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峰
抗战胜利后，国共重庆和谈、政协会议相继召开，为和平建国带来曙光，但国民党却迷信武力，撕毁协议，全面内战一触即发。同时，国民党当局在昆明、重庆、南京等地对民主人士和群众进行暴力打压。1946年7月，在昆明相继发生了李公朴、闻一多遇刺案，在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阶层引起极大震动。其中，蒋介石日记和两岸近年来出版的梅贻琦、王世杰、竺可桢、朱自清、吴宓、黄炎培、范朴斋等人的日记，以私人记述这种相对真实、隐秘的角度，再现了这些民国政学名人对“闻一多遇刺案”最初的真实看法和反应。
联大方面：震惊并着手处理后事
7月12日，时任西南联大常委并主持西南联大校务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病后初愈，“中午清华校务会议，光旦迟来，始悉李公朴昨晚在学院坡被暗杀消息”。因为李公朴不是联大教授，梅贻琦对此并无特别关注。但到了7月15日，“夕五点余潘太太忽跑入告一多被枪杀，其子重伤消息”，梅贻琦闻此噩耗“惊愕不知所谓”，又继而分析说“盖日来情形极不佳，此类事可能继李后再出现，而一多近来之行动又最有招致之可能，但一旦果竟实现；而察其当时情形，以多人围击，必欲致之于死，此何等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梅贻琦“急寻世昌使往闻家照料，请勉仲往警备司令部，要其注意其他同人之安全”。晚上，“发急电报告教部，并与法院、警部及警察局公函。一点余始睡”。7月16日，“午前十点偕郁文往云大医院看闻夫人及立鹤伤势……下午四点约黄、查、贺、雷、沈组闻教授丧葬抚恤委员会”。7月17日，“下午五点联大常委会，开会前全体往云大医院视一多入殓，仅着蓝衫，盘坐于铁龛内备明午火化者，其面目尚静定，盖已为殓者整理过矣”，等等。需要补充的是，梅贻琦对闻一多早有不满，朱自清日记中甚至有梅校长要将闻一多解聘的记载。尽管如此，闻一多被暗杀身亡，梅贻琦还是非常尽心地担当起校长应负的职责。
当时联大已决定解散，部分教授前往重庆、成都候机北返。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也已到成都，7月1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报载，一多于十五日下午五时许遇刺，身中七弹。”作为多年的同事和朋友，朱自清“闻此，异常震惊。自李公朴街头被刺后，余即时时为一多的安全担心。但未料到对他下手如此之突然，真是什么世道！”当晚，他即给闻夫人写信安慰，并表示“学校方面我已有信去，请厚加抚恤。朋友方面，也总该尽力帮忙，对于您的生活和诸侄的教育费，我们都愿尽力帮忙。一多兄的稿子书籍，已经装箱。将来由我负责，设法整理”。朱先生说到做到，其后整理出版《闻一多全集》，以朱先生贡献最多。
时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的吴宓，当时也正滞留成都，他在7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关公谓国共决裂之时，逮捕、残杀、幽禁、狙击之事，将必多见。若宓于双方政治皆不参加，实惟一明哲保身之办法云云。宓思国事世事若此，袖手默居，实非君子与正士所宜出，于是深觉郁苦。”此“关公”即是因对昆明“一二·一”惨案负有责任而被免除昆明警备司令职务的关麟征。7月17日吴宓写道：“十五日晚，闻一多在昆明遇刺死，子立鹤重伤。地在府甬道，宓昔膳食之地也。”虽然与闻一多为清华同学、同事，但吴宓在治学思想上倾向维护传统文化，故对闻一多的文化观多持异见，两人的私交很差。所以，7月21日，吴宓“见报载黎宗献等，今日上午在祠堂街，开联大校友追悼闻一多会，募赙，并请朱自清、吴宓报告闻之生平云云，乃走避之”。8月4日，清华校友会为闻一多等募捐，“宓均未捐”，但他却“昨赏门房谢大爷及本楼兼理之贺仆，各二千元”。
民盟方面：协调各方力求真相
民盟内部似乎没有专门的信息渠道，再加上闻一多遇刺后民盟在昆明的负责人避居美国领事馆，信息更为不畅，所以罗隆基、黄炎培等民盟要人都是从报纸上知晓“李闻惨案”的。民盟宣传部部长罗隆基时在上海，他于7月22日补记了近期的日记：“十七日招待工商界，那时闻一多兄在昆被刺的消息亦已经到了上海了。大家更愤慨。会中由我报告一多事迹，我竟落泪不能成声。从父亲去世后，未曾因任何人死亡而令我掉眼泪，这次我真不能不落泪了。我听到一多被难消息，即赴吴晗处，吴正在痛哭流涕。后来我邀他出来，共到范园开会，共到工商界招待会，夜间一同赴范园与恩来等晤面。十九日清晨又匆匆从上海赶回南京，因马歇尔与司徒雷登那天上午须赴牯岭，必在他们离京前与之一晤。十九日十二时飞抵京，即在机场与马、司二人短谈，下午往访邵力子、吴铁城，都是谈昆明暗杀案事。二十日上午去看张厉生，谈昆明暗杀案兼谈北平民盟负责人被绑案。下午四时王雪艇来蓝家庄谈。六时吴贻芳等三人来谈怎样打开时局，怎样推进和平。二十一日下午四时又招待南京新闻记者，六时招待外国新闻记者。都是谈公朴、一多事。”作为盟内同志和多年的朋友，罗隆基的日记真实地写下了他突闻噩耗的震惊、痛苦和为此联络协调各方的努力。
