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
从我听到我在西南联大求学时引为终生知己的老战友齐亮同志于重庆解放前夕在中美合作所遇难的消息以后，我就决心为这位并非赫赫有名、却又不是默默死去的革命烈士写一篇传记，但是总是迟迟未曾下笔。1985年冬，我回到昆明参加“一二一”运动4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踏访了当年我们的生活旧址，又和一些老同学共聚话旧，大家都催我快动手把齐亮的回忆录写出来。我感到责无旁贷，我记下当年我们在一起学习、生活战斗的一些事情，也许能让大家看到这个不愧为“大写的人”的共产党员齐亮的一个轮廓吧。
昆中18号寝室
1941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动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全国各地大肆搜捕共产党人。中共鄂西地委也遭到突然袭击。我当时不在机关，侥幸脱险，但是我的好战友何功伟同志和我的爱人刘惠馨连同我的刚出生一个月的女儿，却不幸被捕入狱了。我回到重庆向南方局作了汇报，在研究我今后的工作时，南方局领导同志要我继续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让我转学到昆明，争取考入西南联大，在那里隐蔽埋伏三五年。我改名马千禾，考取了联大中文系，1941年10月便匆匆赶到昆明入学。
办完入学手续，我搬进了昆华中学大一新生宿舍第18寝室。我住在最里面的一张双层木床的上铺。安顿好行李，和同寝室的同学们打招呼，第一个相识的便是住在我对面床上铺的齐亮。他身材颀长，穿一身很普通的布制服，脸不算丰满，大概是营养不良吧，面色还有些发黄，头发却是黑黝黝的，梳理得很整齐。从他那双明亮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的聪明、诚实，我对他印象不错。
但是齐亮对我却似乎有点戒心，疑惑地看着这身穿一袭旧长衫，脸上胡子八叉的“老家伙”。其实不单是齐亮，全寝室的同学们中几乎都用诧异的眼光在研究着我。我不得不自我介绍我是从鄂西前线回来上学的。我用“摆龙门阵”的方式向他们讲些鄂西前线的情况和风土人情，设法取信于他们。
大一同学的共同必修课基本是一样的，我和齐亮、吴国珩还有住在齐亮下铺的吕德申，有很多课都在一起上，也一起复习功课。宿舍的天地太狭窄了，我们常一同到文林街、龙翔街一带去泡茶馆，找个僻静的角落，或各自看书写东西，或互相切磋，或是天南海北地聊天，于是渐渐地熟悉起来。经常和我们在一起泡茶馆的，还有我在鄂北相识的高彤生。最初吴国珩很少讲话，但是听到我和齐亮谈的一些社会生活和见闻，却津津有味，仿佛他从未知道过世界上还有如此光怪陆离的事情。他变得不那么沉默寡言、整天躺在床上想心思了，常是他主动拉我和齐亮一齐去茶馆。他经济比较宽绰，在泡茶馆时，常买些瓜子、花生或是烧饼请客。
我们都爱好文学。齐亮喜欢诗歌，不论对古诗、新诗都能讲出些道理来。他特别喜爱艾青的诗，有时还在我们中间朗诵起艾青的名作《向太阳》：“从远古的坟茔/从黑蛴的时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一边/震惊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他朗诵得那么认真，那么富有激情，他的普通话那么标准、动听！听他的朗诵使我们激动不已，是啊，我们不都要“向太阳”么！
我们交换阅读各自带到昆明的书籍（吴国珩的书是多的），也交换阅读各自的习作。吕德申的散文清新颇有披肝沥胆朱自清的风格；吴国珩的散文则有着热情如火的吉普赛女郎的艳丽和野性；我也写点散文和诗，但更多地是根据我过去的生活经历构思小说，用“摆龙门阵”的方式摆出来。他们都公认我是个不错的“说书人”。
齐亮的诗和散文都写得很平易，却又富有哲理性。但不久我就发现，齐亮并无意于为文学而从事文学活动，他谈文学、朗诵诗往往是另有寓意的。他和我不约而同地都在设法帮助吴国珩振作起来，认真生活下去。齐亮也不把自己局限在讨论文学的小天地之中，他经常尽可能地和同年级、同系的同学扩大交往，他很懂得怎样在群众中扎根，如何适应不同的环境和气候，团结不同的对象。我越来越感到他是个不简单的人，即使不是共产党员，也一定是受过党的培养的进步分子。齐亮也似乎猜到我也是有来历的人。当然，根据党的纪律。我们是谁也不会公开表露自己的身份的。
齐亮的生活道路
由于我们的友情日益加深，我终于从交谈中简略地了解到齐亮的过去。
他原籍河北蠡县，很小就跟父母在南京居住。他的父亲是大学毕业生，抗战前是一个司法行政部门的职员，为人正派，奉公守法；也正因此，在仕途上并不得意，长期过着清贫的生活。他的母亲是个小知识分子，却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家料理家务，对子女十分慈爱。抗战以后，齐亮随着家庭辗转流亡，从南京而陕西，而河南，而四川，受尽了颠沛流离之苦，好容易才在重庆安顿下来。
1938年他考进了重庆的南开中学高中部。但是不久，他的母亲因劳累过度而去世了。他父亲为了一家五口的生活，不得不整天上班，照顾弟妹的担子落在了18岁的齐亮肩上。他只好暂时停学，回到重庆歇马场的家里管起家务。在乡下，他感染上疟疾，弟妹又小，可以想见他的景况是十分困难的。但是齐亮仍然坚持自学，更关心国家大事。他不但把弟妹照顾得很好，还自己在歇马场街上办壁报宣传抗日。他办的壁报轰动了歇马场，以致保长不得不到城里找他父亲回来劝阻。
