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玉
在清华地下党组织二十多年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无论是在抗战前一二·九运动的中流砥柱时期，抗战大后方的“民主堡垒”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期间“蒋管区里的解放区”时期，清华大学图书馆一直都是进步力量活动的场所，是团结教育广大知识分子同反动势力作斗争的重要基地。在进步的图书馆领导支持下，清华地下党组织在支持革命，危急关头保卫图书馆，服务清华大学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清华大学第一个党支部的成立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致力于留美的清华学生，开始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关心校务，追求民主自治，在《清华周刊》上进行各种思潮的论辩。清华留美学生中最早的共产党员施滉曾经在图书馆当过学生助理，他组织了“唯真学会”，在学会中又成立了一个“超桃”的秘密核心组织（8人中有7人后来加入了共产党），与李大钊联系密切，在留学生与华侨中积极开展反帝爱国的宣传活动。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进一步唤醒了清华学生。为哀悼韦杰三烈士，清华同学特地从圆明园废墟搬来一块断碑，朱自清先生著《哀韦杰三君》。在“碧血溅都门，丹心照清华”的白色恐怖中，清华大学的第一批共产党员开始成熟。
1926年11月，燕京大学经济学毕业生王达成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找到一份工作，在图书馆购置股（相当于今天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资源建设部）任职员。王达成到清华后，中共北平市委的负责人陈为人召集王达成与清华的另外两名党员雷从敏、朱莽开会，把三个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支部，并任命王达成为支部书记。这就是清华大学的第一个党支部。当时开会的地点在三院，即现在图书馆逸夫馆所在位置。1927年5月，王达成赴绥远工作，支部书记由雷从敏接任。此后，党组织不断发展。党员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得到了广大群众与进步教授的保护，党组织的活动从来没有中断。
在校友朱理治（1926年入学，经济系）的印象中，当时校内左派势力很大，国民党左右两派的斗争也很尖锐，大家都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北京党组织遭破坏，清华党组织一度与上级失去联系，仍坚持斗争，并完全转入秘密活动。“这时很多人消极了，跑的跑了，退的退了，比较坚定的只剩六七人，即冯仲云、李乐光、我，还有图书馆的两位工友（我离开清华时，他们还在坚持斗争，没有消极）。”可见图书馆职员在白色恐怖下艰苦而执着的斗争精神。1929年，自常州来清华上学的陈志安，留心寻找革命组织。他在那时“经常可以在图书馆里发现党的传单”，让他感觉到，“党组织在清华大学是存在的，并且有所活动”。于是，他找到了党组织，并于1929年下半年在清华园里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不到三个月，北平发生了五千军警武装镇压学生的事件，军队包围清华大学，逮捕学生。当时大部分学生聚集在体育馆，还有少数人躲进图书馆里，比如靳鹤年、何炳棣。图书馆在白色恐怖的对敌斗争时期，成为一个很好的隐蔽场所。
二、西南联大时期的党组织活动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大学奉命南迁，与北大、南开合组长沙临时大学，北大、清华的中共党员成立中共支部，共有党员29人。后继续南下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直到抗战胜利结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期间，中共总支负责人先后为袁永熙、李晨、熊德基等。西南联大时期，中共地下党重视图书馆这个斗争阵地，进步刊物悄悄传播其间，部分图书馆领导对于共产主义的认识更为深刻。
在图书馆职员唐贯方的儿子唐绍明先生的回忆中，当时他在联大附中上学，只能利用寒暑假时间来图书馆看书。他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他“一个人在图书馆休息处翻读报纸，忽然在一本杂志里发现夹有一篇文章，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还有一本里夹着《新民主主义论》，一看就知道是共产党的文章。”他正在诧异中，图书馆职员唐贯方先生轻轻走过来，示意他看完后放回茶几底下报堆里。其实那时大普吉已有地下党员，他们一直都在活动，也一直没有忽略图书馆这个斗争阵地。
