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水木清华北山的纪毓秀烈士骨灰安放处
纪毓秀（1917—1939），女，江苏宿迁人，1935级校友，中共党员，杰出的抗日救国运动女战士，被誉为山西三大妇女领袖之一，因长期艰苦环境中工作积劳成疾而逝世。1989年10月，纪毓秀逝世50周年之际，学校将其骨灰迁至水木清华北山安放并建碑纪念。
“小纪，这不仅是清华全体同学都知道的一个人，就对于许多别的‘一二·九’运动中的北平同学，或者也不是完全生疏的名字。她从‘一二·九’那一天起，一直到‘一二·一六’‘三·三一’‘六·一三’……凡属学运行动，无役不与。从纠察队员、纠察队长、领喊口号的、宣传员到全校救亡运动的领袖之一，什么都干过。许多人知道‘清华那个女的’，或者还加上‘那个穿短裙子，短头发圆脸的’。抗战之前半年，她到太原去，加入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累迁牺盟常执委，负责组织部。”这是韦君宜在《悼纪毓秀》一文中的回忆。
水木清华育毓秀
1935年纪毓秀于清华
1935年秋，纪毓秀考取清华大学。1935年8月22日出版的《国立清华大学校刊》公布了该年本科一年级考取新生名单，计318人。这一年国立清华大学本科应考人数是3607人。新生名单中，纪毓秀位列第33，名列前茅，表明她的成绩相当优秀。
纪毓秀先入工学院电机工程系，后转到文学院外国语文系。她最初的想法是以专业学识救国，但在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下，每个爱国青年都在为祖国安危、民族存亡而担忧。作为爱国学生活动中的活跃分子，纪毓秀不久被推选为清华学生会代表会委员。
1935年12月，纪毓秀和同学一道参加了“一二·九”抗日救亡大游行，接着又参加了“一二·一六”大示威。在这两次行动中，她英勇顽强，许多人并不知道她的名字，但大家常常提到的“清华那位女同学”，说的便是她。“一二·一六”那天，她在清华游行队伍中担任纠察。当队伍在前门被军警冲散时，纪毓秀挺身而出：“同学们！不要走散！”随之又有几位同学发出了同样的呼喊。同学们镇定下来，队伍重新聚集。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归来后，爱国进步学生经过深入民间的锻炼，为了更好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2月1日，在北平师范大学正式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北平民先总队长最初由敖白风（师大）担任，以后由李昌（清华）和孙传文（北大）相继担任。清华大学由吴承明担任第一任民先大队长，以后由李昌继任民先大队长，李昌调任北平民先总队长后，即由纪毓秀、凌则之、林传鼎相继担任清华民先大队长。
生活中的纪毓秀
只要抗日救亡工作需要，纪毓秀便奋不顾身。蒋南翔回忆：“小纪埋头苦干，工作细致深入，作风朴素，平易近人，她是女同学中最受群众欢迎和爱戴的领导者”。
韦君宜与纪毓秀同期在清华参与救亡活动，同住在静斋，她如此回忆纪毓秀：“待人极实在，不管低年级同学还是校外工人，找她求助，她都愿意腾出时间帮忙。游行前夜整理标语、联络各校，常常熬到后半夜，第二天依旧带头走在队伍前列，看不出半分疲惫。”
1936年3月底，纪毓秀参加了“三三一”抬棺游行，被军警打伤。她在养伤期间看到了KV（即刘少奇）在《火线》上发表的《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等纠正学运中的“左倾”影响的文章，对抬棺游行进行了反思。从此她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注意克服“左”的倾向，注意贯彻统一战线，团结广大群众。
