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惠莉

与百年校史展览相比，校史专题性展览具有时效性强、展示方式灵活等特点。它们可以在杰出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周年纪念活动之际及时展出；因规模不大，展架便于搬挪，可以走出校史馆，到各院系、教学楼、图书馆等多个场所巡展，使受众范围大大扩展。专题展览既是对主展局部内容的放大，也是对主展内容的拓展，对在主展不能充分展示、或因主题关系无法列入的内容，均可以专题展览的形式展出。校史专题展与全面、厚重的百年史展形成互补关系，在展示清华悠久历史、杰出办学成就，和弘扬优秀精神文化传统方面共同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清华校史馆十分重视专题展览的作用，除百年史展外，每年都会不定期地推出一些专题展览。

自2013年以来，我先后承担了纪念蒋南翔、冯友兰、杨绛、王佐良、常迵、朱自清等人物以及党代会、国际合作与交流等十余个专题展的筹备工作。在筹备展览的过程中，深感要想制做出一个好的展览并不容易。看起来只有简简单单的二三十张展板，百十张照片，全部文字连同照片说明加起来也就六七千字，但是在这个准备的过程中却需要投入和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心思。

什么是好的展览？可能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衡量一部专题展览的好与否，有很多因素，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它与展览的内容有关，与展示的形式、手段有关，也与观众的兴趣、素质有关。但一般而言，一部好的展览，应该有一些基本的构成要素。以人物展为例，它要求应当能够运用新颖的板式设计和丰富的展示手段，通过凝练、通俗、准确的文字，与形象生动的图片、实物等相结合，以清晰的逻辑线索，将展览对象的人生轨迹、学术成就、社会贡献、高尚的人格情操等内容和精神展现出来，给参观者留下一个较为深刻的印象。

在校史专题展中，展览脚本的准备与撰写尤为关键。没有准备充分的脚本，再好的展板设计和展示手段也是徒劳，既起不到锦上添花的作用，也达不到应有的宣传效果。相反，如果脚本准备充分，那么表现什么内容、用什么材料表现以及用何种方式表现，都会做到心中有数，并且能给设计师以一定的灵感和启发，使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而撰写脚本，则须以学术研究的态度来对待，只有这样，展览的内容才经得起观众的检验。因我参与筹备和撰写脚本的专题展多以人物为主，下面就从自己筹备人物专题展览的经历谈谈在这方面的一点思考和体会。

一、以研究的态度作案头准备工作

以学术研究的态度办校史展览，意味着校史展览不同于学术研究，但又和学术研究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学术研究是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目的，读者通常大多限于该领域的专业人士。而校史展览则以宣传为目的，受众面很广，有专业人士，但更多的是普通观众，因而不要求必须有独创性或在某方面负有填补学术空白的责任。但是校史专题展览与学术研究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是以图文并茂、实物展示、声光视频等多种形式，形象生动地将学术研究的成果展示出来，因此，展览的内容离不开学术研究成果的支撑。并且，校史专题展的对象，一般都是成就卓著的教育家、革命家或学术大家，学术界对其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并形成了相关的研究成果。一部好的展览，一定是在充分吸收和利用了现有学术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凝结和加工而成。因此，要办好一部的展览，在筹备展览和撰写展览脚本时，就必须以学术研究的态度，认真准备；然后采取研究的方法，从搜集材料入手，钻研和了解学术前沿，深入挖掘多方素材，进而归纳总结，撰写出能够充分展示展览对象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社会贡献以及感人精神的脚本，才能达到和实现理想的目标。

从专业知识的储备来说，我们校史工作者，除了对某个局部领域有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外，不可能对所有校史展览对象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大多数情况下，在办展览前，对他们基本上只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对于展示什么内容，想突出哪些方面，有哪些材料可供利用等，心中并不十分清楚。那么，认真学习展览对象自己的论著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就成为脚本写作的第一步。

