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芊
2009年，在纪念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工作50年时，笔者曾依据工作体会写了《清华校史研究之思考与刍议》一文，回顾和思考了多年来在清华校史研究室的工作，试图从一个学校的实际情况出发去探讨校史研究工作，但所想还不够全面、深入。在庆祝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清华一个世纪以来的办学与发展之路、校园文化与大学精神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校史研究室为之全力以赴地展开了工作，并愈加深刻地感受到校史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如今清华大学校史工作已60年了，为纪念清华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成立60周年，笔者围绕清华校史工作进行了再认识、再思考，在《清华校史研究之思考与刍议》中的一些看法不再赘述，本文是几点新的感受和想法，欢迎批评指正。需要说明，本文不是学术探讨的文章，只是个人工作体会的随笔；而且说是思考，其实也只是一些随想杂感而已。
一、清华百年校庆的启示
一个世纪以来，清华从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到完全的大学，由中国高校的新军到知名的高等学府，进而探索社会主义大学办学道路到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清华的校史有其特殊性，更有代表性，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是中国社会演变进程的缩影。清华自建校起，就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兴衰与共，百年来为我国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2011年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核心，教育是基础。”“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
在百年校庆之时，人们对学校的历史特别关注、感兴趣，形成了介绍、解读校史的热潮。许多校友、媒体及社会人士对清华校史进行了回顾与梳理，对清华精神文化进行了阐述和传扬；许多学生和社会大众通过校史认识了清华、贴近了清华，并从中了解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清华校史研究室几年来更是投入了全部力量展开工作，编写纪念文册书籍、筹办百年校史展等。由百年校庆，我们更加深切感受到，大学之道最主要的在于育人为本，培育人才最主要的在于大学精神文化传统之传扬，形成大学精神最主要的在于大学在发展历史中的凝聚。同时，更加深刻认识到，校史作为学校发展轨迹记载之重要性、做好校史工作的必要性，校史研究要贯穿到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
纪念百年校庆，特别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去思考。铭记历史，我们需要感恩；回顾历史，我们需要反思；继承历史，我们需要展望。因此，在庆祝清华百年校庆之际，首先要感谢所有在清华为振兴中华探索有特色的办学路上奔走的每一个人，要感谢所有为清华的发展而努力的师生员工，感谢国家和社会上所有关心支持清华的人；其次要反思与展望，对清华校史进行研究，对清华办学认真总结，对清华未来不断思索。要看到清华搏击世纪风云所取得的成就，从中汲取信心与力量，感叹来之不易；更要看到清华在行进道路上的曲折与不足，从中汲取智慧与胆识，不畏任重道远。可以相信，清华一定会脚踏实地践行承诺和实现目标，自立于世界一流大学之林，为国家、为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百年校庆之时，处处可以感受到深厚清华文化底蕴的散发、浓浓清华情结的流露，仿佛校园里一草一木都洋溢着青春的光彩，校史中一时一刻都成为永恒的记忆。清华是在其中学习、生活、工作过的每一个校友的永远的精神家园，他们在这里曾经度过青春年华、放飞梦想扬帆启航。众多校友抑制不住内心兴奋，不远千里回母校看看，以重温昔日校园生活；更有很多老校友已是步履蹒跚，还拄着拐杖和坐着轮椅回母校看看，以了却多年思念之情。在校的许多同学们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校庆活动中，在参与中了解清华、感悟清华，做清华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更激发出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可以感觉到，学生是学校中最可宝贵的，清华学生是清华的源泉和希望，是清华历史的创造者，是清华教育理念和文化精神的继承者、传扬者。
百年校庆给予了我们很好的启示，任何一所大学，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尊重自己的历史，要有历史感。回顾总结世纪清华，这所诞生于时代、社会大变革之中的大学，其历史发展的内核可概括为一句话：“走自己经过实践检验的道路”，其文化精神的内涵可凝聚为两个字：“责任”，对民族之责任、国家之责任、社会之责任、时代之责任。尤其百年校庆给予我们重要的启示是，校史是一个学校的无价之宝，是学校成长中成就与教训的积淀，是学校办学风格特色的集中体现，是学校文化建设的最主要组成。人们往往到学校重要周年的校庆时，才会特别关注校史，这次百年校庆对了解认识、关心重视校史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因此，对清华百年校庆最好的庆祝，莫过于对清华校史和文化精神的深入研究与解读、认真总结与反思。百年岁月、千万学子书写了学校的历史，研究校史需要真实全面地反映学校的历史、反映其中的内涵──大学精神与文化传统，研究校史需要一个全面、深入、长期的思考，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积累。
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历史是文化与精神的载体和永恒的依托，是继承与发展的源泉和不竭的动力，历史需要我们传承并不断去创造。还可以感受到，校史是学校重要的文化建设，是为了培根铸魂，“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习近平）因此，我们希望不要只是在校庆期间才关注校史，希望有更多的人学习校史、研究校史、宣传校史。清华过去的一百年已渐行渐远，新的一百年、新的历史开始了，校史工作也进入了新的阶段，需要更深入地思考，为什么要研究校史、校史要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校史如何才能发挥好更大的作用。
二、清华校史工作的沿革
清华大学研究校史并非自今日始，早在建校初期就有人关注记载了学校的历史，这是一些有历史远见的有心人。有关清华校史的介绍，最早的是清华学校校医兼生物教师博尔特的英文文章《北京清华学校》，发表于《远东评论》1914年2月（Bolt’s Tsinghua College，The Far Eastern Review 1914-2）。以及在《THE TSING HUA ANNUAL》（《清华年刊》英文版）Vol.1，1914年8月发表的“History（校史）”，该刊是清华学校为参加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由学生编辑出版的。之后，在一些学校的刊物上都刊登有清华校史的介绍。如：在1921年4月出版的《清华周刊》建校十周年纪念号上，刊载了未署名一文《清华园与清华学校》，这可能是清华有关校史研究的较早记载。作者在文首特意申明：“这篇因交稿时期短促，我没有自己去参考，所有材料都根据以前增刊、年报和英文《清华一览》上的，我不过做了点收集、节缩、翻译和穿插的功夫”。《清华周刊》清华十五周年纪念增刊（1926年3月）发表校长曹云祥的讲话“清华学校之过去现在及将来”；教授冯友兰为二十周年校庆而写的《校史概略》，发表于1931年出版的《清华周刊》。应当感谢这些清华早期编写校史的师生，为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记载清华校史的资料。
清华大学作为校方专门组织开展校史研究工作，始于1959年。当时为准备庆祝清华建校50周年组织编写校史，在全国高校率先成立校史编辑委员会，专门成立了校史编写组（校史研究室前身）。那时，我国还没有一部大学校史、高等教育史，虽有英美大学校史、莫斯科大学校史可参考，但显然硬拿外国的模式来写清华的校史是不合适的。校史编写组的同志们在借鉴外国大学史的基础上，开始了清华史料的系统的收集整理，以及广泛地进行老校友的访谈工作，着手研究和编写清华第一部校史稿《清华大学五十年简史》。蒋南翔校长对此十分关心，多次对校史工作给予指示，并亲临会议参与讨论。在此校史稿基础上最后几经周折，于1981年出版了《清华大学校史稿》（1911－1949年部分）。
