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文

一九五五年三月我在读大学三年级时入了党。不久党组织就找我谈话，要我从大四开始担任学生辅导员工作，这样就开始了“双肩挑”。这个开始对我在清华近四十年的经历和成长过程发生了重要影响。

开始当辅导员时很年轻，水平不高，就是凭着一股要为党工作的热情。当辅导员负担不轻，第一个学期就让我负责七个班的学生工作（最多时到过九个班），同时兼任系团总支的组委。回忆起来第一个困难就是处理不好工作和学习的关系。上课和自习时常常想到工作中的疑难问题，分散精力，这样长期下去当然是不行的。当时对辅导员要求很高，首先要做到“又红又专”，我们学生政治辅导组不少同志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大家相互勉励，这一关一定要过。说起来这也是对意志的锻炼，既要“双肩挑”，而工作学习又都要集中精力，该学习时学习，该工作时工作，该锻炼时锻炼，该睡觉时睡觉。这样由于环境的要求，从年轻时就逐渐养成了讲究效率、有计划调配安排时间、拿得起放得下的习惯。就这点而言，几十年来得益不少。

坚持又红又专这是清华的好传统。当时辅导员中有不少人本身就是这样的典型。我曾经在全校大会上向大家介绍了当时我们机械系辅导组吕孝勤同志的事迹，在全校学生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记得当时蒋南翔校长正卧病在床，有一天晚上他找我去，他说他听了录音觉得挺不错，他笑着说“就是南方口音重，不过我自己讲话也是这样，不容易改”。他说，他相信红与专不仅不矛盾，而且思想好，有正确的学习动力，应该能促进学习，业务上也能进步很快。直到他去世前我最后一次去看望他，他还是同我讲这个意思。从清华政治辅导员制度几十年来很多同志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一条。当然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按照个人的特点及工作需要，对有些同志我们应采取措施，使他们能集中精力进行业务方面的进修及提高，以便更快成长为学术骨干，在学校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方面的安排及考虑现在已经愈来愈被重视了。

作了辅导员后，我与当时的党委及校领导接触多了，自然而然我从老同志那里学了不少东西，政策水平也就不断得到提高。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学生中搞“大辩论”，这个“大辩论”的主流是好的，是引导学生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但也有片面性。例如，有个别班级在辩论中把想当爱因斯坦的同学看成是“白专道路”。我们向蒋校长汇报时说了这个情况，他很重视。他说：“千万不能这样，清华如果能出‘爱因斯坦’那是清华的光荣，即使出不了‘爱因斯坦’，出个‘皮因斯坦’也是好的。”后来针对学生工作中存在的简单化问题，刘冰同志带着我们团委几个人集中了一个多月时间，上下反复多次搞了一个学生工作“五十条”。这个在文革中被批为学生工作“右倾机会主义纲领”的文件，实际是坚持正确方向、符合教育规律、实事求是的好文件。艾知生同志当时代表学校党委领导学生工作，与我们接触最多。他对工作的很多想法也是很使人受教益的。有一件事给我很深的印象，那时为加强体育代表队和文艺社团的训练工作，决定搞“两个集体”，即体育代表队员及文艺社团的主要成员除了在班上有个集体外，还集中住宿，并单独成立团总支。在研究团委领导中谁去兼这个团总支书记时，艾知生同志建议不要由校团委负责学生文体工作的副书记去兼，他希望由我去担任。我对文体并不专长，也不分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对这个安排有些迷惑不解。他解释说，文体积极分子首先要做到德智体全面发展，尤其要把业务学习搞好。让我去兼任书记就是可以有一个“平衡”，使全面发展更有保证。我也就欣然允诺，承担起这个责任了。

为了加强马列主义理论教学，也为了使辅导员们能更多地掌握马列主义基本知识，校党委几个主要负责人都亲自讲政治理论课，而且要求每一个辅导员都选一门课和一个班去当辅导教师。我当时选了哲学课，这门课是蒋南翔同志讲大课。回忆起来，在这段时间我阅读了很多马列原著，无论是理论水平还是思想方法都有很大提高。一直到后来我主要精力搞业务，包括到美国做研究工作取得成绩，都深深感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不仅是认识社会问题的思想武器，而且是认识自然规律、指导学术研究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这方面的基础，可以说主要是我在当辅导员时打下的。

在纪念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建立四十周年的时候，回忆我在年轻时这段经历中的点滴往事，的确觉得这不仅是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好形式，也有利于年轻同志的全面成长和培养。在新的形势下应该认真总结这方面有益的经验，使这个制度不断得到完善。

（选自《双肩挑－清华大学学生辅导员工作四十年的回顾与展望》，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第75－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