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庾梅（口述）顾宝羽（整理）
整理者言：
当我们看到今年3月份《档案春秋》朱良同志撰写的“亲历1946年上海反内战学运高潮”文章，心情十分激动，文中写到发生在昆明“一二•一”惨案中死难的于再烈士就是我们的舅舅。当年我们的母亲于庾梅、父亲顾家干本想在玉佛寺办个祭奠哥哥的家祭，但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竟然形成了一场轰动全国的万人公祭活动，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中光辉一页。
于庾梅是于再唯一的胞妹，今年已是九十高龄，平时行动虽有不便，但思维仍十分清晰。老同志朱良在文章中提供了很多新的内容，尤其是追忆了当年地下党为这次祭奠活动进行的精心组织，让后人明白了很多参与这次事件的人和事。
看了文章后，考虑到当年直接帮她操办家祭的老爱人顾家干（银行职员）、小叔顾家熙（报社记者、地下党员）、好友温崇实（报社记者、地下党员）近年来相继去世。作为于再烈士的直系亲人，趁着现在脑子还行，她也想为哥哥的生前和身后事再作一次历史的补充。她翻箱拿出了保存近七十多年，以前从不示人的于再生前给她的数封来信，而这几十页白纸黑字，使她的回忆更具可靠性。
17岁毅然离家出走
于再原名于镇华，浙江杭州人，生于1921年。他的家庭很殷实，在杭州城里开了几家颇有规模的百货商店。他的父亲是家里长子，母亲在他幼年时就已去世，留下了娇生的独养子他和妹妹于庾梅，兄妹俩关系一直很好。
就在抗战烽烟尚未弥漫到杭州的时候，正在杭州之江大学附中就读的他，毅然卖掉了自己的一辆英国兰令自行车，作为路费，历经千辛万苦，辗转来到陪都重庆，转眼之间从一个大少爷摇身过着工役般的苦生活，那年他才17岁。
于再的高中是住读的，他也没有和家里打招呼，就没有了音讯，这使家里人万分焦急。到处打听后才知是和一个叫江腾的同学一起失踪的，家里只能在报上刊登寻人启事，但未果。
在重庆，由于他离家时身上没多带钱，生活上发生了困难，但在一个月后居然幸运地考上了四川旅行社，当上了一名在轮船上监督为旅客搬运行李的实习生。在生活和经济稍有稳定后，他才向家里来信说明了他离家的原因：
中日的烽火绝不是三年二年可以完结的事，这一次的战争一定会打上十年，而且可能爆发一次世界大战。
他远大的眼光，很难令人置信他还是一个小青年，他还来信表示：
非常的挂念家人，非常的想。然而我已经进入社会，深入和明白了社会的恶劣和残酷，我知道在现在的社会环境里，我们是不会有彻底的欢乐。现在的社会，只会让我们的欢乐在一刹间变为凄凉。假使你不信，我就问你几个问题，你高中毕业以后打算如何？大学毕业以后打算如何？留洋回来又打算如何？结婚吗？结婚后干什么？有了子女干什么？好，这一大串的问题，我想你一定会了解到，这社会对女子的不幸和摧残？那么假使你不愿马上离开人世的话，那么就应当站起来，站在时代的前列，最前面，将整个社会转到一个快乐自由幸福的方面，那时你也就能得到最幸福的生活。
他的来信，我真是无法回答。我只是不断地给他写信，还是劝他能早日回家，挑起家里生活的重担，理好家业，和我一起抚养好祖母和父亲，并说了他许多对不起全家的话。不过，他对于自己走向社会的信念仍然是十分坚决，他又在来信中表明：
我也可以不像以前那样，要自私的脱离家庭和你们分别。那时你不是也说我不对吗？说我无情吗？但是只有到了我们理想的社会，进到了那个快乐自由幸福的社会，我一定要以十二万分的热情来爱我的家庭，来热爱我的天伦之乐。总之，我们现在的社会是黑暗的，我们是不可能找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不过我们现在不应消极，也不应悲观，我们应当起来变革。
于再当年给我来信也是断断续续，有时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音讯。后来才知道，他在1938年2月去了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同年六月因大后方工作需要，并经林伯渠同志批准让他到武汉和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在介绍信中还写上了于镇华已自愿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等事宜。
