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作家。原名曹京平。1912年生，辽宁昌图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东北作家群”代表作家。先后任教于山西民族革命大学、重庆复旦大学、长沙水陆洲音专等校，曾任北京市文联副秘书长等职。1996年辞世。著作如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大江》、《新都花絮》、《曹雪芹》，短篇小说集《憎恨》、《风陵渡》、《江南风景》，京剧《红拂传》、《戚继光斩子》，评剧《罗汉钱》、《梁山伯与祝英台》等。
在一二•九的当儿，我早已离开清华大学了。那时我已写完《科尔沁旗草原》快一年了，不能出版。（我那时左腿正闹着轻微的Athorthesis，一直到送鲁迅先生的殡都还未好）没有写什么，也没想什么，只盼腿快好，我可以到南方来。我住在我母亲处那个宅子，是个古老的府第，我住在东跨院，和主宅完全隔离，在过去应该是属于一位待字的小姐的起卧处。我每天除了“烤电”以外，便坐在葡萄架下的摇椅上，看见叶子繁密了，变黄了，脱落了，一直坐到深夜很晚很晚才睡。
朋友自西郊来，说施乐建议，或者抬一口棺材到街里游行，棺材里装满传单，在游行时散放出来！或者……后来北平学生并没有采取那种可悲的示威办法，而雄壮的在街头出现了。第一次的游行，固然像胡适之博士所说，人不算多，秩序还很整齐，言外之意就是游行一次也好，没有什么，算了吧！当时主其事者也没有想到会动员到两千至三千人之多，从这获取了更大的信心。于是就发动了第二次的扩大行动。第一次是猝不及防的，军警都失去约束能力。而这次（十二月十六日）在布置上便相当艰苦了，必须守绝对秘密，使他们无从知晓所以决定的日期集合方法，都是秘密的。
我参加的是燕京大学的队伍。先一天晚上我便到校里去住了。母亲问我几时回来，我说：“不回来了！”母亲笑一下，没说什么，只说：“烤电不要耽误了，你出门坐车，不要步行！”
当天晚上开会的时候，主席说——
“当心身畔有没有陌生的人，免得奸细混进来！”大家互相回看着，严肃而又有趣的猜疑一下，一个真正的同学被三个热心家包围住了，一直盘问到他拿出借书证来为止。我安详的坐在那里，没有人疑惑我，也没人以为我面孔陌生。
“我们现在开会连灯光都不敢开亮，怕被外面监视我们的军警看见亮光扑进来！同学们，我们此时的感情是悲愤的，我们惟有用行动来克服这种耻辱。我们决定再来一次扩大游行，明天六时集合，出发！”
那天夜里，已有一部先遣部队派到城里去，因为上次燕京、清华两校都被关在西直门外，结果城里看不见两校的旗帜。有一位同学临行时，大哭一通，说决定不回来了（后来他果然被捉了去）。总之，这次出发是很危险的，因为大家都晓得一定开枪，段祺瑞的血手又要在宋哲元的胳膀上运用一次了。
第二天早起有女同学到各楼房去催唤，大家在一楼前面集合。有的带了“围巾”出来，连忙又送回去。因为上次有许多位同学，被追在后面的警察扯住围巾捉去了。每人发一个布条作标帜，每人在册子上签了名字。
