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雅欣
校史研究是一门取道过往、立足前瞻的学问，尽管“校”会给出特定的空间范畴，但校在源头上被赋予的宏观定位与独特使命，随着校的成长与发展，将会不断拆解校之特定有形的空间范畴，使基于学术品格的文化特质真正凝成校的身份内涵，这种无形的身份内涵决定了一所学校长期以来相对稳定的公共形象，这种身份内涵及其成因、赋能、演进与意义，更成为校史研究的基本主题。
就大学校史研究而言，它可及的广度、深度与复杂程度，取决于大学的校龄、大学在知识权力金字塔中所处的层级，以及大学历史档案的存留程度。可以说，一所大学校史研究可及的广度、深度与复杂程度越高，校史的溢出效应就越大，它的学术价值和公共价值就会胜过该校史服务于本校的宣教功能，进而以学术研究的系统性、精准性与深刻性，为校史宣教提供高品质的思想支撑。有鉴于此，清华校史在本质上具备得天独厚的学术禀赋。
何以做出上述论断？这当然基于14年前，我有幸进入清华校史研究室从事清华大学科技史研究的一段宝贵经历。在当时为期两年（2005.7－2007.7）的研究工作结束之际，“书被催成墨未浓”是我最强烈的感受，大致在应提交的那份博士后研究报告接近封笔时，清华校史研究的“墨浓”轮廓日渐浮现脑际。如今续想当年的初意，真切如昨而未曾断线，具体说来，“墨浓”轮廓源于三个层面的考虑：
首先是现存完整、系统、高品质的清华历史档案，并且可以便捷高效地获取这些材料，为我当时快速准确地展开研究提供了根本保障。然而，随着查阅的深入，我发现一卷或几卷档案几乎可以构成关于一个校史问题的纪事本末，反观自己研究报告中基于校史档案的部分章节，我更希望依据这些材料进行深入的问题提炼，而非概要的分类叙事。进而言之，得到妥善保管的清华历史档案，倒逼校史研究走向精深探幽发微。
其次，清华校史研究的“墨浓”之笔，是在清华史志、人物史志、系科史、专题史的基础上，打破一些明显的区隔，逐步转向问题探究层面：
（1）着力揭示常规有形之物（如学科建制、学校治理）背后各种隐而不彰的知识结构、关系网络和作用机制。
（2）尤其要从历史的视角，具体而微地阐释从清华精神到不同时代各类典型理念（例如治校、治学、学术方向）的由来、形成与演进脉络，使抽象的观念在历史语境中变得具体丰满。梁启超曾专门针对清华学校说：“学校如同一个人一样，是有生命的。他的年岁虽会增长，不过他性情都是存在的，他有他的传统。”校史中适当引入观念史研究，正是对清华“性情”和“传统”的诠释。
（3）围绕清华校内展开争论的重要议题（例如：大学一年级不分院系的讨论，国学研究与理科研究发展偏好的讨论，工程教育与工科发展方向的讨论，市政工程学系存废的讨论，部分理科研究生用自主培养取代派遣留学的讨论），以及有清华学者参与或与清华有关、发生在学术界或文化界的重要争论（例如：20世纪初关于“自然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古代产生”的讨论，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揭示清华的认知决策方式及其在公共智识界的角色。
总之，“墨浓”之笔应当使我们不止于看到树木，而是看到森林，进而明晰这座学术森林生成演化的生态理路，从多维度立体化诠释清华身份认同的内涵与演化机制。
第三，清华校史深广复杂的层次体系，源于在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决胜国家现代化的道路上，清华在中国扮演着知识开创与传播者的角色。认识这个变动着的复杂体系，仅凭“裸眼”观察，既难明秋毫，又在种种断代或区隔中遮蔽了有机的整体和结构，因此必须借助适当的具备统摄力与穿透力的理论工具。
依照习惯，从管理分类的角度，大学常被视为教育科研机构，大学校史则被对位式地移入高等教育史范畴。如果把大学校史视为学术研究对象，则有必要转换视角洞察现代大学的本质，尤其像清华这样一贯服务国家战略的研究型大学，准确地说，它是参与国际同行竞争的知识生产－传播机构，从知识、人才与体制方面为社会提供创新资源。因此，解析清华校史的基点，是把它视作一个特定的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知识生产－传播机构。质言之，“清华校史研究”这个概略的名称将具体化为：在科技引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关于清华这个知识生产－传播机构的理念、纲领、行动和意义的历史逻辑与运行机制的研究。这个视角更接近知识社会学范畴。
对照基于事实经验写成的各类清华校史，这个定位不仅符合清华自主选择的历史使命及其不断深化的角色特质──追求科学真知并创设立地顶天的理工学科，即“为学术存正气，为国家争存亡”的为学信念；关键在于，适当借鉴马克思等社会学先驱开创的知识社会学，以及后续发展出的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与分析框架，有助于切中对象实质，全面拓展清华校史研究的视野、进路、方法与表达方式。通过典型理论与经验事实的互动，书写问题引领、系统深入、契合清华实际（包括其历史之真、学术品质、公共角色与使命担当）的校史，从而走出当前大学校史研究普遍存在的两类困境：一是研究者的观念立场，存在家史化、正史化、上层化、空洞化的内卷化倾向；二是研究成果的特点，呈现同质化、平面化与碎片化倾向。
校史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它鉴往知来的反思性与前瞻性，在于它可爱可信的情感性与说理性，还在于研究方式的优化创新。纵观清华校史，无论在早年学生创办的《清华周刊》中，还是面对得校史编研风气之先、如今已走过一个甲子、有组织保障的清华校史工作，都能明显感受到清华学人一贯笃信“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历史创新意识。具体到历史研究的创新价值问题，1930年，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开篇指明古今学术之通义，他称之为“预流”，即学者既要自觉把握时代学术的新潮流，同时还要找准值得研究的新问题。
对于一代一代校史研究者来说，后来者，特别是如今的后来者，确实无时无刻不面临着更上层楼的内外挑战，因为他们自身必然负载着“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学术使命和内外期许。自觉的“预流”意识以及针对具体论题如何“预流”的讨论，将会助力校史研究者不负各界期许，在去粗取精、推陈出新中永葆思想活力，赋能校史研究逐步从经验感受向着理论探索、观念阐释，进而建构适合自身的校史编纂学理论体系的目标前行，不断书写出契合时代学风与需求、契合对象本真、墨浓意深的清华校史。
（作者为山西大学科技史研究所副教授，2005－2007年在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作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