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欣

北方左翼文化的发生及传播，与北平密集的中、高等学校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联，这一点已渐成学界的共识(1)，但对于校园类型与左翼文化团体的兼容性、左翼文化如何借助校园空间和学生活动而铺展开，其间可能经历哪些挫折，又如何逆流而上奔涌成潮等问题，仍缺乏具体微观的考察，这使得北平左翼文化运动的研究长期停留于浅表。当然，纵深向度的考察存在一定困难，由于北方左翼组织不断经历破坏和重组，保存下来的连续性资料有限，须得一材料充分、连贯的切入对象，方足展开论述。在此情况下，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盟（简称北平社联）在清华大学的分支（简称清华社联）及其外围团体社会科学社、社会科学研究会、现代座谈会等，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

在当前左翼文化团体的研究中，左联的研究无疑居于大宗地位，这与左联总体的活动实绩相关，但实际情况也是因地而异的，具体到清华大学校内，社联的活动能力明显更为突出，这需要结合20世纪30年代社会科学的勃兴以及清华大学自身的学科结构来理解。作为北平社联的支部/小组之一，清华社联成立于1930年10月至1931年上半年，其活动持续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前后，其中产生了牛佩琮、何凤元、牛荫冠、蒋南翔、韦君宜等一批进步青年，这批成员是后来“一二·九”运动中的中坚力量，即所谓“一二·九”一代，他们长时段活跃在中国的政治、外交、教育、文化事业舞台上，对20世纪中国的发展和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此外，著名科技工作者、马克思主义哲学早期研究者裴丽生，20世纪30年代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吴组缃、张宗植，也不同程度地与清华社联发生关系。由此可见，清华社联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是多方位的，以清华社联为切入点，不唯社联本身的组织和传播问题，北方左翼如何从“文化”走向“武化”、左翼社会科学如何左右文学创作，乃至“一二·九”一代的精神史等相关话题，也可得到相应的线索。

一、左翼社会科学团体在清华大学的萌蘖

继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中国社联）于1930年5月20日在上海成立后，1930年10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盟在北大法学院成立，会上研究了援助被捕的朝鲜革命同志、确定新兴社会科学杂志的计划、参加工农教育事业、进行社会政治经济的调查等事项，并通过了社联筹备会起草的纲领及成立宣言；还选出了萍水、赫赫等人，组成了北平社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2)，这是目前可知的北平社联成立之初的情形。至于北平社联活动的详细情况，李正文、宋劭文两位当事人的回忆提供了宝贵的资料(3)，但二人均于1932年才加入北平社联，因此回忆录中对1932年之前北平社联的情况所叙寥寥，据此难以推知清华大学社联支部建立的确切时间。不过，从清华大学革命人士的回忆来看，清华校内左翼社会科学团体的萌蘖，更早于清华社联乃至北平社联的成立。

1929年下半年，清华大学的进步学生徐子佩（1926—1931年先后就读于化学系、研究院）、李兆瑞（1926—1931年就读于政治学系）、陈志安（1929— 1932年就读于社会学系）、张钦益（1927—1931年就读于经济学系）等人发起组织了一个以研读、讨论马列著作和革命理论为主的团体，在徐子佩的回忆中，这一团体名为“社会科学研究社”：

这工作开始于一九二九年九、十月间，发起人是李兆瑞、陈志安、张钦益和我。社员最多时近三十人，每半个月举行一次讨论会，会前都印有讨论提纲，并列有参考书目。据我现在记忆，主要是河上肇著的《经济学大纲》、《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以及《文化批判》、《新思潮》、《思想》等进步期刊刊载的马、列短篇译著和其他革命理论文章。该社活动历时半年之久，社员们不仅理论认识上有了提高，革命意志和革命热情也都有了加强，这就为以后工作的胜利开展创造了条件。(4)

也就在1929年年底，徐子佩由陈志安、张钦益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5月与张钦益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陈志安则早于1929年下半年即加入了

共产党并担任清华党支部书记。另一位发起人李兆瑞的情况相对特殊，他是李大钊的族侄，国共合作时期于1927年在清华大学加入国民党，国共分裂后，他愤而脱离国民党并前往日本东亚学校就读(5)，在日期间受日本左翼思想影响，1929年夏回到清华大学复学，并于1932年3月加入共产党。由此可见，这个“社会科学研究社”虽然不是在中共指令下成立的左翼文化组织，但其发起人的左翼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是相当明确的。《文化批判》《思想》《新思潮》这几个刊物实际上一脉相承，《文化批判》是彭康、朱镜我等创办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的综合性杂志，后来社会科学的部分分化为朱镜我主编的《思想》，后改名《新思潮》(6)，1930年5月中国社联成立后，《新思潮》直接成为社联的机关刊物，因此从思想资源来说，徐子佩所说的清华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也与中共领导下的社联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追认其为清华社联的前身或也不为过。

不过，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徐子佩所谓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实际名称可能是“社会科学社”。在1930年10月20日出版的《清华周刊》上，有一则“社会科学社近讯”的新闻：

因时代急速的展开，客观环境的刺击，一部本校同学，感于对社会认识的不清，对革命运动的盲目，觉有自动地加以研究之必要，遂于去年冬间，成立社会科学社，以研究现实问题为宗旨，加入者有二十九人，当即制定简章，选定研究题目，分配研究工作，规定研究报告等办法。自成立以来，诸社员按照程序，努力进行，不一稍怠，故该社基础，得以日臻巩固。

本学期自开学以来，该社更加倍努力，曾于开学后一星期内，开全体社员大会一次，讨论扩大组织，征求新社员，本学期研究题目以及社员分组等办法，兹将其讨论结果，分述于下：

一，扩大组织，征求新社员：每位社员，都负有将该社宗旨，意义等，向新旧同学介绍的义务；并尽可能地将同学介绍加入该社，以便共同研究。此外，并印发征求社员启事，普遍地向同学发散。加入该社之最低条件，为对该社宗旨，表示赞同，体格，思想皆甚健全者为合格。加入时，须经二人以上之介绍，或同该社负责人交换意见，经全体社员过半之通过。

二，研究题目：该社以上学期研究题目，有偏于一般浮面的观察，且范围太广，故本学期研究之范围，只注重在社会之基础的纯粹的形态上。关于特殊的个别的问题，该社于经常的研究外，又组织座谈会，以便专门研究。该社研究题目等，亦已付印发散同学参看。

三，社员分组：为便于集中全力，以作深邃的研究起见，该社将社员分成五组，每组任择研究题目一项，由组长领导，合该组社员之精神，尽力研究。座谈会，系一特殊组织，由五组长负责，请社员担任。

四，研究报告：各组应将其研究结果，在指定日期，分别对全体社员（欢迎同学旁听）作简要之报告。再研究大纲及参考书目，必用复写纸（CarbonPaper）或油印，制成数十份，教给每位社员，备日后研究时采用。

闻该社第一次常会，定于下星期四开（十月十六日），系座谈会主持，题目为马克斯主义之基础理论，作研究之入门准备，范围及纲要，拟油印发散，以便开会时，准备公开讨论。

十月十二日(7)

如该讯所言，社会科学社成立于1929年冬，成员共二十九人，研讨内容偏于社会科学尤其是左派社会科学（“马克斯主义之理论基础”），成立时间、规模、研讨范围及方法，都与徐子佩所说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吻合，这实在不像巧合，而更可能是徐子佩将“社会科学社”误记为“社会科学研究社”了。