纪毓秀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受到锻炼，迅速成长。1936年5月，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7月初，清华、北大、师大等校学生联合组织夏令营，去西山樱桃沟老虎洞一带露营，参加者170多人。纪毓秀和清华同学一起参加了活动。她写了一篇《老虎洞中的生涯》，发表在《清华暑期周刊》上，文笔生动感人：“第一次的演习是攻击，我们早餐后整队下山，在‘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歌声中，一条练也似的长蛇，拖出了老虎洞，在卧佛寺山脚下的原野中，排好了阵势向我们的假想敌进攻……”“现在该讲到夜袭了！夜袭，可说是在七天的生活中，是最紧张、最严肃的一幕。演习的那天早上请了一位善于演讲的施先生，在山谷里和我们说了四五个钟点的话，将目前中国的情势，将中国将来的出路，以纯客观的态度，诚恳而真挚的讲了。这曾打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那早在泉畔，在石头上，在椿树旁边，都闪耀着一双双真挚而发光的眼睛张着嘴入神的听着，几乎连头都不敢动一下的样子，时时如暴雨样的掌声响彻了山谷。在讲演人休息的时候，雄壮的《抗敌歌》和《进行曲》……就连续的唱着”。
1936年11月，在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宋哲元将军的二十九军在河北固安举行对抗日军的军事大演习。清华爱国进步学生闻讯纷纷要求前往慰问参观，纪毓秀率领清华同学长途跋涉来到演习地点。这次活动加强了清华同学与二十九军官兵的了解和友谊，扩大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力量。不久，清华同学又投入了援绥运动，支援绥东军民抗日，纪毓秀积极参加并组织了这次活动。
1936年底，党组织安排部分北平进步青年赴山西配合薄一波开展统战工作，纪毓秀申请前往太原。临行前，纪毓秀到北师大向杨漱敏同学辞行，杨惊讶：“你父母就你这么一个独生女儿，将来两老靠谁养活？”两人商量半天，谁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自古忠孝难两全，最后纪毓秀决绝地说：“国将不国，顾不得那么多了……”
山西工作期间她改名为纪雨秀（后文仍称纪毓秀），校内旧友仍习惯称她“小纪”。
牺牲救国献忠魂
由于资料不足，关于纪毓秀赴山西的时间等细节说法不一，需要发掘史料，抽丝剥茧，不断追寻。
2025年初秋，清华大学校史馆清华英烈走访调研小组在宜宾市屏山县档案馆看到一份题为“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办公室主任叶方同志关于凌松如的情况介绍”的信函，存档时间为1996年4月4日。
宜宾市屏山县档案馆馆藏叶方同志信函手稿
叶方，1934年9月—1937年初在清华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学习，在校名叶笃廉。1935年参加社联、民族武装自卫会。“一二·九”运动前，在清华大学由黄诚（清华英烈之一）介绍加入共青团，1936年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7年初去山西太原参加“牺牲救国同盟会”。后长期从事党校和党的宣传工作。
这封信是叶方写给凌则之（在校名凌松如，清华英烈之一）侄子的，信中说：“1937年春节过后，党通过民先队动员进步青年到山西太原参加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工作，我和松如同志以及彭国珩（清华英烈之一）、纪毓秀（女，清华英烈之一）、戴新民（女）等五人报名参加，于2月初旬赴太原。到太原后，我们找到清华的同学李一清，通过他参加阎锡山办的军政干部训练班（设在太原国民师范），受一个月的军事训练，结业后分配到牺盟总部，我和纪毓秀留在总部，松如和彭国珩分到下面的区队工作。5月间我得了较重的病，回到北平治疗。七七事变北平陷落，我撤退到南京，经组织分配留在南京工作，没有回山西……”叶方与纪毓秀等同赴太原，春节又是中国人的重要节日，此份信函提及的“春节过后”可信程度较高。
