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桂生

我是清华校史研究室的前身──校史编写组最早的工作人员之一，从1959年到1963年，在这里工作了将近5年时间。后来，尽管离开校史组多年，但出于专业兴趣和对校史的感情，我在从事其他研究工作时，还不时想到校史研究，也常常关注新的成果和研究动态。最近，因为阅读一些新出版的史学著作，受到一些启发，感觉在校史研究工作中也有一定意义。下面我就谈谈对校史工作理论基础的一点认识和思考。

具体来说有两点，一是“跟上”，二是“扩大”。核心就是怎样把习近平同志提出来的“文化自信”“接地气”等论断，跟校史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结合起来。如何结合？从我的认识来说，就是要把握两点，一点叫做“跟上”，一点叫做“扩大”。

一、关于“跟上”

先谈“跟上”。“跟上”就是理论基础的更新，但这个“跟上”的前提又是“扩大”，即理论要更新，和你视野的拓展分不开。以前研究校史，常常是就校史谈校史，校史之外的事就关注得比较少。而现在研究校史，视野要开阔，要扩大。研究清华，首先要给清华定位。要认识到：清华不仅仅是一所学校、一所大学，清华的历史也不仅仅是清华大学的历史。研究清华校史，首先就要明确这个道理：清华的历史命运，她的整个历史，离不开一个中西文化关系，也离不开历史学界对近代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离开了这个就没有清华了。清华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单位，她的命根子就是这个。清华的校史、命运离不开这个大命题，这个大命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基本命题，就是中西文化关系。也许有的学校在这方面反映得不强烈，可是决定清华命运的，就是这套东西。所以，清华义不容辞要在这上头作出贡献来。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先简单地说一点过去的状况，再说一点今天的新的状况。新的状况和我们以往的认识不完全一样，我们要认识并抓住今天的新状况，才能面向时代潮流、适应时代潮流。

中国近代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晚清到五四时期。当时，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主要谈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区别，哪些是中国强、哪些东方文化强、哪些西方文化强等等问题。

第二个阶段，中西文化的比较，则认为中西之别就是古今之异、古今之差。就是西方走在现代了，我们还走在古代。原来的中西文化比较，是一种地理性的研究，这一阶段的东西文化比较研究，或者也可以说是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则明确地讲，中西之别，就是古今之差、古今之异。这就是把原来那种空间性的观念改造为一种时间性的观念。西方是现代，我们是古代，我们落后于西方，我们要追赶上西方，是属于下一阶段了。这是第二阶段的理论根据。

而现在，新的理论根据出来了。新的理论认为，中国近代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和理解，是建筑在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基础之上。在西方现代性理论看来，中西之别就是古今之差。这“现代性”三个字，就说明了一句话：西方是现代的，而中国是古代的，不现代的，即落后的。它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个意思。对这个现代性的理解，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怎么理解现代性？你照“现代化”的理解，始终逃不出这样的认识：西方是现代的，而中国是不现代的，中国是落后的。这个理论框架，也就是当年马克思曾经指出过的那种现象：“东方属于西方”。这个理论基础就将你限制住了。这就是我们校史研究工作要突破的地方，这些地方如果不能破，我们就不能前进。因为依照过去的这种认识，中国是古代的，西方是现代的，我们永远要学习西方。西方的东西既然先进，你就非学不可。所谓“你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追你又追谁呢？

现在有了一种新的理论，不是我发明的，但我觉得里面有合理因素，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理论形态是怎样的一个形态呢？

第一，它不像前面那套由空间变成时间的现代化理论，而是对人类文化和各民族、各地区的差异有新理解、新认识。它的重心，由时间变到空间方面，认识人类文化，从空间讲起，而不从时间讲起。什么意思呢？就是先从空间的角度，承认某一地区、某一国家内部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然后再来加以分析和考察。

在这种新的理论指引下，学术界对中国的理解、对近代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就和上一阶段的理解有所不同。在新理论看来，中国本身幅员辽阔──它前提就讲了这个，中国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上、文化上的差异。中国的现代性在历史上的出现，和西方国家的现代性在历史上的出现，机遇和情况是不相同的。这种理论的特征，就是用一种新型的理论消解了过去现代化理论中包涵着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意义，而且把这个西方中心主义的意义的单一性、唯一性等种种属性都给揭露出来了。这是这种现代性的第一个特点，它是复数性的现代性。像这些东西，大家编写校史的时候值得注意，值得重视。有了这种理论的启迪，你落笔在校史上的时候，眼光会有所不同，质量会有所提高。学术文化的生命就在于有预流。

第二，这种新的理论认为，中国现实生活中的现代性与欧洲的现代性相比是有差别的，中国的现代性中包含着西方后现代的东西。中国的现代性和在我们头脑里凝固起来的所谓的西方现代性是有所不同的。这些新的理解对校史编写是有参考意义的。这是中国的现代性跟西方的现代性大大不相同的地方。刚才说了，一个是综合性的，一个是把西方的后现代性都纳入进来。今天，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在全球范围内，许多现代性都赋予了很多后现代性的因素。这一点，在中国现在的或者说是比较先进的地方，像北上广、深圳等地，或者是一些大都市的企业当中，这些因素都表现出来了。我觉得这一点我要介绍给大家。为什么要知道这一点呢？这些对编写校史很有用。清华校史编写的中心任务，或者说中心任务之一，就是要把清华大学作为中国现代性的诞生地之一的历史写出来。我从历史学的角度给各位提一点参考意见。