另据1931年1月23日的《国立清华大学校刊》载，社会科学社曾发起为韩国革命领袖李成龙被捕的募捐活动，其中吴组缃（原文作吴祖襄）、吴祖光（吴半农）两兄弟分别“捐洋壹元”，且吴组缃、张钦益、李兆瑞、徐子佩四人为经手人，最终由张钦益将捐款转交李成龙家属(8)，可见张、李、徐正是社会科学社的骨干成员，则徐子佩所说的“社会科学研究社”本名当为“社会科学社”。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上关于社会科学社的活动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登载“社会科学社近讯”的同期《清华周刊》上，还登载了现代中学生社及《现代中学生》的广告(9)，《现代中学生》是清华大学学生葛春霖、顾衡主编的进步刊物，二人在1930年九、十月间被吸收为清华大学党支部的成员（此时徐子佩正是清华党支部书记），这一刊物很快因鲜明的革命色彩而被查禁。左翼学生所组织的社会科学社、现代中学生社的信息之所以会紧接着出现在《清华周刊》上，是因为第34卷《清华周刊》的出版科主任（总编辑）正是李兆瑞。其间因李兆瑞有事请假回家，同学李景清（亦是共产党员）受其委托代理第2、3期，不过李景清称他这个代理人并不负主要责任，“因为本届出版科的政策，早经李君决定了；就是周刊和半月刊的形式，内容，和方针，也早经李君计划好了”，每期稿件的选择和排列的次序由编辑会议来决定，总编辑有去取的全权(10)，可见此时李兆瑞对《清华周刊》的舆论方向有很大发言权，正因编辑权掌握在左翼学生手里，第34卷的《清华周刊》才能为清华校内的左翼文化团体揄扬发声，以《清华周刊》为宣传阵地配合左翼社会科学团体活动的策略，在后来清华社联的活动中仍得以沿用，不过牛珮琮、蒋南翔等人对编辑权力的使用更小心慎重——自然，这是后话。

虽然是左翼学生所发起，但社会科学社敢于公开内部组织情况、征求社员并欢迎旁听，俨然是一公开活动的团体，这为左翼思想文化在清华校内的传播奠定了良好局面，但在徐子佩的叙述中，“该社活动历时半年之久”，也即是1930年上半年左右便终止活动了，而从《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的记载来看，至迟于1931年1月，社会科学社在清华校内还是存在的，这明显互相矛盾。考虑到回忆的误差因素，这应是徐子佩的误记，但这一误差的发生，或许有其现实依据。

据徐子佩叙述，1930年春初，因基督教被视为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一部分，在共青团清华团支部的发起下，以清华“社会科学研究社”的社员为基础，公开成立了清华铲除基督教青年团，参加的同学达一百多人，在清华铲除基督教青年团的基础上，又扩大成立了“反帝大同盟”清华大学支部(11)，这既显示了社会科学社坚实的群众基础，也暗示了团体性质偏移与功能消解的可能。

关于铲除基督教青年团的活动，1930年12月31日的《清华周刊》有所披露：“本校向有铲除基督教大同盟团体之组织。往年工作异常猛进，但青年会基督教徒，亦未消减。现值圣诞节届，该信徒等拟筹备庆祝，事为反基督团所闻，乃纠集同志，决议严烈对付，并欲以武力收回青年会在本校会址。日前北风唿喇中，沙尘蔽天，而张贴标语者，仍逆风奔走园中，亦可见其热心矣。据闻此次反基督运动，虽属激烈，但该青年会诸君，颇得主父道化，左脸被掌，送以右脸，并不反抗，故未致冲突云。”(12)1931年1月22日的《清华周刊》“杂俎”栏又载：“近来某团铲除某教之呼声甚嚣园内，廿二日下午二时某教循例开一民众俱乐会，某团于先一日晚便开会决议‘流血’——武力解散该会……开会时某团除有二位上台痛骂某，下台与某教教徒主席握手外，竟连‘和平的流血’都不见一点！”(13)此作者奉行“信教自由”，对铲除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大有无聊之感，故而语含讽刺。虽然此次冲突未起，但亦可见出建立在社会科学社基础上的铲除基督教青年团、反帝大同盟的活动形式已非坐于一室的高谈阔论，而演变为张贴标语、公开吵架，甚至是肢体冲突（陈志安语“常常在做礼拜时把那些教徒一个个地从教堂中赶出去”(14)），这招致了部分校内学生的反感，更重要的是，当社团成员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实际斗争上，社会科学社原定的读书、研讨、报告诸事，可能就逐渐荒废了。

另外，受中共党内普遍的“左”倾路线的影响，清华左翼学生配合双十节、十月革命节、广州暴动纪念日等，在校内张贴标语和传单，多署名“清华党支部”“清华团支部”，甚至提出“拥护苏维埃”“加入红军去”“武装保卫苏联”等过激口号，这导致1930年上半年清华校内流言纷起，“已引起不少同学既不敢接近我们，更不敢参与进步组织和进步活动”(15)。1930年4月20日，陈志安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预演大会中被捕，9月才被释放(16)；而李兆瑞等人利用《清华周刊》公开宣传党的理论、批判托派，还把《清华周刊》副刊《清华》的封面制成推动历史前进的红色车轮图案，最终被代理校长冯友兰质询并命令移交编辑职务(17)。这一系列“左”倾行动，使得社会科学社的骨干们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政治面貌，而校内争端、被捕事件的发生，更使原本立场居中的学生产生疑惧。自身活动方式的变化以及群众基础的动摇，导致社会科学社原本活动的销匿，这或许是徐子佩对社会科学社“活动历时半年之久”印象的成因。

总体来说，社会科学社是左翼社会科学团体在清华校内的萌蘖，其与清华社联最大的区别，在于社会科学社是左翼学生自发组建，而社联是在中共指令下成立的。因此尽管社会科学社的发起人政治面貌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具体活动中会渗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但本质上并不对党组织负责；而清华社联作为北平社联的下属分支之一，工作由社联党团领导，向北平地下党负责，这样一层关系的存在，使得清华社联更具向心力和组织性。因此，北平社联的成立，意味着清华的左翼社会科学团体活动将转入下一阶段。

二、社会科学之勃兴与清华社联的壮大

虽然当前无法确知清华社联建立的时间，但参照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盟（简称北方左联）的情况来看，1930年10月16日北平社联成立之后，应在各校设立小组及支部(18)，《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盟组织大纲》规定，小组的规模在3~5人间，有3~5小组则可成立支部(19)，清华大学已有社会科学社的基础，很可能是第一批设置小组甚至支部的学校。而1931年6月国民党政府对北平共产党活动的调查表中提到，“在北平共党有两个团体，一为‘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盟’；一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其中“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盟”委员会下分有东西南下四大组，“清华燕大均有该团体的分组”(20)，据此可知，在1931年6月之前，清华已有社联分组。

徐子佩对1931年上半年清华党活动的回忆也有所验证——“清华党这时主要活动内容是在同学中开展‘左联’和‘社联’的活动”(21)，这说明最迟至1931年上半年，清华校内应已有社联组织，且较为活跃，而陈志安则补充了一些重要信息：“30年代初期，北平党的外围组织有‘反帝大同盟’‘左联’和‘社联’等。清华的‘反帝’盟员有100多人。学校‘社联’的负责人是我、李兆瑞等3人，成员也不少。‘左联’的成员少一些。”(22)可见在清华社联早期，陈志安、李兆瑞等社会科学社的骨干，仍担任着清华社联的负责人，这表明社会科学社和清华社联之间可能存在人员上的承接关系。并且，从陈志安的言论看来，这时清华校内社联的力量是大于左联的。有意思的是，在先后作为清华社联支部联系人的李正文、宋劭文的回忆中，清华社联的存在感也都非常强。

1932年底被选为北平社联执委的李正文表示：“我最先联系的是清华大学社联支部。成员有二十人左右，是最大的支部之一。不久，清华支部向上反映，说我也是清华同学，领导清华大学社联支部不合适（也可能是认为我的水平不高）。”(23)言下之意，当时清华社联支部不仅规模大，而且可能是理论水平、组织能力相对较高的支部。接替李正文联系清华社联支部的是北大历史系学生宋劭文，他在1932年冬加入北平社联，1933年初先后任北平社联秘书、北平社联党团书记，在他领导期间，清华社联中有牛佩琮、何凤元、赵正楹、张宗植等颇具理论水平和组织能力的学生，他们还向学校争取到经费，办起了一个刊物《今日》，“这个刊物办得不错，出的时间也长一些”(24)，考虑到当时北平社联总体捉襟见肘的经费及办刊条件，清华社联的表现可谓不俗。

