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军喜
我是1989年12月研究生毕业后到校史研究室工作的，因为正好赶上寒假，所以正式入职的时间是1990年2月。那时校史研究室挂靠在教育研究所，所以我的人事关系是在教育研究所。1993年底学校复建历史系，1994年7月我便从校史研究室调入历史系，这样我在校史研究室工作的时间前后大约是四年半的时间。
四年半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对我的影响却是很大。首先是彻底改变了我对校史工作的看法，大大增强了我对清华校史的敬畏之心。刚到校史研究室工作时，因为对清华校史还不是太了解，加之当时的办公条件十分简陋（当时校史研究室的办公地点十分分散，其中一处办公地点设在停车场西边的一个小四合院里，与保卫处在一起，现已拆除）。因此对校史工作的重要性和清华校史的重要性还缺乏深刻的认识。随着工作的展开，我的认识也开始慢慢转变。
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是参加对老校长刘达同志的访谈。1990年1月9日，我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在甲所与老校长刘达座谈，征求他对稿子的意见。”当时访谈的情形还历历在目，刘校长谈及的当时清华如何从“文革”后的困境中走出来的那些话语及其流露出来的对清华的感情也还记忆犹新。这也激发了我对清华校史的兴趣。我入职后，当时校史研究室主任徐心坦老师曾亲手送我一本校史编写组编写的《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并嘱我好好学习。我开始仔细阅读这本校史。我发现清华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清华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此我对清华校史、对校史工作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
二是参加校庆80周年校史展览筹备工作。当时筹备工作主要在中五楼进行，最后的展览是在同方部。那时所有展出的文字和图片都是用双面胶贴到展版上，因此我的工作主要是剪字。展览的内容由徐心坦老师负责。当时徐老师经常在家里召集大家开会，讨论展览内容和方案。展览的布局和设计由建筑系陈浩凯老师负责。陈老师开朗乐观，喜欢摄影和打羽毛球。工作之余陈老师经常邀我打羽毛球。我现在偶尔还敢跟同事和学生一起打羽毛球，还是得益于当年陈老师的调教。这也算是参加校史工作的一个意外收获。到了4月中旬，展览筹备工作基本完成。正式展出之前，时任教育部部长的何东昌同志来检查工作。1991年4月19日我在日记中写道：“全天在同方部干活。下午，何东昌同志来检查工作。”正式展出之后，清华校友、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同志也来校参观校史展览。5月5日，我在日记中写道，“上午，陪同朱镕基同志参观校史展览。”可惜当时少不更事，没能留下更多的资料。
在校史工作四年半的时间对我的另一个重大影响，就是奠定了我后来的学术兴趣和发展方向。我研究生阶段学的是中共党史，但后来我的研究逐渐转向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术史，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受了清华校史的影响。1990年夏天，我利用在校史工作的方便，系统查阅了学校档案馆所藏陈寅恪先生的档案，并在业师刘桂生先生的指导下整理了一份陈寅恪先生在清华的编年史料。随着对校史的了解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我发现清华对现代中国的思想变迁与学术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先引起我兴趣的，是清华大学的史学传统和中国近代史学术史。由此出发，我开始收集和整理清华历史系系史资料。我从历史系的成立及课程设置入手，进而追溯清华史学的思想传统与学术源流。我发现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学科是到1930年代才形成的，而清华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源地。此后，我把相关的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在《近代史研究》《史学史研究》《复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另一个引起我兴趣的问题是五四时期的清华国文教学。我把国文教学问题当作一个思想史问题来处理，放到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我发现五四时期清华围绕国文教学的改革展开的讨论涉及国文与中学、国文与西学、国文与国运等诸多问题。五四运动以前，清华在教学上是重西文轻国文，且在国文教学中对新文学持抵制态度。五四运动后，清华在课程设置上开始中西并重，对于新文学的态度也由排斥而变为吸收乃至接受。国文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也实现了从“为实用而改革”到“为文化而改革”的转变。在改革过程中，清华既不趋新，也不守旧，而是在中西新旧之间穿行，最终走出了一条融会中西的新路。这方面的成果后来在《清华大学学报》发表。此外，我还对清华的学生运动史特别感兴趣，为此展开了对清华与五四运动、清华与一二九运动的专门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还获得了清华大学人文社科振兴基金的资助，相关的研究成果在《安徽史学》《中共党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一直以来，我始终认为，在校史研究室工作的这几年是我学术生涯的起点，而清华校史则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厚的学术滋养。
2008年，学校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我又从历史系调到马克思主义学院，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但是，我对清华校史的兴趣丝毫未减。2016年3月，我很荣幸地成为校史编辑委员会的一员，我感到学习校史、研究校史，对我而言不只是一种兴趣，更是一种责任了。今年1月30日，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邀请我参加纪念北平和平解放70周年座谈会。我在会上发言的题目是“清华大学与北平解放”，还是没有离开清华！现在，虽然我已不是校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但继续研究清华校史，努力讲好清华故事，仍是我努力追求的目标。
（作者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1990—1994年曾在校史研究室工作，2016年起任校史编委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