在重庆的工作在经济上只能糊口，但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去了一个小型学院读了两年书。在校期间，他是出名的演说家。由于他好读书，每次他演讲都有独特的题材和吸引力。当生活实在困难时，他也会来信让我带点东西给他，对于较贵重的东西他总会说得很客气， “可能的话，请你在上海给我买块手表。”“可能的话，给我带件呢大衣来，如家里有现成的，尺寸改一下也可以的。”等等。
于再从17岁出走直至25岁牺牲一直没回过家，其实他也十分想家。每次来信总要问起家里情况，尤其是祖母和父亲的身体情况，总要我在回信是多说点各位长辈的事情。当得知我已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的学长顾家干结婚，并有了一对双胞胎时，他马上来信表示：
我真是高兴的不得了，尤其我有双胞胎小外甥的消息，更加使我兴奋，我真想早点回来看看家中的一切。你的两位小宝宝现在好吗？希望能寄张照片给我。你说希望我能回家一趟，这在我心中当然也想到过。但来回一趟的路费恐怕要一两万块，算时间至少也得半年。一方面不经济，一方面如此巨款实在也无法筹得，所以回来恐怕是很难实现的。
这个大少爷真的要脱胎换骨与过去告别了，他把自己于镇华的名字也改为于再，要彻底与过去再见了。
玉佛寺的家祭成了万人公祭
在1945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等几所学校正在党的领导下举行反内战的时事活动。12月1日，大批国民党武装暴徒冲进学校，使用机关枪和投手榴弹射杀师生。
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四位惨遭杀害，60多名师生受伤，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当年于再遇难的消息传到上海，主要是靠报纸。报上写的名字各有不同，有的写于再，有的写于冉，也有的写于再昆。因名字时有差别，我总往好的地方想，最好不是自己哥哥。但不久得到了确切通知，我唯一的亲哥哥这么年轻就没有了。
按照以前我们杭州于家的习惯，亲人去世后总要到寺庙里去做佛事，祭奠一下亲人，况且他又是这么年轻。那时家里祖母年老，父亲又有病，他们住杭州，我是在上海，这件悲伤事就一直瞒着他们。
要办丧事，我还带着二个不满一岁的双胞胎，真是不知如何是好。多亏丈夫的兄弟顾家熙、好友温崇实天天来帮忙，家干的同乡好友袁鹰（著名诗人，之江大学学生党员）也时常会来帮忙，商定祭奠的时间地点，并提前三天在上海《大公报》上刊登了讣告。因家中出了“共匪”，家门口的马路上也多了国民党便衣特务的监视。也有一些亲戚朋友从此与我们不来往了。
原先预定开追悼会是1946年1月13日下午2时，但在当天早上八九点钟，已有万余吊唁群众举着横幅，捧着花圈，川流不息从四面八方向玉佛寺涌来。在呼啸的寒风中，挽歌在队伍里阵阵响起……
玉佛寺内挂满的挽联，充满了血泪的控诉和愤怒的呐喊。正殿祭案前摆放着于再的大幅遗像。遗像的上方分别是孙夫人宋庆龄献的横幅“为民先驱”和许广平亲笔写的哀悼长诗。两旁的挽联是“踏诸君血迹而进，率民众痛哭而来”。致送挽联和花圈者阶层广泛，各种的具名都有。主祭团有宋庆龄（因病未出席，送了花圈），柳亚子，马叙伦，沙千里，郑振铎，许广平，金仲华七位先生组成。我那天穿着白色孝衣立在灵位前，介绍了于再哥哥的生平和避难经过：
“于再抗战初期就离乡背井，投身于抗日救亡工作，抗战胜利后抵达昆明，任教于南箐中学。这次家兄的惨死我是很痛心的，但我并不悲伤。假如哥哥的牺牲能使内战停止，民主实现，这是值得的。因为这是我们一家的光荣，这是我们全中国人民的光荣。”
著名记者夏其言在第二天的《时事新报》上报道：
烈士胞妹于庾梅含泪致词答谢，多人感至泣下。那种悲壮惨痛，而又义愤填膺的场面，自鲁迅先生追悼会以后，是十年来所仅见的。