另据纪毓秀的同学王天眷回忆：“新年后不久，纪毓秀、凌松如、彭国珩等去太原参加救亡工作。我们欢送他们”。有欢送会这一事件的锚定，相对提升了这个回忆的自洽性。这里的新年可指公历新年亦可指农历新年。1937年春节是2月11日。
又据1936年加入民先队、曾任清华大学分队组织委员兼秘书的熊向晖回忆：“纪毓秀是1937年寒假后走的。”熊向晖对这些记得很清楚，因为他是民先队组织委员兼秘书，负责收队费，每人每月两角钱。1937年1月18日至31日清华大学放寒假两星期。寒假结束已到了2月。
《山西新军决死第一纵队部队发展史》明确给出了纪毓秀赴山西的具体时间：“1937年2月13日，纪雨秀根据党的需要，从北平奔赴太原，参加牺牲救国同盟会”。很可惜，这个具体日期并没有注明资料来源。
据《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历史资料选编》记载：“1937年2月2日北平、清华、北大、师大等校学生假期来并受军事训练。……计前后来并受训大学生共达四十人，内有女生五名、该生等在并受训时期为一个月云。”
以上资料相互印证，推断纪毓秀抵达太原的时间应该是在清华寒假结束之后的1937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三。
到太原后，纪毓秀进入牺牲救国同盟会军政训练班受训，结业后分配至牺盟总会组训委员会。牺盟会组建青年抗敌救亡先锋队（简称“抗先”），纪毓秀任副总队长。
1937年6月，牺盟总会决定取消“抗先”组织，成立“学生工作委员会”，由张玉麟、纪毓秀、谷景生、王墉、安岗五人组成。纪毓秀依靠学校的“民先”骨干，公开地集会宣传抗日。她善于接近青年，教学生唱抗日歌曲，讲述“一二·九”运动的亲身经历，揭露日军在东北的暴行等，赢得了学生们的爱戴，工作很快开展起来。
据当时曾同她一起工作过的清华校友牛荫冠回忆：“当时她改名纪雨秀，工作得很出色，有一股实干精神，如同她在清华大学担任‘民先’大队负责人时一样，经常找一些最苦的工作干。她还给当时集训的新干部讲课，受到大家的欢迎。”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8月1日，在党的推动与牺盟会的组织下，山西的新型抗日武装——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即山西新军）正式组建。大批爱国进步青年、学生踊跃参军入伍，投身新军队伍。组织决定纪毓秀也到决死队去工作。出发前夕，她家里打来电报，说她母亲病重，并汇来40元路费，要她南回，但是战乱年代，忠孝两难全，纪毓秀选择跟决死队出发，11月开赴沁县，一路上经山历水，备极艰苦。
抗日战争初期，山西沁县是开辟太岳抗日根据地的策源地与早期中心。1937年底起，薄一波率领决死一纵队进驻沁县，牺盟会、太岳特委等领导机关在此设立，由此拉开太岳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建的序幕。随决死一纵队进驻沁县后，纪毓秀在纵队政治部工作，同时任决死一纵队妇女队指导员，深入当地，开展发动群众、发动妇女救亡等工作。
1938年春，敌人对晋东南发动九路围攻前，妇女队的许多队员要分配到地方或游击队去工作。纪毓秀对每位队员作了认真负责的安排，随后带着12名女同志离开沁县到和顺接受新任务。当时中共晋冀特委驻在和顺县石拐镇，为了支援抗日武装斗争，特委决定调一些人开展农民群众工作。妇女工作队便挑起了这一任务。纪毓秀依靠地方共产党组织，深入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借粮和济贫活动。石拐镇附近的阳光占村有个大地主，叫周家淦，与山西地方旧官吏相勾结，仗势抵制借粮。纪毓秀带领队员发动群众向周家淦借粮，村民们说：“周家淦，连官府都不敢碰他，你一个女孩子敢碰？如果能开了周家的仓，借出粮来，那真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没见过的事！”纪毓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她走家串户，向贫雇农了解周家的剥削账，经过半个多月的细致工作，农民觉悟了，在村民大会上向周家淦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迫使周家淦拿出四百担（按当地计量约合八万斤）粮，大大缓解了抗日军民的粮荒问题。由此借粮运动开展了起来。