例如在准备冯友兰先生诞辰120周年的纪念展览中，我重新认真阅读了他的《中国哲学简史》《三松堂自序》，以及《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冯友兰论教育》《冯友兰论人生》《旧事与新说—我的父亲冯友兰》《走近冯友兰》等著作，查阅了相关研究性论文，以及校史出版物中他所发表的讲话和文章，做了将近1.5万字的读书笔记。通过广泛阅读，对冯友兰先生的生平事迹、心路历程、学术思想、研究成果、社会贡献等就有了全面的了解和整体的把握。

在深入了解的过程中，对展览对象的定位和展览思路就会逐渐清晰起来。我对冯友兰先生的展览作了如下定位：

哲学家──巨大的哲学成就 不同阶段的代表作 亲情（成就冯友兰事业的重要因素）

教育家──为清华大学发展（文学院院长、哲学系主任、校务会议重要参与者）、人才培养作出杰出贡献（教育思想、哲学人才培养）

根据定位，大致划分为求学、任教、哲学成就、家庭等几个主题。因为承担的社会角色多，所以逻辑线索通过纵向的时间顺序与横向的不同方面相结合来安排不同主题：

再比如我在做杨绛先生纪念展览时，通过阅读她本人的著作、纪念文章和相关研究论著后，形成了这样一个展览思路：

首先是对杨绛的定位：

在对杨绛先生的定位思考成熟以后，在逻辑线索方面，我采取了与冯友兰展览不同的处理方式。考虑到杨绛主要是一位文学创作者，其他社会身份并不多，我决定主要按照纵向的时间顺序来展示她一生的几个重要阶段：

在杨绛生命的每个阶段展示她的才、情、贤的同时，在展览篇幅上，则重点展示她与清华大学的关系，即在清华求学、与钱锺书结缘、教书、捐资设立“好读书奖学金”等几方面。

二、以研究的态度撰写脚本

确定了展览的定位、想要表现的不同主题、以及展览的逻辑思路后，即进入脚本撰写的过程。

1．资料收录范围的拓展

进入脚本写作阶段，需要重新回到各种参考资料里去寻找、选取、排比可以表现主题的事件，以及能表现这些事件的材料，包括档案，报刊及著作等出版物以及照片等，按照主题和逻辑线索，将照片、档案、出版物等材料安排在合适的位置，并用准确、简洁、通俗的文字予以一一说明。

一般来说，展览的素材主要来自于档案馆及校史馆所藏照片、家属捐赠的照片、扫描传记等出版物里的照片、以及档案材料等方面。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典型的事件能有对应的照片、档案、书刊等素材表现。但实际情况通常并不是这样。手中拥有的资料在数量和种类上有时会不均衡，往往有的阶段特别多，有的阶段很少。为了在已有的、并且广泛运用于传记、画册等出版物的照片材料之外，再呈现一些既能突出主题，又是新颖的、不为一般人所熟知的素材，就需要扩大收录范围，根据一些线索去充分挖掘材料。

例如，蒋南翔早期从事地下党和青年运动的工作很重要，但在准备蒋南翔展览中，关于他这一方面的素材非常少，直接的照片只有几张。经过查寻，我补充了他抗战前主编的进步刊物《北方青年》，重庆时期主编的《战时青年》，延安时期他写的《陇东中学地干班调查》，1987年出版的、他在解放前夕创办哈尔滨青年干部学校的纪念专辑等素材的书影和照片，尤其是他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所写而迟至1988年才公开发表的《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从而比较形象、完整地呈现了他早期领导和参加青年运动的革命活动轨迹，以及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可贵精神。

又如在杨绛展览中，要表现她早年求学时代即已展露的才华，其中已有的3张照片，尽管在文字中说明了她的成绩优秀，但仍缺一张与学业有关的照片。为此，我找到了1929年《东吴年刊》中她用英文写的级史，弥补了此一缺憾。在清华学习时期，很多研究论著中都提到散文《收脚印》是她上朱自清先生的第一篇课卷，经其推荐后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因是首次正式发表的作品，展示出来很有意义。但是究竟在哪一期，相关资料基本上都未明确提及。为此，我专门到图书馆翻阅了多年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合订本，找出了确切的发表时间并拍照，用在了展览中。