1966年，“文化大革命”打乱了清华大学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秩序，校史工作也处于停顿状态，校史编写组被解散，资料、书刊和文稿全部转存入校图书馆，从而幸亏得以保存。1978年拨乱反正后，学校党委决定恢复校史编写组（简称校史组），其工作由校党委宣传部领导。1982年，清华成立了党史资料征集小组，校史组的部分同志参与。1986年，校史组转入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改称校史研究室，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工作合并到校史研究室。1992年，校史研究室从教育研究所分出，作为校机关处级单位（其编制经费单列，行政挂靠档案馆），由校史编委会直接领导。2001年，校史研究室的行政关系完全独立，直属校机关党委。2009年，清华大学第17次校务会议讨论通过，将原名“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委员会党史校史研究室”，更名为“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和“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统称为校史研究室。
改革开放以来，清华大学以“着重提高，在提高中发展”为办学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取得全面的发展，校史工作也得以深入开展。特别是借庆祝百年校庆的东风，进行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扩大了影响。校史研究室主要进行了：（1）基础性的工作，开展清华史料整理编纂、校友访谈、校史文物与图片征集等工作，编辑出版《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至六卷（1911－1966年，第六卷部分出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选编》共六卷（参与编辑），《清华大学九十年》、《清华大学一百年》（大事记）等。（2）编研性的工作，组织、参与编辑《清华革命先驱》《清华大学志》《清华人物志》等校史系列丛书，《蒋南翔文集》《蒋南翔教育思想研究》等校史专著，汇编了《笔底波澜写春秋──清华校史研究工作50年》《清华“文革”大事录》《记忆里的清华──访谈录》等内部校史资料。2006年承担了学校“985工程”二期文科重点建设项目“清华大学史及校史专题研究”课题，组织编写《清华大学史》，开展清华科技、“文革”、体育、文艺、校园等专题史研究。（3）宣传性的工作，与学校有关单位合作筹办80周年、90周年和百年的“清华大学校史展”，参与组织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周年纪念活动，在《新清华》上合办“清华史苑”栏目，出版《清华漫话》，进行校史讲座、校史展讲解，开辟清华校史网站，协助学生成立研究校史的“紫苑学会”等。（4）经多次申请，得到学校支持及校友赞助建设了新校史馆。校史馆作为校史宣传教育主阵地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校园文化的标志景点，以及校友返校的聚会场地和社会教育的重要场所。
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引发了校内外对校史的关注、参与校史工作的热情，校史宣传教育产生很大反响，校史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在清华历史进入新的一百年后，又继续进一步开展了大量校史研究与教育工作，有了一个新的良好局面，校史工作愈加得到关注，产生越来越良好的影响。清华校史工作的60年是令人称道的。2021年，将迎来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校史工作将会在校庆时发挥更大的作用。
由清华校史工作的沿革可以看出，校史研究工作是由宣传介绍学校的历史概况开始的，进而展开了学校史料（文档、文物、人物）方面的收集、整理；再逐步深入进行校史的编纂、出版工作，以及重要事件或方面、重要人物（如校长）的研究，总结概括学校办学之路的历史经验和梳理凝聚学校育人、治学理念与文化精神；同时更加广泛、更多方式地围绕学校的任务（如校庆及其他周年活动）和学校的传统教育开展了校史宣传工作。清华校史研究由宣传始、进而进行编研，再扩大宣传、深入展开研究，这一沿革可能也是我国各高校校史工作开展的普遍情况。这里必须指出，宣传教育是校史工作的主要职能，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校史及学校文化，认识校史工作的重要性。但校史工作还有进行研究的重要职能，因为校史研究对于总结学校的教育规律，促进大学的精神文化建设，推动学校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校史工作是全方位的，要兼顾做好校史研究、宣传教育和服务管理工作。
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在清华大学开始新的一百年时，清华校史工作也面临新的阶段。校史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待于不断开拓，还要和其他高校多交流，共同推动校史工作。目前，许多高校的校史工作都已开展起来，做出许多出色的成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人们对校史研究的认识有了很大变化，但是仍有不少人并非十分了解和重视，认为校史研究可有可无、可轻可重的漠视状况还存在，校史工作的作用及在学校里的地位还不很确定，开展工作也有一些困难。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校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不能忽略历史的文化传承，忽视在历史继承基础上再发展。遗忘历史、丢失传统，这对一个学校、一个国家、民族都是极其危险的。校史研究工作需要思考，如何进一步梳理、研究学校的历史、如何通过校史教育继承学校的文化传统，为学校的中心工作服务、为社会的文化进步服务，更好地发挥“存史、资治、育人” 的作用（校史研究的作用不少写为“资政”，笔者认为“资治”更好些。因为“资政”其意窄，校史在学校办学和管理中可以史为鉴；“资治”其意广泛些，校史在治校、治学及治国中都可以发挥以古鉴今的作用），需要思考如何继续创造校史工作新的局面。
三、清华校史的历史分期
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将历史的发展进程进行阶段性的划分，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性质特征的梳理与概括，进而认识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探索与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人类社会的历史伴随社会的发展而跌宕起伏，历史阶段的划分也是历史观的体现，反映出对历史的基本态度和理论认识。总之，历史本身是连续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进程应是一个“连续函数”，但历史必然会受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而会有突变、拐点。因此，为了更好地描述与解析历史，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时期以叙述之，以及再集合分为几个大阶段，以更宏观的层面审视之。不同的时期、阶段、时代有不同的特点，分述之可以更好地了解、理解历史。
对于一个学校的历史，同样也有划分历史阶段（校史的分期）的必要。学校存在于社会之中，学校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学校的历史必然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因此校史的分期与社会发展的历程紧密相连。清华的历史已有一百多年，校史应该如何分期为好？
清华历史阶段之划分，现在一般通说为“三阶段”，其每一大阶段中又有若干时期。但也有人认为可不分阶段只分为各个时期，如分为五个时期：“清华学校时期、抗战前国立清华大学时期、西南联合大学时期、复员后清华大学时期、两个清华大学时期”（苏云峰），“史前期、创世纪、传奇期、过渡期、新时期”等，以及分为八个时期（将上述的“新时期”再分四个时期）等。清华“三阶段”的划分，最早应始于蒋南翔校长之说：“第一阶段是老清华，第二阶段是一九五二年学苏，第三阶段是一九五八年以后。”“需要比较彻底的总结工作，应该是三阶段，两点论。”
综观清华的历史，将清华百年校史分为几个大阶段（现为三个阶段），每个大阶段再分为若干个时期，可能较好些。如此可以更清晰地叙述历史的沿革，适合清华历史发展的脉络，也符合清华大多数人的认知。但是清华校史如何具体划分阶段、分期，还值得研究。