1938年4月反“九路围攻”后，中共晋冀特委机关北移至昔阳皋落镇。8月，正在皋落开展群众工作的纪毓秀突然接到特委通知，要她回沁县。据牛荫冠回忆，这是因为特务向阎锡山告了密，说纪毓秀看共产党的文件，是共产党员。为化解阎锡山的猜忌、保护骨干，薄一波安排纪毓秀前往阎锡山驻地晋西南吉县的牺盟总会工作。1938年10月初，纪毓秀顺利突破日军封锁线，抵达吉县。此时的吉县，是抗战前期阎锡山第二战区长官部、牺盟总会驻地，纪毓秀在阎锡山眼皮底下开展党的统战与组织工作。经中共山西省委安排，纪毓秀出任牺盟总会组织训练部（简称组织部）部长、总会党团核心成员，并兼任民族革命青年团执委。她成为牺盟会核心领导之一。
牺盟会并非普通的抗日群众团体，而是抗战时期山西特殊统一战线背景下半群众、半政治、半武装的“三半”特殊革命组织。牺盟会紧紧围绕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心任务，为我党在山西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发展了牺盟会员和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抗日救国会会员达300多万人，培养了党、政、军、民各级干部3000余人，组建了9个旅、50个团、总兵力约7万人的山西新军，和约70个县的人民武装自卫队等地方抗日武装，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大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极大地发展自己，从而为在山西贯彻执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为八路军主力部队开赴山西战场，建立敌后战略支点，为发展华北抗日游击战争，支持华北敌后抗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牺盟总会由组织部统筹干部建设、群众动员与武装配套工作，一身多职、兼具文武职能。纪毓秀到任后，即配合主持牺盟总会日常工作的牛荫冠着手加强牺盟总会和组织部的建设，并努力推动各地牺盟会积极发展抗日游击队。组织部要经常统计各地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情况，还为牺盟总会起草各种文件、通知、信函、电文等。各地牺盟会派人到总会来汇报工作，常由纪毓秀接谈，所以晋西地区的干部遇到困难时常说：“过（黄）河去总盟找纪雨秀”。抗战期间艰苦的战争环境、牺盟会组织的特殊性、顽固派不断挑衅搞摩擦等，加大了组织部工作的难度，纪毓秀表现出了卓越的工作能力和极强的责任心，她被人们誉为“山西三大妇女领袖”之一。
1939年3月底，阎锡山在秋林召开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史称“秋林会议”。秋林会议迎合国民党当局限共反共政策，推行“文官不得兼任军职”的规定，图谋取消山西新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变相剥夺我党对新军的领导权。秋林会议后，山西抗日进步力量与顽固势力的矛盾急剧升级，双方对立彻底公开化，最终走向决裂。
秋林会议后，阎锡山在秋林设立军政民干部集训团，集中甄别、管控各地牺盟会与新军干部，集训团由阎锡山亲任团长，各级主官多为其亲信。受训的地下党员、进步干部面临严重安全威胁。危急形势下，纪毓秀与吕调元等沉着研判局势、共商斗争对策，主动与阎锡山方面交涉周旋，争取在集训团内增设行政、民运政治部。经过灵活的统一战线斗争，我方地下党员出任两个政治部主任，有效保护了大批骨干力量，搭建起掩护撤离的组织渠道。
1939年9月，纪毓秀与张力之受牺盟总会指派，起草文章《论牺牲救国同盟会》。文稿经薄一波审阅同意后，以梁化之、薄一波、宋时昌、郭挺一、戎子和、张文昂、刘岱峰、牛荫冠、韩钧、黄介、娄化蓬、纪毓秀、张力之等人集体署名发表。
