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文

艾知生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两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还时时在我眼前浮现。我从开始参加工作起，就有幸在他领导下直接受到很多帮助和教育。以后工作岗位虽变动了，但时有机会接触和交流思想。他是青年学生难得的良师益友，也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良师益友。他得病后的最后几年，我们因为“同病”又“相邻”，更增进了一些特殊的情谊。我愿意利用这个“文集”出版的机会，把点滴的回忆写下来，以寄托对他的哀思和怀念。

一次汇报所得到的教诲

清华大学的学生工作有很多有影响的成功经验，这当然与蒋南翔同志的教育思想密切相关，但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艾知生同志一直直接领导这方面的工作，有好几年他还兼任团委第一书记。他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渊博的知识，又能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指导工作，他还善于深入浅出地把问题的本质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为把清华的毕业生培养成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他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于清华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形成优良的传统和独特的风格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有一位毕业后从基层实际工作做起，而后担负一定领导工作的清华校友回忆说，他在校曾任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有一次艾知生同志听取他们班上开展“三好”活动的工作汇报，他滔滔不绝地讲了近一个小时，其中大部分时间是讲开展“三好”活动的意义和重要性，至于班上具体如何开展工作却一带而过。他回忆说，他汇报结束后，艾知生同志热诚而风趣地对他说：“你那汇报中关于三好意义的部分，原则上应该是我对你们做报告讲的，而我想听的恰好是你从简的那部分。”他说这件事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次汇报所受到的教育在毕业后工作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为什么要你去兼任团总支书记?”

清华十分重视学生课外文艺、体育活动的积极开展，各有数百人的体育代表队及各类文艺社团，汇集了学生中有文、体特长的优秀代表人物，通过他(她)们参加各类比赛及演出又带动广大学生群众性文体活动的蓬勃开展。为了进一步做好体育代表队和文艺社团的工作，学校党委提出要建设好“两个集体”，即使这两个组织内的每个学生既是班集体的一员，也应该在所参加的社团和代表队中发挥作用，把那个集体也建设好。艾知生同志亲自负责组织实施这项工作。他提议要我去兼任这个文体代表团单独成立的团总支书记(我当时任校团委副书记)。我很纳闷，因为文艺和体育都不是我的专长，当时团委和学生会领导中这方面合适的同志有的是，我问他：“你怎么选了我?”他说：“这是一项新事物，这个集体建立起来后，会促进他们的训练和提高，这个我不担心，我担心的会不会突出了文、体训练而影响了他们的学习，影响他们德育、智育等的全面提高，所以要你去。”听了他的说明，我欣然应允去兼任这个团总支的第一任书记，而且深有感触，这正是他工作中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就是对任何部分学生都要全面负责，都要按教育方针提出的要求，使他们在德、智、体各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受尽磨难，斗志不减

“文化革命”中他受到严重的冲击，1971年林彪“9.13”事件爆发后，从中央到地方一批被打倒的老干部陆续走上工作岗位，在清华何东昌同志和他也开始被使用。因清华大学1970年开始有工农兵学员入学，他仍然负责学生工作。我从鲤鱼洲(清华教师下放的农场所在地)回来后，被安排在化工系做学生组长。“文化大革命”受冲击后，我产生了消极思想，不愿再担任党政管理工作，有时间就闭门读书。他还是和从前一样热情、勤奋、敬业，他对我说，见到我们这些老的学生干部又能出来一起工作，感到很兴奋。我和他说：“我希望能归队专门搞业务，希望有机会就能离开这个学生工作岗位，回到教研组去，不要看现在知识好像没有什么用，终有一天会发现中国知识分子还是太少了。”他说：“现在的舆论是知识愈多愈反动，你这个想法是可贵的，应该有反潮流精神，但学生工作也很重要，特别需要像你们这样有经验的老同志。”鼓励我在这条战线上继续和他一起努力。他受到的磨难要比我严重得多，而对教育事业仍然这样忠心耿耿，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不久以后，清华要进口一台日本造的扫描电子显微镜，这在国内是第一台，学校对这件事很重视，因为这与我从事的专业业务相关，当时负责这方面领导工作的何东昌同志，指定要我参加三人验收小组，此后我又转到非金属材料教研组工作。1973年底清华搞“三个月运动”，反右倾复辟思潮时，上揪下扫，在清华园内何东昌、艾知生等成了代表人物，我则因为与他们“关系密切”，在系内也成为重点批判对象。

我们共同与病魔斗争的那几年

1994年下半年我听说他得病动手术的消息，感到非常意外，因为他一直坚持锻炼，工作起来精力充沛，大家都觉得他很健康。年底我到医院去看望他时，他正准备再次化疗，虽然得了这个病，他还是很乐观，还是那样健谈。从1994年手术到他1997年7月下旬离开我们，他以顽强的毅力和病魔做斗争，在不到3年时间内化疗、放疗十几个疗程，这在同类病人中是少有的。我自己在1995年也因为恶性肿瘤动了大手术，更体会到与这个顽症做斗争在身体和精神上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大。那时我们虽然不住在同一个医院，但通过给我们医治的同一个中医大夫，互相关心对方病情，相互问候和鼓励。有一阵，他恢复得不错，出了院，还时常参加一些活动和工作。1996年春节，医生答应我回家暂住几天，没想到他和齐卉荃同志得知后竟登四楼到家里来看望我。我那时情况不好，他给了我很多鼓励。后来我出院搬家，与他成了邻居，相互交流、相互勉励的机会更多了。

他虽然抱有重病，但一直非常关心国家大事，还努力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动和工作。有一次他和我讨论新的经济增长点应该是在哪个领域？分析得有条有理。又有一次我们一起在“近春园”散步，他非常关心地和我讨论小学毕业生就近入学问题，他说：“我赞成加强薄弱学校的建设，但要防止搞拉平，办好一个学校很难，但要掉下去是很容易的。”1997年4月中有一天他请我到他家去，亲自题词送我一本他刚出版的著作《广播影视工作谈》。他说：“我一生最重要做了两件事，一件就是在清华做教育工作三十多年；另一件就是从事广播影视工作十来年，这本书是后一件工作的真实纪录”。

他对清华，对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们怀有极为深厚的感情。1997年4月底校庆前，王大中校长和贺美英书记邀请我们过去在校工作过的老领导座谈，他在医院里放疗结束就急匆匆赶来参加，回家路上他对我说，总觉得自己还没有过关(指他病况)，这样相聚的机会很难得。校庆那天他应1967届毕业生的热情邀请，在大礼堂举行的返校30周年庆祝会上做了深情的即席演说，这是他的最后一次演讲，不知情的同志很难想象这是在病魔折磨下完成的。那段时间，我们已从齐卉荃同志那儿得知他的病况正日益严重，转移到了骨骼及其他器官，大家为他很担心。过了不久，5月初的一个早晨，他告诉我，他情况不太好，准备再住院治疗一段。哪知这一进院就再也没能回到他魂萦梦系的清华园了。

清华广大师生会永远铭记着他在清华发展历史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艾知生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第105－109页，此文写于199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