民盟首任主席、职教社领袖黄炎培当时也在上海，他在7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报载：李公朴在昆明于十一晚为暴徒狙击殒命。”16日：“作文：《民主为公朴而生》应新华日报记者汪琦要求而作。”17日：“晨报：闻一多在昆明十五日又被杀……对李、闻被狙极愤慨。连日神经过震荡激张，颇感精神失却常态。”
民盟中委范朴斋时在成都，他也是7月13日得知的消息：“早起读报，李公朴在昆明被暗杀，噫！尚成世道邪，为之愤懑。”7月17日，“报载闻一多父子又被害”。7月18日，“闻一多又被狙击，使人愤恨。昨晚失眠预写遗嘱以示决心，断不为恐怖而缩脚。又写悼闻一多文交华晚”。7月19日“早作函致任之、衡山、志超、史良对处理公朴、一多事有所建议”。7月20日，“早代表老草拟为李、闻事，致蒋代电稿，言颇切激。……涉及时事谴责政府极露骨，怨念不能自遏抑也”。在这份张澜致蒋介石的电文中，确有“主席于事前似不应完全不知，知之而不早为纠正防范，而奉命缉凶者又仅于事后巧事推卸敷衍。必不得已则执一二不相干之人以塞责，则天下人对主席保障人权之诺言讵能相信”等语，确实“言颇切激”。
国民党方面：迫于压力抓紧破案
李公朴7月11日遇刺，似未引起国民党要人的重视。蒋介石7月14日重上庐山，日记中未有对李公朴遇刺事件的记载。7月15日闻一多遇难当晚，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即给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发去急电，但朱家骅直到18日才急电蒋介石，称“昆明联大教授闻一多被害，教育界人士殊感焦灼，司徒雷登亦有此种暗示，职极密切注意，并已派钟道赞督学、冯友兰教授赴昆调查，谨先电陈”。但此前云南省省长卢汉已于16日致电蒋介石，报告了闻一多遇刺一事。蒋介石7月17日日记写道，“昆明连出暗杀案二起，先李公朴次及闻一多，皆为共党外围之民主同盟中党酋”，但他对死者并不同情，他关心的是“应特别注意，彻究其凶手，以免共匪作污陷之宣传”。对于因安全考虑避入美国驻昆明领馆的民盟教授，蒋介石出人意料地表达了愤怒与不屑：“最可耻者，以此案出后在昆之民主同盟酋首八人皆逃至美国领事馆求其保护，此等知识分子而且皆为大学有名之教授，其求生辱国寡廉鲜耻，平时其自夸所谓不怕死者，而其怕死至此，书生学者，毫无骨格，乃如此也，可痛。”知名教授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暗杀，政府没有尽到保护公民的责任，当政者理应感到内疚才是，而蒋介石却痛骂生命受到威胁的人。此时蒋介石似乎并不知道凶手是谁，所以他才说要“彻究其凶手”。但各方特别是美国关注此案的消息让蒋介石对“李闻惨案”不得不极为关注。他同日给昆明警备司令霍揆彰发去手令：“李公朴闻一多案关系重大，希于三日内负责缉获正凶，勿稍贻误。”7月18日，蒋介石约宴司徒雷登与马歇尔，“而张君劢等于其在京起飞时特属马、司为昆明暗杀案向余警告，以为彼等生命已无保障，政府谈判自难继续云。此等投机小肖寡廉鲜耻不足道，惟可证明无识者必无胆，是对人之心理又一发明也”。此后，美国对“李闻惨案”非常关注，7月20日：“十时半约司徒来见，与谈三事。一，对昆明暗杀案拟重申无武力之人民与党派，政府应负责保护其生命与自由。”“上星期反省录”中记：“……昆明李闻被刺案殊所不料，干部之无智无识徒增政府情势之险恶，领袖地位之不利，可痛之至。”至此，蒋介石已经知道行凶者为地方当局了。在“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中，他写入了“昆明暗杀案之处理”。
7月9日刚被任命为警察署长的唐纵，于7月16日记道：“晚十时，在吴秘书长公馆会商昆明近日接一连二的凶案处置问题，李公朴被刺，闻一多又被刺，究为何方所为？”作为情报头子，唐纵对“李闻惨案”也是一无所知。7月17日：“在国府商昆明李公朴、闻一多被刺案，吴铁城约陈辞修商量时，陈首先而坚决的表示，此事绝非霍揆彰所为，绝与军方无关……晚上牯岭电话，主席嘱我前往昆明主持破案。”其后唐纵调动情报人员，很快就知道了主谋为昆明警备司令部。