如清华百年“三阶段”大致可以有两种划分：（1）以社会政治变化来划分。因为学校不是世外桃源，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学校的历史是社会通史的一个侧面。则“三阶段”为：第一阶段1911－1948年（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第二阶段1949－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第三阶段1977－2011年。（2）以学校自身变迁来划分。由于学校是一个培育人才的学术机构，学科建制确定了学校的性质，因此学校有自身的演变过程。则“三阶段”为：第一阶段1909－1952年（清华为综合性大学），第二阶段1952－1984年（清华调整为多科性工业大学），第三阶段1985－2011年（清华恢复为综合性大学）。此外，学校各个时期的划分也需好好研究，也应依据学校随时代社会的发展和学校体制、学科的演进变化来划分，但是那种根据某校长的任期来划分阶段时期则未必可取。
关于学校的历史，有一些学校往往为建校的起始溯源而存疑，还有因发展中离合聚散频繁而复杂。然而清华是幸运的，其诞生年岁很明确，发展沿革虽有曲折但很明晰。（当然也有问题需讨论，如：清华的“生日”即建校开学日在何时，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堂、清华学校是大学性质的吗？清华文科建设是否中断、人文精神是否缺失？如何认定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如果把清华比作“一个人”来进行历史分期，则1909年至1911年建游美学务处派遣留美生及筹建游美肄业馆，可视为“胎儿期”；1911年至1928年的清华学校为“婴幼儿期”，其中还可细分为：1911－1924年的“婴儿期”、1925－1928年的“幼儿期”；1928年至1948年的国立清华大学为“少年期”，其间的西南联合大学为“少年磨难成长期”；1949年至1976年的清华大学为“青年期”，其间的”文化大革命”为“青年磨练期”；1977年至今的清华大学可看作是“壮年期”，伴随改革开放不断茁壮成长发展。当然这只是一个模仿“历史形态学”的比喻而已，个体的人会寿终正寝，而学校作为一个群体是不会年老衰亡的，清华是“万岁”的。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清华是“永葆青春，永远充满了生命活力，永远走向上的道路。”
总之，为了更好地把握学校历史发展的脉络，更好地理解学校历史发展的沿革，校史研究必须首先把历史的阶段划分、校史的分期研究好。由此，可以看到学校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可以更好地认识学校历史发展的规律、主线和精神文化传承的文脉，达到研究历史最主要的目的“以史为鉴”。
四、清华校史工作的传统
清华大学历来重视校史研究，尤其是近60年来得以开展和深入，校史工作逐步规范、明晰，形成了特色和传统。清华校史工作一直比较重视从史实出发做好史料研究的基础性工作，重视结合学校实际积极开展校史宣传教育的工作。清华校史工作突出的传统可以概括为：坚持“两点论”，学校领导重视，有热心校史的人。
1．校史研究需要必须坚持“两点论”
历史在发展中有快速也有迂回、有辉煌也有磨难。蒋南翔校长在谈论清华校史时提出了“两点论”，认为对学校过去的历史都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从此，“两点论”这一重要见解成为我们进行校史研究时坚持的指导思想，也成为了清华开展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
清华校史组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编写校史时，对于如何进行清华历史的划分、如何看待老清华、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清华，产生了思想和认识上的不同看法与争论。如当时有的人认为对老清华要全盘否定，因为不能宣扬西方办学思想；对于新清华，有人说“今不如昔”，尤其在全国院系调整后清华实力衰减了。1961年，蒋南翔校长针对校史研究中清华历史经验的总结，提出了“三阶段、两点论”的观点。这对于那时研究校史的同志来说，感到如“拨云见日”。因为在那个人们的思想处于较为偏激的年代里，能够提出客观评价历史的“两点论”是极有见地的，实属难能可贵。1962年，蒋南翔在清华党委工作会议上谈到“三阶段、两点论”时强调说：“每个阶段好的都应保留，有缺点都应想办法克服，肯定成绩，克服缺点，推陈出新，加以分析，再加以综合”。“我们做过的好的要有勇气坚持，不合适的也要有勇气来否定。”
“两点论”是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充分体现在蒋南翔教育思想之中。蒋南翔校长认为老清华有“门槛高、底子厚、后劲大”这些好的传统，应该要继承；他很关心清华的“一百零八将（教授、副教授）”，曾专门引用梅贻琦校长“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话，认为“我们学校中最宝贵的财富，是富有科学知识和教学经验的教师”。对于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和教育革命，他反对“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学习”，认为要“努力把苏联经验同我们的实际情况适当地结合起来”，“同时也要向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有用的东西”。对于新清华，他认为：“有经验，也有毛病、粗糙的地方，也有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特别强调：“要创造我们自己的教育方针”，走自己的路。“文革”后，他痛定思痛地认为：“十年浩劫说明：在科学领域里，没有什么‘最高指示’。如果说有‘最高指示’，那就是客观规律，它冲破一切障碍，开辟自己的道路。实验证明：不尊重事实，不尊重客观规律，终将通不过历史的严正检验。”
我们要尊重历史，历史上所发生的，无论主观认为是好是坏、是前进是倒退，它已是客观的存在。应善于总结与记住历史的经验，尤其要汲取历史的教训，以史为鉴，不盲目、不瞎折腾。1960年在一次校史工作会议上，蒋南翔校长说：“我们写校史不是为史而写历史，是昔为今用。通过历史，一是保留实际情况，一是从实际情况吸取经验，使今后有所遵循，可以做得更好些。”因此，研究历史不能美化或丑化之、跟着意图或感觉走，不能回避、割断之，更不能否认、篡改之。同时，我们也不能囿于历史，不要因古训而约束今人，也不要以现时眼光苛求前人。历史总是在不断进步的，继承不等于因循守旧、一成不变，总要推陈出新、努力向前，因此要牢记历史，立足现状，着眼未来，与时俱进。
“两点论”不仅是我们如何看待历史、也是如何开展工作的指导思想。在校史研究中，简言之，必须尊重历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坚持“两点论”。
2．校史工作需要学校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校史工作能否得以顺利开展，除了校史研究工作者自身的努力之外，关键的是学校领导的重视。学校领导认识校史研究的重要性是充要条件之一，给予关心和支持是做好校史工作的极其重要的保证。可以说，如果学校领导不重视，校史工作必定做不好。
清华校领导历来都很重视和关心校史工作，尤其是蒋南翔校长以来，把校史研究工作作为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并予以具体的指导。蒋南翔校长亲自过问校史工作，参加校史组的工作研讨会，同时十分尊重校史研究者，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并让他们放手工作。第一任校史编辑委员会主任由德高望重的第一副校长刘仙洲担任，以后校史编委会主任先后由原校党委书记李传信、方惠坚、贺美英等担任。何东昌、张孝文等学校老领导一直十分关注校史研究工作，每每去采访、有问题去请教他们，都是满腔热情、认真地予以回应，积极、坦诚地谈出自己的看法，同时很谦虚，并不强加于人。我们倍感亲切和鼓励，对清华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与认识。
例如，李传信曾多次专门会见我们，对校史研究工作表示了特别的关心。2005年，他去世前三个月在医院里的最后一次访谈中，他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兴致勃勃、话重心长。其中谈到准备开展清华”文革”史的研究时，他说：”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历史不能忘记，要研究，先搞好大事记，开头几年可以搞出“日记式”的，让人们能够更全面的了解。又如，张孝文校长曾和笔者谈及，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教育要做到“润物细无声”，清华精神传统是最好的思想教育。方惠坚、贺美英等也十分注意清华精神的传承，1988年曾专门组织会议进行关于清华传统的研讨；在笔者任校史研究室主任时，他们都是主动地给予指导性意见的帮助。2003年笔者刚到校史研究室工作不久，贺美英就几次和我们探讨如何把校史工作推向新的阶段，让我们放手开展工作。她认为：“历史对我们观察过去、认识现在、思考未来，都很有意义。校史研究是一个很有趣、很有意思的工作，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做的工作。”2005年，学校核心组顾秉林校长、陈希党委书记等专门就校史研究室的工作开会，听取汇报和进行讨论，这在学校核心组会议上还是第一次。在讨论编写清华百年史时，陈希曾专门给笔者打电话谈如何看清华校史，有次一谈近三个小时，其中不少看法让人深受启发。