1943年，中共中央派华岗来昆明，化名林少侯在云南大学任教，组织成立西南文化研究所，参加的有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曾昭抡、李公朴等人。他们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中共文件、毛主席的著作，思想认识有很大提高。他们都是民主同盟的负责人，在昆明、联大的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45年昆明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四烈士入殓后，安放在联大图书馆。大阅览室的正中，并排放着4口棺木，“图书馆作了灵堂，灵堂也就是图书馆”，“这是最真实的教育，这是最强烈的政治”，当时的联大学生何孝达的诗句再现了当时的场景。每天前来图书馆吊唁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在这里上了一堂最深刻的政治教育课。1个半月内，前往吊唁的昆明各界人士达15万人次。西南联大的地下党组织，在周恩来同志主持的中共南方局、钱瑛同志和云南地下省委的领导下，掀起了一二·一运动，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
三、复员北平时期的党组织活动
复员北上之后，图书馆在开明馆领导的主持下，进步力量发展更为迅猛，清华大学被称为“蒋管区里的解放区”。在此阶段，发展进步力量，团结大多数教职员工，保卫图书馆资产，为学生提供进步书籍的精神滋养，是中共地下党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工作重点。
（一）在图书馆主任办公室里入党
复员之后，潘光旦先生继续兼任清华大学图书馆主任。1947年，他甘冒风险，接收了北平中共代表团捐赠的中文书二百余册，这种胆识为图书馆的地下党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948年2月14日晚，从事地下工作的图书馆工作人员王志诚，在图书馆潘光旦主任的办公室里，在潘主任写字台前，在入党介绍人王松声和清华“南系”党组领导同志主持下，举行了他的入党仪式。王志诚肃立举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二）在集学会读书会中壮大队伍
联大时期，中共地下党已经成立了许多进步的外围组织。复员北上之后，集学会读书会以清华图书馆部分青年职员为骨干，吸收了一些院系办公室和校行政办公室工作青年职员的社团。其核心组织，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由没有打通组织关系的地下党员、党的外围组织“新文建”（全名“新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成员，以及地下民盟组织成员组成。
集学会成员利用图书馆职务之便，购买进步书籍，“尽快买来，尽快编目”。他们还将解放区出版的图书，例如《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禁书”取回，封面进行“化装”处理之后，塞进图书馆大阅览室的参考书架，供读者阅读。
据老图书馆员唐绍贞老师估计，不少同志是通过集学会入党的。1949年6月28日，根据中共北平市委的指示，中共清华大学总支委员会在二校门张榜公布了清华大学中共地下党员名单，开始公开党组织活动。当时清华大学共有地下党员189名，只公布了187名（另有2人因工作需要未予公开），其中，图书馆职员吴人勉、陆祖德、涂铁仙都是地下党员。
清华大学解放之后，集学会读书会的成员各自走向了不同的道路：集学会的地下党成员在解放后进城，重新工作；有南下的，有上革命大学的；也有坚守图书馆的。唐绍贞老师就是少数几个坚守图书馆的馆员之一。
（三）在解放前夕保卫图书馆资产
1948年冬，国民党飞机轰炸清华园，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自治会派中文系同学保卫图书馆。中文系同学自明斋搬到图书馆一楼居住，分成几组，分别守卫图书馆大门与馆内。大家每天学习进步资料。他们在联大、清华受到进步思想影响的基础上，更坚定了革命人生观，以实际行动走向革命。明斋228号的4名同学从图书馆一楼走向了光明大道，于1949年3月一起参加了四野南下工作团，投笔从戎，离开清华走向革命。图书馆成了他们参加革命的发祥地。
（四）在“一二·一图书馆”提供进步书籍
清华大学复员北上之后，由于学校图书馆的战前旧书处于整理过程中，除指定参考书外，基本不外借。返回清华园的同学们倍感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匮乏。于是，在中共地下党秘密领导下，学生自治会建立了一个由学生自主经营的图书室：“一二·一图书馆”，每天下午和晚上开放。1947年3月8日在“灰楼”（今化学馆西侧）开馆。
“一二·一图书馆”有很多进步书刊供大家阅读。只要社会上有什么风吹草动，同学们总是把“一二·一图书馆”里的那些书，秘密地运到大图书馆书库藏起来。书库地方很大，学校刚刚复员，很多图书都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堆放很乱，乱中藏珍，外人很难发现 “一二·一图书馆”的书籍及小册子曾为防备检查与避免搜索而被收藏过多次。
在校友黄宗煊（1951届，土木系）的回忆里，1948年12月，他从解放区接到兵团政治部赠给“一二·一图书馆”两册图书：《毛泽东选集》（上下册）。他认为，这是清华园里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1948年，馆址迁回西楼，改选馆委会，拟定工作方针与计划，随后发动三捐运动（捐钱、捐面和捐书）。“一二·一图书馆”就这样在学校师生爱护之下茁壮成长解放初期，“一二·一图书馆”的藏书合并到校图书馆。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图书馆 北京 10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