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富军   李运峰

1948年12月14日到1949年1月10日近一个月时间，清华大学经历了校长离校、解放、接管，成为“第一个被人民解放军接管的大学”。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取得了军事斗争的辉煌胜利，在高等教育领域能否顺利推进，就要看清华大学的接收是否顺利并为其他国立大学的接管提供经验。因此，对清华大学的解放和接管从一开始就受到中共中央、北平市委和军管会的高度重视。解放海淀时，毛泽东主席两次电令前线将士要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大学。海淀解放后，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和市委第一副书记、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等共同指导对清华的接管，并专门写报告向中共中央、平津前线司令部、华北局请示和汇报。在中央、北京市委的指导下，接管清华顺利进行，所积累的经验对接管北平市内高校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

“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共产党对接管新解放地区的高等教育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194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对中原新解放区知识分子方针的指示》，指出：“我军所到之处，不许侵犯学校的财产、图书、仪器及各种设备。”指示第一次提出了对于原有学校的政策，“在敌我往来的不巩固的地区，对于原有学校，一概维持原状。在较巩固的地区，应帮助一切原有的学校使之开学，在原有学校的基础之上，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

194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在《中央批转陈克寒关于新区宣传工作争取青年知识分子致新华总社电》中对“维持原校逐步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进行了阐释：“所谓要维持其存在，就是每到一处，要保护学校及各种文化设备，不要损坏，要迅速对学校宣布方针，并与他们开会，具体商定维持的办法，否则大批学校就要关门，知识分子会被敌人争取去。所谓逐步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就是在开始只做可以做到的事，例如取消反动的政治课程，公民读本及国民党的训导制度，其余一概仍旧，教员中只去掉极少数的反动的分子，其余一概争取继续工作，逃了的也要争取回来。”简而言之，就是保护学校安全、维持教学和人员稳定，调整政治课。

从维持到接管

1948年12月14日，梅贻琦校长离开学校进城，校务由校务会议主席冯友兰主持。在1949年1月11日前，校务会议成员为：主席冯友兰、教务长霍秉权、秘书长沈履、训导长褚士荃、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法学院院长陈岱孙、工学院院长施嘉炀、农学院院长汤佩松等八人。1月11日撤销训导处后，褚士荃不再参会，校务会议便由冯友兰、霍秉权、沈履、叶企孙、陈岱孙、施嘉炀、汤佩松等七人组成。

由于清华大学原有各类群众组织基础较为健全，校内师生通过教授联谊会、讲教助会、职员会、工警联合会、学生会、家庭妇女会等群众团体群策群力，派出代表组成各类委员会共同解决各种问题。例如，巡防委员会负责保卫防空等工作，生活委员会负责粮食经济等。各团体派出代表组成有代表性的委员会共同参与过渡时期工作，保证学校和师生财产安全和平稳过渡。

北平解放前夕，北平军管会贯彻中央的各项指示，开始着手准备北平市大学的接管。按原定计划，解放军首先接管六所公立学校中，第一所就是最先得到解放的清华大学。

解放军针对各个学校特点，制定不同的接管方案，做到一校一策，提高接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接管清华大学等大学的准备工作主要分初期准备、实地调查研究和草拟接管方案三部分。

首先是准备工作，城市工作部早在1946年即开始做北平各文化教育机关的调查工作，对学校、师生基本情况做了较为细致的调查。1948年9月以后，成仿吾主持的华北大学高等教育委员会也做了平津各大学的调查。这两类材料提供了平津大学基本的材料，供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以下简称文管会）制定政策参考。

其次是实地调查研究。这一般又分为三个步骤，即通过地下党获得各校的真实情况，工作人员与各校进步教授、学生个别访问，以及举行座谈会。三种形式获得三种材料分别对照，作出判断。

经过上述紧张但周密的工作，解放军取得了学校详细的资料，为全面接管清华奠定了充分的基础。

1948年12月15日，解放军解放海淀，清华大学获得解放。但解放军并未派军代表来接管学校，一方面让学校原有机关继续运行维持校务，一方面积极讨论、尽快确定接管方案。因而，学校可说是“接而不管”。12月22日，军管会组织西郊工作团，张宗麟、鲁歌两人专做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工作。26日，西郊工作团团长荣高棠一行到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做正式访问。从这天起，清华、燕京两校地下党继续提供各种情况。西郊工作团个别访问进步教授，举行座谈会，调查了解情况。参加座谈会的清华大学教授有张奚若、钱伟长、屠守锷、费孝通、李广田等人。同时，西郊工作团还与讲助教会、学生自治会保持经常接触。

对于先期解放的清华、燕京，考虑到学校性质不同，文管会拟定了不同的接管方案，保证对清华大学的接管慎重而稳妥的进行。

1949年1月3日，张宗麟到良乡，向文管会口头报告，提出将“接管”和“维持”分别作为接管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方针。经过彭真、叶剑英、钱俊瑞、张宗麟等讨论，提出了接管清华大学方针为维持原状；并向华北局和中央请示。1月9日，中央电示同意这一接管方针。

文管会接管清华大学，拟定了两个原则：一、“实际接管而形式上是维持原状，同时宣布必要而且可能的改革。”二、“依靠地下党，团结进步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孤立落后分子，必要时给反动分子以必要的镇压。”这是接管清华大学的实施原则。本着这两个原则，文管会拟定了具体的办法与步骤。

