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渊

我从1987年夏由化学系调入校史研究室，翌年2月担任研究室副主任，1999年10月退休，又回聘至2005年12月，全职参与修编清华史志和筹办校史展览，尤其是从头至尾参加了编写2001年版《清华大学志》的全过程，深受教益。

编写《清华大学志》是一项工作浩繁的系统工程，从1992年开始，动员了全校74个单位230余人参加，近千人次查阅了8500余卷次档案资料，摘编了千余张“清华大学史志资料卡片”，历时八年多，各篇章几易其稿。2001年4月《清华大学志》出版，在北京高校首开先河，受到兄弟院校的好评，2006年获中国档案学会第五次档案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清华大学志》凝聚了广大修志人员的辛勤劳动。张思敬老师是该书主编之一，他组织全校修志人员培训，主持讨论修改清华大学志编写大纲，听取各院系各单位修志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协调工作进度，亲自审阅各篇章文稿。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全程参与工作，亲身感受到他平易近人、谦虚实干、亲力亲为。在修志工作后期，我经常将各篇文稿送到他家，请他审定，有时一天送两次，他都是仔细阅读，不仅提出修改意见，有的还亲自挥笔校订。张老师做出了榜样，我经久难忘。贺崇铃老师是研究室主任，他除负责领导研究室日常工作外，还担负着编写大事记的重任。他身为领导，从不摆架子，研究室人员老弱病残者多，一些重活、累活，他都抢做在先，校庆时常亲自骑三轮车到书库搬运沉重的校史书籍，送到二校门摆摊展销。他关心同志，和老主任徐心坦一起，到退休回聘的老师家中探望。他编写大事记和《清华大学九十年》一书，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查阅了大量文史档案，对选用史料，常需几经查证，甄别有无不实之处，为修编《清华大学志》尽了极大努力。

清华发展的历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厚重的文化底蕴，铸就了清华优良的学术与革命传统。无论是修编史志，还是分析论证清华历史传统，都应把握一个基本原则──尊重历史真实，实事求是。清华百年校庆前后出现的有关清华校训之争，说明把握这个原则的重要性。当时，社会上流传一种说法：清华校训原本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十六个字，却被无端地拦腰斩断，变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字，似有指责之意。我理解某些关注清华的人们对学术自由的期盼，但不能因此凭借臆想、恣意杜撰、为己所用。不应将陈寅恪在王国维碑文中所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梁启超在清华以《君子》为题的演说中阐述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随意联在一起，拼凑出十六个字的清华校训，这是不可取的。

我们的校友胡锦涛曾说：“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也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清华的历史传统，留给我们很多启示。老清华，坚守学术自由，潜心于教学与学术研究，培养造就了众多大师、名师，他们为新中国建设和科学事业，特别是“两弹一星”工程作出了重大贡献。五六十年代的新清华，坚持“两点论”和又红又专的培养目标，为国家输送了一批“双肩挑”的优秀人才，许多清华学子活跃在中国政坛上，被称之为所谓的“清华现象”，倍受关注。

修编史志是十分严肃的工作。我除完成校史研究室安排的工作外，也经常写一些自选课题的文章。不过，我写文章比较严谨，曾给自己立下未成文的“三不写”规矩：一是没有掌握充分史实资料前，不写；二是没有经过研究，不写；三是没有新意，不写。在校史研究室，我侧重于解放后的校史研究，并试图将其与中国近代教育史和蒋南翔教育思想研究结合起来。我曾在教育研究所为研究生讲授《中国教育史》课程，还收集整理和摘录了近20万字的蒋南翔教育言论汇编，发表了《蒋南翔教育思想与实践初探》等多篇文章，这有助于校史的编写。这些年，搁笔静思，深感修编史志，应先修炼个人素养，唯有尊重历史真实，不为尊者讳，不为己贪功求名，实事求是，一分为二，方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得到历史的认可。

今年适逢我校校史编委会成立暨开展校史工作60周年纪念，十分怀念我在校史研究室参与修编清华史志的那段岁月，想念当时在一起共事的老师与好友，衷心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作者1988—1999年任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