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栩泉

我于2002年9月在核研院退休，并在院机关返聘5年。2006年，校史研究室聘任我为特约研究员，负责编写《清华大学史》（1911年至2010年）第三卷《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著名大学（1976～2010）》，并成为清华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委员。但此时我还在核研院返聘，没有全时介入。

2008年1月开始，我被校史研究室正式返聘，还安排了校史研究室的年轻教师冯茵作我的助手。编写校史历时7年，至2015年1月，写完校史第三卷的讨论稿。但由于该稿尚未讨论修改，所以拖延至今。

校史第三卷记述了清华大学从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起，至2010年12月底百年校庆前夕止34年的历史。这是建校百年来的一个重要时期。由于相距执笔时间很近，许多内容都是处于“进行时”当中，因此增加了收集资料并进行整理，以及梳理规律并进行总结的难度，但及时、认真并尽量把这段历史真实、生动而全面地整理出来，虽较为困难，却仍有可能，而其意义则是比较大的，起码可以为后人近距离地留下真实而具体的史料。为此，需要持之以恒地花费很多时间，投入很大精力。实际上，该卷从2006年开始收集资料，2007年开始动笔，至2015年已历经八九年，而在最紧张的2010年至2011年春，我除了春节期间的两三天外，几乎所有的节假日也在九号楼办公室，从早到晚伏案阅读整理资料和撰写，回到家仍工作到深夜，以至连九号楼的保安都劝我“悠着点儿”。这并不是因为“敬业”，而是当时进度要求确实迫在眉睫而引起的着急（其中最急的是由于缺乏最近的资料而有“无米之炊”之感，因而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有关资料）。虽然当时的身体状况还允许这么做，但由于太过劳累，就在这期间感染“丹毒”引起双腿溃烂，行动困难，但仍坚持撰写，经过不断修改，终于完成了讨论稿。

我开始动笔编写时，比第一、二卷晚了两年，加上材料收集困难，一直处于被动状态。本卷编撰的一个很大的难点，是缺乏现成的、系统的资料。应该说这一历史时期资料很多而丰富，但很分散，不易收准收全。好在一方面有《清华大学史》编写大纲可以“按图索骥”（该大纲经校史编委会、有关领导及专家多次认真讨论，由江崇廓同志执笔写出，历时长达两年，是几十位专家、领导付出长期劳动、智慧的结晶）；另一方面，有出版完整的校报提供丰富、具体、真实而完整的资料，这是一个宝藏，但要花费大量的劳动和精力去收集、筛选、比较、分析、综合、整理、汇总。2011年夏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近春园召开的《清华名师风采》一书的座谈会上遇到了闻一多先生之孙、在中国社科院从事历史研究的闻黎明先生，我们素昧平生，只是坐在临近的座位上有几分钟的交谈。他说：研究近现代史，如有条件，首先必须仔细查阅当时的报纸，并在此基础上扩展进行研究，因为那是真实具体的历史。我感到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为写第三卷校史，我反复地、仔细地翻阅了1976年10月至2011年4月这35年多的每一期校报（1976年10月至1977年12月的《清华战报》、1978年的《清华大学》、1979年至2011年的《新清华》），并做了2500多张卡片。再以此为基础，查阅了有关档案、报告、规划等内容资料，学校和各部处、各院系编的年鉴，以及有关的报刊等，还包括90周年校庆时出版的《清华大学志》、2014年刚定稿的《清华大学志（1911—2010）》电子版和百年校庆出版的一批图书，共约二百种。有了这些基础，编写就有了把握。在编撰中，尽量叙述了学校党政领导提出的重要理念、提法、目标的形成过程，以及诸多重要文件、报告的主要内容及有关背景，以便为校史研究提供方便。出于同样的考虑，在编撰中也较为详尽地列出一些数据和资料，并对有些情节争取写得生动些。