由清华校内革命人士及北平社联的负责人的两方发言，可感受到20世纪30年代清华社联旺盛的生命力，这一现象需要结合30年代前后的“社会科学热”和清华自身的学科结构来理解。

王汎森曾从思想史的层面揭示了传统经史子集的偶像地位被打破后，“社会科学”，尤其是左派“社会科学”是如何成为新的思想权威的——其清楚、确定、系统的逻辑指示出人生、社会乃至国家的道路，一举赢得了新文化运动后普遍“烦闷”的青年群体的膺服，“许许多多青年人，原先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是渴望研究文学、哲学的，现在纷纷转向，希望研读‘社会科学’。”(25)王汎森对这一思想史脉动的捕捉相当精准，事实上，这一思想转折在1927年后得以强化。在叙述起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时，徐子佩提及了大革命后清华校内混乱压抑的气氛：国民党派系教职员的进驻、“党化教育”的推行、进步同学的消沉……此时既非党员也非团员的徐子佩对这些变化的感受还不太深刻，“只朦胧地在政治上、思想上感觉十分苦恼、郁闷、厌恶……也就为此，我更积极地阅读进步书籍，探索革命理论。由于我是学化学的，在学了唯物论、辩证法之后，我更坚定地相信，马列主义才是唯一的真理。也就从这时开始，我才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决心参加了革命工作”(26)。徐子佩是化学专业的学生，却在此时对唯物论、辩证法等社会科学的理论产生兴趣和信仰，这不得不说社会科学契合了时代的精神需求。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对此，不同政治派别的人纷纷转向对中国社会的理论性分析和互驳，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性质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的争论以及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等都发生在这一时期，由此形成一场以探求、译介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为重心的新社会科学运动，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也落实为学院内的学术实践，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发展(27)。具体到清华大学校内，社会科学对青年学子的吸引力体现在相关专业学生人数的变化上（因考虑到此时清华大学第一学年不分专业(28)，无法统计各专业入学人数，且中间存在转学、转专业、休学等现象，故以统计毕业学生数据的方式呈现1929—1935年间清华大学各专业学生人数分布）。

清华大学1929—1935各专业毕业学生人数（本科）(29)

根据当时清华大学的学科体系划分，可纳入“社会科学”的当为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30)，不难看出，从1929—1933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的毕业生人数总和在总毕业人数中始终占有较高比例，其中1930年甚至达到62.3%的比例，足见20世纪30年代前期清华校内社科学生的比重之大，而清华的文学系学生相对人数寥寥无几，这某种程度上也回应了左联在清华内部不显眼的现象。1934年及之后社会科学专业毕业生比例下降，这对应着当时自上而下的“提倡实科、限制文法”的思路。1932年5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陈果夫提议，自1932年起一律停止招收文、法、艺术等科学生，将相应经费用于农、工、医科之用。因提案过于激进，未全部被采纳，但其中重实科、限文法的倾向颇受认同，并被付诸实施，同年清华开始建设工学院（包括土木工程、机械工程和电机工程3个学系，土木工程学系原已存在，此次并入工学院），次年开始招生，且招生规模明显大于一般文法系科(31)。

此等思路和做法引起了清华校内文法科学生的不满(32)，从长远来看也有其弊病。1934年，清华哲学系的学生李长之在主编《清华周刊》第41卷第34期的“文艺专号”时，即苦于征稿之难，在编辑后记中大吐苦水：“我想到以二十年历史的经费充足的学校刊物，何以人们并不爱护，稿子也并不踊跃之可惜”，“同学方面的稿子，似乎是一二年级的同学的来稿较少，我以为这多半是学校在入学试验时加以‘人择’的结果。注重理工，并不错，忽略文法，却不见得对。因为口渴，多喝水原是应当的，但因而忘了吃饭，就未免表现神经不健全。把眼光放远些，思想家及文学家仍是重要的。否则即便提倡科学，掘掘古墓而考一下古吧，也依然会动了酸溜溜的冬烘心肠，喝令停止的。”(33)李长之将清华学生文学投稿之消极，归因于校方对学科的区别对待——偏重理工科而忽略文法科，导致大量爱好文艺的学生一开始就被清华筛除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清华校方的资源向理工科倾斜，也很难削减社会科学在青年学子中的热度。

清华社联成员牛荫冠的经历就极具代表性，1933年，牛荫冠抱着“实业救国”的念头考入清华电机系，由于“想知道些社会科学知识”，他先加入了清华学生组织的读书会，其间读了社会发展史、茅盾的《子夜》等书籍，后经人介绍加入清华社联，最后转入经济系。他的转专业决心与他的老乡、当时的清华党支部书记牛佩的谈话有关，牛佩琮对他说：

读理工科无非学点自然科学知识，例如，你学电机可以学会一些电机方面的知识与本领。但是你学会以后，谁用你办事呢？现在政府方面，资本家们所用的房子已经盖好了，可能他们的厕所坏了，需要你去修理一下，你终身的贡献就这么一点而已。国民党反动政府对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不重视，百般摧残，科学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科学家、知识分子有了知识和才华，也终究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我们要能使科学知识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就得首先来考察我们的国家，研究我们这个社会。只有把社会改造好了，我们才能把知识真正地贡献给社会。(34)

牛佩琮本人即是清华大学经济学系的学生，擅长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来剖析问题，他的这一番话可谓振聋发聩，使牛荫冠毅然弃工从文（更准确地说是从“社”），转入经济系学习，可见社会科学专业的生源虽受影响，但青年学生追求进步、改造社会的思想倾向还是会把他们引导到社会科学的领域里去。

其实，1933年牛荫冠进入清华，也正是清华社联走向壮大的关键一年。1933年元旦后，日军攻占山海关，从热河长驱直入，二十九军在长城各口的抵抗相继失利，平津暴露在日军的矛头之下，而国民党政府却一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时，即便是书斋中的学生也无法对危如累卵的时局视而不见，正如后来在“一二·九”运动中担任学生领袖的蒋南翔所言：“岌岌不可终日的华北形势，推动我这个埋头读书、素来不参加政治活动的人日益关心政治，走向革命。”(35)1933年夏天，蒋南翔在同学何凤元的介绍下加入清华社联，时任清华社联领导人的正是牛佩琮；而牛佩琮也是该年5月在张凤阁的介绍下加入社联，其时清华社联的书记是清华大学经济学系的学生裴丽生，5月裴丽生毕业离开清华后，便由牛佩琮接任清华社联书记(36)。在这一时期前后，李一清（又名李浴源）、赵正楹、张宗植、高承志、曹言行（又名曹桂馥）、赵文璧、张景观等学生陆续加入清华社联，其中不少人和蒋南翔一样，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可以说，清华社联为清华学生参与“一二·九”运动做了思想和人员上的准备。

不过，从北平社联及北方“左翼”文化运动的全局来看，1933年后清华社联的壮大实际是“逆流而上”的。1933年下半年蒋孝先的国民党宪兵第三团进驻北平后，到处搜捕共产党和赤色群众，北平白色恐怖加剧(37)。先是1933年6、7月间河北省委遭到大破坏，由北平转移到天津，1933年12月底，北平市委书记季苏被捕叛变，供出了北平党和社联的组织情况，北平社联成员几被一网打尽，北平社联书记宋劭文于1934年5月被捕(38)，组织部长李正文亦于8月离开北平前往上海(39)，宣传部长裴丽生也因革命活动一再引起敌人注意，次年秘密离开北平回到老家山西(40)，这一届的北平社联党团组织彻底解散。在北平社联及北平党组织遭受重大打击之际，清华社联的活动为何能“逆流而上”?对此，牛佩琮提供了一个说法：“清华大学因为离城较远，敌人控制较松，所以也还能活动。”(41)这有一定道理，但更为重要的，或许是清华社联的活动策略。