二、关于“扩大”

第二点认识，在现在这个时代做校史研究，我觉得还要扩大一点儿。怎么扩大？原来校史的编写、研究、宣传工作，都是局限在教育学的范围里头。这个其实是不够的。当然，不能说教育学不是，我只是说它不够。对于教育学、教育史也是少不了的。那么，从这个接受西方的文化来看，现在的人们都是要接收一些西方现代的东西，但是，你又不要崇洋媚外，也不能完全跟着他走。你可以借鉴，就是如毛主席还是鲁迅说过的吧，你可以“偷”它的一些东西，拿来我们自己用，结合了化为中国的。这个是对的。

我觉得，研究校史的理论基础，还需要到两个理论里头去吸收养分，一个是教育社会学，要从教育社会学里头去吸收养分；第二个呢，还要到组织社会学里头去吸收养分。

教育社会学，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你办教育，你在什么社会里头办教育？你把苏联的鲍曼大学、鲍曼工学院的那一套搬来，从教育制度、教育史来说，它就是一样的。可是你搬过来了，原来那是在俄罗斯社会里头生存下去的，你现在搬过来不是要它死掉，而是要它活下去。如果不跟这个社会接地气，它怎么能够活下去呢？那个制度搬过来以后就会死掉了。所以不光是教育学、教育史，它也要接地气。因为你是学校，你要写学校的历史，校史所属的学校是在中国的学校，不是苏联的学校，不是俄罗斯的鲍曼大学。将这个制度搬到中国来，要能让它活下去。所以，这个鲍曼大学绝对没有像刘仙洲的那一套中国古代机械工程方面的研究室。清华是学习苏联，学习鲍曼，但苏联的大学制度要在中国的这个社会文化环境下生存下去，就得适应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这一点，对校史编写的工作，在理论基础上要扩大一点教育社会学的观点，才能够把好多东西说清楚。学校一定是办在一定的社会里头，一定是有国度的。所以，我们校史工作本身，自己的理论基础范围要延外，要扩大一点。只有扩大一点，你才能够把问题说得通。

组织社会学，大家也一定要知道。因为近代社会，它实际上是一个组织性的社会，它有党组织、团组织、工会组织、民主党派组织等等各种组织。学校里也都是组织。这个社会动力不是来自个人，不是一捆一捆的柴禾。它是有一个一个的组织的，现代社会都是一个组织型的，它这个社会行动的动力的主体是一种组织行动。那么，校史呢，它基本上还是属于历史学科，要回到什么地方呢？我们不是照抄外国洋人的论调。不能说西方有一个什么我们就照抄过来说说，那是不行的。但是，西方研究者指出的，那种东西的一些萌芽性的因素，我们要注意，我们也不能全部排斥。你抄袭它是不对的，你绝对地排斥它也是不对的。它里面有一些因素对我们有启发。比如说这个市民社会理论中的一些因素，以及组织社会理论中的因素。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不是像西方社会一样是一个组织性的社会？我不敢说，因为我不是社会学家，我不研究这个，我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那么就有它的那些因素。无论如何得承认，在清末民初的那个时代，也就是清华初始创办的那个时代，中国社会是有一些组织性的因素的，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由此来看学校，看清华，它就不光是一个教育机关，不仅它所处的国度的文化不一样，它也是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一个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也包涵着其他不同但有关的组织。你研究它，不仅要知其然，你还要知其所以然，而你要理解得深透，就要有一个理论基础作为根基。例如校友会，一般学校都要组织校友会，校友会对学校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也是组织性的措施。所以，我觉得研究校史，就要考虑到这种因素。因此，你要综合地理解清华，要理解清华的有关的各种组织，这个才比较符合清华的实际。

我简单地说这么多。归纳起来，中心思想就是：校史研究的学术思想要与时俱进，有些地方的理论基础要扩大。更新的要点是要跟上习近平同志的“文化自信”“接地气”等思想。而树立了“文化自信”，对现代性就有了新的理解。我们所说的“自信”，主要指的是经过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自身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新的现代性，既不是过去所说的那种“中国文化本位”的自信，也不是马克思当年说过的那种“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中西文化对垒、中西文化差别的语境下的现代性。在那个语境下，我们老是落后的，西方有现代性，我们总是要追赶它，而又永远也追不上。这种学术思想在理论基础上就有问题。对我们搞历史研究而言，不符合历史实际，不通。我们要根据历史实际来做我们的校史研究，要把清华作为中国现代性的诞生地之一的历史给写出来，这是校史肩负着的一个重要的任务。

[此文根据刘桂生先生2017年9月28日在校史馆做的一次讲座内容整理摘录而成]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87年起任校史编委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