时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7月18日才关注“李闻惨案”：“昆明近日发生两暗杀案，民主同盟及中共方面均指为政府特务人员所为。予力主彻查。张厉生（内政部长）颇迟疑。”和王世杰同样力主从严惩办的还有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但其后王世杰忙于外交事务，日记中甚少关注国内事。
社会方面：人情世态不一而足
“李闻惨案”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了很大反响。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时在杭州，其7月15日的日记写道：“联大教授闻一多在昆被刺死。”在事发当天，报纸尚未登载的情况下，竺可桢何以知道消息，不得而知。按说竺可桢与闻一多应该并不熟识，但他对闻一多却非常关注，在1946年4月10日的日记中有，“并知闻一多、吴汉（晗）、向达、光旦均为民主大同盟中人”。说明竺可桢早就知道闻一多是民盟要人，思想左倾。其后，仅七八月份，竺可桢日记中至少有五次记载闻案详情。
胡适于1946年7月5日由美乘船抵达上海，没过几天，就发生了“李闻惨案”。胡适在南京、上海勾留20余日，然读《胡适日记》，这段时间却空缺甚多，且对“李闻惨案”不着一字。胡适和闻一多同为清华留学生，早年共同组织新月书店，交谊深厚。按理说，闻一多遇刺，为全国知识界所瞩目，胡适身在南京、上海，日与各界名流交接，对此事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没看法。但作为多年老友，胡适却没有在日记里留下只言片语。直到7月18日，胡适才与萨本栋、李济、梁思成、傅斯年联名发出唁电，“惊闻一多兄遇刺,无任痛悼,谨致吊唁。斯年已向政府当局请求严缉凶手,查明案情,尽法惩治”，语气也很平淡，且从电文的口气来看，唁电应是傅斯年所发，胡适只是挂名而已。
在民国学人日记中极有分量的《顾颉刚日记》也同样对“李闻惨案”不着一字，说顾颉刚不知道消息是不可能的，却似乎有意忽略了此事。不写，其实也是一种态度。至于其中因由，或许应从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中予以探究了。
谈及各方面对“李闻惨案”的反应，自然不能缺少中国共产党和美国两方面。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日记，只能根据其他材料略加说明。中共对“李闻惨案”反应迅速，据《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周恩来12日“深夜得知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13日就和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等向李公朴夫人发出唁电，同日毛泽东和朱德也向李公朴夫人发出唁电。闻一多遇害后，17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向闻一多夫人发出唁电，周恩来并于当日举办记者会，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并向美国方面通报情况，其后《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都进行了关注和评论，从7月26日始解放区各地也开展了大规模的悼念活动，一方面从舆论上给予民盟大力支持，另一方面借机严厉抨击蒋介石集团法西斯化。
美国方面对闻一多遇刺案的重视，其实是蒋介石最终破案惩凶的主要压力。闻一多被害的当晚，应民盟的要求，美国驻昆明领事馆领事马克基利就亲自驾车把费孝通、张奚若、楚图南、潘光旦、尚钺、冯素陶、潘大逵等人接进领事馆加以保护。在庐山会谈中，马歇尔、司徒雷登也多次与蒋介石商谈昆明事件，要求蒋介石查案惩凶，保证知识分子的安全。其后，美国的社会舆论对国民政府也批评甚多，美国总统杜鲁门专门致信蒋介石，认为昆明事件将影响两国关系，同时美国暂停了对华军售等，都给蒋介石极大压力，使其调动数名大员，整个8月都在极力关注闻一多案件的进展和处理，使闻案成为民国时期众多暗杀案中唯一被最高层始终关注并破案惩凶的个案，而李公朴案则成为悬案，不了了之。
74年后，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李闻惨案”意义深远，它虽然不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却引发了国内知识分子对现政权的反感和疏离，蒋介石和国民党在知识阶层大失人心，从而加速了国民政府的孤立与失败。
（原文刊载于《群言》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