校史工作在学校关心支持下做的几件事是很有意义的：一是建设校史馆。经过校史研究室几年报告申请，得到学校的赞同和支持及校友资助，2008年学校决定在百年校庆时建成。校史馆成为清华百年的标志，成为校史研究的永久基地和校史宣传的重要场所，成为众人了解校史和校友留念历史的地方。二是抓紧采访抢救校史。访谈口述史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是档案等史料的重要补充。贺美英多次表示，学校档案中许多事是不全的，一些重要决策甚至没有文字记载，只有采访亲历者才可能弄清楚。而这些老同志都年事已高，趁他们健在多回忆以弥补史料的不足。三是编写清华大学校史。学校同意写一部百年校史，并特地聘请江崇廓、孙殷望、马栩泉三位老同志担任主笔组成编写组，组织了《清华大学百年史》编写大纲的详细讨论，在十多年里他们兢兢业业不辞辛劳，夙夜奋笔伏案疾书，目前已完成初稿正进行修改之中。但是，孙殷望、江崇廓在付出心血完成了初稿后，却未能等到付梓出版先后病逝，实在是令人痛惜不已，笔者至今还怀念与他们一起工作的日子。编写的校史也许做不到完美，但其中留下了前人曾经的研究和思考，这对后人肯定是有参考价值的。
3．校史研究需要热心校史工作的人
历史研究离不开历史学家，校史工作也离不开校史研究工作者。清华建校以来，就有许多热心校史研究的教师和学生，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60年来，刘仙洲等许多老教授都十分关心并积极参与校史研究，之后一批又一批教师参加到校史工作之中，他们曾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校史工作已成为学校整体工作的重要部分，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对学校育人产生了重大影响。老一代校史工作者以坚韧不拔的的辛劳和默默无闻的奉献，为后人记载历史、书写历史，他们的贡献不应低估。他们甘于平凡工作，耐住寂寞，守住良知，执着坚持，乐在其中，始终无怨无悔，他们本身就是清华人的缩影。
老一代校史工作者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亲身感受到他们对工作的热忱态度和对研究的认真精神，从中得到教育与鼓励。中国有句老话“饮水不忘掘井人”，他们曾开创了清华校史研究，做出了许多成绩，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在退休以后还始终关心着校史工作的发展，他们的话可能有时有些唠叨，但肯定是真诚的、中肯的，他们的意见建议也许不一定都可行，但肯定是建设性、极有见地的，常常让人受益匪浅。
清华校史工作之所以得以开展和发挥作用，正是由于校史研究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搞好校史研究，必须后继有人，要有一支校史工作队伍。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校史，为开展校史工作创造了极好的氛围和条件。但真正参与校史研究的人还不是太多，把更多的热心校史工作的人组织起来，是今后需要思考的。
首先，要有专职的校史工作人员。他们不仅是研究者，而且是宣传教育者（宣讲传扬校史）、组织管理者（把有关校史工作组织起来）；校史研究需要有专家，即专门对校史进行全面深入的学习与研究、以及大部分精力乃至以后一辈子都专注于此的人。其次，要吸引关心校史研究的人参与，不仅要专家学者也要业余爱好者，不仅要年长者也要有年轻人（老中青相结合），不仅要校内的师生也可以要校外的人（尤其是校友）。其中最主要的是吸引学生（本科生、研究生），他们是生力军，应成为学校教育理念和文化精神的传承者。清华紫苑学会是本校第一个专注校史的学生协会，我们寄希望紫苑学会越办越好，把热衷于清华校史的同学们团聚在一起。
清华的百年校史是学校的丰富文化宝藏。清华从创建之始历经沧桑不断发展，构成了自己学校的沿革历史，形成自己特有的治学理念和办学道路，产生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和影响，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高等教育及社会的发展进程。清华的校史和精神文化是一代代清华人共同创造与凝聚的，是很值得研究的丰富宝藏，在这个宝藏中蕴藏着为学校培根铸魂的巨大活力。校史研究就是为了总结、为了传承、为了发展，清华校史工作自身的传统也需继承并与时俱进。
五、校史工作的特点
任何工作都有其特点和规律，校史工作也不例外。学校是教育部门，校史应当定位于教育史。校史研究是教育史、历史研究的一个方面，但只是在一个学校范围内、从一个学校的视角来研究学校自己的历史，这就与其他方面的历史研究有所区别。比如，校史研究与地方史志研究虽有相同之处，更有不同之处。虽然我国进行历史研究有上千年，但校史研究工作的开展还是近几十年的事，可以说校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因此一方面需要学习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另一方面要根据学校的特点来进行历史研究。总之，必须按照校史研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来开展工作。
1．校史工作的双重性
校史工作与众不同，首先体现在工作存在着“双重性”。此即，校史机构既是行政管理服务机关，又是学术研究机构；校史工作者既是管理人员，也是研究人员；校史工作既要进行学术研究，还要推广宣传教育。在这里对此不作过多的讨论，然而校史工作的“双重性”却正好表明了其工作的特点。
搞好校史工作，学校需要有专门的、长期的机构，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管理运行机制。校史工作的机构是兼顾有多种职能的综合单位，既不能简单认为是学校一般的管理服务部门，也不能等同视为是展览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有的学校由于受到组成单位和人员编制的限制，也许成立完全独立的机构有些困难，但保持机构、人员及管理机制的相对独立性是有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校史研究室应当直属于学校的领导下工作，如果是附属或从属于某一部门和机构，势必会影响校史工作的开展，影响在学校育人等工作中发挥作用。
校史机构需要相对的独立，在学校直接的领导下工作，可通过校史编委会予以指导；为了有利于校史工作更好地发挥作用，校史机构与其他学校部门和机构是相互联合与合作的关系。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这不是说校史工作可以脱离学校的主要工作，自行其是，或者“闭门造车”、自守“冷宫”；而恰恰相反，校史工作必须要紧紧围绕学校的根本任务、学校主体及主流工作而展开，要“开门研史”，汇聚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2．校史工作的综合性
校史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除了校史工作机构是有多种职能的综合单位，兼顾管理服务、学术研究和宣传教育等多方面，综合性还表现在编写、研究校史上面。
（1）编写校史是对学校各项工作的编写。一个学校的历史不仅是学校的整体而且是各方面、各部门的发展历程，校史中将要涉及到教育理念、办学道路，教学、科学研究，人事、组织，行政、财务，后勤、校园建设等，以及各个学科领域、各个院系研究所等。因此编写校史，不只是学校的历史，在写出学校的历史之同时，也应有各院系、学科的历史和各方面、部门的历史。（2）研究校史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校史研究属于历史学范畴，由于“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马克思、恩格斯）所以历史学研究内容将会涉及到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校史研究同样如此，因为它的对象是学校，有关政治、教育、科学、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知识都需要知晓。
强调校史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工作，还有一层重要意义是，仅靠校史研究室一家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必须“大联合”。一是促进学校各部门、各院系对校史工作的了解和认识，争取得到更多的支持；二是和学校宣传等有关部门、人文社会学科等院系开展合作，共同进行校史工作。吸引更多的人加入研究之中，促使广大师生关注校史，感受校史和校园文化的熏陶，特别是要走进学生之中，让大学校史和文化精神之花在校园处处开放。
3．校史研究的特殊性
校史工作的特殊性在于，校史发生在学校自身，由全体师生员工自己创造、延续、继承、发展，校史是校园文化的源泉，是有别于他校的文化标志。校史工作除了其性质、机构和机制与众不同外，校史研究更有自身的特征，需要辩证地去思考。例如，各校的发展历史千差万别，因此各校历史的研究不可能千篇一律，没有区别就没有特色。虽然每一个学校的发展历程有其共性，本校历史与他校历史有相似之处，但是各校有其个性、特质，各有千秋，一些历史悠久的学校更是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因此，研究校史在强调以育人为本的共同使命时，更应强调每所学校的文化建设，包括各具特色的办学传统、治学理念和文化精神，突出学校自己的育人理念和校风、学风等。
