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敬
1990年12月,学校校史编辑委员会调整时,把我增加为副主任,我才逐渐参加了校史工作。1991年10月,我从纪委退下后,任学校档案馆馆长,馆务工作由陈兆玲同志主管常务,我就用一半时间作校史工作。1995年我离休后就全时投入编辑《蒋南翔文集》和《清华大学志》工作。直到2001年编完《清华大学志》并出版,整整十年多时间。这十年里,我从工作中学习到很多,也认识到校史工作非常重要。它不仅客观地记录了清华大学的发展历史,也对清华今后的发展工作起到借鉴作用,还能对清华师生起到教化作用。
校史展览
1991年是清华大学建校80周年。学校决定在4月校庆时举办校史展览,让返校的校友参观了解清华大学的发展历史。这是“文革”后第一次举办大型校史展览,学校很重视,拨出同方部作为展览地点,由校史研究室精心筹办。校史研究室主任徐心坦同志率同校史研究室全体同志忙碌了好几个月,我就协助徐心坦同志筹划展览内容、文字,几经集体讨论,确定了清华各个时期的展览内容、重点,最后由刘文渊同志整理成文字稿。当时的技术条件很差,没有电脑打字等,徐心坦请来建筑系陈浩凯同志,把几十块展板的照片和文字说明,完全靠一笔一划地完成,他的楷书非常漂亮。校庆日,校友参观的人很多,一连几日,也有不少学生来参观,所以展览就没有关闭,长期开放。暑假后,新生入学,也组织新同学各班轮流来参观校史展览,使他们一入学就了解清华大学的发展史,了解清华大学的光荣革命传统和学术成就,这是一个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立志启蒙的基地。
1992年,校史研究室搬到老图书馆二楼办公,校史展览也搬到老图书馆二楼去,内容作了进一步充实。另外还增加了两个板块:一是“清华英烈”,对每个英烈作一个简介;一是“清华校友中的院士名录”,突显清华大学的革命传统和清华大学的优秀教育成果。从此基本上形成了校史展览内容的格局。以后,校史展览曾搬到原焊接馆一楼,后又搬至新建的校史馆。校史馆长期开放,不仅成为历届校友返校参观之地,也成为每届新生入学教育的必到之处。有一段时期,学校还组织进行学生校史知识竞赛,进行评奖。校史研究室徐心坦、孙敦恒、刘文渊等还去现场观摩、指导、解答,因此也有一些在校生平时去参观校史展览。不少国内外来宾也参观过校史展览,校史展成为学校的一个重要窗口。
《清华英烈》
在筹备1991年展览时,我们就感到清华英烈的资料不够充分,我与徐心坦同志商量准备出一本书,为每个英烈写一个小传,传播他们的英雄事迹,也是很好的育人教材。由校史研究室人员分工编写,由我负责汇总成书,由学校出版社出版。于是由校史研究室孙敦恒、刘文渊、田彩凤、唐纪明、欧阳军喜和党委办公室的史宗恺、凌桂凤等人分工写作。孙敦恒写作最多。杨光泩烈士一篇由其亲属杨立林编写,十分可贵。全书共编写了英烈39人。收集资料时,凌桂凤还出差到昆明和重庆去外调。
由于这些准备工作,在1992年的校史展览中,才能增加“清华英烈”这个板块内容。
这本书请何东昌同志作序,还请荣高棠、郑天翔、熊向晖校友题了词,最后请宋平同志题写了书名。全书于1993年底完稿,1994年4月校庆前出版。出版后,曾分发学校大部分师生党员阅读。也曾发给在三堡培训的入党积极分子,作为入党教育的教材。
此书出版时,由于时间关系,收集不够全,近年来,又陆续发现英烈多人,故此建议能补充编辑一本比较完全的《清华英烈》,将对学校教育工作很有作用。
《清华人物志》(四)
清华党委一直重视对清华突出人物的宣传。1983年4月出版了《人物志》(一),为刘仙洲、张子高、梁思成、马约翰、施滉等18人立传。1992年4月,由江崇廓主编的《清华人物志》(二)出版,撰写了冯仲云、华罗庚等21人的事迹。1995年4月出版了由贺崇铃主编的《清华人物志》(三),为梅贻琦、蒋南翔等24人立传。
从1992年在校史展览中列出“校友中的院士名录”后,我们就感到应出一本书介绍他们的事迹,于是校史研究室田彩凤、刘文渊、孙敦恒、贺崇铃、徐心坦、唐纪明等分工收集资料,分别撰写,由我和贺崇铃统稿、定稿,英文提要由徐心坦、刘文渊统稿,并请外语系罗立胜同志定稿。
本书于1996年8月出版,专门反映清华校友中的院士在学术方面的成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华大学的教育成就。本书共介绍了清华校友中的中国科学院院士256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8人、中国工程院院士64人,其中14人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院士,故一共是324人。此书请宋平、宋健、何东昌同志题了词。
《蒋南翔文集》
蒋南翔同志是中国青年运动的著名领导者之一。解放后,他从1952年至1966年任清华大学校长、教育部副部长、高教部部长等职。“文革”后又任教育部部长和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他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开拓者、领导者,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教育新思想和办学方法,成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家。他去世前,曾有意将他的著述整理出版,但终因病魔,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只整理出版了《坚持社会主义的教育方向》和《党校教育正规化的探索和实践》两本书,而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量著述都没来得及整理。
