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一九三五年，“国家将亡”的景象笼罩着华北。
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国民党政府坚持奉行不抵抗政策，把东北四省的大好河山拱手送给了敌人。日寇得寸进尺，继而将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伸向全中国。国民党政府同日寇进行了一系列卖国交易，接连签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华北主权实际上已经卖给了敌人。在日军卵翼下，“华北民众自治促进会”、“华北自治救国军”、“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等形形色色的傀儡组织纷纷成立，“华北自治运动”的闹剧愈演愈烈。日寇飞机盘旋于平津上空散发“庆祝自治”的传单，汉奸走狗聚集在街头嚎叫着“还政于民”的口号。种种迹象表明：华北很快就要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了，亡国之祸已迫在眉睫！
北平，呈现出一派沦陷区的景象：城门洞口和交通要道都布满了日军岗哨。日军坦克横行街衢。敌机在空中呼啸而过。人们还不时能听到日军在城外进行实战演习的枪炮声。就连北平到天津的火车站牌都加上了日文书写的站名。北平的国民党当局，已在仓惶撤退。党国要人们带着家属争相南逃。前门火车站整日熙来攘往。奉国民党政府之命，故宫博物馆的文物早已陆续装箱南运，日夜忙得不可开交。此情此景，使人不禁想起鲁迅先生前此不久写的一首讽刺诗：
阔人已骑文化去，
此地空余文化城。
文化一去不复返，
古城千载冷清清。
专车队队前门站，
晦气重重大学生。
日薄榆关何处抗？
烟花场上没人惊。
眼前的局势已不是“日薄榆关”，而是“日薄平津”了。地处北平西北郊的清华大学，也在准备南迁长沙。学校当局把贵重的图书和仪器装箱启运。晚上，化学馆里灯光通明，响起一片叮叮哨哨的装箱声音。人们都读过法国作家都德描写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的著名小说《最后一课》，没想到，今日之北平，学校里也在准备上“最后一课”了。学生们聚集在教室、宿舍里，放开血喉唱着催人泪下的歌：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国民党政府的要人们一再劝诱学生“埋头读书”：一再劝诱学生相信政府“自有办法”！要人们相信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许下的诺言：“如果三年以后，失地不能恢复，当杀蒋某之头以谢天下”！如今，四年已经过去，不但失地没有收复，而且眼看华北就要继东北四省之后被断送。学生们怎能够再相信国民党政府那些骗人的鬼话？清华大学救国会散发的《告全国民众书》喊出了爱国学生的共同呼声：“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句话象是长了翅膀一样，在青年学生中间不胚而走。它象警钟，告诉人们民族危机已经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它象号角，号召人们赶快行动起来救亡图存！
跟着共产党，“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在惨痛的事实面前，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觉醒了。他们对国民党政府已经不抱希望。直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蒋介石还在宣称：“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可见，跟国民党走，就是走亡国之路。不，广大爱国学生要走的是另一条路——为民族生存而斗争！“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在阴霾密布、虎狼横行的黑暗中，到哪里去找到希望和光明的寄托。去找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路人呢？
在清华园里，尽管国民党反动当局一再破坏和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但是，人们始终感觉到有一股灼热的地火在燃烧、在奔突。它使人们在渺茫中看到希望，看到力量。这股火，就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一九三四年，北平党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以后，中共河北省委派了一些同志到北平来设法恢复组织。据当时河北省委代理书记朱理治一九六0年回忆，当时在北平一共只有九个党员，清华就有四、五个。在一九三四年清华党员有何凤元、牛佩琼、王经方（现名王慎之，当时是清华邮局职员）等人。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清华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进步群众团体，把进步力量组织了起来。这些团体中有“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社联”（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语联”（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等。一九三四年起，地下党通过进步团体发起组织了“现代座谈会”活动。座谈会的内容有文艺、哲学、社会科学等问题，有“华北是否名存实亡”？“国民政府不抵抗，当前国难重重，能不能安心读书”？“国家这么黑暗，青年人应该怎么办”等等。通过这些讨论，启发大家去关心民族的命运和青年的责任。
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清华“左联”、“社联”、“语联”等组织屡遭破环。“现代座谈会”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也被解散。但地下党很快又领导了一个秘密的群众组织——“北平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北平市的负责人是周小舟，共有会员一百多人，它是“一二?九”前夕北平学生运动的核心力量。清华学生姚克广（即姚依林）、蒋南翔、黄诚等都是经周小舟介绍加入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北方局所办的《民族战旗》、《实话报》、《华北烽火》、《火线》等革命刊物，在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中秘密流传着。由于学生进步力量的增长，在一九三五年初党领导下的进步学生掌握了校内重要的宣传工具——《清华周刊》，蒋南翔当选为该刊总编辑，姚依林、杨德基（杨述）、赵德尊等人都曾担任过《清华周刊》的编辑或撰稿人。地下党组织利用周刊进行马克思主义和抗日救亡的宣传，为“一二?九”运动作了舆论准备。