在中国近代进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大学，虽都处于相同的大时代，各校办学思想、发展历程确有不少共同之处而类似，但因有不同阶段、时期而各异；而且各校因有不同的地域文化、学科教育等而大多不会雷同，其建校发展过程、办学治学理念、文化精神传统是各具风采的。比如：西南联合大学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三校在办学过程中既有许多相同的方面，又有截然不同之处。在建校路径上就各异，北大是国家出资所办大学、南开为民办集资所建大学、清华为美国退还的庚款所建大学，但三校在面临共同命运时，又共赴国难走到一起，同舟共济相濡以沫，共创了中外高等教育的奇迹。之后，依照三校自身具有的教育思想、风格和条件，又走上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所以，各校的校史研究不可能千篇一律，不可能别人代劳，只能自力更生。
4．校史工作要有宽松环境
大学文化是包容性的，校史工作需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重要的是对校史研究需要有一个宽容的态度，其中有宽广的胸怀、广博的视野、历史的远见尤为重要。校史研究应以真实记载史实、客观评述历史为准绳，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坚持真理，需要历史研究者能够继承像齐太史兄弟等那样“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的历史传统。学术研究需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校对校史研究应取宽容之态度，“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研究校史，不能仅限于记下历经艰难所取得的成就与经验，而且要记住曾经的困难与曲折、留下的遗憾与教训。“以史为鉴”，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是同等重要的。
学校领导者和校史工作者，两者都须有宽广胸怀和历史远见。其一，需要学校各级领导更多一点重视对校史的学习和了解，善于汲取、借鉴历史的经验去决策学校的各方面工作。对校史的研究善于集中大家的意见，而不是简单地提出自己的强制性意见，提倡讨论中做到各抒己见、集思广益，能够听取、尊重校史研究者的工作。其二，重要的是校史工作者要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实际上并不是很容易，要始终坚持尊重历史而秉笔直书，注意编写历史不说假话，不为迎合某些意图而掩盖历史，更不能为迎合某种需要而篡改历史。对历史的掩饰终究不会长久，对历史的歪曲必然是历史的悲剧。
5．校史工作应是集体行为
校史研究可以是个人的行为，但是学校的校史工作应是有组织的行为，是在学校领导下的集体行为。所谓“集体行为”，意即一个学校的校史研究必然是长年的“持久战”、众人的“接力赛”，要靠常年的积累、多人的努力。校史工作就是“长征”，需要的是长期坚持，从长计议，有长远的思考规划。校史工作的本征特质就是“持之以恒”，所以从校史工作的长期性看，需要一个群体的集体行为，靠少数人是很难做得长远的。
校史工作从整体考虑也需要是一个群体的集体行为。这个群体中，需要有从事专职的团队，而且有众多师生的参与，也要欢迎热心校史的校友及社会人士；需要老中青相结合，老中青各有所长，可发挥各自优势，使研究更深入、宣传更丰富、工作更广泛；需要发挥集体的力量，集思广益，互相配合协调，群策群力，对一些重要问题展开讨论大有益处，可凝聚众人的智慧，众人拾柴火焰高。
由于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往往是个体行为、个人劳动，因此如何把组织行为和个体行为有机结合，还需认真思考。强调集体行为，并不是否定、反对个体行为，相反在这个群体中要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作用，注意克服集体行为可能存在的受一统之制约的局限性。同时，应尊重个人的劳动，充分发挥个体的长处，并允许进行个人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让每个校史工作者都能够尽其所能去施展才华和智慧，而且希望校史工作者朝着成为专家的目标而努力。
强调学校研究校史的集体行为，同样也不是否定、反对个人进行校史研究。国外不少大学校史的编写，如《剑桥大学史》《牛津大学史》等都是个人研究行为。现在社会上有不少校友和社会人士喜欢研究校史，这是大好事，其中有许多人的研究成果、治学的方法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如台湾学者苏云峰先生所著《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这两本书为研究清华校史提供了许多史料和观点、思路，为我们认识20世纪初叶中国近代化过程提供了一个窗口，也为研究大学的教育史提供了一种方法，其对校史关注的态度和治学研究的精神是令人尊敬的。我们希望和欢迎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关心和研究校史，让学校的集体研究和社会上的个体研究相得益彰。
我国现在已有许多学校在组织进行校史工作，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越来越多的学校里得以开展，学校组织编写校史是有中国特色的事，值得称道。正如笔者在《清华校史研究之思考与刍议》一文所言：“由于大学的地位与作用，校史在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中有特殊的地位，因此大学校史是研究历史的一个独特视角，校史研究是兼顾大学治理与学术研究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工作。”所以我们需要加强校史工作，依据校史研究的特点开展，今后需要“提高与普及并重”，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
六、校史工作的提高
科学发展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清华校史研究要发展，亦需遵循学校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提出的“着重提高，在提高中发展”办学指导思想。尤其是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讲到：“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扬弃旧义，创立新知，并传播到社会、延续至后代，不断培育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思想观念，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文化传承创新，这不仅为学校发展也为校史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提出了新的使命。校史工作以往重在宣传教育，今后要提高校史教育的感染力；而且校史研究是一个学术问题，应提高学术水平，研究之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教书育人、传承创新文化。因此，校史工作的加强，必须重在校史研究的提高，能够充分体现出校史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1．校史编纂与研究
校史研究的主要工作是编研，一是编纂，二是研究。应当说，编纂也是“研究”，搜集要研究，考证更要研究，编辑中删繁就简、去粗取精也需要研究。没有这些“初级”的研究，“高级”的研究又何从谈起。当然也不能只停留在历史表象的“初级”研究上，还要向历史内涵的“高级”研究进发。总之，无米难为炊，但有菜也未必能成宴；玉不琢不成器，有了好玉料还需精雕细刻方能成为精品。编纂史料是基础，研究历史是提高，在编纂的基础上研究，在研究中提高编纂，使校史研究得以深入、升华。
为了“存史”，将收集到的史料进行整理编纂是首先要做的事，我们已做了一些编纂方面的工作。但这方面工作并没有做完，尚有不少欠缺，还有许多工作要继续做下去，如：档案材料的完整、补充，有关资料（图像、回忆录与日记等）的收集整理，人物采访口述记录等。历史研究的目的是真实还原历史，其依据只能是历史的记载（文档、文物、影像等史料），所以加强史料的收集尤为重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是抢救性的工作不能迟缓。收集到的史料不能仅仅入档存库就完事，还需整理和编纂，从中精选出的史料会成为历史研究的有用参考资料。因此，为了编写出一部系统、真实、完整的校史，没有丰富的史料作为研究的基石是不行的。这一最为基础的工作至关重要，丝毫不可小觑。
