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史馆 王向田
肖楚女说：“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燃到底，一直是光明的。”追求光明，正是顾衡烈士一生的写照。
“醒，醒，醒！”[1]
顾衡（1909－1934），字屏叔，号孟方，1909年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顾卓字述之，曾任无锡省立第三师范校长，后又创办三师附小，是当时无锡有名的教育家。在童年和少年时代，顾衡怀着读书救国的理想，刻苦学习。
1923年，顾衡来到南京，进东南大学附中学习。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逝世。4月21日，顾衡参加了在秀山公园召开的追悼大会，5万人到会，何香凝、杨杏佛、恽代英、肖楚女等人发表演讲。从演讲中，顾衡第一次知道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如何勾结起来残害中国人民，这个一直埋头读书的少年热血沸腾，义愤填膺。恽代英演讲中途，骤降大雨，雨势越来越大，恽代英光着头，任凭倾盆大雨浇淋，仍从容不迫地讲下去。顾衡和同学们受到感染，平日一向在人前说话不多的顾衡，突然发出了响亮的呼喊：“去伞！”，听众和台上的演讲者一起受着大雨的淋浇。恽代英的这次演讲，对顾衡是政治上的启蒙，令他终生难忘。
1926年，顾衡由同学翟凤阳、杨超（他们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又是国民党党员）介绍参加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1927年9月顾衡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数学系学习，并参加进步组织“大地社”。1928年5月，日军侵占济南，杀伤中国军民一万多人，制造了“五·三”济南惨案。南京学生上街演讲，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国民政府禁止反帝爱国演讲，把城门关紧。顾衡和同学们从小火车道冒险出城，到下关一带宣传。
社会现状使顾衡对国民党感到失望，同时看到科学救国的路是走不通的，他毅然脱离国民党，放弃了喜爱的专业，去寻求救国的新路。
“革命赴东西”
1929年顾衡应邀到北平任新农农业学校教员（该校由华洋义赈会创办，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香山慈幼院共同管理）。1930年10月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清华支部过组织生活，并担任清华校工夜校教员。不久，到中共北京市委工作。1931年赴安徽省太和县师范学校任教，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数月后，去农村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任中共太和县委书记，1932年4月，发动太和“四一九”起义。1933年调任中共南京特支书记，后又任市委组织部长。
由于国民党的镇压、屠杀和党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路线，白区的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损失。1933年3、4月间，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遭到破坏。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在这个特务、宪警密布的城市，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顾衡积极开展工作。
1933年夏天，在当时南京最大的工厂津浦铁路浦镇机厂大门口，人们经常看到一个摆小人书摊的年轻人，中等个，圆圆的面孔，穿着褪色的工人短装。一个长方形扁扁的木书架斜架着靠在墙上，上面放着一排排连环画、小人书，他自己蹲在旁边，和来看书的工人聊天，脸上总是挂着温和的微笑。晚上，他就住在工人棚区里一个破旧的阁楼上。这个年轻人就是顾衡。顾衡认为，党应在工人和国民党军事机关中迅速恢复和发展组织，在学生和公教人员中先发展外围组织。他常常深入到工人中去。几个月后，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浦镇机厂被破坏的党组织恢复了。
这年秋天，南京特支准备改建为市委，顾衡负责组织工作，在逸仙桥国民党建设委员会宿舍内设立机关，党员葛和林做组织干事兼任交通和文书工作。每星期五的傍晚，顾衡都到葛和林的宿舍工作。他夹一件比较整齐的布长衫，在附近的公厕里，换下身上的工人装，从容、潇洒地走进机关宿舍。之后拆文件、写报告、发指示，工作到夜里一两点，甚至凌晨三、四点，才到床上躺一会儿，早上六、七点又起床，匆匆吃完早饭，又伏案工作。特别忙的时候干脆彻夜不眠。顾衡负责的还包括当时最艰难的为党筹措经费，以及宣传工作。
顾衡的腿在太和时因手枪走火而受伤，始终未好彻底，走路仍有些跛，加上工作繁重，营养不良，脸上没有血色。葛和林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总想给顾衡增加一点营养。早饭时自作主张给顾衡要一碗肉丝面，顾衡很有意见，他对葛和林说：“你是帮助我筹措党的经费，你有钱应该捐给党。我在你这里吃的饭，比工人、农民吃的好多了。现在党的经费紧张，你怎么能浪费呢？”望着顾衡消瘦的脸，葛和林心潮澎湃。顾衡家庭条件优越，投身革命后，忘我地工作，与工农相结合，脱胎换骨。在太和，他和农民一起劳动，夜晚在牲口棚里做秘密工作，和当地农民穿一样的破衣服，吃一样的杂合面，抽一样的旱烟袋，说一样的皖北土话，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到了南京，为了党的工作，他又变成一个工人。他的面孔已与劳苦的人无异，只是手还不像工人的粗壮有力。他就用碱水洗衣，把手放在沙子里来回搓，使双手粗糙健壮。顾衡为革命事业放弃了安逸的生活，却从未叫过一声苦。他对待同志严正、温和，常常对同志们谈起革命形势的发展，激励大家的斗志。
“世界血染红”
1934年4月的一天，顾衡来到葛和林的宿舍，低声说：“省委出事了。你赶快离开南京。这个机关撤了。”然后又去通知其他同志转移。这是葛和林最后一次见到顾衡。8月4日，顾衡正在中央大学附近一间小屋里印刷党的文件，忽然听到陌生人的脚步声，他以惊人的速度销毁文件，勇敢地和持枪入室的特务搏斗，终因寡不敌众，受伤被捕。
在监狱里经受了敌人的威胁、利诱、老虎凳酷刑，顾衡就是不开口。叛徒来指认、劝降，他说：“如果要我写脱党声明，你们得先让我回去请示一下，看我们党准许不准许！这是一种信仰，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就是你们都投降了，我还是干共产党，我死了，还要教育子孙后代永远干革命，做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军法处的法庭上，他和法官辩论，有一次法官审讯时对顾衡讲：“中国只有大贫小贫之分，别无阶级悬殊，既无阶级悬殊，就不需要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就应消灭！”顾衡愤慨地反问：“朱门酒肉臭叫小贫吗？路有冻死骨叫大贫吗？中国有无产阶级，有穷人，有穷人在的地方，必然有人起来反抗，国民党腐败，只抓共产党，不抗日，非垮不可！”国民党的法庭，变为顾衡宣传共产主义的讲坛，审讯他的记录，几个月加起来有一尺多厚，而敌人企图从顾衡嘴里得到的东西却一无所获。顾衡的父母曾三次探监，劝爱子改变态度，“此身傲骨销磨尽，为汝低头权要门”，顾衡劝慰悲恸的父母，他不是不想争取活下去，但要他背叛党，出卖同志求生是不可能的。
亲友和同志千方百计设法营救顾衡，直至买通了审讯他的军法官，以“此人有书呆子气”为由判了个无期徒刑，案卷送到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司令谷正伦处，谷看了顾衡的审讯记录，大吃一惊，说：“此人顽固不化，决不可留！”亲笔改批：“怙恶不悛，改处死刑，立即执行。”
1934年12月4日是个严寒的日子，顾衡迎来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清晨，他在雨花台壮烈牺牲，年仅25岁。他用自己的鲜血保护了同志的生命，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人民，献给了他挚爱的祖国。
参考资料：
《南京英烈》第一辑，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7年。
[1] 小标题出自顾衡诗：《农夫一生最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