在朱自清展览中，为了充分说明朱自清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新文学创作，我找到了其它资料中没有的两份材料，一个是他与新潮社同仁游园的合影，另一个是邓中夏介绍他加入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进步社团──少年中国学会的记录。当然，使我最感兴奋的是，查找到了一张1935年春，500名学生在故宫太和殿前演唱由朱自清作词的救亡歌曲《维我中华》及相关报道的照片。朱自清先生之所以由一名学者最后转向一名追求民主的“斗士”，其思想转变的基础是忠贞强烈的爱国心。从少年时代史公祠的影响，到北大时期参加五四运动，从控诉“五卅”惨案，痛悼韦杰三牺牲，再到抗战时期慰问前线将士……对国家、人民的爱始终贯穿于他生命的每一阶段，是他的爱国情怀推动着他最终成为“民族脊梁”。因此，当我看到画册、年谱以及清华年刊中都提到他1935年曾是救亡歌曲《维我中华》的词作者时，就想找到有关这方面的报道，看看当时是怎样一个情形，他的歌在社会上是否产生过影响？经过反复查寻，最后，竟然在天津《大公报》上找到了当年合唱的照片及新闻报道中刊登的歌词。虽然是报纸上的照片，不是特别清晰，但壮观的场面及报道非常震撼，该照片与他赴前线慰问将士的照片放在同一展板中，前后呼应，深化了对他爱国情怀的理解。

2．资料的筛选和利用

展览提供给观众的应该是准确的知识和信息。校史人物展览的对象，大多是学有所成的学者、作家、科学家。对于他们发表的众多著作或学术成果，在相关领域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在展览中该选择哪些内容作为典型事例去展示、以及如何评价，对于没有深入研究的展览制作者来说，是有一定困难的。因此，展览筹备者只能通过学习，熟悉展览对象在每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学术著作或科研成果，以及相关领域权威人士、同行对它们的评价，来作为判断和取舍材料的依据。

例如，朱自清先生是著名的文学家、学者、教育家。他在诗歌、散文创作、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教育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贡献，出版了20余种、350余万字的著作。他在文学创作、学术研究、语文教育研究的成果都是展览要重点展示的部分。如何衡量它们在相关领域的价值和贡献？如何在展览中选择？这需要对他每个时期发表的重要作品和著作有个准确的了解和把握。我把他自五四以来的文学活动及发表的有影响力的诗歌、散文、学术论著目录、出版信息等全部查询清楚，并通过有影响力的同行专家的评价，来判断其价值和贡献，在此基础上进行选择，这样写展览脚本或照片说明词时也能做到心中有数，言之有据，把握有度。

另外，在朱自清展览中，一共选用了他在不同时期的文学、教育等方面的单篇文章18篇，作品和著作集26部。这些文章和著作，大多数都多次再版或被选编。在版本的选择上，我努力寻找、尽量选取第一次发表或初版的书影作为照片展示，希望能够贴近展览对象所处的时代，呈现出一种历史感。

文科学者的著作及成就，相对比较好理解一些。而当展览对象为科学家时，他的学术研究及科研成果的内容、价值和贡献，对文科背景的我来说，就会有一定难度。那么，同行专家及成长起来的学生们的评价就显得更为重要。

在筹备常迵先生的展览时我就遇到这样的情况。常迵是无线电工程学家、信息科学家，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电机系、无线电系和自动化系。他为我国无线电、自动化与信息科学的发展和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在各个时期具体的科研、教学水平及成就我并不懂。好在，之前已经出版过一本《常迵纪念文集》，办展览时新一版的纪念文集正在编选中，这两本纪念文集里收录了很多他的老同学、同事、同行及学生们的回忆文章，我从每一篇纪念文章里去捕捉、寻找关于常迵在各专业领域的相关信息，然后顺藤摸瓜，再通过档案、系史、他的学生──老教授们的访问等途径去印证、扩展、落实。

