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心坦

1988年传信同志退居二线，不再担任校党委书记，从1987年到1995年担任校史编委会主任，随后方惠坚同志接任主任到2002年。2001年校史编委会确定把《清华革命先驱》列入学校出书计划，并确定由传信和惠坚同志任主审。此书由徐心坦、陈秉中、王向田主编，几经努力，在2004年4月正式出版，分上、下两册，共约100万字。2001-2004年，正是传信同志发现患重症肺癌与疾病搏斗的三年，为了编好这本书，他倾注了全部心血，非常感人。

我们记得很清楚，2001年12月8日，传信同志负责召开并主持部分地下党老同志座谈会，征求他们对《清华革命先驱》初稿的意见。郑天翔、熊向晖、何东昌、陈舜瑶、白祖诚、樊恭烋、庞文弟、解沛基、王浒、许京琪、孙仲鸣、赵斌、李卓宝等十多位老同志都来了。会上，他们发言非常踊跃，我们印象比较深的，譬如：熊向晖同志提出，当年，在党组织领导下，清华同学不是一般地参加了“一二·九”运动，而是站在“一二·九”运动的前列；郑天翔同志补充了1936年2月29日国民党反动当局派5000多名军警进校搜捕进步学生和党组织团结师生反抗搜捕的亲历所见；何东昌同志则讲述了1948年12月15日清华园解放后，他亲自到三家店解放军驻地，见到48军军政委杨春圃，杨政委再三叮嘱他注意保护好清华园地下党员的安全，使他感到解放军的关怀，等等。

事后我们才知道，召开座谈会的前几天，传信同志已经查出患了肺癌晚期，但他瞒着我们。在会上，他谈笑风生，说了很多话。会后，全体与会人员，在工字厅门口合影，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照片。

2002年初，传信同志住进了协和医院重症病房治疗，一个月内做了两次全麻手术，随后是不断地化疗和放疗。但是，癌细胞还是多发性地转移，这对一位70多岁高龄老人来说，要忍受多大的病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此时，我们不断地整理出书稿，他在医院也主动要我们送稿给他看。要不要给他送审，我们很是为难，探询了他的夫人周玉田同志的意见。她认为，传信同志很关心这本书，很愿意看，有时还可以转移他对病痛的注意力，还是给他看为好。这样，我们一次次地往医院给他送书稿，他总是笑脸相迎，认真地谈他对书稿的意见。传信同志提醒我们要把当年清华地下党令人钦佩的三个史实总结、表述清楚：一是清华地下党坚守在清华园，从未断线；二是清华地下党始终坚持斗争并在斗争中发展壮大；三是广大清华地下党员胸怀崇高的理想信念，保持了坚定的革命气节。这种情况在当时全国白区地下党基层组织中实属罕见，我们清华人为此感到骄傲自豪。

传信同志前后共审阅了50多万字，他还亲自写信给中共清华地下党员、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志，请求为该书题写书名并作序。宋平同志欣然同意，不久，徐心坦、陈秉中到中南海西门取到了题写的书名和序言。传信同志看了，非常高兴。对书的封面设计，他也发表了意见。就这样，在传信同志和学校领导多方支持下，《清华革命先驱》于2004年4月如期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传信同志看到这套书时，非常高兴，连声说好，并叮嘱要做好书的发行工作，扩大宣传。当听说我们已准备给每一位地下党老同志发一套书的时候，他再三叮嘱，老同志若已经去世了，一定要送给他的家属。我们给健在的清华地下党老同志及已故清华地下党老同志的亲属一一寄书。经过艰难的查找地址工作，寄出近500套书，引起了老同志们及亲属的热烈反响。他们纷纷来信、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抒发他们的感慨，有的在信中说：“初读此书后，使我又回到了激情燃烧的岁月和战斗的青春年代，感慨良深，壮怀激烈，也激励我在历经坎坷磨难后，不改初衷，始终如一，坚持当年参加革命的正气与气节，坚定地走好人生最后的岁月”；有的则说此书“使我不由地回忆起在清华经历的往事，先驱正已殁，后死者敢不突向前”；有的老同志感慨之余无偿捐赠精心收藏五十余年的革命文物；有的老同志人已故去，子女收到书后还要再购买几套，说父辈历经坎坷，没有留下什么物质上的东西，“此书就是父辈给儿女们留下的最好遗产”。

传信同志还亲自转告党委组织部门要购买一批书，发给基层干部和辅导员。后来在韩景阳同志主持下，组织部买了800套书给学校的党员、干部。传信同志表现出的非凡毅力和高度责任心令我们感动不已。

2005年10月11日，传信同志带着许许多多未了的心愿，永远离开了我们。他留下遗愿，捐献自己的遗体用于医学研究。

传信同志热爱清华大学，珍视清华大学党史校史工作。以此文缅怀他的事迹，激励我们更加努力地把学校的党史校史工作做好。

敬贺清华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成立60周年！

（作者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1986—1992年任校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