收集编纂史料不是最终目标，还需要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解读历史。我们已做了一些研究方面的工作，但也只是刚开始，研究面不够，其深度更不够，其水平还有待提高。加强研究这是今后尤其需要努力的，校史研究室如果没有做好研究，那就只是“校史资料室”了，也就没有专门成立的必要了。校史研究需要提高，校史要成为一本学校沿革轨迹真实记录的历史书，一本学校精神文化传统的教科书，一本学校进行鉴古知今“自我反省”并追求超越的发展指南。因此校史研究任重道远，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校史研究可以纵向和横向发展。要拓展纵向研究，是因为校史研究一般主要为学校通史的研究，可有两方面，其一，向学校历史的纵深处延伸，校史研究需要研究其重要的细节。起先由于客观评述历史的困难，故往往采取了“宜粗不宜细”方法处之；但在相隔几十年之后，对已过去的历史总不能一直“模糊”下去。其二，向大学史、教育史领域延伸，以教育史、社会史、文化史及其相关学科的知识进行深入研究，真正认识、理解学校历史发展的脉络和办学思想形成之始然，为校史研究提供更深远的视野。
拓宽横向研究亦可有两方面，其一，可以和校史专题史研究、教育研究、“院校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IR）”等结合。如校史专题史研究可涵盖学校各时期、各方面（教育教学、学术研究、校园建设等）的横向切面的历史，可以克服学校通史所受结构与篇幅的限制，运用教育学、史学等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的研究，更全面细致地展示学校的历史与状况。又如“院校研究”是收集整理本校发展和运行方面的资料，借鉴先进的管理思想、方法和技术，为学校的自我完善发展和管理科学决策提供政策建议，对学校的教育活动、学科水平、学生质量、办学效益及社会效益进行评估。所以“院校研究”也是现在进行时的校史研究，两者是可以很好结合的。
其二，学校由多个院系、研究所（教研组）和多种学科、专业构成，所以院史、系史及各学科史等都是校史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研究学校整个校史的基础。校史研究的最为基础的工作是资料的积累，其中除了学校及各部门的档案，各院系的档案也很重要。对此务必予以重视，否则若干年后将会史料枯竭，校史研究必成“无源之木”“无米之炊”。同时应鼓励各院系、学科写好自己的历史。清华建校已一百多年，各院系也有几十年的历史，现在已有条件可以写出来了，如《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简史》《知难而进，众志成城──清华大学核研院的发展历程》等是清华校史很好的细化和补充。现在校史研究室提出“学科院系部门发展史编纂工程”，出版“清华时间简史”丛书，这是很好的举措。
简而言之，研究历史要对历史有敬畏之心，是“还原”历史而不是“改编”历史，是“解读”历史而不是“戏说”历史，历史研究的成果必须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2．校史与大学史
校史是对一所学校建设与发展的探索和总结，发挥其在学校里鉴往知来的史学功能；大学史是对中国各大学建设与发展的探索和总结，发挥其在教育领域中以史为鉴的功能。两者是个体和总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也有学者称校史为“内部史”，大学史为“外部史”。校史研究是大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大学史研究是校史研究的全面概述。
为了校史工作的提高，为了避免大学校史研究不被学术界所认可的处境，有些学者认为“应明确研究工作的学科定位”，即“定位于教育史，并以该学科的研究理论、方法为依托，在史学与教育学的结合处开展校史研究”。这无疑是对的。记得和清华老校史工作者交谈时都曾提及这一见解，校史研究室早年还曾一度挂靠清华教育研究所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校史是单一个体学校的历史，大学史是群体高等院校的历史，教育史是整体教育的历史。整体教育包括：教育体系（幼儿至大学），家庭教育，社会（职业、培训）教育。因此，依据历史学术研究的脉络是：校史──大学史──教育史──历史（中国近现代史）及世界史，我国的教育要“面向世界”，中国大学史也要成为世界教育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是教育的主要载体，故教育史研究须基于校史研究，以免“通说”为“空说”；而学校发展必受社会历史因素的制约，故校史研究要有教育史的高度和广度，方能展示学校历史发展的内涵与规律。所以校史研究要和教育史、社会史等研究结合，否则很难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总之，一个学校的校史研究是一个“细胞”，是大学史研究中的一个“活体单元”，校史研究活跃在教育史研究系统、历史研究大系统之中，才有“生命”的价值和作用。
提升校史研究就必须将自身植入大学史、教育史等中去，学习运用史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理论、方法加深研究，开拓学术视野和提高学术水平。然而，鉴于清华校史工作现有的力量和水平，笔者趋于“保守”认为，因受本身条件限制不可能展开深入的大学史研究，即还是集中研究本校的历史为妥。因此校史研究的内容不宜过于扩展，否则会有“小马拉大车”之累。但是校史研究的内涵应当拓展，不作井底之蛙“闭门造车”。因为校史研究虽然是从编写本校的历史开始，但不能只限于本校的历史。看待一个学校的历史，必须站在教育史、国家的历史高度来俯视，所以研究校史要了解大学史、教育史；并将研究更加学术化，在校史研究中增加学术的“含金量”。关于大学史研究，可以通过各个高校联合组织、发挥高校校史研究学会作用来组织，以及和教育研究院所等合作，进行学校各有关学科、各校校史研究的交流，共同开展大学史研究。
校史研究是在我国历史研究中近几十年形成的一个新领域。目前各校校史的研究还刚开始，需要研究的内容和课题还很多，如清华过去的历史还没有研究到头，又源源不断有新的历史需要继续研究。中国的大学历经百年曲折，现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高校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高等教育正处于多元化发展时期，校史研究面临老的命题有待进一步深入，又不断涌现出新的课题需要研究。还有，校史研究需要加强各校之间的学术交流，许多学校做出了很好的工作值得清华学习，大家多交流可以共同探讨提高研究的水平，共同推动我国的校史研究工作不断发展；以及随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校的国际化程度加深，校史研究也需要考虑如何具有“中国特色”、如何具有“世界眼光”，“面向世界”，进而开展世界各大学之间有关校史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
3．校史工作队伍
为了提高校史研究的水平，重要的在于有高素质的研究队伍。加强队伍建设是提高研究的前提，我们不仅需要校史研究“志愿者”队伍的组织和扩大，更要有一支专门的研究队伍。加强队伍建设需要老中青结合，历史学者和了解历史者结合，专职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结合。专职队伍是少而精的，由忠于职守的、有专业素质的研究人员组成。校史研究需要有专家，“专家”是将其大部分精力乃至以后一辈子都投身于这一事业，专门关注于校史的全面了解与深入研究，这将有助于建设长久而稳定的校史工作队伍。
什么样的人可以参与进行校史研究？广泛地说，只要对校史有兴趣的人都可以，但还是那些对学校的历史有深入了解、并有历史研究基础的人才能做好校史研究。所以，参加到校史研究队伍中的人需具备两个必要条件，其一是了解学校历史，其二是了解历史研究。
最好两者兼备，如清华老一代校史研究工作者。但后来参与校史研究的大多是“转业改行”的教师，他们努力地边工作边学习，提高历史研究的水平，发挥在清华学习与工作多年了解学校的长处，同样也做出了很好的成绩。现在有了一批有历史学知识“科班出身”的年轻人，他们是校史研究的“新鲜血液”。很多高校的校史工作队伍可能与清华情况相似。对于“改行”的教师需要尽快变“外行”为“内行”，提高专业素养；尤其要加强历史学的学习，历史研究毕竟是一门学问。而对于“科班”的教师需要尽快变“局外人”为“局内人”，增加对学校各项工作状况的了解，全面了解学校的历史和现状。多多了解甚有必要，因为研究历史需要“身临其境”，才能把握住历史；人物访谈需要了解其“语境”，方能理解他的语意。因为只有感受到了才能感悟到，才能领会历史的真实情景，领悟历史的真实含义。正如，不了解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是很难了解与理解当地历史的，更不可能写好地方志史。
校史研究仅靠几个人显然是不够的，然而在目前学校人员编制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解决人数太少的问题，这也是需要思考的。我们想方设法在不增加人员编制的情况下扩大校史研究队伍，曾设立了“特约研究员”制度，特约研究员虽大多是回聘的已退休的老教师，但不同于学校的“回聘退休教师”制度。聘特约研究员采取任务制，他们不受年龄、工作时间的限制。另外，还和有关院系合作招聘博士后，博士后的研究能力较强，可以承担较深入的研究课题。如条件合适，还可以考虑合作指导研究生，开展有关校史研究的题目。以上做法增强了研究队伍的活力，实际上也是老中青结合的一种考虑，既可以发挥老教师的作用，又吸纳了年轻学者参与校史研究，希望校史工作能够成其为共同的事业。
