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美英

   改革开放以来，学校党委对校史工作非常重视。一些退下来的学校领导及部处长，积极参与了校史编委会的工作。还有一些年轻的同志调入了校史研究室工作，增加了生力军。学校在建图书馆三期的同时，修建了档案馆。在百年校庆前夕，由校友捐资，建成了校史馆，使校史研究的工作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开设了百年校史的基本展陈，并使学校和各系的一些专题展览可以经常展出，成为学校师生，特别是青年学生很好地了解学校历史和接受教育的一个基地。

   校史工作不是一项热门工作。要写出一本书、一篇文章，都要经过艰苦的工作，资料要准确、完整，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改革开放以后，校史研究室先后出版过《“一二·九”运动资料》《战斗在“一二·九”运动的前列》《清华大学史料选编》《清华英烈》《清华人物志》《清华革命先驱》等一批编研成果，得到老校友及老同志们的认可。上世纪90年代初，学校组织各院系、部处等单位，历时8年，在90周年校庆前出版了《清华大学志》上下卷。2008年开始，又全校总动员，组织各单位力量进行修编增补，历时10年，编撰了清华大学百年校志，即四卷本的《清华大学志（1911－2010）》，完成了一项艰巨的工程。

   近十几年，学校启动了《清华大学史》编写工作，专门聘请江崇廓、孙殷望、马栩泉三位老同志作为主笔，配备了校史研究室的三位青年人做助手，协助他们做研究工作。刚开始时，一点补贴都没有，后来才从基金会找点钱给点补贴。十多年来，他们不计名利得失，不顾体弱多病，一直默默无闻地工作。现在他们三人中，孙殷望、江崇廓两位同志已经过世，他们那种兢兢业业、勤奋认真的奉献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这些年，校史还做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学校历史及工作的口述访谈。校史研究室早期做过一些老教师、老领导、老校友的访谈。近几年又对“文革”前的校系干部、老教师、老职工等进行访谈，整理的访谈文字材料就有180多万字。这些对研究校史都是很有价值的。我觉得做这些事很愉快，收获很大。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很多事情，而之前我自己对其中很多事也并不了解。在访谈的过程中了解后，对清华大学的历史、走过的道路就会有更加全面、深刻的理解和认识。现在不在于我们能写出多少校史成果来，而是首先要把资料留下来。

   我认为，校史工作对清华，其实也包括对社会，都可以起一种资政育人的作用。因为从清华的发展可以看到我们国家教育的变迁，清华校史也是我们国家近代历史发展的某一侧面的缩影。应该有一些人冷静地、客观地、认真地做一些研究工作。它不应受外面社会上的一些浮躁、动荡风气的影响，也不要受一时潮流的影响，我们要本着“三阶段两点论”的精神，坐下来认认真真地做研究工作，要坐得住“冷板凳”。校史工作，不求当前，不求现实的光环，它是一项需要慢慢做，一点点磨的工作。

   老教师、老校友的宝贵资料，对研究学校的发展、研究知名人士与学校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学术贡献等方面都是很有价值的。这些资料，既是对老人的纪念，也是对文物的保护。我们征集档案、校史资料，不在于如何评价某个人在历史上怎么样，而是以保存历史为目的。一个人、一件事，并不是由一时的评价所决定的，而最终是由历史来评价的。我们做档案工作、校史工作，都是立足于对一个人、一件事要有一个历史的观点。你必须要积极地存储、搜集现存的史料。现实的史料都没有，再隔几代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记录历史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记录历史，往往不是热门的工作。像单霁翔把故宫的历史做得活起来，引起大家的兴趣，那也是他们把几百年积淀的历史挖掘出来的。所以，积攒历史、挖掘历史，让能够活起来的东西活起来，让有意义的东西存留下去，这对我们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校史馆、档案馆做的工作，没有台前的光环让大家去注视你，但工作的意义却是长久的。档案馆、校史馆这些年有了很大发展，人不多，却做了很多事，而且使好多东西活起来。这些工作的结果，使好多老人、名人的家属也看到了，效果非常好。捐赠者看到了，他们也有了信心。

   希望校史馆、档案馆的工作越来越好！

   （作者曾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2002—2008年任校史编委会主任，现任校史编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