同年9月18日，时值牺盟会成立三周年，薄一波、牛荫冠、宋时昌（劭文）、韩钧、刘岱峰、戎子和、张文昂、董天知、雷任民、刘玉衡、郭挺一、牛佩琮、李一清、纪毓秀、黄介、张力之、梁化之共17名牺盟会、民青、山西新军主要领导人，在《政治工作周刊》第2卷第4期联名发表《为巩固团结加强进步抗战到底的宣言》，用铁一般的事实揭露了投降妥协分子和顽固派对牺盟会、决死队的攻击破坏，并提出了今后的奋斗纲领。
随着山西统战局势持续恶化，秋林地区政治高压日趋严峻，坚持进步立场、开展革命工作面临极大风险。彼时秋林驻地办公与居住条件极度简陋，物资匮乏、粮食短缺，日常仅能以粗粮野菜充饥。纪毓秀始终昼夜连轴超负荷工作：白天统筹全省牺盟干部调配、接待安置各地受训进步青年、处理繁杂会务公务；夜间牵头召开地下党秘密会议，研判国共摩擦风险、制定干部保护与疏散预案。战争时期恶劣的生存环境、高压的政治局势与繁重的工作任务，透支着她的身心健康。
自1939年上半年起，纪毓秀持续低烧、体虚乏力，经检查确诊干血痨（重症肺结核类消耗性疾病），医生多次要求卧床休养，但秋林局势紧张，大批干部疏散计划由她统筹，她始终没有停下工作。
进入1939年9月，纪毓秀病情急剧恶化。此时中共中央下达指示，预判晋西事变即将爆发，要求秋林地区我方干部分批撤离。纪毓秀强撑病体坚守岗位，核对疏散名单、安排护送路线。她已难以长时间坐立，常倚靠在土炕上处理公务。身旁的同志多次劝她转移至后方养病，她坚持要完成干部安置工作。10月6日晚间，纪毓秀在陕西宜川秋林镇病逝，年仅22岁。
韦君宜曾记录听闻死讯时的情景：“夜里有人敲窗告知小纪在宜川病故，我反复确认几遍，整夜无法安睡。此前我们在武汉流亡时，同学李江曾说，旁人牺牲尚可接受，若小纪不在，所有人该聚在一起痛哭一场。一语成谶。她一辈子都在替别人奔走，最后把身体耗光了。”
黄河呼啸 汾水激荡
病魔无情地夺走了纪毓秀年轻的生命，人们再也看不到她奔走救亡、埋头苦干的身影。然而，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同学、战友、母校清华大学从未遗忘她。
韦君宜多次提到纪毓秀，从1939年年末的悼念文章到她晚年的回忆，在她记忆中，小纪平实、坚韧：
“我不记得她说过一次自己怎样辛勤怎样英雄了得的话，不曾也不善于表现自己个人。那时候，女同学们都有股热劲的，可是正如某同学所言，常有‘感情的夸大’……但是，小纪没！小纪从没有！！她也热，可不是这种过于‘女性的’热情……有一回只一个同学被捕，在她屋里谈，许多人哭，跺脚，怒骂，她沉默了好久，人家讲完了，她静静的站起来，眼看着地，声音里像有一个蕴藏的火说：‘一天一天冷了，XX是穿着夹衣被捕的，她又有病，昨天W去看她，说已经瘦的不像个人。我想，我们怎么办？也许明天老林被捕，也许后天我就失踪了。哭什么？’她变得高亢，‘签名运动到现在还没有开展起来，我们做什么去了？做什么去了？来，XX，我给你擦擦眼，这个数目是你的工作！’当场，她把这发泄悲愤的乱谈变成了分配工作，每句分配的言语，把她的火热交给了每个人。”
在生活中，小纪像个邻家小妹妹质朴得让人心疼：
“她没有穿过及踝的长袍，短袍的也是一个直筒子，没有胸腰等等肥瘦线条。有一回，她的衣裳没改好，另一同学把一件花绸长旗袍借她穿，她那一整天都蹲在宿舍没出去。人家问她，她说：‘怪不好意思的，这个样儿！’”
小纪年轻、娇憨，时常想起她亲爱的妈妈：
“……在太原‘牺盟会’告诉我，她离开学校出来革命的事，至今还瞒着她亲爱的妈妈……”
小纪又是个活泼亲切的姑娘，弥漫着温热的生命力：
“虽是坚强素朴，但是决不是不近人情。相反的她是全校救亡干部中最能和同学打成一片的一个。她从没把自己关在学生救国会里，她爱运动，一喊，一大群便同她跑了，不救亡的也就去了。爱唱歌，歌咏团练习次次皆到，在宿舍楼梯口常常摸出歌谱，跟这个哼了跟那个哼。要谈工作，她单和你一边谈去，向不满脸都是工作。刨去了她谈工作，再找不出什么她和别的同学不同的地方。和谁都闹，和许多‘不救亡’的人在一起，她一样开怀大笑。一般同学以为有兴趣的事，她也以为有兴趣，以为很重要。她会和你细谈你的家庭，你的功课……这些别的救亡干部认为全不相干的事情。并且帮你想法子，当她的臂膀绕在自己脖子上，仔细问着：‘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真让人愿意把一切事情都告诉她。因为她是从来不用倍倍尔爱伦堡的崇论来迎头罩住你的小小的恋爱问题的。”
