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勤谟（1951届机械）

以1949年10月1日建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为标志，是我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折的时期。此时，我在清华大学上学，这也是我个人历史发生转折的时期，即由一个不闻时事的学生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一、考入清华和参加学生运动

我于1929年2月出生于今宁波市慈城镇以王姓家族为主的黄山村，后来在这个家族办的崇本学校上小学。

1940年日本占领宁波慈溪后，我去上海，和一个年近70岁的亲戚住在一起，并在当时的光华大学附属中学上学。这个亲戚在河南路开了一个销售科学仪器的商店。我去时，他已把商店的经营交给他的堂弟，他则住在商店的四楼上，看书、写书、藏书。两间房子，靠墙地方，自地面到屋顶，都是一个个大书箱，箱上都标名为“古耀室藏书”。藏的都是线装书，仅《二十四史》就有不同版本的三部。拜访他的也都是一些老夫子，年轻一些的也是老夫子的后代，如章太炎之子。我在另一间房里学习、看书。除了上学、春节时到亲戚家拜年外，他不许我随便外出。我们都不过问时事。他在我高三时去世。

1947年我高中毕业考上了四所国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中央大学和清华大学，我选择了清华大学。到清华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当时清华有一个惯例：一年级新生住善斋，一室四人，不分系别。1947年寒假，我不回家。一个要回家的航空系的同学请我替他参加同学自行举办的“中学生寒假补习班”。补习班借用北京大学（当时在城里沙滩）的教室，需要住在北大的宿舍。我答应了。后来才知道，这是清华地下党组织的一项活动。

由于北大校方不同意借教室，因此，补习班的组织者一方面继续和北大校方交涉，一方面借了一些书供参加者阅读。这些书中，有翦伯赞的《中国通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这些都是我过去从未接触过的新思想。加上当时又发生了“于子三事件”。于子三是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死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在很多城市掀起了一场抗议国民党政府暴行、纪念于子三的学生运动，北平也不例外。补习班的组织者带我参加在北大红楼广场上举行的追悼于子三的活动。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生运动，没有做什么事，主要是观看。但通过这个“观看”，也使我具体感受到“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首先是推翻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观点。回校后，在补习班一些参加者的介绍下，我又参加了一个由跨系同学组成的读书会。在读书会中， 我开始读一些马列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虽然这些书的内容，当时我并不能很好理解，但也开始信仰马列主义了。

1948年开学后，我被班里推为参加学生会的代表。罢课游行的事都由学生会讨论通过后组织。在讨论要不要罢课游行时，我都发言表示赞成。通过后，就回到班上征集同学签名参加，大多数同学都踊跃报名。在1948年上半年，有过两次罢课游行，其中一次是抗议国民党军队枪杀东北流亡到北平的学生。游行时走在前面的是几十个穿着青年军制服、戴着钢盔的从青年军退役的同学。当时，国民党在北平驻有青年军部队，并且镇压过学生游行队伍。让退伍的青年军同学穿着青年军制服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如果碰到青年军来镇压，就含有“（现役）青年军不打（退役）青年军”的意思。在我参加的读书会中，就有一个从青年军退役的气象系同学。他告诉我，青年军是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精锐部队，是为了去缅甸作战而组建的。国民党为组建这支部队提出的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在当时是十分激动人心的。当时参加青年军的也都是一些为了抗日的热血青年。

二、加入地下党

我是在1948年上半年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的。一个小组，三个人，组长是化工系的同学陶炳伦，组员中另一个是我同班同学薛君礼。同年12月，我们两个盟员同时入党，介绍人是在上海读中学时入党的同班同学王霞寰。