但是他很少谈他在南开中学时的情况，显然是有些话不便明言。前几年我从齐亮在南京读初中时的好友王世堂处了解到：齐亮在南京读初中时，对社会、时局的认识还很模糊；抗战后在流亡的生活中，才有国家危难之感；在重庆求精中学时期，开始参加抗日宣传活动。他母亲去世后停学回家，仍然坚持自学，其目的就是为了考入他向往已久的、民主空气最活跃的西南联大。他的勤奋没有白费，他终于如愿以偿了。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恪守党的纪律，他不能向任何人谈说他的身份。他之所以讳谈在南开中学的情况，正是他坚守党的原则的表现。
他真是一个共产党员
我和齐亮虽然互相信赖，但都不能相互表露身份，更不能向吴国珩等好友透露。
我从鄂西脱险时，何功伟和我爱人同时被捕了，后来辗转传来他俩已经牺牲的消息，我的小女儿下落不明。我只能独自悄悄啃噬这个苦果，想起他们，多少个夜晚陷入失眠。我本不会写诗，有一天却疯也似地一口气写出一首《悼亡》诗来。在一次交换阅读习作时，吴国珩读了我的《悼亡》诗，竟然伏案哭泣起来。齐亮拿了诗稿读了一遍，马上问我：“她是在什么地方牺牲的？”我没有回答，高彤生却代我回答了：“我见过她，大概是牺牲在鄂西吧。”
高彤生曾和我爱人小刘一起在陶铸同志主持的汤池训练班学习过，后来派到鄂北做群众工作，我在鄂北特委工作时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虽然他的关系断了，但我仍认为他是可以信赖的进步分子。听了高彤生的话，齐亮默默地看着我，又感慨地说：“血呀，中国人民的血哓，要流到哪一个世纪才算完呢！”不等谁说话，他又接着说：“你的战友走在前面，让我们踏着好的血迹前进吧！你可以相信，必要的时候，我们也能像她一样，为了铺平一条路，无保留地奉献出我们的鲜血来。”如果他不是共产党员能说出这样的话吗？我们虽然没有沟通关系，但实际上已经互相确信彼此都是同志了。吴国珩也似乎明白了，我和齐亮如此关心、帮助他从孤独、悲观中振奋起来，原来都是有来历的人。而我这个“老大哥”的形象，在他们中间也蕴涵了新的意义。这正是在1942年初的“讨孔”运动中凝聚在一起共同斗争的基础。
在此之后，在一起泡茶馆时，我也通过摆“龙门阵”，讲一些过去在上海、南京参加学生运动，在鄂西、鄂北工作时从工人、农民那里受到的教育，也介绍一些我知道的大革命时期武汉的工人斗争和贺龙同志领导的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的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这些帮事有但对吴国珩、吕德申那样从家庭到学校没有接触过社会实际的知识分子有好处，对齐亮和高彤生也造成了深刻的印象。
“讨孔”运动
我们到联大时，联大的地下党员多数已因“皖南事变”影响撤离联大了，原来最活跃的联大最大的学生社团群社，也已停止了活动。联大的空气变得非常沉闷，新校舍大门口贴壁报的墙上已经没有什么壁报；仅有的几份纸张已经发黄的官方壁报，由于无人问津，也久不更新，只剩下零星落索的纸片在寒风中飘动了。
在这迷雾茫茫的沉寂里，我们这些因为向往具有“五四”“一二九”光荣传统的西南联大而投奔昆明的，当然也感到失望，但是当我们互相发现了，又都感到兴奋。我们坚信鲁迅先生的一句话，“石头在，火是不灭的。”我相信，一定有许多地下火，在地层深处动行着，只要有了引爆点，便会奔突而出，燃成燎原大火。
果然，这个引爆点出现了，那就是“讨孔”运动。
1941年12月8日，日本空军突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接着又南侵占领了香港和南洋许多地方。重庆派飞机抢运住在香港的国民党要员，但孔祥熙的家属，却霸占了飞机，把老妈子、厨子以及大批箱笼甚至洋狗都带上了飞机；而包括联大教授陈寅恪在内的许多著名学者、文化人却困在香港，处境十分艰难。重庆《大公报》在一篇社论里揭露出这一消息，昆明的《朝报》又加以转载，消息不胫而走，立刻在联大校园里引起极大反响，群情激愤，大有火山即将爆发之势。各个宿舍的同学都在纷纷议论，有不少人主张组织抗议行动。大约是1942年1月5日凌晨，有同学在昆宿舍贴出了《喊》的壁报，刊登了这条人人瞩目的新闻，号召同学“重燃‘五四’烈火”声讨孔祥熙，同时还刊登了告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的信。天亮之后，《喊》的周围贴满了响应的招贴，令人奇怪的是其中有不少是用三青团员的名义的。
群众动起来了，打破联大一潭死水的石头找到了，我们当然兴奋，但是理智地想一想又觉得不大对劲。我们知道国民党三青团内部，派系林立，矛盾很多，但是三青团分子公开露面，又意味着什么呢？我来昆明前，南方局的领导已向我传达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齐亮也受过党的教育自然会知道这个精神，但我的组织关系还没有转来，无法向云南的地下党组织请示。究竟该怎么办呢？我只能和齐亮交换意见，一时还没有决断。一年级同学和高年级同学都动起来了，又贴出许多壁报，又酝酿征求同学签名发表宣言“讨孔”。正在这时，吴晗先生在中国通史课上，借古喻今地讲了南宁蟋蟀宰相贾似道误国的故事，认为孔祥熙飞机运洋狗，堪称“飞狗院长”，同学更加激愤了。1月6日中午，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一年级同学不约而同集合在昆中操场，有人喊了声：“爱国的站拢来！”唿啦一下六七百同学就自动排成队伍，上街游行了。没有旗帜，有的同学拿出自己的订单写上了“倒孔”、“讨孔”、“铲孔”等不同的口号，有的同学则自制写有标语的小旗子。有一幅漫画特别引人注目，上面画着一个大铜钱，肥头胖脑的孔祥熙的头钻在铜钱的四方孔里。一年级的队伍走到新校舍门口，高年级同学的队伍也来了，半路上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的队伍和一些中学生和市民也自动加进来了。我和齐亮等走在队伍里，又兴奋——联大毕竟是有民主传统的学校，又担心——游行队伍会不会遭遇麻烦呢？