男同学的回忆，不似女生那般细腻。杨述这样写道：
“阎锡山同意要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找薄一波同志负责。于是又有大批北平同学去到太原，建立牺盟会组织，把它革命化。李一清、牛荫冠、纪毓秀、凌松如他们都是这时先后去的。在太原国民师范的牺盟会总部里，大家谈救亡，搞活动，热烈气氛象在北平民先队里一样。他们后来一直坚持在牺盟会工作，派人到各县，又组织决死队新军，对山西的抗战和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了重大功勋。纪毓秀最后在阎锡山开始反共时忧劳病死。她是清华女同学中优秀的骨干，原是个朴素的好学生，家里只有一个母亲，一辈子的盼望就是这个独生女学有成就；而她为了革命，毅然中断了学业，跑到太原去工作，终于贡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
杨述的回忆提到了那个时代：
“日本侵华步步进逼，国难当头，而蒋介石仍坚持他自从“九·一八”以来“安内攘外”的方针，1936年1月20日，国民政府颁布“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明文规定军警有枪杀抗日群众逮捕救国分子，解散救亡团体，封闭抗日言论之“合法”行为。爱国青年处于爱国有罪，抗日杀头，报国无门，走投无路的危难之中。当从报纸上和各种渠道得知山西有牺盟会，各地的爱国青年，东北三省的流亡学生，全国各大、中学校的在校进步师生几千人，便如潮水一般地涌向了山西，来到了太原进入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教练团接受政治军事训练。他们来自二十二个省、市。尤以平津、东北、上海、武汉、河南最多。而且其中有不少人是由各地我党组织推荐来。与纪毓秀同期奔赴山西、投身牺盟会与新军抗日工作的清华校友达数十人，受资料及研究深度的限制，不完全统计有：牛荫冠、牛佩琮、李一清、裴丽生、纪毓秀、凌则之、彭国珩、张凤阁、叶方、张韵芝、田方增、戴新民、施惠同、赵丽生、王承鸿……其中，纪毓秀、凌则之、彭国珩、张凤阁在山西牺牲。”
黄河呼啸，汾水激荡，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曲折的故事。
他们大部分是历经“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淬炼的先进分子。民族的危亡、伟大的“一二·九”运动使他们由敏慧的青年锻炼成坚定的松柏，他们响应时代的召唤，“自然而然地、英勇地走向斗争，抛开家庭，离开学校，舍弃生命……没有任何人强迫他们，可是他们这样做了。他们终于成为一代英雄。”
1989年9月新中国成立40周年前夕，清华大学为纪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为革命牺牲的23位校友建了清华英烈纪念碑（随着后续确认的英烈增加，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学校对英烈碑进行提升改造修葺，碑上刻有65位英烈的姓名），纪毓秀、凌则之、彭国珩、张凤阁名列其中。
几天之后，10月6日，为纪念纪毓秀牺牲50周年，学校召开座谈会，纪毓秀生前的同学、战友等30多人出席。纪毓秀的同时期校友熊向晖、吴瀚、戴新民，牺盟会战友张云麟、戎子和、张新民等，满怀深情，回忆了与纪毓秀共同学习、战斗的日子。
同日，纪毓秀骨灰被迁至清华大学校园内水木清华北山安放并建碑纪念。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汾水呜咽，清华月冷，母校张开怀抱永远接纳了这个被唤作“小纪”的姑娘。
文 | 王向田 薛建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