社联、左联等“左翼”文化团体成立之初，本是作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而公开活动，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高度戒备，以及20世纪30年代中共党内“左”倾路线长期执行，这些外围组织很快被视同“第二党”，并遭到严密侦察并查禁。中国社联在上海成立后不久，国民党政府即意识到社联、左联等“同为共产党在群众中公开活动之机关”，并于1930年9月10日下达公函要求取缔(42)。至1931年6月，北平社联与北方左联的活动情形亦引起了国民党北平市政府的注意，在其开列的共产党活跃的大学名单中，清华大学赫然居其间：“清华大学亦为共党最活动的地方。城市的消息不稳妥，他们的机关即迁至清华，在校的嫌疑分子约有卅名之谱，现所查悉者只有廿余名，其余尚待继续调查。”此外，张甲洲、江晴恩、徐子佩、曾迪先、李兆瑞、张钦益等学生的骨干身份，以及他们所主持的“铲除基督教大同盟”“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社会科学研究社”（疑即为“社会科学社”）“左翼作家大同盟”等数团体，亦为其所洞悉(43)，这正解释了为何张甲洲、徐子佩等人1931年7月突遭逮捕。所幸张、徐二人逃脱，曾迪先于毕业考试结束后即离开清华，走避燕京大学，几天后乘车南下南京(44)，故而未被逮捕，李兆瑞、张钦益亦于1931年毕业，江晴恩1930年留学德国，1934年才回国，因此这次逮捕并未造成实际的人员损失。

由此可见，社联的活动从一开始就有很大风险，因而不得不由公开转为秘密或半秘密地活动，当原本的“外围”转为“内围”，新的、可以公开活动的“外围”组织便应运而生，这正是“铲除基督教大同盟”“反帝国义大同盟”等团体出现的内在原因。清华社联能够在白色恐怖中开展活动，除了“鞭长莫及”的区域优势外，也有赖于一系列外围组织的公开活动来打开局面。

三、“内”“外”之别及“外围”的意义

现在看来，清华社联之成为秘密的组织，大概在其成立初期已如此，徐子佩回忆1930年上半年“左”倾活动引发清华校内流言时曾说：“使我记忆最深的，就是吴氏兄弟二人，为了动员他们参加社联和左联，我们虽费了不少口舌，都没收到什么效果。”(45)被动员的吴氏兄弟，大约便是经济学者吴祖光和文学新秀吴组缃，二人在清华校内颇有才名，且都有“左翼”倾向，所以徐子佩等人才会动员其加入社联和左联，而之所以“没收到什么效果”，恐怕与“左”倾路线下参加社联活动的风险性分不开。

据吴组缃回忆：“在清华念书的时候，我认识了领导清华地下党工作的同学。我向他要求入党，他却叫我不要入。他说，你入了党，首先一件事情，就要派你到东单或西单去散发传单，国民党军警特务就可能把你逮捕，或坐牢，或砍头，你何必入党呢?这件事使我非常吃惊：一个地下的负责人，反对我入党！我当时很不理解，也不好强问。以后我才慢慢领会：当时党内是‘左’倾路线领导，上海的党组织都被破坏，许多党员反对这种‘左’倾错误。”(46)回忆或许不免有自我合理化的成分，也无须追问吴组缃入党的意愿究竟如何，关键是，吴组缃的话揭示出，当时党内“左”倾路线不仅给一般中立群众造成疑惧，也令带有左翼倾向的进步青年有所保留，这提示了“左翼”光谱的复杂性。

如果说徐子佩、牛佩琮等领导者是“左翼”光谱的中心，那么受到感召主动加入社联并后来发挥领导作用的牛荫冠、蒋南翔等则是动态地向中心靠近，而带有左翼倾向的吴氏兄弟则处于较为中间的地带，这一分布大体对应着“党团—社联/左联等—社联/左联等的外围”的左翼文化团体组织结构，这样的层级划分并不意味着思想境界的高下优劣，而毋宁说是组织关系的强弱。事实上，革命活动中往往需要面目较为中立的第三方人士来团结、争取中间力量，且由于部分知识分子地位较高，不便在革命活动中公开露面，所以往往采用背后支援的方式介入左翼文化活动，如北方左联成立的筹备工作中，台静农出力甚大，第一次筹备工作会甚至是在台静农家中召开、由台静农本人主持，但会上决定，当时在北平高教界的革命教授如吴承仕、范文澜、魏建功及台静农本人，不公开出面(47)；经徐子佩劝谏无果的吴祖光虽未加入任何社联支部，但是北平社联的顾问，李正文作为社联研究部的负责人会与其联系、请教理论性问题等(48)。而1931年1月23日的《国立清华大学校刊》上的《社会科学社为韩国革命领袖李成龙被捕募捐结果报告》则让我们知道，彼时的吴组缃已经参与进了社会科学社的活动(49)。在“左”倾路线笼罩之际，外围的存在，既保留了带有左翼倾向的人士向组织靠拢的可能，也稀释了由中心蔓延的“左”倾压力，起到缓冲的作用。

1931年7月徐子佩等人被捕事件发生后，他们所主持的社会科学社恐怕亦随之消散，但一个真正名为“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团体又在清华出现了。1932年12月9日的《燕京报》上刊登一则新闻：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自本年九月成立以来，对于学理之讨论，实际社会之调查，及学术问题之讲演，进行甚为积极，今下午二时，特请鲁克明先生，在该校生物馆二三三，讲演社会主义在苏俄之试验。按鲁先生留俄六年余，对苏俄之社会主义之认识，均有深刻的见解，故届时听讲者必极踊跃云。(50)

从讲演题目来看，这个成立于1932年9月的社会科学研究会亦带有“左倾”性质。而据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学生张宗植所述，他在1932年深秋进入清华大学当旁听生，不久后便经张凤阁介绍加入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张宗植提及，他在一个冬日的午后与就读于清华大学外文系的表兄何凤元谈及加入社研之事（此次谈话不久后何凤元也加入了），1933年元旦因日军占领山海关并直逼平津，形势益发紧迫，他参与了在学生中推广“社研”和“共青”的活动，说明他是在1932年冬加入社研的，也即证明当时清华内已有“社会科学研究会”这一组织(51)。两相对照，张宗植所加入的“社会科学研究会”，与《燕京报》上所载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当为一个组织。

张宗植对“社会科学研究会”与清华社联的关系的解释是：“‘社研’在全国都有迅速的展开，这时又联合成为全国性的‘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以后很自然的清华‘社研’也就自称清华‘社联’了。”(52)这个说法有其依据，但也有可疑之处。参与发起成立中国社联的王学文曾提到，1930年4月中国社联成立后，1930年下半年，上海又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为区别清华校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会，简称其为中国社研），中国社研与中国社联是平行的兄弟组织，在成立之初，二者分工有所不同，“‘社联’的成员要能写文章、能讲课、能翻译的人”，“社研主要任务是组织进步青年学习研究马列主义基础知识，从中为党培养一定具有马列主义水平的干部”(53)，由此看来，中国社联是由理论素养较高的成员组成，主要从事理论建构与传播工作，而中国社研则是吸收进步青年的组织。但二者的组织结构非常相似，同样由党团领导，下设支部，在各地设有分部，而且二者在实际工作中也互相配合，终于在1933年下半年左右，中国社研与中国社联合并。因此，张宗植说“清华‘社研’也就自称清华‘社联’了”，可能对应的是1933年下半年中国社研与中国社联的合并情形。但张宗植似乎对“社联”系统不甚了解（从中国社联到清华社联都是如此）：首先，中国社联并非由中国社研联合而成，而是先于其成立；其次，清华社联并非此时才有。

在另一篇追悼蒋南翔的文章中，张宗植再次提到“社研”与“社联”的问题：“几个月后，我们便把他（指蒋南翔）拉进了‘读书会’和‘社联’，最初称‘社研’，过后和全国性的‘社会科学研究会联合会’并合改称‘社联’”(54)。与蒋南翔的自述对照来看，则可明白张宗植说法的不确之处。

