。”景德同志就是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提到的这样“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相对景德同志所作的贡献来说，近年来所给他的荣誉，他是当之无愧的，令人惋惜的是有的来得晚了些。1996年12月初我因治疗而短期住院，得以有机会常去看他，那时他的病况已很严重，药物都难以制止的剧烈疼痛一直折磨着他。一天我在教育报上看到，他获得了第二届(1996年)“孺子牛金球奖”中的最高奖——杰出奖的消息，我马上拿着报纸去告诉他，他听到这个消息时强忍着疼痛，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断断续续地说：“工作的成绩是大家的……结果，我是不行了，你要保重。”这竟是他和我最后的一次谈话。下一次再去看他时，他已认不出我了。处于弥留之际，他想到的却还是集体，还是他人。

1997年12月26日，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获得首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代表时，江泽民同志在即席讲话中，特别提到获得唯一特等奖的高景德同志的成果，并深情地惋惜他已作古，总书记亲切地称景德同志是过去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朋友”。那天离景德同志过世差不多是一年，此情此景，实在是对他最好的纪念，我想他在天之灵应能告慰。

1998年3月

（刊登于《高景德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第11－16页，本文写于199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