队伍穿过了昆明闹市的主要街道，许多市民在街边围观，游行队伍虽没人组织，却秩序井然，云南的宪兵、警察并没有出来干预，队伍平安地回来了。
但是同学们的心情并不平静，宿舍里纷纷议论下一步的行动。吴国珩特别兴奋，马上动手编壁报，齐亮和我也写了文章。连夜就编出了一张以《四十年代》为名的壁报，并把这次运动命名为“一六”运动。第二天上午，有人号召各宿舍推选代表开会，我和齐亮作为昆中18号寝室的代表也参加了。会是工学院一位同学主持的，我也在会上发了言。但是看到也有些三青团分子在会上很活跃，并被选进负责人之中，会后还有一个三青团的头头上门来找我这个“老家伙”商量问题。齐亮和我都感到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大约是许多进步同学也都觉察到这个情况，意识到在这种政治形势下，不是少数人一次冲锋就能改变局面的，便纷纷退出了。“一六”运动并未扩展下去，就偃旗息鼓了。
过了不久，就到了寒假，大特务头子康泽到了昆明，据说是因为昆明的“讨孔”游行震动了“最高当局”，他惊呼这是抗战以来从未发生过的群众示威游行，特派康泽来追查此事。但是由于龙云没有同意特务在他统治下的云南随便抓人，而且事件已经平息，他只好找那些三青团员训斥了一通。康泽回重庆去了，我们才放了心。
我和齐亮在一起冷静地总结思考，“讨孔”虽只是昙花一现，但是它表达了群众积蓄已久的对蒋家王朝的义愤，显示了人心的向背。多数同学（也包括一部分三青团员）是自发地参加斗争的。三青团的某些人抢着想扛大旗，则是别有意图的，后来知道进步同学中有一些是失却关系的共产党员，洞察其奸，及时刹车，正是成熟的表现。经过这次斗争，我们发现了一批进步同学，通过各种方式和他们联系起来了；也认清了那些上窜下跳的三青团头目则是意外的收获。但是齐亮还联系到我写的《悼亡》诗，指出我当时的表现和发言，夹杂有个人感情的成分。这的确击中我的痛处，我也感到失悔，决心要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扎扎实实地工作。后来我们成立党支部后，按照省工委的指示，进行整风学习时，齐亮还就这个问题对我作过严肃的批评。
1942年暑假到了。我因组织关系迟迟未曾转到昆明，无法向省工委请示而焦急，打算回重庆“老家”老看看。但就在此时，康泽又到了昆明，显然还是为了追查“讨孔”事件而来的。齐亮和我都认为应该小心，因为中央军已开到昆明附近，又新调来一个宪兵团。经过商量，决定我和云南大学同学侯澄（他也是“讨孔”后被注意的人）一同下乡到路南县暂避一时，路南中学的校长杨一波是个进步的民主人士，还有几位原群社的同学在那里教书。齐亮则留在联大和我们保持联系。吴国珩满怀激情参加的“讨孔”运动，就这么“烟消云散”，最后竟逼得我们“落荒而走”。他向齐亮提出：也不想在这个死气沉沉的联大呆下去了，也要下乡。他也不听我们的劝告，自己找个关系，到狗街（属路南县，在滇越铁路上）教书去了。他真是个重友情、纯真而又任性的人，但是他在不断进步着。
到了8月中旬，我和侯澄到狗街吴国珩处住了些时，齐亮来告诉我们：康泽到昆明为三青团办了个夏令营，现已结束，康泽回重庆去了。他和朋友们分析：联大毕竟是有名的“民主堡垒”，校领导和一些正直的教授不会同意特务在学校里随便抓人，龙云为巩固自己的势力，也不愿意在昆明开此恶例。暑假开学后，只要我们住进新校舍的学生宿舍，注意一些，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因此我们决定回校。
执行“三勤”的模范
我们大约是1942年9月10日左右回到昆明，办好注册手续，我们一同搬进了新校舍第26号宿舍，同宿舍的有许多过去熟悉的同学。总结了“讨孔”时的经验，我和齐亮相约，今后不能冒冒失失在政治上抛头露面，而要按着党通过《新华日报》向进步青年提出的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精神，认真读书，多为同学做实事，广交朋友，一点一滴做工作，取得同学的信赖。
早在“讨孔”期间，我就发现齐亮有出色的组织能力，他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很多人都愿意和他接近。他热心为群众服务，却又不争着出头露面，使别人感到可亲可敬，愿意团结在他的周围。他学习很认真，在茶馆复习功课时，不管周围多么喧闹，他总能专心致志地看书，做作业。如果他想走做专家学者的道路，或者在文学研究和创作上求发展，联大有许许多多名师，诲人不倦，他是很有成功的条件的。我们中文系的系主任罗常培先生就很赏识他的才能，专门找他到家里去，提出不少很有诱惑力的研究课题，希望他能跟他从事语言学的研究，但是他心里有更大的目标，他不能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他也曾经自我解嘲地说过，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一定考研究院，好好做学问。可惜的是他在全国革命胜利到来的时候，就不幸牺牲了。