蒋南翔表示，“在一九三三年上半年，我相继参加了进步的读书团体‘三三读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三三读书会’的成员只有十来个人，是个半公开的小型读书会，秘密阅读华岗同志的《中国大革命史》等书”，“‘社会科学研究会’要比‘三三读书会’广泛一些，当时主要研读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蒋南翔的言论透露出“三三读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之间微妙的差异：“三三读书会”更隐蔽一些，而“社会科学研究会”公开的余地较大，这从两方所读书目的差异也可略微感知。在参加了这两个读书会之后，1933年夏，蒋南翔在六级外文系同学何凤元的介绍下参加清华的秘密社联小组(55)。蒋南翔的经历表明，在清华社联和“三三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外”之别，清华社联可能是最隐秘的组织，“三三读书会”半公开，“社会科学研究会”公开性更强，也即是说，“三三读书会”与“社会科学研究会”都是清华社联的外围，只不过“社会科学研究会”居于更“外”的圈层，牛佩琮的说法支持了这一判断，他指出约在1934年，“除了‘社联’外，还组织了一个公开的‘社会科学研究会’，这个研究会经常开展一些活动”(56)。“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公开性质，也解释了为何1932年12月《燕京报》上会公开登载“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新闻。

那么，为什么张宗植会认为“社联”最初称“社研”、由“社研”合并而来呢?这很可能是因为张宗植最初只是被“社研”吸收，而尚不知晓“社研”背后还有更秘密的“社联”。张宗植当时并非清华的正式在籍生，而是跟随表兄何凤元在清华旁听，这层身份使其在清华校内的“左翼”活动中有便利，也有局限，如随着1934年下半年华北局势的加剧紧张，青年们群情激愤，共产党在学生中的号召力迅速增强，“清华地下组织号召我们加入共产党，何凤元、徐高阮都加入了，我因为不是正规学生，像‘突击’（劝导入党）这类任务容易招引误解，仍留在共青团工作”，不过何凤元等人对张宗植高度信任，也常拉他去参加党员的小组会议(57)。由此可见，党组织也会考虑不同身份的学生与内、外围工作的匹配性。但或许是出于张宗植思想上的可靠和进步，他最后还是被吸纳进了“社联”，这由牛佩琮派他去与北平社联联系、北平社联的党团书记宋劭文多年后对其仍有印象可知(58)。只是张宗植本人在1935年被捕后便离开北平，抗战时期先在重庆战时文化社工作，后转至民生公司从事秘书工作，此后东渡日本经商，成为著名日籍华裔企业家，脱离政治生活已久，加之时隔五十余载再回顾当年的革命活动，难免对社联、社研等组织结构感到陌生。蒋南翔、牛佩琮则不然，清华社联只是他们政治生涯的起点，此后他们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对政治组织的结构显然更为熟稔。

当然，“内”与“外”的定位可能是动态变化的，1933年12月11日的《清华副刊》上，刊登了一则关于“三三读书会”的新闻：

近有一二三四各级同学多人，鉴于读诵参考书之重要，及私人购置新书之困难。因发起一读书合作团体，各人互相交换阅读书报，并合资购置新书，以期成立一小型之图书馆。同时并定常期举行读书心得报告及讨论，务求在经济上及精神上之事半功倍。该会因组织于一九三三年末，故定名曰三三读书会，是以志成立之年也。闻该会人数现尚不多，拟于日内公开征求会员云。(59)

该新闻称“三三读书会”成立于1933年年末，而蒋南翔却表示自己在1933年上半年已加入“三三读书会”，这可能不是蒋南翔的记忆错乱，而是“三三读书会”正在试图由半公开而转向公开活动，毕竟秘密组织在群众中的影响力还是有限的。这一“转型”的努力结果如何，现在尚不得而知，但在“一二·九”运动前，清华校内颇具影响力的社联外围团体，当数现代座谈会，现代座谈会与“三三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有密切联系，其际遇也反映了在国民党政府的严格监察下，尚能公开活动的外围组织的重要性。虽然“外围”活动一段时间后，也常常有遭查禁而等同于“内围”的风险，但正是在外围组织不断涌现—被取缔—再涌现的迭代过程中，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化实现了北方校园内的传播。

四、现代座谈会的升沉

现代座谈会是目前起讫线索较为明晰的一个清华社联外围团体，通过考察其升沉轨迹，可了解当时清华校内左翼文化活动的路径和盛况，以及国民党当局对左翼思想文化的禁锢，是如何反激起进步青年的抵触与顽抗的，这也为理解“一二·九”运动爆发前的校园思想文化氛围提供了重要参照。

据蒋南翔所言，现代座谈会是在“三三读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数较多、影响较大的进步学生组织，“我参加‘现代座谈会’哲学组，开始学习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在一九三四年秋开学后，‘现代座谈会’在新入学的十级同学中，首批吸收了姚克广（姚依林）、黄诚、杨德基（杨述）、吴承明、韦君宜等进步同学入会。他们在后来的‘一二·九’运动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60)。牛佩琮则称现代座谈会“是半公开性的组织，一般情况我不出面，由李一清出面组织”(61)。其实，现代座谈会最初完全是清华校内公开的学生团体，只是随着“左翼”倾向的日益明晰而为当局所盯上，最后遭取缔。

1934年6月1日《清华周刊》“向导专号”上有一篇《清华现有的学生团体》，介绍了清华当前的学生社团，“向导专号”本是面向报考清华的学生介绍清华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这里的学生社团当然是校方允许公开活动的，其中一个即“现代座谈会”：

现代座谈会

宗旨：以客观精神研究现代社会诸问题

组织：分总务、出版、图书三股会员：二十

负责人：张凤阁

成立时期：民国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备考：每两周出《座谈》一期，欢迎同学入会(62)

由此看来，现代座谈会成立于1933年11月25日，正是清华社联发展壮大之际，其宗旨上亦能看出社会科学的关怀。现代座谈会的活动很快得到校外的关注。 1934年4月11日的《华北日报》上介绍：“清华课程素称繁重，各系同学除作指定习题及各种参考书报告外，颇少余暇作课外研究，近来一部分同学，对于课外研究兴趣特别浓厚，曾经组织一学术研究会，定名现代座谈会，会员已达二十余名，其主要工作为讨论文艺创作及一切社会问题，约为每月开会一次，其讨论之题目，如 ‘文艺之使命’‘中国农村问题’等，占重要部分，闻下次开会时，拟请中大教授吕振羽先生讲演‘世界二次大战问题’，并请老太婆许兴凯诸先生讲演‘中日问题’云。”(63)在公开的新闻报道中，现代座谈会被定义为一个“学术研究会”，彰显了清华学生自发自主的学术研究热情，这自然是可嘉许的。1934年6月的北平刊物《大学新闻》上也提及了清华的现代座谈会，称该会的内部发展“亦甚惊人”：

该会除研究临时问题外，其经常工作为学术专题报告，出版《座谈》半月刊，及举行公开学术讲演，其学术专题研究报告已举行两次：（一）张凤阁君之《一九三三年之国际与中国》，其结论为：1，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的大战即将爆发，2，反俄战争的急进，3，中国瓜分危机的急迫。（二）为朱（应为牛）佩琮君之《中国农村经济之检讨》，其结论为：1，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为农村破产之主因。2，中国资本主义没有出路。3，土地革命的必然性。闻下次将由柳无垢女士报告《文学与阶级》。至于学术讲演，该会已举行三次，其中以上次请老太婆之演讲，最受同学欢迎。闻该会已决定举行第四次公开学术讲演，主讲者为中国社会科学家专家李达教授，时间地址及讲题皆临时公布，届时当有更多的同学参加云。（巧影）(64)

可见现代座谈会的活动以学术性的学术报告、邀请知名学者演讲等为主，而以左派社会科学的视野来分析问题，又体现了这一团体作为社联外围的特质，吕振羽、许兴凯、李达也均为当时的左翼学者。张凤阁所作的《一九三三年之国际与中国》的报告，亦发表在第40卷第11、12期《清华周刊》“社会科学专号”上，署名为“柳风”，此时《清华周刊》上关于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章蔚为大观，多数带有左倾性质，反映出左翼社会科学的风行。

