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史馆 王向田
1949年4月29日，清华大学解放后第一个校庆日，美丽的清华园沉浸在欢庆胜利的气氛中。1924级在京的老校友们，在毕业20周年之际，回到了久别的校园。昔日同窗相逢，快乐中却带着一缕忧伤，他们来到图书馆，为纪念亲爱的同学、为革命献身的施滉烈士，在清华大学图书馆老馆大厅北壁上，留下了一面白地金字的大理石纪念碑，上面镶嵌着施滉烈士的铜像，刻着他的简历，还刻有这样的诗句：
他是清华最有光荣的儿子，
他是清华最早的共产党员[1]，
他为解放事业贡献了生命，
施滉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考入清华 投身爱国运动
施滉（1900－1934），字动生，云南省洱源县人。他父亲原姓赵，因身世贫苦，入赘施家，因此施滉从事革命工作时曾化名赵大。全家仅靠施滉父亲做小学教师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施滉从小就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社会的不平。
1916年，施滉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当时清华学校学生的学费与食宿费基本免交，但还有些零用的费用。施滉家贫，他一边读书，一边打工，曾在清华图书馆工作。他好学深思，成绩优秀，同时又热心公务，乐于助人。
施滉入学的第二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这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他开始观察、思考中国的社会问题。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施滉和许多清华学生一起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中，在6月3日游行时曾被捕。残酷的现实斗争使他进一步认识了社会的黑暗，民族的危机。“五四”之后，爱国、民主思想在清华园中活跃起来。施滉认为要救我中华，必得改良社会，“现在社会（是）不良的社会，是有病的社会。我们要想为社会谋幸福，我们就要变不良的社会、有病的社会为无病的、健康的社会。”[2]怀着救国救民、追求真理的满腔热情，施滉和冀朝鼎、徐永瑛等人“真理所在即趋附之”，组织了“唯真学会”，宗旨是“本互助和奋斗的精神，研究学术，改良社会，以求人类底真幸福。”
他们接受了“劳工神圣”的新思想，实行“工学”，亲身参加体力劳动，还经常深入到到学校附近的劳动人民中去。1920年“五一”劳动节前夕，他们编印了一期刊物《劳动声》，向学校附近工农大众散发。施滉还主编过《清华周刊》上的《国情报告》专栏。1923年，施滉、冀朝鼎、徐永煐、胡敦源、章友江、罗宗震、梅汝璈和女师大附中学生罗静宜八人，在唯真学会内部又成立了一个名叫“超桃”的秘密核心组织[3]。他们强调集体主义精神，有严格的纪律。针对当时清华学生中“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思潮，提出了“政治救国”的主张。
寻真理 代表“唯真学会”拜访孙中山
1924年1月，施滉、徐永煐、何永吉三人代表“唯真学会”到广州拜访孙中山先生，探寻改造社会的正确途经。孙中山热情地接见了他们，和他们谈了两个多小时，对他们说：“就政治上说，我们应当为多数人谋幸福，为真正没有幸福的人谋幸福，简单说来，就是替最下级的人民谋幸福。这层，只有现在的俄国在做，我们所最应当取法的。”[4]鼓励他们要努力学习，以俄为师。在广州，他们还见到了李大钊同志，受到了亲切的教导，他们对共产党开始有所认识。同年，在他们出国前夕，又曾去向大钊同志请教，大钊同志叮嘱他们要注意了解美国的社会情况，特别指出留学生应该注意一切为了祖国，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学习对人民有用的知识。
赴美留学 毅然加入共产党
1924年秋，施滉进入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东方史。到了美国，施滉更痛切地感到了中国的落后和腐败，他痛心地写道“近来若回头朝西边向中国一望，就觉得中国是一块腐肉，上面有狗，又有虫，狗打狗，虫吃虫，好不令人伤心！！”“有一天，有一位新来自中国的美国人，在校演讲Struggle for Power in China，无非是说些中国人如何争权夺利，中国前途不堪设想的情形，听时如坐针尖，头不敢抬高，眼睛不敢向两边望，听后一想，觉得他说的与时局及实况相差不多，再一想，知道这种人你是由于自辱，于是气他的心，渐渐的转到自己的国家上。”[5]
实践证明，不触及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就救不了中国。1925年，在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施滉联络在美的唯真学会成员，积极向华侨和美国人民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在活动中接近了美国共产党，参加了当时美共领导的“反帝大同盟”。1925年秋天，“超桃”的全体成员都到了美国。这年冬天，中国留学生在芝加哥举行大会。会后，“超桃”成员认真讨论了从中国革命实际看“是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他们各抒己见，热烈争论，得出了一个共同的认识，“还是共产党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1927年3月，北伐战争虽然还在进行，但蒋介石已经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准备绞杀革命。在这个敏感的时候，施滉挺身而出，实践了当年的誓言“真理所在，即趋附之”，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共产党，决心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施滉成为清华留美学生中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之一。入党后，他担任美国共产党中国局第一任书记。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中国革命处在困难危急关头，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纷纷退出革命，施滉却在美国发表了10篇声讨蒋介石的宣言。为此，他3次受到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通缉，他远在云南的老家也被查抄。
回国奋斗 在雨花台英勇献身
1928年，施滉在斯坦福取得了历史硕士学位。为坚持美国是帝国主义的观点，施滉与一向赏识他的美国导师发生冲突，以致他花费三年心血的硕士论文《孙中山评传》的出版计划被取消。完成学业后，施滉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留在美国，享受小家庭的温馨，过上比较安定的生活，还可以躲过国内的通缉；另一种是回国参加革命斗争，这是一条荆棘密布之路。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施滉选择了后者。
1928年，美共派施滉到古巴去从事建党的工作，后来他又到苏联学习。1930年，施滉回到了离别多年的祖国，先在党中央翻译科工作，后被派到香港海员工会工作，不久被捕。被捕后，他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和优秀品质，他写信给外面的同志说：“敌人用尽种种办法对我威迫利诱，但是只要我们坚定，最后敌人总是没有办法的。”经中共广东地下省委营救出狱后，他转到北方做工运工作，先后担任河北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他以在河北艺专教书做掩护，开展革命工作。1933年冬，施滉在艺专主持党的秘密会议时，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先关押在北平狱中，后被押解至南京。在狱中，他始终坚贞不屈。 1934年初，施滉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年仅34岁。
施滉烈士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追求真理的勇气永远鼓舞着清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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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现有史料，施滉烈士是清华留美生中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
[2]《清华周刊》第158期 民国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第30页。
[3]“超桃”这个名称是表示超过“桃园结义”的意思。1927年初， “超桃”中的八人有七人先后在美国和西欧加入了共产党。“超桃”宣布解散。
[4]徐永煐《见孙中山先生记》，刊于《清华周刊》第308期，1924年4月4日。
[5]《清华周刊》第346期 民国十四年五月八日，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