比如常迵1947－1952年在电机系工作期间的教学情况及效果该如何反映？他当年的学生、陆家和老师回忆说“常先生一回国就挑大梁”，主讲电讯组的课程。除了讲课外，还有哪些材料可以印证他的重要作用呢？也是常迵当年的学生、后任电子系主任的张克潜老师等主编的《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系史》（上卷）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教学情况，专门提到他1950年代初期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最新出版的教材介绍给学生，书中还附有张克潜老师专门从图书馆拍来的教材封面。通过电话采访并征得他的同意后，我将这几张当年美国最新的教材书影用在了展板上，与学校聘书、师生合影、学术论文等材料一起，将常迵在电机系工作期间的情况及贡献相对完整地呈现出来。这也证明了陆家和等当年学生们的回忆是准确的。

对于常迵在无线电系的工作情况，材料比较丰富。但这里面大多是反映他学术、教学活动方面的论文、教材、手稿等材料，人物方面的照片很少，摆放在展板上有点单调。我在纪念文集中看到他当年的助教肖华庭老师写的回忆文章中曾提及：“每当我翻出1959年我们3063科研小组师生在一起的几张照片时，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不平常的岁月”。根据这一线索，我打听到肖老师的联系方式，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打电话请他帮我找一下这些照片。老先生答应帮忙，但说时间长了，不太好找，试试看。几天后，他让我去家里取，虽然不是他文章中提到的那几张，但也是当年常迵与科研小组学生们的合影，多少弥补了这一部分人物照片少的遗憾。而这张照片也是常迵家人未曾看到过的。更令我感动的是，大概是不太放心吧，几天后，已经八十多岁的肖老师专门到校史馆来找我，要求看我所撰写的脚本初稿。当我对着电脑将所要展示的内容一页页向他解释和说明后，他对我的工作予以了肯定。我也从肖老师的身上切身感受到了他与常迵先生之间的师生感情。

3．展览中的意外收获──对以往研究的补充或纠正

虽然展览基本上是利用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主，但在挖掘材料的过程中，往往也会有很多意外收获。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算是对学术研究的一个贡献。

比如在办王佐良展览过程中，看到他自己以及相关的纪念文章中都有提到他早年在武昌文华中学学习期间，打下了良好的中、英文基础，也初步展现了在文学方面的才华。确定了想表现的内容，但是如何去表现呢？为此，我幸运地在北大图书馆里找到了他读书时期的《文华校刊》，恰好上面有他发表的诗歌作品，以及包括他在内的校刊委员会成员合影，为“文华求学勤试笔”这一主题提供了合适的表现素材。更令人高兴的是，他的这些诗作在目前出版的《王佐良全集》中并未收录，显然，这对其全集是个很好的补充。

另外，在对已有的各类资料利用方面，也不能全部拿来就用，需采取谨慎态度，做必要的甄别工作。例如在朱自清展览中，我选用了一部分已出版的《朱自清》画册中的部分照片。发现作者曾将一组朱自清在英国游学结束后，在德国旅行期间与友人的合影误当作在北平时的合影，我经过仔细核对后，在展览中予以改正。

以上我只是谈了在筹备校史专题展过程中脚本撰写方面的一点心得体会。而这只是整个展览环节的一部分。展览的最终完成，需要很多人的参与。在脚本定稿阶段，领导除了从整体布局、材料的选择等方面提出修改意见外，还逐字逐句地一遍遍修改、打磨。这一过程常常至设计定稿时才结束。档案馆同仁在档案史料等方面的鼎力支持，会使我们少走很多弯路。设计师经常在时间极短、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为我们设计展板样式，做到有求必应，实属不易。还有联系喷板、展览场所等事务，有同事时刻准备着。可谓一环接一环，全程无缝对接。这其中，更有展览对象的家属、亲友们提供的无私帮助。大家为了同一个目标，相互配合与支持，共同完成了一部又一部的展览。

办校史展览真的很累，很苦，它与其它的校史编研工作一样，是一项需要用心去做的工作。但是，正如我10年前，在纪念清华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及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成立50周年之际所写的文章中感受到的那样：“这一过程又是快乐的，常常体验到收获的喜悦。”

（作者为清华大学校史馆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