校史第三卷讨论稿共分4章。第一章“拨乱反正，恢复整顿”，第二章“改革，发展，着重提高”撰写还算顺利，分别于2008年和2009年写出初稿。但是，写第三章“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却遇到了困难和麻烦。这一章是全卷的重点，涵盖的时间长（1994年至2009年），内容多（共14节，包括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以及教育理念、指导思想等）。虽然仔细查阅了这一期间的所有校报和各部处编的年鉴，并在校档案馆进行了仔细的查阅，白永毅同志和校办博新宇同志将他们负责收集的各部处、院系编写校志的中间稿尽量提供给我，但仍很难写出来。最主要的问题是资料不全，这使我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急得要命。我编撰这一章和百年校庆的一批有关书籍的编撰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因而进一步增加了资料收集的难度。到2010年和2011年上半年撰写时，第三章引用的资料、数据部分截至2009年，大部分截至2008年，少数截至2007年。第四章“今日清华”（2010年学校的方方面面）因为没有资料数据而迟迟无法动笔。我只好找到我非常熟悉的天津一中和清华校友、时任清华政研室副主任、顾秉林校长秘书范宝龙，请他救急提供2008、2009年学校的有关资料。他给予了大力支持，热情地将这两年校机关、后勤、工会等各部门各单位提供的资料全部打印出来提供给我（他知道我对计算机不熟），足有半尺厚。我正在动手对第三章进行补充时，情况发生了转机，负责领导校史编撰的贺美英老师为了慎重，决定出校史的工作往后推迟，不要赶在百年校庆时出书了。我这才大大舒缓了一口气，否则即使把第三章勉强写出来，第四章“今日清华”也是没法撰写的。

到了2014年1月，补充编写的百年《清华大学志》刚刚定稿，负责校志的庄丽君老师立即把新校志的电子版给了我。于是我开始将第三章重新进行了仔细的修改和补充，接着写了第四章（共12节），以及附录“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并写了“本卷小结”。总的来说时间从容了，但仍抓得较紧。到2014年底至2015年初，我和冯茵突击一个多星期，包括晚上加班，将已编写好的第三卷修改稿重新校对一遍并定稿，约88万字，重新排好版后，由校史研究室发给各位评委。

修改稿完成之时，恰逢我在清华毕业并留校工作50周年，达到了蒋南翔校长提出的“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的要求，令人高兴。作为清华的一名普通教师，我是很难胜任编撰校史之事的，只能尽力而为，以此作为在清华学习、工作近60年，对母校培养的一种回报。

冯茵老师作为我的助手和同事，一起参加了第三卷的编辑工作，特别是在担负校史馆办公室大量具体工作和其它业务工作的同时，对全卷的内容进行了认真、仔细地校核和修改补充，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敬业精神和治学态度，使我深受感动。校史研究室前主任田芊老师、校史编写大纲执笔者和第一卷主笔江崇廓老师在第三卷编撰过程中，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并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使我受益匪浅。在这些令人难忘的合作中，我与他们建立了难得的、深厚的友情。

在编撰校史的同时，清华大学校史展也在进行着紧张的筹备工作。这一期间校史编委会对“清华大学校史展脚本”进行了多次讨论。我参加了各次讨论并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2010年1月10日讨论第6稿时，庄丽君老师听了我的发言后，还让我将发言稿打印出来交给她。参加百年校史展写脚本的同志对核研院（200号）早期的历史和成果不熟悉，前几次脚本对这方面的内容并没有反映。我在讨论时反复提出、反复强调，在百年校庆校史展上增加了关于200号早期发展和成果的内容──“用我们的双手开创祖国原子能事业的春天”，共有3段突出的文字说明，5张照片，反映了在200号建设屏蔽试验反应堆和工化系完成“712任务”即“溶剂萃取法核燃料后处理”的成果。这些文字内容和照片都是我提供的。这也算是我对校史展所作的一点儿贡献吧。

在纪念清华大学校史工作60年之际，回顾我参加校史工作的这些难忘经历，感慨万千。我最后的一点体会是，在认真努力做好工作的同时，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健康是做好工作的根本保障。我在完成校史撰写的这一段时间，由于长时间高强度地伏案工作，锻炼身体少，身体活动少，使得一些不可逆转的慢性病悄然进入自己的身体，影响了健康和生活质量。这些教训是要引以为戒的。

（作者为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办公室主任，2008年起任校史编委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