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凡茂
1975年10月至1979年4月，我在自动化系学习。那是个特殊的年代，政治运动此起彼伏，风云涤荡，清华大学又处于运动的风口浪尖上。对于来自乡村，第一次来到京城的我，走进清华园，一切都是陌生的，可以说是不知所措了。
当时我们被称作“工农兵学员”，我曾写过一首诗，首句是“我辈书生非书生，上学仍为工农兵”。入学之初，有个简单入学教育，请老工人或往届学员说说学校的情况，那当然不会讲清华的历史，不要说解放前，连“文革”前都不讲。要讲就从“7？27”讲起，那是1968年首都解放军宣传队、工人宣传队接管清华的日期。在清华的三年多，尽管要到主楼上课，到图书馆看书，到大礼堂开会，也从清华学堂大楼前走过，在工字厅后荷花池畔散步，但从没有想过要了解一下这些建筑和景观建于何时，及其在历史上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偶然有一次，我在一栋建筑的基石上看到“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的字样，虽已经被划掉，但字迹仍依稀可辨。看是看了，也没有更进一步问一下，这位梅校长是谁？可以说，直到毕业，我对清华的历史一无所知。
毕业后的1980年代，我忙于工作，很少返校。1990年代，我曾再次回母校参加在清华举办的软件工程学讲座，大约一周的时间。那是比较清闲的，课后就到各个处走一走。面对清华园里那么多古典建筑和美轮美奂的景观，忽然想应写点什么。为此，我通过图书和报刊查找关于清华历史及建筑的介绍。随后，写了三篇千余字短文，《清华大学的建筑》《清华园的荷花池》和《梅贻琦：生斯长斯，吾爱吾庐》，发表在报刊上。之后，却并没有继续写。
进入21世纪，我对清华历史兴趣逐渐增多。业余时间时常读读有关清华史的书籍和文章。了解清华历史，最具权威的书籍，当属《清华大学校史稿》和《清华大学史料选编》，我从国家图书馆借阅，也摘录了一些内容。台湾学者苏云峰的《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在大陆出版，还有《梅贻琦与清华大学》《吴宓日记》等，越来越多与清华历史相关的书籍出版，对于了解清华历史也就有了更丰富的资料。之后，依据书籍和中外报刊的资料，我写了《从时间细节考察美国第一次退还庚款的交涉过程》，探讨清华早期史。
清华百年校庆之前，承蒙当时校史研究室主任田芊老师的信任，我参加了《清华大学一百年》的编写工作。这段时间，我有机会阅读校史研究室保存的清华史料，比如历年《清华周刊》《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等，对清华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此期间，田芊老师认真指导，细致到每个条目的选择，字斟句酌，令我深得教益。对于我所需要的资料，刘惠莉老师真是不厌其烦，提供了研究室和校图书馆所能查到的珍贵史料，令我深受感动。
清华大学有保存历史资料的传统。早在清华学堂开办之前，游美学务处设文案室，负责保存游美肄业馆建设前后的发生的各种文书。《游美学务处的暂行章程》中说“本处应备收发文件簿、逐日记事簿、收支款目簿、预算表册、日用账簿、学生履历册、考试题目簿、考试等第册、美国学堂调查表册等件，以资稽考。”可见游美学务处创办者的办事作风缜密严谨，一丝不苟。另外，工作人员从外务部抄录的有关退还庚款的文件也得到保存。清华学校时期设有文案处，《吴宓自编年谱》曾提到，1916－1917年吴宓在文案处工作时阅读了有关庚款兴学的历史文件。“在文案处一年，得阅读许多秘密之档案，备悉早年清华创办之实况与详情。”1923年，学生吴景超写文章介绍清华历史，引用了清华学校开办初期的校长公告及其他史料。由此可知，在当时，学校的历史档案就可供学生查阅。保存史料的目的就是要为人们了解和研究历史发挥最大作用。当然，清华的早期历史档案，因战乱搬迁等原因已有遗失，这对清华早期史的研究是无疑一件遗憾的事了。
