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文

在到学校工作以前，我没有机会与常先生直接接触，但从校内很多同志对他品格和学识的赞扬所留给我的印象，他已是我心目中一位很敬仰的师长了。1985年起我在学校负责科研工作，与他接触的机会增多了，愈发真切地感到大家对他的崇敬不是偶然的。

大家都知道他在历史上受过不公正待遇，但他对党对社会主义始终抱有深厚的感情，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尤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爱国热情愈加迸发出来，而且全身心地投入到培养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的事业中，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由他所直接指导的“模式识别与智能控制”学科点，在研究生培养等方面所作出的成绩曾获得国家教委的教学成果特等奖，在清华乃至全国有重要影响。

1986年春受中央委托制定我国高科技发展规划时，他是信息领域专家组的召集人。常先生感到这个任务很光荣，因此对这项任务十分重视。他非常认真地准备及发表意见，也很负责地集中及分析其他专家的意见。对一些带有原则性的问题，他抱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怕提出不同看法。对863计划中有关信息领域主题，他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对这个计划最初构想的形成起了积极作用。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向学校建议：希望几个与信息领域有关的系、所能加强相互沟通及了解。在他倡导及组织下有关系、所在一段时间内定期相互参观及介绍、交流工作情况，对推动校内学科渗透及协作起了积极作用。他在工作中尽量协调不同系科间由于交叉、重复而带来的一些困难，支持相关系联合申请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等，都说明常先生他关心的不是他自己所在的单位的局部利益，而是有关信息领域整体发展中学校乃至国家的利益。

1987年他去美国考察了3个月回来，曾与我长谈了一次。他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在改革开放形势下我国科学技术所取得的迅速进步，同时也清醒地看到了差距，并提出了积极建议。其中之一就是建议改变一下过去通常那种邀请专家来讲学的方式，提出要更为讲究实效，他物色了几位国际上有真才实学而学科又相关的专家，建议请他们一起来，集中一段时间在校内搞讲习研讨班。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但要落实起来，从经费到组织都有一系列困难。在教委等各方面支持下，常先生不辞辛劳，从邀请专家、争取境外资助、确定讲习内容及计划、组织国内参加人员等，一件件落实，终于在1988年暑期在清华园内成功地举办了“国际地球物理信号处理与识别”研讨班，取得了很好效果，得到了参加人员的一致好评。

1987年12月后他因脑血栓病长期卧床，他一方面顽强地与疾病作斗争，同时他还总是惦记着工作。我几次去看他，他总是非常关切地询问学校的发展，同时向我介绍他所在的学科点的建设情况。有一次我谈到学校工作中的困难时流露出感到担子重、压力大。他鼓励我说，“你们放手大胆干，我们老的支持你们。”使我很受感动，从常先生那儿增添了一份克服工作中困难的勇气。即使卧床不起，他还是闲不住，经常把教师找到他家里去研究指导工作。有一次他高兴地告诉我，他对所在单位今后几年学科的发展及队伍成长已经有了想法，形成构思了。我们总劝他要多注意休息，把养好身体放在第一位。他对恢复健康充满信心，很乐观，表示要尽快复原多做工作，同时给我们列数还有一大堆事要办。1990年初，他可以在屋内扶着走几步了，有一次去看他时他诙谐地对我说：“我这个‘左派幼稚病’（指他左半身不能动弹的后遗症）快要克服了！”后来能以轮椅代步后，他开始参加校内的一些活动，有一次告诉我还去了外地参加学术会议，我们都为他脑血栓的后遗症在逐步减轻、健康不断恢复而欣喜。因此，当去年8月，我与惠坚同志在上海开会时接到长途电话得知常先生突然去世的消息，感到非常震惊和悲痛。他离开我们已经快一年了，而他去世给学校工作带来的损失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地令人感觉得到。在纪念他去世一周年的时候，回忆点滴往事以表达对他的怀念。

（选自《常迵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第89－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