我对当时从事学生运动的学生的才干是十分钦佩的。在“于子三事件”中，国民党报纸发表诬蔑学生运动的报道后，我亲眼见到补习班组织者，问一个我不认识的学生是不是要写反驳的文章。他回答：“是！”并很快写出来，第二天就散发出去了。在开大会时，听说国民党特务要用暴力袭击会场，这些学生很快就贴出一批揭露和制止暴行的标语，很能打动人心。例如，有一幅对联式的标语，我只记得其中一联：“何不思其源”。这是指毕业于北大的、当时任北平市长的何思源。他如下令袭击北大，就忘了自己的母校。在他的名字中嵌入“不”“其”，就把这个意思非常巧妙地表达出来了。学生会讨论通过罢课游行的决定都要经过激烈的辩论。那时，学生会主席站在凳子上，在听取各种意见后，合并相同的意见，归纳成若干种意见，再就这几种意见进行讨论；再归纳为较少几种意见后再讨论，最后归纳为两三种意见进行表决。在归纳时，是不能落下与会者曾发表过的意见的，否则就要被指责为不民主，就要被扣上“强奸民意”的帽子。支持国民党的学生就会趁机制造混乱，使会议归于失败。所以，我对这个学生会主席（可惜我已不记得他的名字）清晰的头脑、杰出的归纳意见和驾驭会议的能力，至今想起来仍钦佩不已。

当时领导地下党的是查汝强（总支书记）。清华解放后，他在生物馆一个教室里召开了一次全体党员大会，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这次讲话的主要内容我已记不清了，能记得的一句是：“这个教室也是‘一二·九’运动时‘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召开过全体会议的地方。”开会后，他就调走了，由彭佩云接任。1957年“反右”运动中查汝强被打成“右派”，平反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查是一个有水平、有能力的人。查1990年9月20日去世后，1991年2月10日《人民日报》曾发表过一篇金风写的题为《哲人其萎，哀思绵绵》的纪念文章，文章中充满了愧惜之情。确实，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不知扼杀了多少人才啊！我为什么会从一个只读书不闻窗外事的人，到清华半年后变得热衷于学生运动，以至参加地下党呢？我自己的思考是：既有远因，也有近因。远因主要有二：一是儒家的书是教人从政的书。《大学》开头就说，做人就是要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的书，我虽然读得不多，只在小时候读了一些，但潜意识里不免受了它的影响。二是中国自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遭受了一连串割地赔款的屈辱，所激发的民族感情，特别是抗战中亲身经历日本侵略，又有了具体的感受。这种民族感情集中到一点就是：盼望国家能富强起来，个人能为国家的富强尽一份力晕。近因主要是，抗战胜利后听到的是国民党政府的种种腐败丑闻，对中国能在其领导下走上一条振兴之路的愿望是落了空的。我在上海念中学时，对中国大地上还有共产党、解放区，而且还和国民党存在激烈的斗争一事，是一无所闻的。到了清华后，一是加深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认识，认识到国民党不仅腐败而且专制独裁；二是知道了共产党，而且还知道了它的一些理论依据和治国之道，认为共产党是复兴中国的希望所在。因此，吸引我跟着党，参加推翻国民党政府的革命工作。另外从外因来说，地下党根据不同人的不同特点，采用不同的方式促使其进步，则起着关键性作用。这些不同的方式也有其共同的内容，就是结社和通过结社传播新思想。当时清华大学采取兼容和保护学生的办学方针，为这种结社和传播新思想提供了活动的空间。

三、参加教学改革小试验

我们机械系这个班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做了一个小小的教学改革试验。大学毕业后，一般要实习一年。原机械系教授孟少农，新中国成立前去了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后回到北京，负责筹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他到学校提出学生能否在三年级后实习一年，回来再念四年级，有助于理论联系实际，学得更扎实些。学校同意了这个试验。我们这个班正常是1951年毕业，现在要推迟到1952年毕业。学校同意在1952年毕业后仍划在1951届行列内。由于是试验，采取自由报名方式。我们班大约有100人左右，有一半报名参加。实习是定向的、自愿的，有30多人选择去重工业部汽车工业筹备组，十多人去一个重型机器厂的筹备组。我报名参加前者。孟的动机似乎是预定一批清华学生。由于后来还在汽车工业筹备组内设立了坦克工业筹备组，所以我1952年毕业后就分配到坦克工业系统工作。

四、在学生会搞宣传工作

我回到学校念四年级后，不知道被谁推荐去学生会搞宣传工作，主要任务是在中午吃饭时搞广播。为此，给我配备了一个小班子，包括两个广播员，但写稿子的任务基本上落在我的身上。这样，除了念书外，我每天还要写一篇广播稿。不过效果还不错，同学们即使吃完饭一般也要听完广播才离开食堂。我还在图书馆举办了两次时事宣传活动，一次宣传国际时事，一次宣传国内时事。形式都是我写出提纲后，请会画画的同学根据提纲内容在大字报纸上画成画，配上必要的但尽可能少的文字或数字，因此内容表达比较形象、生动。当时学生会还组织每一个班级集体去看，甚至有外宾来访时， 学校领导也领着这些外宾去看。