重视总结和研究历史也是清华大学的传统。早在1914年3月，清华学校创办第一个全校性的刊物《清华周报》，其中开辟了“清华阳秋”专栏，介绍清华历史。有一期说，“方范静生先生之长斯校也，百事草创，诸费筹划；然而佐之以胡君敦复规定教务，分析级次，按照全校人数，都为百有余班，而沿用一格二格之名，清华校制至此而一变。”介绍清华最初的情况，可谓简明扼要。1914年8月出版英文《清华年刊》（Tsinghua Annual）也有校史一节。自此之后，《清华周刊》《清华年刊》常登载介绍清华历史的文章。1931年20周年校庆时，文学院长冯友兰撰写的《清华校史概略》，应是其中著名的篇章了。清华大学即将迎来108周年校庆，从只有数百学生的留美预备学校，发展到今天的世界知名学府，有波澜壮阔的历史，也就积累了丰富的历史材料。记录历史，研究历史，有难度，也有乐趣，是一项延续性的工作，更是一种历史责任。
对于清华史，我只能说有些兴趣，而其中一个特别的兴趣就是爱挑毛病。王国维先生曾说，世无不误之书。或因史料缺乏，或因征引有误，或对史料理解有偏差，常会对历史事件造成矛盾或分歧的叙述。下面谈三件事。
前几年连续剧《水木清华》开播，剧中有周诒春校长介绍清华大学校园规划一幕，其中谈到建校长和副校长及秘书长住宅的规划，且有一大段的质询与答辩。我想此情节应是依据《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关于甲、乙、丙三所的记述。在该书的一张重要建筑统计表中，认定这三栋建筑于1917年始建，当年建成（第61-62页）。但是，清华校医Bolt在1914年2月号《远东时报》（THE FAR EASTERN REVIEW）上发表英文文章《北京清华学校》，文中附有“清华学校全图”。从该图知，这三栋建筑与清华学堂大楼、小礼堂、美国教员住宅等均为建校初期建筑物，应建于1909-1911年。也就是说，校长周诒春从上任时起就应住在校长住宅了，根本就不会发生连续剧中的情节。另外，在1910年代，是否有甲、乙、丙所的名称，还不得而知。1920年代的校园地图上注为校长及教员住宅等。1930代有甲、乙、丙三所的名称，梅贻琦校长的通讯地址就是清华大学甲所。
《清华大学校史稿》的插页图片中有一张1920年代清华研究院导师和助教的合影照片，导师名气大，自然不会标错，但三位助教中间的一位标为陆维钊。从后来公开的史料知，这位助教是赵万里。我曾写文章《关于陆维钊──任职助教，何时离校》进行论证。后来冯象先生著文《其志甚壮，其言甚哀──纪念大舅斐云（赵万里）先生》，谈到这张照片，他母亲（即赵万里先生的妹妹）判断，那张照片不像她的老师陆维钊，更像她的哥哥赵万里。冯象先生进一步证明那张照片确实是他的大舅赵万里先生。另外。冯象先生认为是1926年《清华年刊》标注错了。但据资料，《清华年刊》上的合影照片并没有标注姓名。因为年刊中教员的个人照片下已经标注了姓名，合影也就不再标注了。198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校史稿》第一次公开发表了这张照片，在加标注时搞错了。因《清华大学校史稿》是清华校史的权威著作，进而影响了此后介绍清华研究院的书籍和文章。
历史记载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误记，有无心为之，也有有意为之。罗家伦的《学术独立与新清华》，文末注明：“民国十七年九月于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时演讲”。清华大学档案馆保存有罗家伦校长的手写原件，堪称墨宝，但此文与就职典礼时的报刊资料所记载的就职演说内容出入较大。此文最初发表时间是在1943年，收录在罗家伦的论文集《文化教育与青年》中。从内容判断，《学术独立与新清华》应是罗家伦在出书前重新写的，并不是就职典礼上的演讲稿。文中有一句最能说明问题，“经改组以后，留下的十八位教授……”，罗家伦到清华两天后举行就职典礼并发表演讲，何来“改组以后”。苏云峰先生根据《学术独立与新清华》构建1928年9月后的清华历史，自然就会造成与史实不符的叙述。从阐述其教育思想和办学经验角度说，罗家伦的文章的确写得很漂亮，但如果认定它就是当年的就职演说，就是不准确的。
（作者197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曾应邀参与《清华大学一百年》的编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