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文

1989年4月29日

尊敬的梅夫人、各位来宾、各位学长、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会纪念梅贻琦先生百岁诞辰。

梅贻琦先生（1889~1962）是我国现代的著名教育家。曾长期在清华大学执教和担任校长职务，对解放前的清华大学和新竹清华大学的建设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梅先生早年留学美国，为我国首批庚子赔款留学生。1914年毕业回国，次年即到清华学校任教。先后讲授数学、英文、物理等课，由教员、讲师而升任教授。他学识广博，曾被推为“科学各教授之首”。在此期间，他表现出对教育事业广泛的热情和浓厚的志趣。1926年4月，他作为物理系首席教授被教授会推为教务长，从此开始展现了他治校才能。他着手对新建的大学部做了必要的改组和调整，使它成为一所正规而有特点的大学雏形。他先后发表了《清华大学的教育方针》、《临别赠大一诸君》等文章，初步阐明了他的教育主张。

1928清华学校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梅贻琦先生被派赴美国担任“清华学生留美监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梅贻琦先生应召回国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直到1948年12月，包括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以清华大学校长身份主持联大校委会，连任校长达十七年之久。十七年中他刻苦经营，多所建树，为清华的发展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1年到1937年的清华大学，在梅先生的主持下，在教育、科研和学风等方面均创造出新的成果。他高度重视教师的主导作用，努力充实师资队伍；不断扩大学校的学科范围，筹建了著名的清华国学院，创办了农业、航空、无线电等特种科研所，开办特种研究事业；开辟与国外学术界的联系和交流，致力学术交流；扩充出版学术刊物，促进学术研究。在他的领导下，通过广大教工的努力，使清华大学成了当时在国内有重要影响的学校。

1937年到1945年八年抗战期间，梅贻琦先生坚持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进一步发挥了他的治校才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团结具有不同历史、不同校风的三校师生，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为国家保存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在1941年说过：“在这风雨之秋，清华正好像一个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告无罪”。此间他发表了《致全体校友书》、《大学一解》等重要文章，进一步阐明了他的教育思想。

梅先生对清华大学的发展，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谦虚待人，以“吾从众”之群体精神，团结全校的教职工，共同努力，使清华大学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940年在昆明时，清华师生为庆贺他服务清华二十五周年的“公祝会”上，他致答辞说：“清华这几十年的进展，不是而亦不能是某个人的缘故。是应为清华有这许多老同事，同心协力去做才有今日”。接着他用京戏里演唱得最好的角色通常不是正中端坐的“王帽”为比喻，形象生动地说明了教授及广大教工在办学中的作用。

梅贻琦先生在治理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中，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至少在下述几个方面是值得我们重视和进一步研究的：

关于大学应当兼顾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思想。他主张：“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

关于教师在教育中的主导地位与主导作用的思想。他认为：“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提出“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点。

关于注意学术研究要向高深专精方面发展，努力推行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思想。

关于注意从社会实际需要出发，发展应用科学的思想。以及在管理上充分发挥教授在治理学校中主导作用的民主治校思想和主张。

关于建立根据事实推求真理，俭朴好学，毫无纨绔习气的优良学风的思想。

关于重视体育，“发展全人格”的全面发展思想。

梅先生桃李满天下，在大陆、台湾和海外的故友门生都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华民族作出贡献，很多人至今还在为振兴中华和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而今日的清华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水平上，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及提高，这些都可以告慰先生于九泉之下。今天我们开会纪念他，要发扬清华大学的优良传统，把学校办得更好。在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为了对他表示永久的怀念，我们同时举行海外校友捐款在母校所立铜像的揭幕仪式，同时要筹建梅贻琦先生奖学金。

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学校向所有捐款的学长们和前辈们表示感谢！祝来宾及梅先生家属身体健康，合家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