他身体不算好，由于长期营养不良，经常因低血糖而浑身发冷，因此我们常准备好一些红糖，几块饼干，以备必要时为他增加一点热量，但他仍是不知疲倦地为大家工作。他一直是系会、级会的代表、工作做得很出色。他也参加一些政治色彩不那么浓的社团活动，例如中文系系会演出的话剧《风雪夜归人》，山海云剧社演出的《家》等，他都承担费力而不出名的工作；他参加冬青文艺社，和爱好文艺的同学组织微波社，还参加了由张光年同志和联大一些同学办的文艺刊物《新地文丛》以及张光琛和我办的《大路周刊》的工作。他不仅自己写稿、组稿、连出版、发行等繁琐的工作都担当起来；他对罗长有等组织的悠悠体育会也大力支持，对李储文同志负责的学生服务处、辛志超同志负责的军人服务部的工作，他都积极参加和支持。他曾多次参加到滇南劳军，到山彝族区宣传活动。他常是并不出头露面而做实际工作最多的幕后英雄。
他留给联大同学印象最深的是和罗长有一起办“和尚膳团”，和为同学争贷金的事。
由于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财源枯竭，只能靠发纸币维持，通货膨胀，物价狂升，同学领到的贷金，连最低水平的生活都难以应付。“皖南事变”以后，从1942年下半年到1944年夏，三青团把持了学生自治会，根本不关心同学疾苦，食堂办得越来越糟，同学怨声载道。齐亮经过调查研究，认为要使同学生活改善，非大幅度增加贷金不可，但一时又难以办到。我们经过研究，齐亮决定找些同学，自己试办一个小膳团。我把四川籍同学罗长有介绍给他。罗是经济系的，也是个很有办事能力，又能任劳任怨热心为人服务的进步同学，也很可能是个失去关系的共产党员。经过串连，组织了五六十个同学筹办起小膳团来。罗长有和齐亮配合得很默契，只花了一两个星期，膳团就办起来了。因为参加的都是男同学，所以有人戏称为“和尚膳团”。而以管理膳团事条见长罗长有，在后来许多活动中经常担任总务的角色，所以被同学称为“罗老总”。
齐亮和罗长有为办好“和尚膳团”，真是日夜操劳。为了不让大家吃发霉的“八宝米”，他们横渡滇池到乡下去直接采购价钱公道的好米，用船运回来，减少粮商的中间剥削；为了省钱，他们经常是在市场将要收市的时候，带着厨工去买小贩急于处理的便宜菜。他们认真监厨，精打细算，杜绝一切浪费，还想尽办法变花样让大家吃得满意，例如在开饭前，先用菜叶煮一大桶汤，虽然上面只飘着几滴油和碎蛋花，但吃饭前有碗热汤喝，大家都很高兴。到一届结束时，还能用平日一分一厘节省下来的钱，加点菜让大家打牙祭。齐亮还经常在每届膳团终了时，详细公开账目，并结合物价上涨等向同学揭露政治腐败的现象，巧妙地作了政治宣传。因此“和尚膳团”一下子出了名，同学争着参加，甚至还有女同学要求搭伙。“和尚膳团”做出了榜样，其他膳团也跟着改进了管理，于是他们又说服一些愿为大众服务的进步同学，去办好新的膳团，容纳向隅的同学，扩大了交朋友的范围。
但是不管办膳团如何节约，总应付不了物价狂涨的冲击，齐亮又联合一些同学，向学校当局提出增加贷金的要求，并提出贷金的数目应按照米价来折算。这一反映了同学共同的意愿，齐亮心平气和地摆事实、提出合理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学校当局只好接受了。大家都认为齐亮又为同学办了件大好事。
从“皖南事变”以后，联大校里死水一潭，除系级会和同乡会等外，社团很少活动。1944年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五四”纪念很少活动为标志，联大的学生民主运动由复苏而迅猛发展，按照同学的兴趣和爱好组织起来的各种社团有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其中群众影响较大的有文艺社、新诗社、剧艺社、阳光美术社、高声唱歌咏队、悠悠体育等，还有一大批时事的、学术的、表达公众舆论的壁报，联大新校舍大门内的围墙上，琳琅满目，被称为“民主墙”。
在1944年的“五四”纪念活动中，齐亮发挥了他卓越的组织才能。5月3日由联大历史学会主办的“五四”历史晚会，开得很成功。张奚若、周炳琳、闻一多、雷海宗、吴晗、沈有鼎等教授在会上介绍了当年参加“五四”运动的经历和历史意义，闻一多先生更针对某教授在会上鼓吹国家大事应由政府来管，学生的任务是专心读书的言论，加以驳斥，并响亮地提出“里应外合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使压抑已久的同学十分振奋。5月4日由文艺社主办的“五四”文艺晚会，邀请了许多教授演讲，但因事先未考虑到参加者如此众多，原定的会场新校舍南区10号教室无法容纳，有人建议改到图书馆大阅览室去开，但一部分先到的同学反对，在会场问题上引起了纠葛，而且引起罗常培、闻一多先生之间发生误会。齐亮和主办文艺晚会的文艺社同学一起去做工作，使两位先生消除了误会，并决定改由国文学会重新举办这个晚会，又邀请了更多的教授、文学家出席演讲。5月8日晚，文艺晚会在新校舍图书馆前的大草坪重新举行，由罗常培、闻一多两先生共同主持，到会的同学达1000余人，是“皖南事变”后联大第一次举行如此大规模的群众集会，齐亮作为国文学会的负责人，把会议的准备和会场秩序、应变措施安排得井井有条，会开得十分成功。这又一次显示了齐亮的细致、扎实的工作作风和组织能力。