一九三五年七月黄河发生水灾，华北广大农村的田庐被洪水淹没，冀鲁豫三省灾民达五百余万。北平的大街小巷都拥满了无衣无食的难民，其状惨不忍睹。北平党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救灾活动，并在北平女一中召开了各校救灾代表大会，成立了“黄河水灾赈济会”，清华学生姚依林当选为秘书长，并在清华成立了分会。党利用这一公开合法的形式，进一步团结了广大群众。各进步团体都纷纷出了壁报，在街头举行义演，展开募捐活动，并把灾荒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联系起来，向群众进行宣传。募集了两千余元和大批衣物，同学们选出代表，把它送往灾区。清华派牛萌冠等为代表和其他学校代表一同到山东济宁一带灾区进行赈济。同学们的赈灾活动，得到了广大灾民和各界民众的称赞和支持。在“黄河水灾赈济会”的基础上，十一月十八日，又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北平市大中学生联合会”，负责人有郭桂英（郭明秋）、姚克广（姚依林）、彭涛、俞启威（黄敬）。清华学生会代表姚依林任秘书长。
经过一系列的教育和组织工作，清华的爱国学生消除了怯懦的心理，振奋了民族的精神。
一九三五年深秋的一个夜晚，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八一宣言》传到了清华园。地下党组织在半夜里把它贴在了布告栏上。同学们发现后奔走相告，宣言的内容迅速在学生中间传播开来。那火热的字句强烈地触动着每个人的心弦；“领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人奴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人血洗，侨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驱逐，一切内政外交处处被人干涉，这还能算什么国家？！这还能算什么民族？！……我们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起来救国自救吗？”宣言号召：“同胞们起来！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宣言呼吁：“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主张得到了爱国学生的热烈拥护，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站到了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承担起武装抗日的重任。长征胜利的消息更鼓舞了广大爱国学生的革命热情。他们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前途有了信心，有了希望。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又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这些重要文件深刻地剖析了时局，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对于当时正在发展着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指导和推动作用。
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清华大学的救亡运动迅速打开了局面。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包括清华在内的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发表《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揭露和控诉了国民党政府血腥镇压学生运动的法西斯暴行。《宣言》指出：“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吾民岂不知尸责者谁，特以外患当前，不愿与政府歧趋。然政府则利用此种心理，借口划一国策，熬煎逼迫，无所不至。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举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杀身之祸，人人不敢必免，吾民何辜，而至于斯！北京大学学生组织‘帝国主义研究会’，清华大学学生组织‘现代座谈会’，此乃约法所许之权利，而政府则解散之，逮捕之。……此外刊物之被禁，作家之被逮，更不可胜计。焚书坑儒之现象，不图复见于今日之中国，此诚吾民所百思莫解者矣。”这篇宣言表明，广大爱国学生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长期积压在心头的怒火就要喷发出来了！一场震撼天地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之中。十一月二十七日和十二月三日，清华学生会和抗日救国委员会两次召开全体学生大会，会上经过激烈争论，在热烈气氛中通过了“通电全国反对一切伪组织、伪自治”的决议。同一天北，平学联也召开了代表大会，通过了“发通电表示否认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运动’案”和“联络平市各大中学校发起大规模请愿案”，并拟定十二月九日为行动日期。十二月六日，包括清华在内的北平十五所大中学校发表宣言，严正声明：“吾民誓死反对断送领土及主权之自治行动以及任何变相之独立阴谋，以其纯为暴敌所一手造成者也。凡有倡言自治之人均为汉奸，民族之合蟊贼，人人皆得而诛之。”“今日而欲求生路，唯有动员全国抵抗之一途。”这篇宣言成为北平爱国学生行将奋起的一个信号。十二月七日，北平学联在清华大学召开各校代表大会，三十个学校参加，会上正式作出九日举行学生大请愿的决定。十二月八日，学联又在燕京大学召开各校代表大会，议定了请愿的具体时间和路线。第二天，十二月九日，划时代的“一二·九”运动就爆发了！
（摘自《战斗在一二九运动的前列》，清华大学校史编研组，清华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