校史研究者是“苦力劳动者”“无名英雄”，须有“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之境界，有“蜡炬成灰泪始干”之追求，正如闻一多所歌颂的“红烛精神”：“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做一个校史工作者确实不容易，要能够甘于平凡、甘于寂寞，不去追求名利、兢兢业业。而要做一个好的校史工作者，向着成为历史学家而努力，更是不容易。在研究中，要能沉得下去，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又能站得起来，心向远方、高瞻远瞩。他们需要有辩证的思维、科学的远见视野，有现实的意识、宏观的眼界，更要有高尚的人格、正直的人品，懂得求真、求实的坦诚为人之道。
4．校史工作规划
校史研究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既是多年努力的“持久战”、又是多人努力的“接力赛”，因此校史工作必须要有长远的考虑。进一步的校史研究必须要有目标、有规划，并要有措施落实。目前校史研究工作还较多的是完成校庆、纪念等任务，如果只有临时任务和短期计划，而缺乏具有整体远见的规划及长期的计划是不够的。制定校史工作规划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应逐步考虑起来。规划的目的是，为了明确校史工作今后努力的方向。规划的核心是，要尊重历史，要对历史负责，要描述全面的校史和现实的校史以育人、资治。校史工作有了目标和规划，才能集思广益、集聚力量搞好校史研究，才能以有限的力量将这一无限的事业有成效地持久进行下去。
校史工作规划可以从基础性工作、编研性工作、宣传性工作三方面入手。（1）基础性工作主要是史料的收集，对过去的史料有针对性地拾遗补缺，这方面的收集有待于继续；还要对档案馆已存的史料及时分类整理，这可和《年鉴》工作完全结合。不少学校这方面工作做得很好，校史研究室也参与其中，如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编研性工作需要在继续编纂的基础上深化研究，应把研究的内容、课题规划计划好。准备要研究的内容可分轻重缓急，根据条件逐步展开，在做好学校通史的基础上，应向学校专题史方面拓展。专题史研究内容广泛，尚有许多处女地有待开垦。（3）宣传性工作的重点在育人，可通过各种方式、方法扩大影响面，尤其要利用好报刊、网络。宣传尤其要注意校史知识的普及，让学校的优良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让学校的文脉得以延续和创新发展。宣传性工作如何做到吸引人、打动人，还需我们努力。
校史工作规划中有两点需要予以关注：一是为了历史的记载，需要加强校史文字著作的编写；二是为了历史的记忆，还需要加强历史图片音像的收集和文物、遗址的保护。
加强校史著作的编写工作，编写有关校史著作可以带动、促进校史研究的深入。人们常常从通过校史著作（书籍）来了解认识学校的历史，是故“居今识古，其载籍乎。”（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因此有关校史书籍不仅保存了学校的历史，而且扩大了校史的影响，其论述著作记载了对学校历史的认识，其本身也是后人研究校史有参考价值的史料。
校史研究著作及书籍可分为三大类：（1）一类为史志类，可包括大学史、大学志及年鉴、大事记和史料选编等学校总体的史志方面书籍。（2）另一类为专门类，可包括学校各方面的“专题史”（如：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文化体育、后勤管理等，以及特殊时期的历史、中共党史、学生运动史等），校园建设及风物志，人物传记及年谱等。其中，各院系史、人物传记有待于好好研究编写。如南开大学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持之以恒近30年收集资料编纂，留下了张伯苓一生真实的形象。而且，重要人物除了校长，还有众多的教师及群体值得树碑立传，这方面的研究是可以大有作为的。（3）再一类是读物类，包括各种宣传教育的校史读物及解读学校精神文化的书籍。讲好学校有关故事可以吸引读者，此类书的出版销路将胜于史志类的书，会有更广泛众多的读者。对于编写普通读物存在误区，以为此类书容易写、什么人都可以写好，其实不然。清华校友高士其就是一位杰出的科普作家，他克服病魔缠身等困难写出的科普读物深深影响了几代人，诚如周恩来赞誉：“高士其代表科普！”
关于校史的书籍的形式还可以有多样化。例如，校史、大事记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是“繁本”，记述具体细致，以供对校史有专门兴趣的读者；一是“简本”，记述简明扼要，以供希望了解校史的广大读者；以及，还可以有以照片为主的校史图史等。总之，需要建立和完善校史研究著作的体系──校史资料，校志，校史，大事记，年鉴，传记，评述、论文，以及读物等，为学习研究校史提供丰富和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加强文物遗址的保护工作，保护有历史记忆的文物及遗址可以增添校园环境的美景。学校文化建设中主要内容之一是校园文化，其中校园环境更具有呈现校园文化外在的与内在的意义。各个学校的校园都各具风采，清华校园环境更有其特色，其始建于历史的文化名园清华园，之后兴建起众多中外各种风格的建筑。既有中国古代园林式，又有西方建筑风格，还有现代建筑特色，三者协调融合于一校之中，不愧2010年被《福布斯》杂志评为全球最美的大学校园之一。所以，建筑本身就是一部凝固的校史，记载着历史的沧桑与辉煌，是清华百年发展轨迹的见证。
校园里的老建筑是历史文化遗产，学生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历史的久远、品味到传统的韵味，更是校友们对曾在母校学习与生活的回忆，我们应当珍惜、保护和利用好这些珍贵的历史遗产。比如，很多人已不知道清华早期教学与生活主要建筑一院、二院、三院，其中二院、三院已不复存在。尤其三院被完全拆除是非常可惜的，因为这里是中共清华第一个党支部诞生之地，2016年学校落成了三院遗址暨清华中共第一个党支部成立九十周年纪念碑是及时的弥补。然而现仍存在的一院大楼却被称为“清华学堂”是很不妥当的，因为本来“清华学堂”是清华最早的校名，而“学堂”是学校的旧称，原本是“研习学问的地方”之意，非房屋大楼也，故应称此楼为：“一院”或“清华学堂大楼”。还有照澜院、北院等名人故居，在一个地方集中居住如此之多的名师大家是十分少见的，这是清华特有的，展现了清华的文化积淀与历史内涵。因此，校园里的老建筑物保护工作还有待加强，如要拆除应该经过校史研究的论证。总之，无论是文物及遗址，还有老照片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因为其中铭刻着历史记载、充满了历史记忆；要倍加珍惜，因为一旦失去就再也不可复得、留下的是历史遗憾。
七、校史工作的普及
清华的校史工作是由宣传开始的，通过校史研究应扩大宣传效果，所以校史工作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普及教育。清华校史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和内涵，校史宣传教育就是要讲好清华故事，即以校史为内容，以大学精神、文化传统为红线进行宣传，让更多的人不仅了解清华的发展历史、学校概况、校园风物及主要人物，而且了解清华的教育理念、办学思想、治学精神和文化传统。校史教育的作用往往是潜移默化的，但其影响却是卓有成效的。
校史普及宣传的主要对象是学生，学生是学校的未来和希望，是学校历史的传承者，更是学校历史的创造者。不少同学曾感叹，临到毕业了，才发现对学校的历史了解还太少。清华百年校庆时，众多同学表现出了对了解认识校史的渴望。加强对学生的校史教育很有必要，对他们的成长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校史普及宣传的对象也应包括教师，教师如果因不了解校史闹出笑话将影响极大。此外，社会上关心学校的人越来越多，学校的社会关注度在不断提高。如：清华继续教育学院每年接纳来自全国各地、各方面的众多学员，学院将校史课作为学习的必修课，并组织了专门的授课教师队伍，学员普遍反映深受感染与教育。
希望通过校史普及宣传，了解学校历史的人能够逐渐增多，产生的影响愈发增大。因为一个学校的历史往往也是地区、国家的历史，而且大学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优秀组成，宣传大学文化将对国家、民族文化的传播与提升有重要的作用。比如，清华百年历史影映着中国近代以来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的历程，伴随着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进程，通过清华校史也可更加深入了解中国的近现代史。又如，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源自中华古代文化结晶《周易？象传》，这不仅是清华一个学校的校训，而且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魂，所以让社会上更多的人传扬学校的文化精神是十分有益的。
1．校史的普及需要多样化方式
校史宣传教育必须注重效果，因而采取的方式和方法可以多样化，尤其可以借助现代媒体的传播与各种表现手段展开工作。
（1）校史展览：校史宣传教育的最好方式是校史展和专题展，有条件的学校应设有专门的校史展馆。校史展应是“历史展”，较好的形式是以编年史为主，再加上有关专题，全面展示学校全部的历史。展览中固然要突出取得的成绩，但不宜成为“成就展”；展览中要有丰富的文物展品以诠释历史及文化，但不是“历史博物展”。除了校史主展之外，多进行一些专题纪念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配合某件大事、某方面和某个人举办周年专题展，会吸引更多的人。
