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对清华校史的兴趣

孟凡茂

1975年10月至1979年4月,我在自动化系学习。那是个特殊的年代,政治运动此起彼伏,风云涤荡,清华大学又处于运动的风口浪尖上。对于来自乡村,第一次来到京城的我,走进清华园,一切都是陌生的,可以说是不知所措了。

当时我们被称作“工农兵学员”,我曾写过一首诗,首句是“我辈书生非书生,上学仍为工农兵”。入学之初,有个简单入学教育,请老工人或往届学员说说学校的情况,那当然不会讲清华的历史,不要说解放前,连“文革”前都不讲。要讲就从“7?27”讲起,那是1968年首都解放军宣传队、工人宣传队接管清华的日期。在清华的三年多,尽管要到主楼上课,到图书馆看书,到大礼堂开会,也从清华学堂大楼前走过,在工字厅后荷花池畔散步,但从没有想过要了解一下这些建筑和景观建于何时,及其在历史上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偶然有一次,我在一栋建筑的基石上看到“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的字样,虽已经被划掉,但字迹仍依稀可辨。看是看了,也没有更进一步问一下,这位梅校长是谁?可以说,直到毕业,我对清华的历史一无所知。

毕业后的1980年代,我忙于工作,很少返校。1990年代,我曾再次回母校参加在清华举办的软件工程学讲座,大约一周的时间。那是比较清闲的,课后就到各个处走一走。面对清华园里那么多古典建筑和美轮美奂的景观,忽然想应写点什么。为此,我通过图书和报刊查找关于清华历史及建筑的介绍。随后,写了三篇千余字短文,《清华大学的建筑》《清华园的荷花池》和《梅贻琦:生斯长斯,吾爱吾庐》,发表在报刊上。之后,却并没有继续写。

进入21世纪,我对清华历史兴趣逐渐增多。业余时间时常读读有关清华史的书籍和文章。了解清华历史,最具权威的书籍,当属《清华大学校史稿》和《清华大学史料选编》,我从国家图书馆借阅,也摘录了一些内容。台湾学者苏云峰的《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在大陆出版,还有《梅贻琦与清华大学》《吴宓日记》等,越来越多与清华历史相关的书籍出版,对于了解清华历史也就有了更丰富的资料。之后,依据书籍和中外报刊的资料,我写了《从时间细节考察美国第一次退还庚款的交涉过程》,探讨清华早期史。

清华百年校庆之前,承蒙当时校史研究室主任田芊老师的信任,我参加了《清华大学一百年》的编写工作。这段时间,我有机会阅读校史研究室保存的清华史料,比如历年《清华周刊》《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等,对清华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此期间,田芊老师认真指导,细致到每个条目的选择,字斟句酌,令我深得教益。对于我所需要的资料,刘惠莉老师真是不厌其烦,提供了研究室和校图书馆所能查到的珍贵史料,令我深受感动。

清华大学有保存历史资料的传统。早在清华学堂开办之前,游美学务处设文案室,负责保存游美肄业馆建设前后的发生的各种文书。《游美学务处的暂行章程》中说“本处应备收发文件簿、逐日记事簿、收支款目簿、预算表册、日用账簿、学生履历册、考试题目簿、考试等第册、美国学堂调查表册等件,以资稽考。”可见游美学务处创办者的办事作风缜密严谨,一丝不苟。另外,工作人员从外务部抄录的有关退还庚款的文件也得到保存。清华学校时期设有文案处,《吴宓自编年谱》曾提到,1916-1917年吴宓在文案处工作时阅读了有关庚款兴学的历史文件。“在文案处一年,得阅读许多秘密之档案,备悉早年清华创办之实况与详情。”1923年,学生吴景超写文章介绍清华历史,引用了清华学校开办初期的校长公告及其他史料。由此可知,在当时,学校的历史档案就可供学生查阅。保存史料的目的就是要为人们了解和研究历史发挥最大作用。当然,清华的早期历史档案,因战乱搬迁等原因已有遗失,这对清华早期史的研究是无疑一件遗憾的事了。