不知怎样我成了第二队队长，我想我并非本校同学，不大好，便作了个小队长。不过那位第二队队长很沉默，动作也很迟缓，所以后来第二队的事，都是由我来号召的。攻入西直门之后，我一直没见着他。大队共分三队，第一队队长是个女的，号召能力很坚强。出校门时四个人挽起，向前冲，军警用扇面形式包围我们，一则他们人少，二则以为我们无论如何进不去城，所以也没十分阻挡。一个面部带点稍稍困惑的表怀表情的女同学，当时晕倒了。有两位女同学，跑过来，踌躇了一下，便决定留下来看护她。沿途居民都还没醒来，有人披衣起来观望，同学把传单散给他们。到了西直门，门关得紧紧的。有人想爬上去的，爬是可以爬上去的，但不能大家都进去。留下来讨论，一面对着警察散传单，讲演。清华同学也来了，这时已有一千四百人的光景，于是大家决定到阜成门，因为据说XX学校三百人已经爬城进去了。到了阜成门也不成。于是转到西便门，这时我们已走了三十里路了。西便门上边的守兵，便向下边丢石子，砖头，瓦块。大家喊：“欢迎抗日的廿九军参加我们的队伍！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他们果然就不打了。西便门上有铁片包着，中间是一个大铁闩，用铁锁锁牢，下边立一个二尺高的石挡石。大家便来推门。
推不开，有几个同学力气也使光了。我想，这样不大好，便让大家分拨来推，一批四十人喊：“一、二、三、四！推！”一、二、三，都是一小推，到“四”算是一大推。这些人力尽声嘶了，再由另一批有接着推！里边不晓得有带刀的兵没有。大家只想推最前一排，有几个人向我身上推，我是在两扇门的夹缝那里，眼睛看见那铁闩在屹然不动，不过嘴上却喊，“就要开了，就要开了，铁闩快断了!”人的力量越来越猛，身子便被一推一迭撞在门板上。有人喊我，他们认出了是我。是从前的同学，有一个眼里充满了泪，喘着气，对我说：“前边这排都是东北人，我们都加入冲锋队来的!我……”后边的力量把我们重新掷在门上。他是清华的。门的波动加大了，“就要开了，铁闩快断了!”忽然嘎地一声，铁闩就断了，于是人们便蜂拥过去。把队伍整理一下，向彰仪门进发。这时口号就喊得更响了。宋哲元此时已接到报告，不晓得那时他脉膊的次数跳得如何。以前清华的同学到喜峰口去。给他们修公路，抬伤兵，慰劳。现在是面对面的站在两个极端了。
在彰仪门大街那里，前边有大队警察堵截我们，街上满是打折了的棍棒，石块，砖头，密如星罗。显然先前已经混战过了。这次他们带了更多的皮鞭，铁锨(举起打头部)，大刀，棍棒，竹竿子，枪把子，水龙，赶来了。同学们如在对付一群疯狗，或是逸笼的野兽，没有一个人向后跑，一声冲，大家冲上前去了。他们便把棍棒竹竿皮鞭齐下，大家就在地上拾起砖头回掷他们。有两个不相识的女同学苍白着脸，把手挽在我的胳膀上，我便丢了手中的石块，拉着她们向前跑。冲过三道防线，警察完全失了效用，有一个警察被大家打在地上，一个同学拿起石块便向他头上砍。我说：“不要打死他，让他去吧!”同学便把他的帽子抓起来，丢在一家砖墙里去，用脚在他身上乱踢。到了师大附中，同学们因为被软禁在里面不能出来，便从铁门里拿棍棒给我们，我们如虎添翼。前边有一队警察一露头，我们喊一声：“追!”他们便跑走了。有一个从前和我同班的女同学，头戴着小红帽子也跑来跑去，脚下的半高跟鞋很妨碍了她。这时听说北大的同学在城里被打伤的很多，他们把水管夺过来，对警察身上射。中学的小女同学尤其奋勇，亲手夺水龙。
大队到了前门我们已经会合了辅仁、平大、北大一部……各校都全了。城门已闭，在东交民巷那边有半边开着，半个门洞里提枪的很多。先是双方商议着和平的进城去。只一刻钟，和平便绝望了。他们大队开来堵住那里。里边还有军队在演操示威。