（2）校史专栏：校史宣传教育要和学校宣传部门结合，在校报、校刊上设立校史专栏是很好的方式，可扩大更多的受众。学校报刊载以校史，既可以增强文化的品味、活跃版面，又可以扩大校史的影响，将获得“双赢”。如清华校史研究室和宣传部合作，在《新清华》校报上开辟“清华史苑”专栏获得了较好的反响。
（3）校史著述：扩大校史宣传教育面的另一方式是编写出版校史著述及书籍，如前面所述校史研究既要有学术性的、也要有宣传性的书籍，两类校史著述都要注意可读性、普及性。一本优秀的校史著述可以吸引许多读者，其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如《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作为校史研究的参考资料受到了好评与欢迎。
（4）校史讲座：校园里各种讲座可以丰富活跃学生的课外文化生活，其中校史讲座是校史宣传教育中非常好的方式。通过讲座解读校史，可以让更多的人进一步了解清华、认识清华。一个给人启迪的校史讲座同样能够感染许多听众，如坐春风，其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如东南大学人文大讲座的王步高教授讲解东南大学校史和校歌，内容丰富多彩，获得了同学们的好评。举办讲座并结合参观校园、校史展，可以获得更好的感受。
（5）校史网站：在当前信息时代，网络越来越强烈地介入我们的生活，应利用好网络技术建立校史网，这是扩大校史宣传教育最佳的新方法。运用好校史网站，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容量大、传播快、读者面大、能互动的特点，及时、高速地传递各种信息；网络技术多元化，可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更容易被现在的青年一代接受；而且利用网络可实现校史资源共享，坐在家里可阅览史料、参观展览，成为校史宣传极好的渠道。我们期待着，今后互联网等各种新媒体技术能在校史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校史的普及需要有清华情怀
校史宣传教育要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搞好校史研究是前提。但是讲好清华故事，一知半解地浮在表面的宣讲是不行的，重要的是有清华情怀，需要对学校的历史有全面的了解、对学校的精神文化有深切的体会。因为有了深深的了解，才会有深深的热爱，也才会有深深的感悟。深刻感悟了清华，才会有浓浓的清华情结，因此校史宣传教育要有清华情怀。何谓“清华情怀”，这在老一代清华人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年近80岁的叶企孙老先生病情恶化，垂危昏迷时偶尔醒来便口中喃喃说：回清华，回清华……97岁的陈岱孙老先生临终前在最后弥留之际问身旁医院的护士：这里是清华吧！这流露出的就是清华情、清华人所具有的清华魂。清华情、清华魂是一代又一代清华师生油然而生的一种情感，是共同凝聚形成的一种意境、思维和生活方式，在清华精神的传承和发扬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记述校史文章写得好不好、讲解学校历史说得好不好，就是看是否倾注了全部的情感，因为只有自己被感动了，才有可能感染别人。
因此，对学生进行校史宣传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对清华校史的介绍，让学生对清华的概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对清华的理念、精神传统有一定的理解；并结合他们在清华的学习，结合看到的校园里每一个人、一草一木，进一步了解清华、了解清华人、了解清华精神。了解清华是为了热爱清华，可以更深刻地感悟清华，更珍惜在清华学习的机会，明确学习的目的。清华校史中蕴含着“清华三宝”：校训、校园和校友，由此可以让学生感受到，在清华学习与生活有多么幸福，做清华人不仅有一种自豪感，而且懂得清华人并非与众不同但有其特质，即有追求而又尽责，有思想而又务实，自信而又谦逊，不俗而又合群；同时，懂得要将个人追求和国家命运连在一起，由此激发出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从而树立远大理想，更脚踏实地去学习、工作和生活。
校史教育要重在宣讲校史，校史宣讲要重在解读校史，才能让人印象深刻、深受启发。对校史不仅要有感性的认识，而且要有理性的思考。校史要解读，解读就是给予客观的认识、理性的思量、公正的评论。解读应该是在充分占有校史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校史、解剖校史，把握其发展的脉络，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通过解读校史弄明白，百年清华曾经取得了哪些成就、又经历了哪些困难与曲折。对于学校历史中发生的有影响的一些大事、重要人物，也应通过研究给予历史的评价。解读历史，犹如对历史这部“原著”进行“翻译”，“译者须对原著彻底了解，方才能够贴合着原文，”“彻底了解不易，贴合着原著照模照样的表达更难。”（杨绛）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进行校史解读和历史评论，如何正确地看待学校发展的历史沿革、办学的思想与举措，以及如何准确地评价主要人物的履历与贡献等。可以说，解读校史是校史研究的最主要命题和内容。假以时日经过努力，校史研究一定会大放异彩，校史工作一定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2021年将迎来清华110周年校庆。回顾清华百年校史，清华的成立与辛亥革命同年，处于中国历史上最衰败的一个年代，这是巧合但并非偶然，有历史的必然性；清华的建立与《辛丑条约》有关，被称为“国耻学校”，历史既然选择了清华，就要“知耻而后勇”。因此，所有在清华学习和工作的人，会更具忧国之情、爱国之心，应当更多地承担起振兴中华之历史责任与使命。清华一百多年来，曾经依照过西方教育模式，也曾学习过苏联教育经验，但始终在探索中国特色教育理念，走出了自己的办学之路。建校百十年，风云岁月痕，育才千万人，爱国铸忠魂。清华的历史已翻过了百年的一页，现在又翻开起新百年的一页，将朝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继续迈步向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因此，校史工作的使命是加强学校的文化建设，就是要记载学校走过的办学历程，“以史为鉴”，坚持继续“走自己经过实践检验的道路”；就是要传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学校文化传统，以育人为本，培养出有信仰、有担当、可信而有用的人，国家、社会和时代需要的人。
在纪念清华开展校史研究工作60年之际，我们欣喜地看到校史工作在清华已经得到了更加广泛地开展，产生了更加有成效的影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校的关心和支持下，校史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对学生进行清华精神传统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校史工作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而且可以相信，今后校史工作一定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校史是学校的一笔不可估量的宝贵文化财富，研究历史要始终怀着一颗敬畏之心，尊重历史，让历史曾经发出的光和热能够持续下去。所以，校史研究任重道远，校史工作者责任重大，校史工作是一个很有意义、又很有趣味的工作，只有深入其中，方知其苦涩与甘甜。
本文是笔者几年来参与清华的校史研究工作的点滴体会和思考，认识和理解还很不深刻与全面，为了学习交流，特将自己一得之见坦陈于此。由于时代在不断向前发展，笔者又脱离校史实际工作多年已经落伍了，因此上述的想法与议论难免有不妥之处。这些年来，在涉足校史后，才深感历史犹如陈年老酒，研究愈久其味愈香醇无比，可惜笔者因不善饮酒，还没能够享受其美味。但是笔者因参与其中而坚信，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必须珍重历史，必须实事求是地去研究历史；历史研究是过去历史中人类智慧的记载，将启迪人类的智慧去创造新的历史。总而言之，每一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历史，校史的独特魅力，就在于展示了历史的厚重、学校的风采、人生的曲折和对未来的向往。
[本文原写于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后不久，百年校庆时校史得到校内外人们的格外关注，引发了笔者一些感受和想法。为纪念清华大学校史编委会成立60周年，又进行了修改。]
（作者曾任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精仪系主任、公管学院党委书记，2003—2010年任校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