1944年联大的“五四”纪念活动带来的民主新高涨，是在斗争中取得的。国民党政府不愿让青年把“五四”作为自己的节日，强行宣布把3月29日定为青年节。这里讲一个插曲：1945年的“五四”前夕，训导处突然发出通知，在“五四”那一天免费招待同学看美国电影。同学们识破了这个计谋，先是愤怒地纷纷把领来的票撕了贴在墙上，后来进步同学们提出，把电影票收集起来，转送给很难看到电影的贫苦人民，立刻得到普遍的支持。国民党这一弄巧成拙的诡计，反而成了激起同学义愤的引爆点，原来对“五四”纪念活动不那么积极的中间同学，也纷纷参加到纪念活动中来了。
1942年以后，联大的学生自治会被三青团分子把持，包而不办，同学对之也不感兴趣。1944年“五四”纪念活动以后，壁报和学生社团大量涌现，为开展全校性活动的需要，各壁报组织首先联合起来成立壁报协会（简称“报协”也包括倾向三青团的一些壁报）。不久又经过改组成立壁报联合会（简称“报联”，倾向三青团的一些壁报被排除了），各学生社团也成立了“社联”。“报联”实际成为代替学生自治会、代表全校进步同学发表重要意见的组织。在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和蒋介石的私人顾问拉铁摩尔到联大访问时，“报联”组织各壁报联合出版巨幅的英文版联合壁报声明对国是的意见，并把致美国总统和蒋介石的信面交华莱士，拉铁摩尔也曾把壁报联合版拍摄下来。7月7日晚，昆明四大学学生在云大至公堂举行时事讨论会，也是由联大“报协”的名义代表联大和其他各校的学生自治会联合举办的。在这些工作中，齐亮都是积极的“勤务员”，在组织发动中起了积极作用。他扎扎实实地做事，但并不突出自己。经过进步同学一个系一个级地做细致工作，改选学生自治会的时机成熟了，真正代表联大同学的学生自治会终于被进步同学所掌握，齐亮在同学中得到充分的信赖，从1944年下半年到1945年毕业离校，一直担任联大学生自治会理事会的三个常务理事之一，而且负主要责任，并代表联大参加昆明学生联合会，担任学联主席。这样学生自治会可以名正言顺地代表联大同学发表国是宣言，参与全市性的集会、游行等进步民主活动的主要组织工作。齐亮既坚持党性原则，贯彻执行省工委的工作部署，又善于和各方面的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实际成为联大同学公认的最有威信的学生领袖。
回顾这一段历程，我们都认为这是正确执行“三勤”方针的胜利成果，而齐亮不愧是执行“三勤”的模范。他身体力行，为共产党员和许多进步同学树立了榜样，带动了大家。勤学是学生的本分，学习成绩差劲，怎么能得到师生的承认；你没有勤勤恳恳、不为名利、为群众帮好事的精神和出色的工作能力，自然也不会在群众中树立起威信广泛联系各种各样的群众（在勤交友方面，后来还有“三教九流都要交”的精神）更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方法，如果自视不凡，把自己孤立在群众之外，便不能摸清群众的思想脉搏，也无法取得群众的支持，更谈不上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团结帮助同学一同前进了。当然，要做到这一些，就必须比一般人付出多几倍的精力和劳动，齐亮身体虽然不好，却干得那么出色，齐亮的所有老友一致公认，这是他坚定的党性原则的表现。
我和齐亮建立党支部
我和齐亮虽然很早就相互猜到对方是党内的同志，但是由于我们的组织关系都未转到昆明，只能心照不宣地配合工作。
大约是1942年9月的一天，我突然在校门口遇到何功楷同志，他曾在鄂西和我在一起工作过，后来被派到重庆负责南方局和鄂西和我在一起工作过，后来被派到重庆负责南方和鄂西的联络工作，他乡遇故知，特别是我正在为组织关系迟迟未转到昆明而焦急，见面自然格外高兴。我跟他到文林街他的寓所去他告诉我，他也是“皖南事变”后奉命疏散到云南的的，先在大理的华中大学读了一年书，今年通过转学考试转入西南联大外文系二年级，但他并不知道我已在联大。从何功楷那里知证实了何功伟同志和我的爱人小刘已于1941年11月17日在恩施惨遭国民党杀害。他们在狱中英勇不屈，坚持斗争。但我的女儿下落不明。他还告诉我周恩来同志曾就何功伟和小刘被害的问题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延安曾为他们的牺牲开过追悼会，《解放日报》还对他们的牺牲作了报道。我虽然十分悲恸，却哭不出声来，回到宿舍，我闷头睡了一整天。齐亮以为我病了，向我问寒问暖，我把注刘牺牲的消息告诉了他，他向我索驻了我珍藏的小刘的照片拿去翻拍放大。解放后报纸上刊载过小刘的遗像，就是经齐亮翻拍放大的那一张。
何功楷答应向省工委反映我的组织关系问题，后来郑伯克同志向重庆南方局询问此事后，决定接上我的关系（据郑伯确同志回忆，大大约在1942年底到1943年之间），决定让我与何功楷、齐亮组成一个支部，由我担任支部书记。原来齐亮的组织关系是在1942年秋已转到昆明，和他的中学老同学王世堂在一起过组织生活，现在才把他的组织关系从联大工学院转到我处。但是郑伯克告诉我，联大原有的党员大部了已撤离，留下的党员都另有单线联系，不能和我们九一横的关系，我们亦无权发展新的党员，这是当时党的斗争形势的需要。我终于证实了齐亮果真是共产党员，而且今后可以在同一支部共同战斗了，当然格外兴奋。
