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杂志记者江艳华 采写

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清华应该发扬什么样的精神？

我个人认为，清华的精神和清华的传统中，最珍贵的就是在我们大礼堂旁的闻一多先生纪念碑上所写的：“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

朱自清先生曾经对闻一多先生的一生做过评价，指出他这样一种深沉的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是他二十年对中国文化及其渊源非常深入研究的结果，他是一个民主战士，但他是从一个诗人开始，从学者开始，走上了斗士的道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鼓舞着清华奋斗、前进的，就是对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非常深厚的爱。

我在年轻的时候，读过一本书是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在书中所看到的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苦难深重的中国，是困难深重的民族，是受剥削、受欺凌的人民，但方志敏用的标题是《可爱的中国》。我们这个国家是可爱的！我们这个民族是可爱的！我想，只有用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力量来鼓舞我们，我们今天才能在无论怎样困难的条件下，在经历曲折的道路上，争取我们这个国家美好的前途！

当然还有很多。一个老校友在临终时说：“Tsinghua Must Win！”（清华必胜）给他一生影响最深。这虽是比赛上的一句口号，实际上是一种力争上游的精神。它可以鼓励年轻人开拓、创新、进取——Do Your Best！

所以清华大学在爱国主义精神和团结进取的感召下汇聚成了一种很强的凝聚力和自豪感。

每个学校都有独特的学风，这种学风是否包含在传统精神之中呢？

传统所包含的内容比学风更广，清华的学风可以用严谨、勤奋、求实、创新这八个字来概括。严格要求是同清华的专业以工科为主联系在一起的，在一定程度上严谨是工程技术人员首先必须具备的职业道德。诗人用错一个词，画错一个标点符号关系不大，我们画错一条线是要死人的，所以一开始就是横平竖直。严谨不仅是一种学风，也是一种社会责任，这一点全世界都在引起注意。比如苏联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印度的毒气泄漏等，虽然有一定的社会政治背影，同时也要看到工程技术人员的责任。

严谨是否会给人带来刻板的感觉呢？

严谨是需要具备的某一方面的品质，这一品质不是排他的，并不是排斥浪漫的想法、开拓的想法，但是工程技术人员同诗人是不一样的，他要完成一项实实在在的工程任务，否则弄出切尔诺贝利这样的事故，不仅对自己的国家有责任，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是全人类的损失。所以创新要同事业心、责任心联系起来。

刘仙洲校长是清华文化革命前的第一副校长，有一次出门散步，走到校门口发现自己没戴校徽，就往回走，门卫问时，他说：“我规定进校门带校徽我就要执行。”这就是清华的学风！

您认为当前的教育改革是刚刚开始呢？还是正在困境中徘徊？

我想首先反问一个问题，大家都谈教育改革，是不是大家都有一个统一的目标呢?

假如有一个统一的目标，是不是在一个不同的标准情况下来讨论问题呢?所以泛泛而谈教育改革，还不如首先解决教育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希望把教育办成什么样子。目标不一样，争论也就没意义了。

教育改革的内容非常广，我作为大学校长，只能从高教改革来讲。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人的素质，造就一代代新人。人的素质既包括作为劳动力的素质，也包括影响我们国家命运的人的素质。从清华来讲就是要跟整个国际上的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相适应，能不能同国际上激烈的科学技术竞争相适应，能不能推动我们的国家参与这种竞争，是否具有再生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去年我参加中美大学校长会议，人们大多是从人才交流、设备先进等角度谈论大学的国家化问题。我认为大学生应具有国际主义意识。

从历史上看，许多大学生是研究自然科学的，认为生活需要不需要是另一回事，只是研究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一种大学的概念，这种大学只是探索人类的社会分工中最尖端的自然规律、社会规律部分，所有的大学如果都走这样的路，其生命力就会受影响。当然也要保留一部分基础研究，比如陈景润的研究难以说清是干什么用的，但确定是一个难题没解决。

随着经济的改革，需要的人才就变了。过去我们培养出的学生缺乏经济观念；不需要搞核算。比如在机械原理中，直线运动变匀速运动只要知道有多少种方法就可以了；而现在还要考虑直线运动变匀速运动那一种最省料、那一种最值钱、最有竞争力。所以科学上最先进的东西，不见得在经济上竞争力很强，为科学而科学是很高尚的，但国家可能变得很穷。

日本人对我们工程技术人员不搞核算，而让会计搞感到很奇怪。这样如何选择哪种科学技术的经济效益最好呢？我的一个学生是学设计的，现在在美国波音公司当推销工程师。我想现在的情况如果国内的一名工程师让他去推销一项产品，恐怕非闹情绪不可，实际上推销某项产品要对其性能、结构非常清楚，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研究、设计、开发、推销应是其必须具备的素质。