一位大个子队长，出在交涉。这时外国记者云集了来拍照。大家不散去，要求和里面的取得联络。那位队长，非常老练，态度很沉着。忽然站在“派出所”石阶上的保安队，两三个壮汉，好像午觉刚睡醒，上身只穿白小褂，脖领也没结，拿出枪来，“你们退不退!”没有人理他。只有一个燕京同学，质问他为什么不穿军服，“你看你那像军人样吗？脖领也不结上？”“你们退不退？不退开枪了!”燕京的队伍站在最前面，第一枪便开了。大家很有秩序的向后一退，并没逃。四边铺子便连忙关门，有的人向里边跑，有的开了门放进去，有的便拒纳。我蹲在一个二尺半高的四寸宽的水门汀的石柱那儿向前看，听见枪不响了，大家又集合起来，有人说谁受伤了，谁不见了，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
在这之前，大家召开市民大会，决定八个议决案，反对领土分割，政治分割。由一个穿青衣服的同学主席，他态度很从容，处理得有条不紊，声音很清楚。当时的《北平时报》的记载，我还保有，可惜不在手边，我希望炮火不会寻找到他。
这时那穿披风的保安大队长便说，为避免磨擦起见，顶好在宣武门进城。于是大队便向宣武门移动。这是个骗局。前边燕京清华走到西河沿，便发觉后方被他们切断，于是便掉转头来重新衔接一起。而到达宣武门时，门里北大的同学的喊声我们都可以听见。只是比前门还难得打入，这时骗局才完全被证实。听见城内悲壮的声音，心灵仿佛受了一种磁石的吸引，两颗硕大无朋的心脏在凶狂的鼓动的时候，中间只隔一道铁板—宣武门!何况门上还有同学向下报告：“只要你们进来，就成了!”“他把我们同学打伤了六七十，捉去了三十!”“你们必须把城门打开!”于是便有清华的那位女英雄，爬过城门去，从城门下爬过去的，到里边好把门栓拉开，那天她穿一个皮短衣，工人裤，像个不大健康的男孩子似的爬了过去。那边正好有警察等待着她，捉住了她。
天渐渐黑下来了，有人去吃一点东西，喝一点茶。因为从早起出来，连一滴水也未入口，我的腿明天必须“烤电”了。有一位东北同学，个子不大，急躁的跳过来，对每个吃东西的人，大闹起来，“你们还想吃东西，喝茶，你们还有心肠吗!”有的便不吃了，退回队伍来。我觉得那杯茶并不妨碍我们的示威，我仍坐下来喝完它。他便对我咆哮起来。我说：“你喝口茶再来嚷，你声音可以提高些!”他一气跑走了。
这位唐•吉诃德的悲愤是完全失败了。有许多救亡团体或慈善团体或者同情中国的外国朋友都送面包来了，也有人去吃面去了。不过还有人不想吃，我因为肚子被悲愤装满，也没吃。
天已黑下来，清华、燕京同学决定回校去。但是有一部分过于热情的同学，尤其是东北大学的同学，他们不走，一定等到非把宣武门冲破了不可。他们决定露宿在那里。有些女同学，临时在前门外开旅馆去住。街上便黑压压坐了满街人，他们准备在这里度过这漫漫长夜。
在十时左右，在夜的寒风里有计划的军警便伺伏在四边了，他们把铁栅栏拉住，先断绝逃走的路。于是将街灯熄灭，木棍、大刀、皮带从各方面纷逼而来。有人逃到角落里蹲伏了，皮带大刀赶着打，有人失去了鼻子，皮带大刀赶着打。在夜里二时，附近的居民还听见惨烈的呼声!宋哲元想将人类的憎恨种到痉挛的血肉里去，这一点他是成功了，他将憎恨和认识栽种在青年的心中。……
从此便继续着游击战术和乡镇宣传，将燎原的火种推广到乡区里去，交给它真正的主人。
一二•九运动是反对中国领土分割的运动，是号召全民族对日抗战的很好的开端。一二•九行动者比五•四时代要更富于政治性和行动性。将一二•九运动和“西安事变”的因果关联起来，再来认识由芦沟桥到八•一三的抗战，则这一运动在中华民族对于自己命运的认识上有着决定的意义。
我没有烤完电便蹩着脚到南方来了，那不是我母亲所希望的，但她也并不愿我静待什么可耻的黑手的擒拿!
原载《七月》第2期，1937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