我们支部建立不久，郑伯克同志向我们传达了中央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我们对照《新华日报》的有关文章进行学习“整风”，我们关重检查了“讨孔”运动时期的经验教训。齐亮对整风十分认真，严肃地批评了我当时出于爱人遇难的悲恸而不够冷静没有认真执行党的长期埋伏，一点一滴积蓄革命力量的指示，犯急躁冒进的错误，险些暴露。我也作了自我批评。按照支部讨论的决定，我尽可能退二线，不动声色地团结和党接近的同志，更多的工作都由齐亮提任起来。他的出色的工作表现，多次受到郑伯克同志的表扬。当我向他传达时，他总是说：我只是做了党叫我做的工作。
1945年春，按照省工委的指示，在我们党支部的领导下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民青）第二支部，吸收了一批进步骨干参加。齐亮对民青二支部的组建，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昆明的民主运动和后来的“一二一”运动中，民青成员都起着骨干作用。
深入滇南民族地区开辟工作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历时8年的抗战胜利结束了。在满街的爆竹声中，我们也一起卷进街上欢乐的人海中去我们也买了些酒和花生米和几个好友一起开怀畅饮。但是一番欢乐之中，我闪心里都有些忐忑不安。这是大批美式装备的中央军从印顷前线和其他地方调集云南，而云南的地方部队，却又奉命开到越南去受降，我们都感到有一种不祥的朕兆。蒋介石要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的决民是早就定了的，云南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最活跃的地方，他不会不对云南有所行动，这也是要以估计到的。
这时已是暑假，我和齐亮都已在联大读完四年，我们的学业成绩在同字中是居于上游的。特别是齐亮，因为连续负责国文系系会的工作，罗常培先生对他的才干很赏识，曾表示希望他毕业后留校工作，但齐亮婉言谢绝了。形势和党的工作使他不能不放弃走专家、学者的道路。
不久，民盟的一位同志告诉我，有人从国民党部调查室的特务那里，看到一份黑名单，其中有我们的名字，我立即向省工委作汇报。郑伯克同志告诉我们，这是早就估计到的。我要我们先搬出学校住。于是我和齐亮和民青的李晓（曦沐）、许寿谔（师谦）先搬到李明同志工作的中华职教社去住。又过了几天，郑伯克同志又通知我：你们四人都转移到滇南农村工作，在那里相机发展党和民青，建立农村据点，以便将来必要时在那里开展武装斗争；并决定由我负责滇南一带党的工作，齐亮、李晓、许寿谔协助我。
我们一开始先到石屏。我忙于各处奔走接关系。齐亮和李晓都青表示他们没有在农村做基层工作的经验，希望派到穷乡僻壤、少数民族地区去锻炼。于是李晓去了石屏县克大乡刘家山一个偏僻山村去办小学，当“孩子王”；齐亮则从石屏跟马帮步行到元江县的青龙厂，在当地一个进步青年方金城家里先住了下来。他在石屏，感染了疟疾，他本来就有低血糖和慢性肝炎的病，这时更是不思茶饭，只能吃点当地盛产的香蕉充饥，面黄肌瘦，身体很弱。我原叮嘱他到元江先摸一下情况就回来，但他一去数，毫无音讯。等他回来时，我才知道他一到山村，就一头扎进工作里了。
青龙厂今天是昆洛公路上一个填镇，在当时，只是崎岖山路上的一个驿站，大队马帮经过时，往往连破敝的马店都住不上，只能在山坡“开亮”（露宿），附近土匪出没无常。齐亮所在的山村，又是远离驿道的一个彝、泰民族杂居的僻远山村。在地主恶霸势力的严酷压榨下人民极其贫困，文化更是非常落后。用齐亮向我谈到的入村后的第一印象是：“那简直是人间地狱。”作为一个刚离开大学的“文学士”，语言不通，水土不服，困难是可以想见的。但齐亮以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毅力，却很快扎下了根。他告诉我，在这行旅视为畏途的僻壤，却有外国传教士在那里长期办教堂，办医院，传教布道，收了不少教徒。我们共产党人更应深入发动群众，提高其文化，提高其思想觉司，让他们从愚味落后中解放出来，自己拯救自己。他和方金城走山串寨，挨家挨户动员，才亮担负主要的教学工作，还经常帮助贫苦农民挑水、砍柴，一起干农活，在日常生活中宣传共产党领导人民闹翻身的道理。
他告诉我，那里不仅蒋介石的势力进不去，龙云也鞭长莫及，当地的土著势力虽然剥削压榨无所不用其极，但政治上很迟钝，对办小学等为地方办的好事，从上到下都是欢迎的。贫困的农民正像一把干柴，只要有了革命的火种，一点就着，是将来开展武装斗争的好地方。
齐亮还告诉我，他和方金城已经初步取得群众信赖，并得到地方上层人士的好感，他已把方金城发展入党，并努力设法打进地方政权，以便将来可以掩护更多的同志到那一带工作。
齐亮虽只到石屏和我相聚了几天，但我们朝夕叙谈，我感到他的工作，他的信心和勇气，完全有可能在那里打下革命据点的基础。我们讨论了他今后工作的安排。我们知道，在普洱县的磨黑和墨江一带，就有一批“皖南事变”疏散下去的联大进步同学在那里办学，其中有些原是共产党员。我要齐亮在元江的工作打好基础之后，把工作交代给方金城。要他以巡视员的名义，去磨黑了解情况，相机地恢复组织联系。齐亮到磨黑和在那里的陈盛年、黄平（知廉）同志取得联系，并发展了党员（多是联大同学），使那里后来成为思普地区党的联络中心和解放战争时期滇南武装斗争的主要据点之一。
这时，李晓在石屏农村也打开了局面。他和张华俊同志一起在当地地下党员刘光卿同志的帮助下，掌握了石屏的宝秀中学，也掌握了乡政权和部分武装，发展了组织。从此，石展、建水、个旧，到元江、墨江、磨黑一带，完成了滇南地区的党的联系网络。