在培养人才方面，你遇到了什么困惑呢？

要说我们遇到了什么困惑，那就是学生们感到改革的东西同社会上实际表现不一样。你说要诚实、信用，可好像谁骗人的本领大，谁赚的钱就越多，所以，不应该对我们的教师们责怪过多。我对学生也讲，读书无用论这个提法太笼统，不要认为有人发了财，他的文化一定就低，假如发财是合法，起码他具有某一方面的技能知识多了，同样也能发财，知识应是致富的方向和希望。作为教育工作者要有用小环境中造就出来的人才去改造影响大环境的雄心。

目标有了，那么怎样办大学呢？

至于怎样办学包括国家怎样办大学、校长怎样办大学以及教育经费等许多问题。像搞创收虽是临时逼出来的改革，而深刻地了解一下，创收对科学技术很快应用到生产是件好事。我国科学技术论文在世界上排28位，当然不高。我想反问一个问题，我们的工业生产、我们的出口商品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能排这么高吗？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发表论文的位置比实际的经济实力还高，反过来对科学技术人员提出了问题，我们是不是有一种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更快的责任呢？我对学汽车的学生说：“看到进口车满街跑，你不能只会慷慨激昂地责备，要反问自己对我国的汽车工业作出了什么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搞创收把科技变成产业对促进生产，培养经济观念是有好处的。

我作为校长，第一步要解决的是改革的目标问题，我们叫改革建设方案。不要把什么都贴上改革的标签，有些是建设，比如盖一座教职工宿舍，这叫什么改革，本来就该盖。

第二件我要做的是校长负责制的实施。在校党代会和教代会上我提了四句话：“学术自由、决策民主、法纪严明、指挥统一”。一个学校如果没有学术自由就不可能有创造；校长的决策要有民主程序，并不是什么事都是校长说了算；我说法纪严明不是管底下，法也管我。如教代会要进行房子分配制度的改革，而去年通过的方案有一个矛盾，先提副教授的希望后提的排在后面，后提副教授的希望年龄大的往前加。于是我提出了修改意见，提交教代会讨论投票，通过了才执行。又如虽然清华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的聘书由我发，但观念上要改变。校学位委员会代表国家验收清华大学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合格不合格，我们行政不能干涉，所以法也管我。

我经常收到海淀区法院的传票，这是正常现象．因为我们清华要盖房子，而搬迁户认为搬迁条例不合理不肯走，我就让他到法院去告。如果他败诉，我就要盖新楼了。所以，我觉得要进行优化劳动组合，工会要有一个仲裁委员会。比如你对我们的决定表示不满而每天晚上到我家里来，实际上你是原告我是被告，可原告诉被告有每天到被告家里去的吗?我们现在的做法是原告用各种方法泡来让被告让步。同时你也有难处，因为你的命运不应该都决定在我们领导手中。最好成立一个仲裁委员会，它代表教职工利益，这样机制就完善了。

另外指挥又要统一，否则谁说了都算，谁说了都可以否定，没有一件事可以办成。我们国家许多事都跟联合国安理会一样，通过一项议案需要18个图章，第16个图章盖不上事情就办不成，这样等于任何人都有否决权，而这第16个图章可能还不是掌握在主要决策层手中。

从清华内部讲，我们的改革一直在进行，问题也不少，还不能建立起通过多种渠道提供教育经费以适应通货膨胀的途径。还有毕业分配，过去最大的问题就是“强迫婚姻”，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但是假如完全放开，一部分同学会感到很困难，特别是从农村来的两眼一摸黑，我主张还是有控制的双向选择，要做到全面放开，还要看一下社会条件。

作为大学校长，你是否在一些问题上也在寻求理解呢?

首先我希望上面对我们校长们的困难给予理解，尤其是在教育经费问题上。当然在中央财政萎缩的情况下提过高的要求也不现实，但中央应在整个经济管理上有一套政策，我认为主要应研究社会对学校的支持。

另外，在整顿、治理的过程中，不要把许多权力收回去。比如，今年的研究生招生办法让我们一定要定向招生，规定了定向招生比例，即一定要招4％的研究生在现在已经给他找到了分配岗位，我认为这是“指腹为婚”。我可以承包三年以后研究生的分配问题，但现在让我马上包下来，用人单位不知道学生三年以后的变化，学生不愿意，由此捆住自己的手脚，我们也只能千方百计地去找“对象”。如果这个办法实施，我们就要少招200名研究生，本来读研究生的人数就在下降，这样会给国家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在一些问题上不要对我们限制过死。

（刊登于《大学生》杂志198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