重视总结和研究历史也是清华大学的传统。早在1914年3月,清华学校创办第一个全校性的刊物《清华周报》,其中开辟了“清华阳秋”专栏,介绍清华历史。有一期说,“方范静生先生之长斯校也,百事草创,诸费筹划;然而佐之以胡君敦复规定教务,分析级次,按照全校人数,都为百有余班,而沿用一格二格之名,清华校制至此而一变。”介绍清华最初的情况,可谓简明扼要。1914年8月出版英文《清华年刊》(Tsinghua Annual)也有校史一节。自此之后,《清华周刊》《清华年刊》常登载介绍清华历史的文章。1931年20周年校庆时,文学院长冯友兰撰写的《清华校史概略》,应是其中著名的篇章了。清华大学即将迎来108周年校庆,从只有数百学生的留美预备学校,发展到今天的世界知名学府,有波澜壮阔的历史,也就积累了丰富的历史材料。记录历史,研究历史,有难度,也有乐趣,是一项延续性的工作,更是一种历史责任。

对于清华史,我只能说有些兴趣,而其中一个特别的兴趣就是爱挑毛病。王国维先生曾说,世无不误之书。或因史料缺乏,或因征引有误,或对史料理解有偏差,常会对历史事件造成矛盾或分歧的叙述。下面谈三件事。

前几年连续剧《水木清华》开播,剧中有周诒春校长介绍清华大学校园规划一幕,其中谈到建校长和副校长及秘书长住宅的规划,且有一大段的质询与答辩。我想此情节应是依据《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关于甲、乙、丙三所的记述。在该书的一张重要建筑统计表中,认定这三栋建筑于1917年始建,当年建成(第61-62页)。但是,清华校医Bolt在1914年2月号《远东时报》(THE FAR EASTERN REVIEW)上发表英文文章《北京清华学校》,文中附有“清华学校全图”。从该图知,这三栋建筑与清华学堂大楼、小礼堂、美国教员住宅等均为建校初期建筑物,应建于1909-1911年。也就是说,校长周诒春从上任时起就应住在校长住宅了,根本就不会发生连续剧中的情节。另外,在1910年代,是否有甲、乙、丙所的名称,还不得而知。1920年代的校园地图上注为校长及教员住宅等。1930代有甲、乙、丙三所的名称,梅贻琦校长的通讯地址就是清华大学甲所。

《清华大学校史稿》的插页图片中有一张1920年代清华研究院导师和助教的合影照片,导师名气大,自然不会标错,但三位助教中间的一位标为陆维钊。从后来公开的史料知,这位助教是赵万里。我曾写文章《关于陆维钊──任职助教,何时离校》进行论证。后来冯象先生著文《其志甚壮,其言甚哀──纪念大舅斐云(赵万里)先生》,谈到这张照片,他母亲(即赵万里先生的妹妹)判断,那张照片不像她的老师陆维钊,更像她的哥哥赵万里。冯象先生进一步证明那张照片确实是他的大舅赵万里先生。另外。冯象先生认为是1926年《清华年刊》标注错了。但据资料,《清华年刊》上的合影照片并没有标注姓名。因为年刊中教员的个人照片下已经标注了姓名,合影也就不再标注了。198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校史稿》第一次公开发表了这张照片,在加标注时搞错了。因《清华大学校史稿》是清华校史的权威著作,进而影响了此后介绍清华研究院的书籍和文章。

历史记载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误记,有无心为之,也有有意为之。罗家伦的《学术独立与新清华》,文末注明:“民国十七年九月于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时演讲”。清华大学档案馆保存有罗家伦校长的手写原件,堪称墨宝,但此文与就职典礼时的报刊资料所记载的就职演说内容出入较大。此文最初发表时间是在1943年,收录在罗家伦的论文集《文化教育与青年》中。从内容判断,《学术独立与新清华》应是罗家伦在出书前重新写的,并不是就职典礼上的演讲稿。文中有一句最能说明问题,“经改组以后,留下的十八位教授……”,罗家伦到清华两天后举行就职典礼并发表演讲,何来“改组以后”。苏云峰先生根据《学术独立与新清华》构建1928年9月后的清华历史,自然就会造成与史实不符的叙述。从阐述其教育思想和办学经验角度说,罗家伦的文章的确写得很漂亮,但如果认定它就是当年的就职演说,就是不准确的。

(作者197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曾应邀参与《清华大学一百年》的编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