齐亮完成巡视工作之后，原拟重返元江工作，但此时接到云南省工委转来南方局的通知，调他回重庆工作。这时昆明已爆发了震动中外的“一二一”运动，许寿谔奉调回昆明，加强党对“一二一”运动的领导，李晓也调离石屏到其他地方工作。我们虽然对滇南依依不舍，但相信党有更重要的工作部署，我和当时在建水建民中学工作的罗广斌（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一起为齐亮饯行，送他上了去昆明的火车。这是1946年初的事了。
老友在四川重逢
1946年夏，我也接到省工委通知，调回四川工作。我化装成商人模样，带齐证件，乘飞机顺利到达重庆。组织上决定调我去成都，担任川康特委副书记。
齐亮当时正在四川省委，知道我来了，拉我到他的宿舍打地辅，作通宵长谈。他调回重庆后，在四川省委领导下从事青年工作。重点在重庆各大学。他告诉我：“四川的形势比当年的昆明严峻得多，学生运动不像联大那样活跃，而特务和特务学生却猖獗得多。我们过去在联大的工作方法，在这里不适用了。”但是，他又说，道理还是一样，少做轰轰烈烈的表面文章，多做踏踏实实的为群众服务的工作，用多种多样不显眼的组织形式团结同学，一点一滴作转化工作，打好基础，才谈得上进行斗争。群众的心底还是有火在潜潜运行着的。
他还告诉我，他来到重庆以后，改名为齐燕生，名义上是齐燕铭同志的弟弟，当然也有他是河北人，生于燕国的意思。
不久，我就转到成都，在川康特委，重点也是先在成都各学校开展学生工作。由于外省迁川的一些大学相继复员，一些进步学生骨干也随校离开，成都的情况和齐亮向我介绍的重庆各校情况差不多，同样需要从打基础做起。但从重庆方面传来的消息看，齐高在负责中共重庆沙磁区区委工作的联大同学刘国鋕配合下，工作还是很有成绩的。
1946年年底，北平发生了“沈崇事件”。北平的学生以联大复员北上的清华、北大等校进步同学为骨干，欣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暴运动，全国各地学生，群情激奋，纷纷起来响应，形成了示威斗争的新高潮。齐亮突然从重庆来到成都，就住在我的家里。他是来看看成都的情况和我在一起交换成渝地区学生民主运动的看法的。我的妹妹秀英是四川大学学生，已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联”。我介绍齐亮和她认识，她向齐亮介绍川大同学的情绪和原望，谈得很投机。齐亮和我商量后，通过秀英组织了一些川大同学举行了两次郊游活动，一次在百花潭，一次在狮子山。大家在一起玩，唱当时流行的《史妹开荒》、《古怪歌》等歌曲，还扭起大家还不很熟悉的陕北身歌。同学们知道齐亮是西南联大来的，都亲切地要求齐亮介绍昆明“一二一”运动的经验。
在同秀英交谈和与川大同学接触中，齐亮敏锐地指出，川大的同学还停留在搞秘密读书会阶段，存在着脱离群众的“小圈子主义”。他举出在川大看到的一份《三人行》的壁了为例，他说只有三个人办一份壁报，精神可嘉，但太容易暴露了。他认为还是应按“三勤”的精神。扎扎实实做好团结大多数中间同学的工作。通过短短几天的接触，齐亮和秀英相互间都有很好的印象。齐亮在回重庆前，向我表示了他想同秀英交朋友的愿望。我说：你现在正从事秘密工作，又分处两地，没有接触的机会，连通信都不可能，那怎么办。齐亮说：“只要有意，将来总有机会的。”
1947年2月底，国共谈判正式破裂。2月27日，重庆国民党当局通知中共驻渝办事处，限定中共驻渝工作人员于3月5日前撤离重庆。2月28日，宪兵、警察就包围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等处。那天，齐亮正在外面工作，没有被困在中共驻渝办事处里，是和办事处人员一同撤回延安，还是继续留在重庆进行地下头斗争？齐亮通过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鋕和中共重庆市委取得联系，决定继续留在重庆。
由于中共四川省委的被迫撤退，川滇黔三省地下党和上级继了联系，中央派钱瑛同志参加上海分局的工作，负责同川、滇、黔地下党联系。这年5月，钱瑛同志首先同重庆市委联系上，要重庆市委设法通知川康特委和云南省工委派人到上海同她联系。由于齐亮和我和云南省工委的同志都比较熟悉，所以由他担任临时交通员的任务，他必须尽可能快地把上级党的指示传达下去。他马上到成都找到我，要我们派人赴沪，同时仍住在我家等待去昆明的飞机票。他和秀英又见了面，看来他们之间有了较深的感情。过去，齐亮一直称我为“马大哥”，现在则跟着秀英改叫我“五哥”了。秀英能找到这样一个哥靠的革命伙伴，我当然也十分高兴。
几天后，齐亮搭飞机去昆明了，他完成任务之后，又回到重庆，有两三个月没有联系。转眼到了暑假，秀英向我提出要到重庆去找齐亮和他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我很高兴。于是她到重庆和齐亮、刘国鋕等一起在沙磁区以重庆大学为主开展学生民主斗争，也成为一个职业的革命者。由于我们隶属于党的不同系统，对他们的具体工作并不清楚，也不允许打听，但人报纸上看到的零星消息，我感到他们在一起干得不坏。
齐亮不幸被捕
1948年5月，我刚从西昌检查党的工作回到成都，就得知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被捕后叛变，川东地下党的组织受到很大破坏。我马上发密电到上海分局给钱瑛同志，避免了上级组织因重庆叛徒出卖的情报遭到破坏。但是，齐亮、刘国鋕、罗广斌和秀英等同志却毫无消息，使我十分担心。