在第42卷第1、第6期的《清华副刊》上，也出现了介绍现代座谈会的新闻，与此前李兆瑞主编《清华周刊》时刊登社会科学社的新闻一样，此时的《清华周刊》主编为牛佩琮，参与编辑的有张凤阁、张宗植等人(65)，其实还是清华社联及其外围的学生在负责。1934年10月22日《清华副刊》第42卷第1期的新闻《现代座谈会公开演讲》，报道冯友兰将于次日下午4时在清华生物馆大讲堂作题为“游俄之印像”的演讲(66)，同一公告也在同日的《国立清华大学校刊》上登载了(67)，说明在清华校方看来也是一次正常的社团活动。孰料这次演讲竟给冯友兰惹来麻烦，1934年11月28日冯友兰被入校的国民党特务员逮捕，后经清华校方营救始得放出，此事在《华北日报》《新天津》《京报》《益世报》等大报上都引起了关注。冯友兰并非激进之人，只因为介绍了自己在休假期间途径苏联的见闻便遭此横祸，可见此时当局的高度戒严，对此蒋南翔讥讽道：“逮捕冯友兰教授的事件说明，国民党当局多么害怕让青年学生知道客观情况。”(68)但就在这一事件发生前不久，1934年11月26日的《清华副刊》上还介绍了现代座谈会的蓬勃发展：

本校现代座谈会自去年成立以来，以各会员之努力，成绩颇有可观。每次开会除各会员报告研究心得讨论问题外，并曾迭请名人作公开演讲。闻今年该会空气，益形紧张而活泼，而参加之新会员，亦极踊跃。曾于本月八日在三院二十号开本学期第一次大会，到会者计三十余人，首先作新旧会员之介绍，然后讨论该会以后之进行事宜，决定本学期研究计划，为以问题为中心再分组研究之办法，盖如此可以使各兴趣相近者集中一问题互相研究，既可免空洞散漫之弊，又可收互相切磋观摩之益，意至善也。兹探得该会拟定之组别如左：

（甲）社会科学

第一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第二组：中国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结构。

第三组：农村问题。

第四组：妇女解放问题。

（乙）文艺

第五组：文艺社会学。

第六组：创作的方法。

（丙）哲学

第七组：事物发展的法则。

第八组：哲学的党派性。

（丁）时事述评

第九组：时事述评。

上述九组，各会员可以任意加入何组，如有时间，则同时加入一组以上，亦无不可。在大会闭会时间，则由各小组自行研究，每届开大会时（三周开大会一次），则由各组提出研究成绩之报告，并公开讨论各组所提出之结论。此种精神，实开清华自由研究风气之先云。（飞火）

又讯本届学生自治会办事会所拟举办之辩论会，该会已决议参加，现正求各会员到该会负责人高君处报名，以备推选出席辩论会之代表云。（飞火）(69)

此文让我们了解到当时现代座谈会的内部组织结构，以及在清华校内的活跃程度。现代座谈会在组织上的精细化分工，恰恰说明其在招募会员、开展活动等方面势头良好，其研究范围不仅限于纯粹的社会科学，也包含了文艺、哲学、时事评论等，这为吸纳更广泛的成员提供了基础。

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的韦君宜回忆，她进入清华大学后，“救亡运动已开始在酝酿，学校里进步组织团体召开的会议热气腾腾。我第一次用新奇的眼光，看着那些在一间大屋子里高谈阔论的男同学，他们是‘现代座谈会’的成员”(70)，在韦君宜的叙述中，现代座谈会显然极富吸引力，这与徐子佩、陈志安等人因执行“左”倾路线而致校内学生疏离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从客观形势来看，此时华北危机的日益加剧使得青年学生迅速左转，这为左翼文化团体的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从活动方法和策略而言，清华社联并未采取过激的活动形式，而是坚持采用社联所擅长的理论研讨、演讲、报告等方式，通过外围组织公开活动，使得左翼思想文化能最大限度地扩散到一般群众中去。可以说，这批清华社联的成员其实在有意识地避免“左”倾的做法。

清华社联成员所主编的《清华周刊》第42卷第1期即亮明主张：“我们决定今后周刊将不登载空谈的，忘却时代的，言之无物的文字，而欢迎讨论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之作品以及根据客观的科学的分析而易为一般所了解的学术文字。过去出专号的办法，我们决定取消，此后采取以问题为中心的特辑来代替。至于文艺方面我们竭力排斥无聊的，感伤的，吟风弄月的文字，而欢迎沉雄的，深刻的，能抓住时代的作品……”(71)其进步的、注目于社会现实的矫健姿态一目了然，但在刊载言论时亦有相当的分寸，正如张宗植所言：“我们当时为了让这刊物能真正尽它的作为全校同学研讨知识的园地的任务，商定了必须介绍有真实性的理论和观点，排除歪曲的旧知，抨击虚伪的反动思想，但是我们不挂牌子，不抬出马恩列的名字，也尽量避免那些只有油漆颜色、不关本义的字面，例如普罗列答利亚、奥伏赫变之类。那时正是白色恐怖的时代，无学的国民党的下层特务，是见了一部《马氏文通》都要搜身的。我们必须保障这个交换知识的刊物。”(72)正是因为编者能警惕“左”倾做法，第42卷《清华周刊》各期才能安然问世，虽然中间也遭到校方的质询，但终究没有被收回编辑权力(73)，不至如李兆瑞主编时一样“中道崩殂”。

然而，冯友兰被捕事件，埋下了危机的伏笔。现代座谈会及清华社联成员大批被捕，是在1935年1月和3月。1月被捕的学生有张觉先、周荣德、刘玉衡、何应麟、王玉发、高承志、李一清、吕明义、艾光曾、张凤阁、张宗植、何凤元等，其中刘、何“因仅与共党同住一房，嫌疑轻微”，很快取保释放，张觉先、周荣德因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1月18日转往中央宪兵三团(74)。3月11日赵文璧、王珉沅、冯镜、赵正楹、王森堂、王瑶（原出处为“王镜瑶”，应为误作）、张新铭、李成山、柳无垢、许留芬等人又被捕(75)，颇具戏剧性的是，柳无垢正是时任南京国民党中委柳亚子的幼女。众人被捕的原因当然是“涉及共党”，经刑讯后大部分学生“自首”“悔过”，于3月14日被释放（艾光曾、吕明义除外，二人拒不认罪，仍在审讯），《益世报》上登载了他们的“反共宣言”。根据高承志回忆，事发后柳亚子等人来北平活动营救子女，加之各方对国民党摧残爱国学生的舆论压力，使得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也在寻求下台阶的办法，而赵文璧的叛变便提供了契机，众人鉴于彼此的党团员身份尚未暴露，便以社联和现代座谈会名义签名获释，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76)。由其“联合宣言”和“被开释者”的名单，也可反观国民党一方如何看待左翼文化团体及其外围组织，并对清华社联及现代座谈会的人员构成

有更清楚的了解，兹摘录如下：

……自伪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所领导的所谓五联（美，社，左，剧，教），次第被政府破坏，及其内部份子因工作之［ ］不通，而自动转变消极退出后，他们知道用旧日“五联”的招牌，已不能再利用群众了，于是妙想天开，又策动一批“五联”之残余份子，以极灰色的学术团体的名义，来吸收群众，以提拔其所谓党团员，而一批从未受过政治训练的青年便为所惑，以为其是什么学术团体而盲然加入，结果是被他们利用了，这种惯技是共产党所常用的，最初所谓什么什么团体，未尝［ ］从事于学术上的研究，但一至后来，他们便用研究唯然论，马克思主义等口号来引人入胜，使参加于这些学术团体的份子的思想，渐渐趋于马克思主义的一途，到了最后，他们更会利用私人的感情，而单刀直入地来强迫某些份子加入党，加入团，如果青年们［ ］点不留心，是常常有被他们［ ］用的危险的，如清华的徐高阮等，加入左联，社联，便由少数旧日社联份子，组织现代谈座会，清华一些同学，不知他们的用意所在，便相约加入，其实他们的目的，原不在什么的学术讨论……