清华一直是中央对知识分子宣传教育的重点单位。解放初期，中央领导经常来清华作报告，彭真、薄一波、邓颖超等都来讲过，甚至时任法制委员会主任的王明（陈绍禹）也来讲过婚姻法。乔冠华开完联合国大会回京后就马上来清华作报告，一讲就是六个多小时。中央还给清华配备了固定的宣传员，有艾思奇、蒋南翔、刘鼎。其中艾思奇还是清华的政治辅导员，给我们上大课，讲社会发展史，当时称之谓讲“猴子变人”。到1952年就不主动来了， 要去请，我就请过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伍修权。记得到了伍的办公室后请他去清华作报告，他要我请亚洲司司长陈家康去，到了陈的办公室，陈说你还是请伍去，我又到伍的办公室，最后伍还是答应了。

五、参加国际学联理事会

我1952年8月毕业，组织上让我作为列席代表参加由全国学联主席（姓田，名字忘了）为团长的代表团，到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参加第六届国际学联理事会（代表团中在校学生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清华大学的我，另一个是沈阳医科大学的一位女同学）。

行前，团中央在北京饭店设宴为我们送行，有第一书记冯文彬、书记蒋南翔、国际部部长吴学谦等。由于这时中央已决定冯文彬调离团中央，由胡耀邦接任，因此胡也来了。但因为正式文件还没有到，所以仍由冯致欢送词。

1952年王勤谟（左1）参加国际学联大会

我们是在8月21日早6时从西苑机场乘飞机去莫斯科的。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停留一天，第三天到苏联伊尔库茨克，第四天到莫斯科。从莫斯科到布加勒斯特则是乘火车，8月26日动身，28日到达。

9月5日，国际学联理事会开会，11日结束。15日，参加会议的代表组成若干代表团分赴罗马尼亚各地，报告会议情况。我去克鲁其市，并由我任这个团的团长。到该市下火车后，在车站发表讲话，后又在该市为这次会议专门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作了报告。17日回到布加勒斯特后，罗方特地把我们单独留下来，游览一些地方，表示格外的友好。这些都说明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地位的提高。9月26日自布加勒斯特回到莫斯科后，苏联共青团中央还要我们在莫斯科住一段时间，并在莫斯科过国庆节，一直住到10月6日。我们住在莫斯科郊区共青团的别墅里，白天游览，晚上看戏。这些都表明苏联对中国的特别友好，也含有让我们看看他们的先进程度， 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的意思。

10月10日回到学校后，21日我就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六局（即坦克工业局）报到，被分配到长春一个发动机修理厂工作。

六、清华精神对我一生的影响

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发端于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一次题为《君子》的演讲。清华校训是对中国传统的做人做事精神的高度概括，也是我毕业后做人和做事的准则。例如，长春那个坦克发动机修理厂，原是长春市的一个民用机械工厂，难以胜任坦克发动机的修理任务，需要进行技术改造。我一到该厂，工厂就让我担任工厂技术改造组组长，和分配到该厂的20多个大学生进行厂里的技术改造工作。当时该厂有一个苏联顾问，不但不支持我们，还说你们这些大学生没有搞过工厂技术改造，搞了不但搞不好，还给国家造成浪费，他要向周恩来总理告我们。但最终我们还是秉承“自强不息”的精神，比较好地完成了该厂的技术改造任务。

历次运动中都要批斗一些无辜的人，我总是设法避开，并同情这些被无辜批斗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这样做，结果被一个参加过长征的极左领导打成了“极右分子”，去农场劳动改造。但一想到“厚德载物”的精神，我也无怨无悔。

我继承了以刘仙洲为代表的前辈知识分子的做法，在做好工作的同时，也写些文章和书。现在我已经正式出版了七本书。受清华精神的影响，我工作和生活得很坦荡和从容，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

（原文刊载于《清华校友通讯》，2020年第02期，复8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