1993年,在纪念蒋南翔同志诞辰80周年会后,中国高教学会与清华大学商议共同编辑出版《蒋南翔文集》,由高教学会会长何东昌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方惠坚担任编辑组正副组长。由宋廷章、我和郝维谦分别收集、整理蒋南翔同志来清华前、清华时期、高教部及中央党校三段时间的文稿,陈秉中同志负责联系各方及出版工作。先后共收集到各种文章及讲话记录稿380多篇。经何东昌同志指示进行筛选,突出重点,去掉重复,压缩文字,有的采用节录,共选留了149篇文章。这些文章中,解放以前及“文革”以后的文章大都发表过。有50多篇没有发表过,主要是在清华时期的一些讲话记录,未经蒋南翔同志审阅修改,此次由编者按原意稍作整理、删节编入。此书于1998年4月出版。
此书编辑过程中,请张承先、陈舜瑶、张文松、彭珮云同志为顾问,书稿曾送他们审阅。何东昌同志还带我去邓力群同志处征求他的意见。此书由郑天翔和张承先二人作序。郑天翔同志作序时,曾索要蒋南翔同志的几十篇文稿作研究,序文对蒋南翔同志的革命一生及他的教育思想作了全面的概括和高度的评价。此书书名由陈云同志题写。
《清华大学志》
1992年3月,北京市高教局部署各校编撰校志,学校于4月成立校志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方惠坚同志任组长,我作为原副校长与当时学校秘书长王晶宇同志为副组长,校史研究室全体人员都参加。由于校志内容广泛,牵涉到学校各方面工作和各部门、各院系、各附属单位都有任务,因此各部处、各院系、各单位都确定了修志负责人和修志人员。先由校志领导小组撰写篇目章节和各章节收录内容标准后,于当年5月和10月分两批对修志人员100多人进行培训,然后分头去收集资料,编写校志各部分初稿。校志领导小组逐个与各单位讨论,对初稿内容、编目、字数等方面提出修改意见,各单位改出两稿后送审,再返回修改,一般经过三上三下,才最后定稿,交给校史研究人员按章统编,并送学校有关主管领导审阅。全书最后确定共21章,另加“大事记”和“附录”(1994-1999年清华大学发展概况)。全书由方惠坚和我作主编,陈秉中同志除编写志稿外,还负责组织联系几十个单位审稿及出版工作,校史研究室刘文渊、孙敦恒、徐心坦、贺崇铃、王向田以及安洪溪、姜锡华等都负责了各章的统编任务。特别是贺崇铃同志除了统编校志中的“教师与职工”“民主党派与群众组织”“大事记”章节外,还主编另一本扩充为大事记的《清华大学九十年》,编稿、校稿、连夜奋战,终于保证了该书出版,但也导致积劳成疾,校庆后病倒,终没恢复过来。刘文渊同志也与田彩凤一起,同时编了反映著名校友事迹的《水木清华 群星璀璨》一书,也于90年校庆前出版,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校志“人物”一章中,著名校友名录一节由黄圣伦同志主编,“附录”一文由马栩泉撰写。各院系章节,大多是各系党委书记亲自挂帅撰写,各方面工作章节,也多是各部处长亲自撰写,力求准确。全书于2000年6月完成付印,2001年4月校庆前出版,八年奋斗,终成正果。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
1992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四校共同决定编选西南联大时期的史料,由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王学珍同志任主编,我作为清华大学原副校长,与南开大学副校长王文俊、云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林丽生为副主编,共同组织四校人员编写。初步拟定了卷目及分工,共分6卷。第一卷为《总览卷》,主编为王学珍、江长仁、刘文渊,副主编为梁吉生、杨立德;第二卷为《会议记录卷》,由北京大学张爱荣、郭建荣主编;第三卷为《教学科研卷》,由我、孙敦恒与北京大学江长仁主编;第四卷为《教职员卷》,由南开大学王文俊等主编;第五卷为《学生卷》,由清华大学徐心坦主编;第六卷为《经费、校舍、设备卷》,由云南师范大学林丽生、杨立德主编。
编辑过程中,曾数次开会研讨、修改。1998年3月完稿,1998年10月出版。该书曾参加1999年全国图书评奖活动,获得国家图书奖二等奖。
《清华革命先驱》
为加强清华党的组织史研究工作,“文革”后党委办公室就开始征集资料。党办主任何介人同志组织党办凌桂凤等人访谈了王达成、崔宗培等清华早期共产党员,还发过调查表,请清华解放前的地下党员填写入党前后党的组织情况。何介人同志调经管学院后,材料都存于凌桂凤同志处。后来凌桂凤同志身体不好,就把材料转交给我。当时因为编写《蒋南翔文集》和《清华大学志》,任务很忙,就无暇整理党史。我于2001年校庆后不久去美国探亲,又把材料转交给了徐心坦同志。他和陈秉中同志一起重新收集整理资料,逐步理清清华各时期的党的组织系统,每个党员的上下左右组织关系和个人的基本情况,最后整理成书,于2004年4月出版。这是一部很难得的书,整理的党的组织系统很清晰、个人情况很完全。他们二人付出的辛劳可想而知。
(作者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纪委书记,1990—2004年任校史编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