被开释者

（一）赵文璧，曾参加共党担任清华支部书记及西郊区委，职部长。（二）高承志，曾参加共党附属组织社联及现代座谈会并任座谈［］主席。（三）张凤阁，曾参加共党附属组织社联及现代座谈会经济组织长。（四）李浴源，曾参加共党附属组织社联及现代座谈会，并任现代座谈农村问题组组长。（五）赵正楹，曾参加共党附属组织社联及现代座谈会工作。（六）许留芬（女性）曾参加现代座谈会并担任哲学组组长。（八）柳无垢（女性）曾参加现代座谈会。（九）王瑶曾参加现代谈座。（十）张新铭，曾加入现代座谈会。（十一）王玉发，曾加入现代座谈会云。(77)

这份“联合宣言”表明，在国民党一方看来，包括社联在内的“五联”早就是受查禁、“被破坏”的“过去式”了，因此如现代座谈会这类的“极灰色的学术团体”才被发明出来，代替已无法公开活动的“五联”来吸收群众，且唯物论、马克思主义正是这类团体“引人入胜”的绝招——始于学术性的研讨，终于思想上潜移默化的认同。现代座谈会的事件也令国民党加强对高校内学生团体的监管，1935年3月25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同时发布“教务处通告”和“中国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务整理委员会公函”，从学校和政府层面宣布解散现代座谈会。在国民党常务委员致清华大学的公函中，明确表示要对此后的学生团体“加以严正指导，并令其依法呈请党政机关备案，俾便考核，以免反动分子从中活动，致善良学生受其危害”(78)。

也许对敌人的观察往往更细致入微，国民党对社联与其外围的活动方式其实了然于心，但是所谓利用私人感情“强迫某些分子加入党，加入团”，亦有修辞的浮夸：处于地下活动状态的共产党，如何“强迫”学生加入?此次被捕事件发生后，清华学生李树青在《独立评论》上对当局的恐怖行动表示不满，他指出北平当局的屡屡入校逮捕，令人有末世之感，而且仅是读过某一类书或发表过应用某一类理论的文章，也有被捕之虞，“像现在这样无理由的滥加逮捕，结果不但使人人感觉着现制度的黑暗和残暴与自由毫无保障外，其另一意义恰是惟恐怕青年们不反对现状”，李树青也站在学生立场上为青年学生辩护：“年青的学生，无论‘左’倾或右倾，要不外对于现状的不满，因为学生的思想和行动，常是最纯洁坦白不过的。他们没有职业地位的牵挂，没有金钱势力的顾忌，有的只是一团天真烂漫的热情和由教育上所获得的对于民族国家的真诚的关切。”(79)李树青道明了青年学生的纯洁与真诚，他们在此时参与或投身有风险的左翼文化活动，并非居于地下状态的共产党所“强迫”的，而是自身的思想信念所致，然而不理解青年的国民党当局，自然也无法获得青年的谅解。

现代座谈会落幕后，清华园内原有的地下革命组织一度被迫停止活动，但犹如星火燎原，蒋南翔与陈国良（陈落）、牛荫冠很快又重建了清华的秘密社联小组，这也是当时清华校内仅存的一个地下革命组织，作为最先被复原的地下革命组织，清华社联之于清华革命活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随着学生会内部左派影响的增长，蒋南翔先是在公开选举中当选为《清华周刊》的总编辑，从牛佩琮等人手中接过了这一重要的舆论阵地，并使之牢牢掌握在左翼学生手中，继而又在1935年暑假当选为清华暑期同学会主席，同时参与领导的还有姚依林、吴承明等人，秋季时被释放的何凤元也回到清华，与蒋南翔等人恢复起清华党支部(80)。以秘密革命和公开活动相结合的方式，清华的左翼活动再次复燃，而随着1935年夏“何梅协定”的签订、黄河水灾等事件的发生，华北的青年学生们在国难声中迅速团结。当年12月，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蒋南翔以极其感性而沉重的言语“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将“一二·九”爱国救亡运动推向高潮，那些曾与他在清华社联中读书、研讨的同窗学友，亦义无反顾地汇入了这股时代的潮流。

结语

1936年初，为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及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党组织的指挥下，位于上海的中国左联、中国社联等左翼文化团体率先解散，1936年4月，闻悉此事的北平文总和所属各联也自动解散(81)，清华社联亦随之告终。关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联成立的意义及其历史地位已有定论，其在团结和培养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上乃至实际行动中的斗争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82)，可谓完成了阶段性的历史使命。作为中国社联的一分子，清华社联及其外围组织的流变，呈现了左翼文化团体在北方校园内的活动轨迹，其遭遇的挫折和“逆流而上”的策略，与20世纪30年代整体的社会背景、中共领导下左翼文化活动的整体路线方针密不可分，也在细节上体现出与华北特定的政治形势、学校自身的特点息息相关，对这一组织的探析，将为深入理解20世纪30年代北方的学院与政治，思考“一二·九”一代的精神起点等提供依据。

注释：

（1）如马俊江的研究指出，“中学生和中学校园是左翼文学运动得以展开的一个重要文艺群体和文化空间”，王翠艳指出，“区别于上海左翼文学运动主要依托于较为自由的租界空间和发达的印刷出版业，北平左翼文学则更多依赖于发达的高等教育及校园空间的集聚性与传播力”，王建伟则表示，“北平发达而多元的教育体系为左翼群体提供了相对宽敞的政治空间与生存环境，大学与中学校园是传播左翼思潮的主要通道，青年学生是左翼思潮传播的主要载体”。参见马俊江：《革命文学在中学校园的兴起与展开——北方左联与1930年代中学生文艺的历史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期，王翠艳：《探寻左翼文学运动的“北平路径”与“北平经验”——北平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展望》，《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21年第2辑，王建伟：《从潜流到激流：20世纪30年代北平的左翼思潮与行动》，《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3期。

（2）谢荫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盟》，《北京党史》1988年第2期。

（3）参见李正文：《回忆我在北平社联的日子》《关于北平社联的一些活动》，宋劭文：《我所了解的北平社联的组织与活动》，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五十五周年纪念专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50—169页。

（4）（11）（15）（21）（26）（45）徐子佩：《1926—1931年党在清华大学的组织情况和活动情况》，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革命先驱下回忆文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29页，第729页，第734页，第734页，第728页，第734页。

（5）徐子佩在另一份回忆录中曾提到，李大钊遇害后，李兆瑞亦有被捕危险，故而前往日本避难，可备一说。徐子佩：《徐子佩同志回忆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太和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细阳春秋》第八辑， 1996年版，第82页。

（6）王学文：《左联和社联的一些关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五十五周年纪念专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79页。

（7）《社会科学社近讯》，《清华周刊》第34卷第1期，1930年10月20日。

（8）《社会科学社为韩国革命领袖李成龙被捕募捐结果报告》，《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二五O号，1931年1月23日。

（9）《异军突起》，《清华周刊》第34卷第1期，1930年10月20日。

（10）景清：《编后记》，《清华周刊》第34卷第2期，1930年10月26日。

（12）《反基督教运动再起》，《清华周刊》第34卷第9期，1930年12月31日。

（13）《不怕死闲话（六）》，《清华周刊》第34卷第10期，1931年1月22日。

（14）（16）（22）陈志安：《北平“四二O”事件及其他》，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革命先驱下回忆文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58页，第756—757页，第758页。

（17）徐子佩、陈志安的回忆录中都提及因《清华周刊》的过激色彩被冯友兰质询之事，见徐子佩《1926—1931年党在清华大学的组织情况和活动情况》，陈志安《北平“四二O”事件及其他》，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革命先驱下回忆文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33页、第758页。此外《清华周刊》对此也有报道：“日前南京教育部致电本校校务会议，对本校前所出之双周刊《清华》，颇深注意。冯友兰先生因此召请本社总编辑李振芬君及总经理姚琮铭君谈话，询问一切，并令将所余双周刊送校焚毁。按本刊自改组一来，因经费关系及旨趣稍异，已自动将双周刊停刊。所余以前双周刊第一第二两期，尚共有五百二十册之多。此项剩双周刊，本系多印，焚弃固属可惜，但堆存本社，亦属无用，故姚、李二君已遵嘱将该多余刊物送交校务会议，任其处置云。”《清华》即徐子佩所说的封面为红色齿轮之刊物，李振芬应为接替李兆瑞之编辑，《〈清华〉被火烧了，可能是意识形态问题》，《清华周刊》第34卷第7期，1930年12月13日。