当年有两首挽歌非常著名，学生们是群情激昂唱着参加“祭于”活动的。一首《安息吧!死难的同学》，歌词出自圣约翰大学生党员成幼殊(笔名金沙，著名诗人、报人成舍我的女儿）之笔，她接受党组织转达任务后，连夜创作并由钱春海谱成歌曲(曲作者署名魏淇）。另一首《自由公理在那里》则是周志毅（又名朱良，地下党员，解放后曾任中联部部长）接着赶写的又一首歌词，东纳（又名任策）完成了谱曲。
两首挽歌在会上齐唱，示威游行开始了，一万余人的队伍沿着江宁路穿行到市中心，走向外滩……
因事先未得到追悼会将提早举行，故下午各公私社团人士又大量涌到。两点钟大殿已经挤满了人，公祭仪式只得再次举行。然后又举行游行，一直到下午四时半才结束。
上海声援昆明学生运动开展以后，引起中共中央领导高度关注。半个月后，即1946年1月2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函柳亚子： “阅报知先生已迁沪，在于再追悼会上慷慨陈词，快何如人。”
1989年的11月，江泽民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视察云南。在昆明省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谈到：“云南这个地方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抗战结束后，1945年底，曾经在敌占区掀起了一场很大的学生运动，即‘一二•—’运动，我在上海也参加了。”
在2005年出版的美国作家库恩的江泽民传《他改变了中国》书中，他在采访江泽民的上海交通大学同窗基础上，也披露了江泽民参加于再追悼会和示威游行的情况。
这次玉佛寺的祭于活动，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把整个上海搞得轰轰烈烈。涌现出大批学生积极分子，在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许多学生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江泽民加入了共产党，距他20岁还有4个月。
解放后我曾在上海中国画院工作，上海美校著名画家孟光作为同事跟我说起，当年玉佛寺追悼会于再烈士的大幅遗像就是有人通知他连夜赶制的。当时由于时间紧，画得有些粗糙．后来他特意带着画具上我家，根据多张不同照片，又将遗像进行了修改精制。可惜在文革中被造反队抄去，从此不见了。
有关玉佛寺祭于事件，很多老同志都作了详细的回忆，这个活动是在地下党的直接领导进行的。我和丈夫作为烈士家属配合形势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这也是我漫长一生中，最值得骄傲，最值得回忆的一件事情。
出版《一二•一民主运动纪念集》
于再牺牲后，大量的纪念文字和挽联留在家里，不光有上海的，也有重庆和昆明的纪念文章寄来家中，这些决不能看成是一般礼仪上的慰问和应酬。在这样一个特定环境和时期下，这正是民主力量的一种战斗武器，同时也是民主力量团结战斗的一次检阅。通过阅读这些愤怒的文字，似乎就听到反对内战的壮烈呼唤声。这其中有很大部分来自民主运动领导人的手笔。
为了保留下这些珍贵资料，给烈士留下永久的纪念，顾家干、顾家熙兄弟俩，加上好友温崇实进行了大量的文字整理工作，好在他们对编辑很懂行，文字功底又很好，在连续奋战数月后，这本《一二•一民主运动纪念集》由于再纪念委员会编辑，上海镇华出版社出版，在当年11月就流通于市面上。这个出版社其实是虚拟的，镇华起于再原名，经费由我们家自己筹集。
在当时这本书的印刷还算精良，书足有二百余页。并请画家丁聪设计了封面，一个愤怒的青年正挣脱开手上的镣铐，高高举起一支火把，很有战斗力。书中序言是郭沫若写的《历史的大转变》，然后是于再等四烈士的《人物传记》、 《惨案经过》、 《入殓记》、《各地追悼记》以及悼文，葬仪，诉状，烈士造影等等。
宋庆龄、柳亚子、沈钧儒、张澜、梁漱溟、黄炎培和李公朴都写了挽词和挽联，马叙伦还写了很长的悼诗《挽歌》，柯灵、唐弢等作家学者写的挽句富有文气，怀有沉痛。还有很大部分挽联出自普通群众，也没有引用什么典故，但更显露感情真挚，一针见血，爱憎分明。愤怒的青年学生写的挽联是“今天你们敢打进民主堡垒，明天我们就颠覆法西斯巢穴”。追悼会上这些挽词，怎能不激起人们声讨敌人的怒涛。