不久，重庆的一个叛徒带着特务来到成都在川大诱捕了秀英的一个好友陈为珍，向陈追问秀英“五哥”的下落，我估计这是因为刘国定代我们回上海分局联系时，从齐亮那里知道我在成都，但他们并不知道陈为珍已是共产党员，所以没有能从陈为珍那里得到什么，而陈为珍却从狱中设法带信出来说：“有人在找五哥。”不久陈为珍被放出来了，从她那里证实了齐亮和秀英并未出事。7月间，我到香港向已转移到香港的钱瑛同志汇报工作，路过重庆时，辗转到了罗广斌同志，得知川东党组织的确被破坏得很严重，刘国鋕已被捕了，但表现得很坚定。齐亮和秀英则已疏散到外地，但敌人对他们追捕甚紧，罗广斌也因在重庆很难立足，想护退到川康来。我在香港已得到上级的指示，在组织上既要切断和川东党组织的联系，但又要以群众的面目接待和掩护川东撤退出来的党员。因此从香港回川时，我同意罗广斌到成都，准备把他安排在洪雅乡隐避。但罗广斌刚刚到成都，还未来得及下乡，特务已从罗的哥哥国民党宪兵司令罗广文处打听到他成都家庭的住，把他逮捕了。但齐亮和秀英仍无消息。
9月，齐亮和秀英转移到成都，我们又见面了。原来齐亮和秀英在重庆做青年工作，随后因工作需要，齐亮调到重庆江北区担任区委书记，负责江北、北碚一带的工作，在农村和煤矿工人中活动，并打通通向华蓥山的道路，积极准备武装斗争。他们转移到成都，我只能按党的原则，不接组织关系，也不安排工作，介绍他们到温江中学教书，暂时隐蔽。11月，他们从温江回成都一次，告诉我在温江隐蔽得很好。这时我知道叛徒刘国定已带了特务来到成都，天天在街上转，指捕他认识的共产党员。我要他们注意提高警惕，他们却为我担心起来，因为刘国定的矛头显然是指向川康特委的。刘国定并不认识我，所以我并不很担心。但川康特委的书记曾和刘国定在一起工作过，我从香港回来，就向他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叫他赶快疏散，不料他推说有许多工作未了，迟迟没有离开成都，第二年1月，叛徒找到他的下落，他被捕不久，也叛变了，真是可耻！好在他在川康特委只负责分管上层统战和军事工作，川康特委下属党组织的工作，都是我负责联系，并及时作了紧急通知，没有遭到大的破坏。但我还不得不留在成都，组织疏散工作。不料这个特委书记竟把齐亮和秀英隐蔽在温江的情况供了出来。这时正值新年，齐亮和秀英因准备结婚，回到了成都，特务赶到温江，扑了个空。我赶紧为他们安排了新的隐蔽地点，因为我在成都的工作已基本安排就绪，要立即到香港去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他们答应立即离蓉，我们就分手了。
我经历许多艰险，终于平安抵达香港。钱瑛同志指示我，现在全国即将解放，必须保存实力，决心把留在川康的一批党的骨干也尽可能转移到香港来。不久，从川康撤到香港的一位同志告诉了我一个不幸的消息，齐亮在正准备离开成都时，突然在街上被刘国定发现，他和秀英都被捕了。我真失悔，为什么我没有亲自办好他们安全转移的事再离开成都呢？一时的疏忽，造成千古遗恨，真是欲哭无泪。
齐亮牺牲在黎明之前
1949年1月，我随钱瑛同志从香港经烟台到达北平，不久又奉命随军南下接收武汉，又转到西安随大军从川北入川。解放大军势如破竹，但我总希望一步中跨入剑门，直下成都，早日同从东线入川的第二野战军会师，早日解救出陷在魔窟中的战友。
不久，我突然收到罗广斌的一封信。他告诉我，被囚禁在中美合作的战友，除了他和二三十个人，幸而逃脱外，其余的战友都惨遭敌人机枪扫射、放火焚烧而牺牲了。齐亮被列为要犯，是单独被杀害的，连遗体都被投入镪水池里销毁了。又过了不久，我收到罗广斌寄来的《中美合作所罪行实录》，在死难烈士的名单上，我看到了齐亮和马秀英的名字，但他们在狱中的英勇斗争表现，却写得很简略。
后来，我和罗广斌同志重逢，同睡在一张床上彻夜长谈，他告诉了我齐亮在狱中斗争的情况。敌人抓到齐亮之后，认定他是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人，想从他身上捞到油水。齐亮知道自己是叛徒出卖的，在审讯时昂然回答：“你们说我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就算是吧。我就在你们面前，看你们怎么办吧！”敌人利诱不成，又以枪毙来威胁。齐亮凛然不答，站起身往外就走。敌人被震慑住了，问他要干什么？他响亮地回答：“不就是枪毙吗？走吧！”敌人却不愿立即杀害他，把他囚禁起来。
齐亮在狱中仍然兢兢业业为党工作，除了积极参加难友的斗争外，还经常对难友做思想工作，组织维友学习。他自己也在狱中自学了俄文。还根据他做基层工作的经验，在狱中撰写了一份《支部工作纲要》供难友学习。
1949年11月，他们在得到了新中国诞生的消息后，在狱中举行了庆祝。大军入川逼近重庆时，他们也在狱中听到隆隆的炮声，齐亮虽然感到十分振奋，但他更清醒地知道，敌人不会轻易放过他。果然，在祖国的黎明到来之前，敌人对他下手了。他毫无惧色，迈着刚毅、坚定的步伐从容走向刑场。
齐亮连一点骨灰都没有留下，但他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在重庆革命烈士纪念馆里，我瞻仰过花岗岩雕塑的烈士群像。我感到齐亮的身影在战友中清晰地闪耀着。他将永垂不朽。
（原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略有节；转自“红岩往事”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