（18）杨纤如回忆北方左联成立情形时指出：“左联正式成立后，各校编成小组活动，绝大部分的大学和一部分中学，都有基层组织。一般的，每校都有一个左联小组；规模大的、进步学生多的学校如北大和北平大学法学院，则多到两个、三个小组。”可知一般大学校内都会设置左联小组，则社联的情况亦可推知。见杨纤如：《北方左翼作家联盟杂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左联回忆录》编辑组编：《左联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31页。

（19）《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盟组织大纲》，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五十五周年纪念专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84页。

（20）（43）《北平市共党活动情形调查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630—631页，第630—637页。

（23）（39）（48）李正文：《回忆我在北平社联的日子》，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五十五周年纪念专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页，第60—161页，第150—151页。

（24）（38）宋劭文：《我所了解的北平社联的组织与活动》，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五十五周年纪念专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168页，第169页。

（25）王汎森：《“烦闷”的本质是什么——“主义”与中国近代私人领域的政治化》，《知识分子论丛》2015年第1辑。

（27）参见向燕南：《新社会科学运动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学术研究》2005年第4期。

（28）清华大学前身为留美预备学校，1926年大学部成立后，仿照美国初级大学做法，分普通与专门二科，普通科二年或三年，不分系，1926年将“普通训练”缩短为一年。1933年度开始，根据“自由教育”的原则，校方进一步规定大一不分系。参见清华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编：《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7—118页。

（29）统计数据来源于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下），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0）这一认知也可从《清华周刊》历期“社会科学专号”所登文章的主题看出，在第38卷第7、8期“社会科学专号”中，编者即以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四类为“社会科学专号”所包含的内容。不过清华大学当时尚无法学系。参见《编后》，《清华周刊》第38卷第7、8期，1932年11月21日。

（31）刘超：《学府与政府——清华大学与国民政府的冲突及合作：1928—1935》，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25—226页。

（32）1932年11月21日的《清华周刊》“社会科学专号”的编者即严词驳斥了停办文法学院的提案：“正在我们兢兢于开拓中国新文化的努力底时候，忽有一般不学无术的统治阶级提议改革教育方针，停办文法学院十年，取消社会科学的研究。……”见《编后》，《清华周刊》第38卷第7、8期。

（33）长之：《编后再记》，《清华周刊》第41卷第3、4期，1934年4月16日。

（34）牛荫冠：《回顾我在北平的革命活动》，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革命先驱下回忆文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46—747页。

（35）（55）（60）（68）（80）蒋南翔：《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回忆》，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革命先驱下回忆文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70页，第771页，第772页，第772页，第722—724页。

（36）（41）（56）（61）牛佩琮：《关于清华“社联”和北平临时工委的一些情况》，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革命先驱下回忆文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51—752页，第752—753页，第753页，第753页。

（37）由于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及党的路线上的错误，1933年夏秋北平革命理论遭受很大损失，据统计，1933年10月初，北平全市党员仅有150人，团员100人左右，党的外围团体也由1500多人减少到200余人。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682页。

（40）史光荣：《马克思主义哲学早期研究者裴丽生》，《文史月刊》2019年第7期。

（42）《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关于取缔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等团体的公函》，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620页。

（44）廖金龙：《胡乔木与曾迪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梅州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梅州文史》第十辑，1996年版，第17—18页。

（46）吴组缃：《我与二十世纪》，《文艺争鸣》1993年第2期。

（47）李俊民：《“北方左联”的发起与筹备工作》，上海鲁迅纪念馆编：《“左联”纪念集：1930—1990》，百家出版社，1990年版，第157页。

（49）方锡德所撰的《吴组缃生平年表》中提及，1931年吴组缃在清华大学参加“反帝大同盟”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经常参加这两个团体组织的马克思理论学习和讨论，同清华大学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李兆瑞有密切的交往，此处的“社会科学研究会”疑即为社会科学社，见《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1期。此年表经过吴组缃本人修订，但事隔久远，恐怕吴组缃记忆也未必确切。吴组缃1945年10月14日日记中载：“何其芳及朱乔木来，朱亦清华同学，云曾与我同在左联及社会科学研究社，犹记曾迪先、李兆瑞等同学，谈李现在延安。”可见1945年时其记忆已如此。参见吴泰昌、朱寒冬编：《吴组缃全集书信日记序跋卷》，安徽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54页。

（50）《社会科学研究会鲁克明讲苏俄情况》，《燕京报》1932年12月9日。

（51）（52）（57）（72）张宗植：《竹骡记》，张宗植：《比邻天涯：张宗植怀旧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6页，第47页，第50页，第48—49页。

（53）王学文：《关于社联和社研》、《回忆社会科学研究会》，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五十五周年纪念专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86页、第191页。

（54）张宗植：《永远的青年恒久的友情——悼念蒋南翔》，张宗植：《比邻天涯：张宗植怀旧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4页。

（58）张宗植：《竹骡记》，张宗植：《比邻天涯：张宗植怀旧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宋劭文：《我所了解的北平社联的组织与活动》，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五十五周年纪念专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页。

（59）威：《一个读书合作团体“三三读书会”目的在谋读书之经济上及效率上的合作》，《清华副刊》第40卷第8期，1933年12月11日。

（62）《清华现有的学生团体》，《清华周刊》第41卷13、14期，1934年6月1日。

（63）《清华学生组织现代座谈会研究文艺及社会问题》，《华北日报》1934年4月11日。

（64）《清华园里几种团体之新动向》，《大学新闻》1934年6月4日。

（65）牛佩琮回忆：我担任总编辑，公开发行。参加编辑的还有张凤阁、张宗植等。“张宗植回忆：“牛佩琮任主编，他找了赵正楹、张凤阁、李一清、何凤元和我协助他集稿编校，各人都忙，结果是张凤阁和我成了主役。”参见牛佩琮：《关于清华“社联”和北平临时工委的一些情况》，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革命先驱下回忆文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53页。张宗植：《竹骡记》，张宗植：《比邻天涯：张宗植怀旧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页。

（66）辛：《现代座谈会公开演讲》，《清华副刊》第42卷第1期，1934年10月22日。

（67）《现代座谈会本届第一次公开演讲》，《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5年10月22日。

（69）飞火：《介绍现代座谈会》，《清华副刊》第42卷第6期，1934年11月26日。

（70）韦君宜：《我的文学道路》，收录于《老编辑手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页。

（71）编者：《编后》，《清华周刊》第42卷第1期，1934年10月22日。

（73）牛佩琮指出他主编《清华周刊》期间，校方很害怕，找了几个教授企图控制，希望刊登稿子前给教授看看，牛佩琮拒绝了。参见牛佩琮：《关于清华“社联”和北平临时工委的一些情况》，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革命先驱下回忆文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53页。

（74）《清华被捕学生二名昨解宪兵三团王玉发等六各在严讯中》，《益世报》1935年1月19日。

（75）《清华学生十人被捕内中有中委柳亚子之女公子》，《新天津》1935年3月12日。

（76）张宗植：《比邻天涯：张宗植怀旧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5—76页。

（77）《清华大学被捕学生男女十名昨均开释当局爱护青年准予悔过全体联合发表反共宣言》，《益世报·教育新闻》1935年3月15日。

（78）《教务处通告第三十六号》《中国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务整理委员会公函第七二三号》，《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5年3月25日。

（79）李树青：《逮捕学生感言》，谢泳编：《〈独立评论〉文选》，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316页。

（81）陈落：《北方左联解散前后点滴回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左联回忆录》编辑组编：《左联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51页。

（82）史先民、任守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的意义及其历史地位》，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五十五周年纪念专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09—214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本文转载自《文艺争鸣》2026年第3期，第34-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