在出版纪念集的同时，本打算用社会各界捐助的治丧费，筹建一个于再图书馆，馆址借用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内，方便各阶层阅读各种进步书籍。
但是通过“玉佛寺祭于”和革命刊物纪念集的出版，顾家熙和温崇实的中共党员身份已暴露，并得知国民党正准备抓捕他们，处境已十分危险。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只得迅速乘船离开上海去了香港。在这如此严峻形势下，于再图书馆的筹建只能停止了。
四十年后确认于再是中共党员
上世纪80年代初，文革已基本结束，一切都在走向正规。在四烈士牺牲的地方，昆明师范学院（西南联大旧址）在筹建“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及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史料征集过程中，多次来上海与我们联系，以便充实宣传烈士的内容。这次我们向纪念馆捐赠了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烈士生平遗物及很多珍贵文物，其中就有宋庆龄、许广平、马叙伦在“玉佛寺祭于”活动中献的挽联，有柳亚子《哀悼于再烈士》讲稿等二十多件。
在这同时，我们也向纪念馆推荐了几位于再生前的同学和战友。这些同志也是在看望我们时熟悉起来的，他们或许更能反映烈士的政治表现。同时也向昆明方面表示，据蔡去非（女，长春市财政局顾问，中共党员）、江腾（平顶山市外贸局副局长，中共党员）说起，于再生前应是中共党员。
在烈士牺牲的将近四十年中，人们已经习惯将参加民主运动的人士称为民主人士，总会将他们看作是具有进步思想的党外人士，是党组织的团结对象，并没有考虑到在四烈士中，会有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在“一二•一”运动中起到了模范作用。
最先向昆明师范学院提供于再烈士是中共党员线索的是周永林同志（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中共党员）。江腾同志也专程去学校恳谈要落实烈士党籍问题，蔡去非还提供了很详细的书面材料，证明了于再参加革命和入党经过。四烈士中是否有党员的问题也引起了中共云南省委和中央组织部的高度重视和深入调查。
四烈士中的于再和潘琰两位，他们早在193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潘琰还担任过党支部委员。但具体说到他们牺牲前这段时间，由于分散隐蔽，并没有党的组织关系。这是因为当时形势险恶，许多共产党员因工作需要转移到其他地方工作而一般不转党组织关系，这使得两位英雄在牺牲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党员身份得不到确认。
在1984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回复给云南省组织部《关于确认于再同志为中共党员的决定》文件中指出：
于再同志……1944年冬参加抗日远征军赴印度，1945年回到昆明任中学教师，当时党的关系没有转到昆明。1945年12月1日壮烈牺牲。这期间虽无党组织关系，但烈士在“一二•一”运动中为革命英勇献身的行为，已反映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因此，于再同志的党籍应予承认。
在四烈士中，于再和潘琰两位在牺牲四十年后党籍得到恢复确认，这不但告慰了烈士英灵，更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确实是以自己的模范行为领导和影响着“一二•一”民主运动。
我曾多次受到烈士纪念馆的邀请，去昆明凭吊哥哥于再。现在我年老行动不便了，但还会在子女的陪伴下，从上海到杭州的革命烈士陵园凭吊于再在故乡的墓地。于再牺牲前尚未结婚，在这世界上我们兄妹俩是最亲的亲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