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史馆 冯茵  

在清华1935级校友中，有一位来自江苏宿迁的女学生，她为了民族解放事业，积劳成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尽管她终年只有22岁，却有“硬骨头女英雄”、“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之誉，她的名字叫纪毓秀。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成长

纪毓秀小时在南京实验小学读书，这个学校注重培养孩子活泼独立的性格。因家境窘迫，她非常珍惜时光，勤奋苦读。正如她曾鼓励她的同学：“振奋起来吧，让我们一同和命运搏斗。”1935年她毕业于南京女中，考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后转入外国语文系，由于她关心同学，乐于助人，被选为清华学生会代表会成员。然而纪毓秀和她的同学们抱着“读书救国”的志愿走进智慧的象牙塔时，日本侵略者野心逐步膨胀，以至于“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面对民族危亡之时，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带领下，纪毓秀的正义感和革命激情不断升华，毅然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去。她先后参加了1935年底的“一二·九”大游行，“一二·一六”大示威以及1936年的“三·三一”抬棺游行等历次活动，从中受到抗日爱国的洗礼。每次行动，她都热情极高全力投入，起到了先锋骨干以至领导作用。“一二·九”之后，她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由于她在历次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突出表现，很快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在 1936年 2月 29日 对清华的大搜捕中，她的名字被列入了黑名单。

清华园内公认的优秀学生运动领袖

纪毓秀在工作中善于学习和总结，使得她年纪轻轻便养成了沉稳成熟的工作作风。1936年3月纪毓秀参加了“三·三一”抬棺游行，被军警打伤。她在养伤期间看到了刘少奇在《火线》上发表的《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等纠正学运中的“左倾”影响的文章，她进行了自我反思，对前来看望她的杨淑敏说：“我真傻，只知道不怕打，不怕死，以为只要勇敢就行哩，真幼稚！”此后她在工作中，注意克服“左”的倾向，注意贯彻统一战线，团结广大群众，不断提高斗争艺术和领导艺术。由于学生中的一批革命工作骨干相继离开学校，陈元、黄诚、吴承明、华道一等被开除，蒋南翔、韦毓梅、牛荫冠等或毕业，或调走。繁重的工作担子压在了年仅18岁的纪毓秀身上。她先后担任清华民先大队的队长，党支部委员（分管组织），成为一位深受同学爱戴的学生领袖，被公认是清华女生中继韦毓梅之后又一位优秀的学生运动领袖。西安事变后，校内反动学生借机寻衅闹事，她冷静处事，因势利导，防止了事态的扩大。她在同学们心目中的威望越来越高，但此时学业和革命工作已然无法兼顾了。下半年薄一波通过北方局要求动员一批平津学生和干部到太原从事抗日工作。在清华，这一工作是由纪毓秀直接组织的。在做动员工作的过程中，她做出了一生中的重大抉择——先赴国难，投笔从戎。

“牺盟会”中的“硬骨头女英雄”

1937年初纪毓秀辞别母校，到太原参加了薄一波领导的山西抗日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受命组织“青年抗敌救亡先锋队”（简称“抗先”），动员组织青年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组织“抗先”的起步工作非常之艰难。因为太原当时已有地下党领导的“民先”存在，当地民众由信赖党而信赖“民先”，对“抗先”既不了解也不信赖，认为它是阎锡山官办团体。一次，纪毓秀到太原女师去发展“抗先”，她动员一些民先队员加入“抗先”，无人响应，带去的牺盟会的徽章许多人也不肯要，有的学校在行动上也不肯与抗先协调。纪毓秀耐心向同学们介绍她历次抗日救亡运动的经历，说明成立抗先的意义。在她的努力下隔阂终于消失了，人们终于接受了“抗先”和“牺盟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纪毓秀接受组织调动，奔赴抗日前线，来到山西沁县，在抗日决死一纵队政治部工作。她除了负责为部队起草文件外，还办了个不定期的刊物《战斗》，介绍牺盟和各地抗日军民的战斗事迹；翻印马列著作供干部学习。此外，还兼任了妇女队的领导工作。 1938年，在敌人对晋东南发动九路围攻前，她带着12名女同志离开沁县到和顺接受新任务。她担任指导员，率“妇女工作队”开展农民群众工作，以支援抗日武装斗争，并依靠群众发动了向地主“借粮”的斗争，一个月内向大地主借出八万斤粮食，缓解了抗日军民的粮荒问题。她趁热打铁，把农、青、妇等各种救国会组织都建立起来了。为此纪毓秀经常不辞劳苦工作到深夜，被誉为“硬骨头女英雄”。1938年下半年，她又被调回牺盟总会工作，担任总会常委、组织部长等职，并兼任“民族革命青年团”执委，配合牛荫冠同志着手加强牺盟总会和组织部的建设，努力推动各地牺盟会积极发展抗日游击队，晋西地区的干部遇到困难时常说：“过（黄）河去总盟找纪雨秀”[1]。深受人们信赖的纪毓秀为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巩固陕西的抗战局面作了大量工作，被誉为“山西三大妇女领袖”之一。

纪毓秀工作的地方及附近的许多村镇都是阎锡山统辖下的机关，可说是暗流涌动，各派势力角逐，政治空气非常紧张。三十年代末，山西的政局一步步走向武装冲突和血腥屠杀的险恶境地。1939年3月阎锡山召开的“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史称“秋林会议”）是阎锡山由寻求同中国共产党合作转向阴谋反共、对日妥协的标志。之后阎锡山为了考察和甄别干部，把他辖下的军、政、民三个系统中的主要干部集中到秋林军政民干部集训团受训，同时成立军政民干部训练委员会，为主管干部训练事务的行政机关，纪毓秀及吕调元等任委员。集训团由阎亲任团长，其他负责人皆为阎的亲信。受训的牺盟会和新军的干部其中不少是地下党员，他们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纪毓秀和吕调元等与阎锡山斗智斗勇，想法说服阎在集训团内增设行政和民运两个政治部，由吕调元、狄景襄两位地下党分别任主任，在纪毓秀主持下，从牺盟会调派一批干部，把两个政治部组建起来，摆脱了阎的掌控。“晋西事变”[2]前夕组织和掩护受训干部撤离秋林时，这两个政治部起了关键性作用。

积劳成疾 献身革命

工作上的辛劳，物质生活上的艰苦，政治环境的恶劣，使得纪毓秀的健康每况愈下，1939年上半年，她被确诊为干血痨。半年后纪毓秀的病情已极端恶化，汤水不进，进入昏迷状态。这期间，中共中央做出新的指示：为预防不测，我方干部要逐步撤出秋林。没来得及离开秋林，纪毓秀便于 1939年 10月 6日 晚 与世长辞了，时年仅22岁。1989年，根据校友们的强烈请求，母校决定将她的骨灰由山西迁至水木清华北山上“清华英烈纪念碑”的附近，立碑为记。

参考资料：

1. 孙敦恒：《纪毓秀》载《清华英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2．朱红：《纪雨秀生平事略补叙》载《山西文史资料》第69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