第一步，考虑到地下党和进步分子比较熟悉学校情况，文管会征求他们对接管方案的意见。地下党和进步分子对接管方案提出很好的建议，例如停止国民党、三青团的活动等。第二步，召集清华大学校务会议，提请讨论、实际上是宣布接管方案：学校组织机构仍旧，员工原职原薪，维持学生生活，取消训导制及反动课程，停止国民党、三青团的活动，缴出私人枪支等。第三步，由校务会议主席冯友兰召集全校师生工警大会，由钱俊瑞代表军管会宣布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及接管的具体内容。

从接而不管到真正接管

按照文管会确定并经中共中央同意的接管方针，1949年1月10日，文管会主任钱俊瑞到校，正式宣布接管清华。上午11时许，首先召开清华校务会议。钱俊瑞在会上传达了接管方针：

第一，清华以后应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取消过去教育中反对人民、脱离人民的东西。

第二，教育的通盘改革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必须逐步前进。现有机构与制度，除立即取消国民党反动训练制度和立即停止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的反革命活动外，其他一律照旧。国民党特务分子暗藏的枪支由校务会议立即负责收缴。

第三，学校经费由军管会负责供给，教职员一般地采取原职原薪，以后当实行量才录用，与考绩升降。

下午2时，全校教职员、学生、校工、校警共2000余人齐集大礼堂，听取钱俊瑞宣布上述接管方针。当钱俊瑞说：“今天清华大学从反动派手里解放出来，变成人民的大学，是清华历史上的新纪元。从今以后，它将永远是一所中国人民的大学了。”全场热烈鼓掌。

下午3时，学校召开教授会，出席者有潘光旦、吴景超、钱伟长、陈桢、段学复、梁思成、李广田、费孝通等近百人。钱俊瑞在会上简要介绍了解放区工农业及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概况，并着重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重视科学研究以及保障人民思想信仰自由的方针。

由于前期准备充分、政策解释清晰、学校安排细致，1月10日的接管非常顺利，受到了大部分清华师生的欢迎和拥护。

1月11日下午，在清华大学第105次校务会议上，校务会议主席冯友兰报告了前一天钱俊瑞接管情形。会议决定，训导处自本日撤销，所负责的公费事宜，除了审核公费名单仍由公费委员会负责外，其他例行事项由教务处接管负责，斋务事宜由秘书处事务组接管处理负责。同日，钱俊瑞赴良乡，张宗麟、李俊甫等则留在清华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并处理发给粮食经费等。

3月18日，在校务会议上，临时主席冯友兰报告：北平市军管会代表吴晗自本日起到校办公。“从此以后，校务就实际上由吴晗主持了。”

1949年5月4日，文管会成立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任命叶企孙等21人为校务委员会委员，叶企孙等九人为常务委员，叶企孙任主席。文管会决定，自校务委员会成立之日起，旧有行政组织即行停止活动。同时，文管会代表及联络员也即行撤销。

清华大学被接管、新的领导机构成立及校领导产生，标志着解放军真正接管了清华大学，学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示范效应

1948年12月至1949年5月，在中共中央，彭真、叶剑英等直接关心和指导下，文管会贯彻中共中央对新解放地区的学校维持原状、逐步地加以必要的可能的改良的方针精神，对清华采取了审慎、稳妥的接管，得到了师生的拥护和支持；同时，冯友兰主持的校务会议积极配合接管，保持了学校校务稳定。清华大学的成功接管及所创立的充分调查、接而不管、逐步接管、真正接管、渐进改造的模式，为北平市内和其他地区公立学校的接管提供了成功经验。正如1949年4月文管会总结指出的：“接管北大的原则与接管清华的同，接管的实施办法也同……在接管步骤上小有不同。”“一般地说接管北大、清华是成功的。接管了清华，安定了北平各大学，特别是大学教授们安定下来了；接管了北大，对全国大学起了一定的安定作用。”

清华师生积极配合接收和接管，发挥清华在全国的影响，公开发表声明热烈拥护共产党政策。1949年1月24日，清华大学张奚若、费孝通、钱伟长等38名教授与燕京大学张东荪、雷洁琼等14位教授联合发表对于时局的宣言，表示：“历尽了国民党多年来的迫害，我们清华、燕京两大学的教育工作者，终于在长夜渴望中获得了解放。我们对人民解放军进行革命的英勇和坚决，感觉无限的振奋。解放后的新局面不但加强了我们对于革命的信心，同时使我们更感到今后为人民服务的责任之重大，在获得了久已丧失的自由和安全之后，我们深切地体认到一种新气象的开展。我们为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而鼓舞，我们为中国人民的新生曙光而欢腾。”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

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清华师生和全国人民一道，看到了革命胜利的曙光。1948年4月，清华37周年校庆纪念刊社论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清华是爱国的，所以我们痛恨中国的罪人，惟其我们清华是爱民族的，所以我们反抗民族的仇敌。”“目前可能是最黑暗的时间，但前面一定是圹远与清明。暴风雨即将过去，新清华的航船，即将驶入充满阳光和微风的大海。”从解放到接管，清华大学正经历了“最黑暗”到“圹远与清明”，最终“驶入充满阳光和微风的大海”。

（原文发表于《档案春秋》202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