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校史馆 王向田
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是成立于1911年的留美预备学校。美国政府决定将清政府庚子赔款“退款办学”的初衷，是为了传播西方文明，施加美国影响。但清华建校后，一直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中，一代代清华人始终坚持爱国奉献的精神，以实际行动报效祖国和人民。一批清华学子为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捐躯，施滉即是其中之一。
经 历
施滉（1900～1934），白族，云南人，1916年～1924年间在清华学校学习。1918年，他和几位要好同学组织了“暑假修业团”（后更名修业团），以改造社会为目标，组织进步活动。“五四”运动期间，施滉和同学们一起进城演讲，后被军警逮捕。1920年，“修业团”改名为“唯真学会”，施滉被推为会长。唯真学会推崇节制、勤勉的生活、学习方式，同时积极开展劳动，体验大众疾苦。1923年，施滉与同级同学梅汝璈等八人一起，在唯真学会内部成立名叫“超桃”的秘密核心组织（“超桃”意为超过旧时代的“桃园结义”），施滉被推为“领袖”。该组织强调集体主义精神，有严格的纪律，提出“政治救国”的主张。
施滉、冀朝鼎等人1920年春组织成立“唯真学会”，提出“政治救国”主张。前排左1徐永煐、左4冀朝鼎、左6施滉。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期间，施滉与其他两位同学特意到广州拜见孙中山先生。他们还得到李大钊的亲切教导和关怀，更加坚定了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信念。回到北京后，他们常常去请教李大钊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兴趣。
1924年，施滉从清华大学毕业，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东方史。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华侨和留学生中的国民党右派公开分裂革命、很多人动摇退出革命。施滉在这样的背景下毅然加入了共产党，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成为清华留美生中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施滉还曾担任美国共产党中国局书记。到1927年初，“超桃”8位成员中有7位在美国和西欧先后加入了共产党。
1930年，施滉回国，先后在中共中央机关、香港海员工会等处工作。1933年被党派往河北，先后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省委书记。这年冬，因叛徒出卖而在北平被捕，随即被押解到南京。1934年初，施滉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年仅34岁。
启 示
一、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人生追求。施滉烈士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为救国救民上下求索，付诸实践。
1913年，施滉小学毕业，随父亲到昆明，进入云南省军医学校学习。1916年，以名列第一的成绩毕业。按校方规定，第一名应保送到天津高等军医学校深造，但学校当局却保送了一名家里有钱有势的学生。这件事使施滉“很早就认识了这个畸形社会里的不平，而在他心里埋下了革命的种子。”[1]从此，他逐渐萌发了改造这个不平的社会的思想。
1916年，施滉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当时清华学校学生的学费与食宿费基本免交，但还有些零用的费用。施滉家贫，他一边读书，一边打工，曾在清华图书馆工作。
施滉入学的第二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这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他开始观察、思考中国的社会问题。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施滉和许多清华学生一起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中，在6月3日游行时曾被捕。残酷的现实斗争使他进一步认识了社会的黑暗，民族的危机。“五四”之后，爱国、民主思想在清华园中活跃起来。施滉认为要救我中华，必得改良社会，“现在社会（是）不良的社会，是有病的社会。我们要想为社会谋幸福，我们就要变不良的社会、有病的社会为无病的、健康的社会。”[2]怀着救国救民、追求真理的满腔热情，施滉和冀朝鼎、徐永瑛等人“真理所在即趋附之”，组织了“唯真学会”，宗旨是“本互助和奋斗的精神，研究学术，改良社会，以求人类底真幸福。”[3]
这个团体强调个人的道德操守，实行“八不”主义，即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不讲假话，等等。
他们阅读进步书刊，注意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
他们接受了“劳工神圣”的新思想，实行“工学”，亲身参加体力劳动，他们借了一间房子作工场，规定每一个会员每天到工场劳动一小时，主要是印刷信笺、信封，开荒种菜，并和清华园附近的洋车夫广泛接触，深入劳动人民中去。1920年“五一”劳动节前夕，他们编印了一期刊物《劳动声》，向学校附近工农大众散发。
施滉还主编过《清华周刊》上的《国情报告》专栏。
“唯真学会”还不是一个自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组织，但是我们看到了施滉等人向往真理、追求真理的理想和勇气。
1923年，施滉、冀朝鼎[4]、徐永煐[5]、胡敦源、章友江、罗宗震、梅汝璈和女师大附中学生罗静宜[6]八人，在唯真学会内部又成立了“超桃”秘密核心组织[7]。他们强调集体主义精神，有严格的纪律。针对当时清华学生中“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思潮，提出了“政治救国”的主张。施滉等人认为，中国之所以受帝国主义欺辱压迫，民不聊生就是由于政治腐败。解决中国问题要从政治入手，要通过政治途径来改造社会。
1924年1月，毕业前夕，施滉、徐永煐、何永吉三人代表“唯真学会”到广州拜访孙中山先生，探寻改造社会的正确途经。2月9日孙中山热情地接见了他们，和他们谈了两个多小时，对他们说：“就政治上说，我们应当为多数人谋幸福，为真正没有幸福的人谋幸福，简单说来，就是替最下级的人民谋幸福。这层，只有现在的俄国在做，我们所最应当取法的。”[8]鼓励他们要努力学习，以俄为师。在广州，他们还见到了李大钊同志，受到了亲切的教导，他们对共产党开始有所认识。同年，在他们出国前夕，又曾去向李大钊同志请教，李大钊叮嘱他们要注意了解美国的社会情况，特别指出留学生应该注意一切为了祖国，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学习对人民有用的知识。
1924年秋，施滉进入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东方史。到了美国，施滉更痛切地感到了中国的落后和腐败，他痛心地写道“近来若回头朝西边向中国一望，就觉得中国是一块腐肉，上面有狗，又有虫，狗打狗，虫吃虫，好不令人伤心！！”“有一天，有一位新来自中国的美国人，在校演讲Struggle for Power in China，无非是说些中国人如何争权夺利，中国前途不堪设想的情形，听时如坐针尖，头不敢抬高，眼睛不敢向两边望，听后一想，觉得他说的与时局及实况相差不多，再一想，知道这种人你是由于自辱，于是气他的心，渐渐的转到自己的国家上。”[9]
清华校友谈及庚子赔款，及庚款留学的感受：“愚了，弱了，闯了大祸，受了大辱，赔了肥肥的一大笔款子。要是能像六十年前法国人民那样踊跃捐输，把赔给敌国的款子一口气还清了，也还像个样子。而我们却又是那样的穷，穷到要人家可怜我们，把赔款退还我们——穷到拿这个纪念国耻的金钱，来办最高的教育，来送青年学生出洋读书。即以我个人而论，假若不是考了那个赔款学额，我便要连一点求学的梦想也达不到。这是何等难受的一个境地！”[10]
可以想象施滉等人心中的痛苦。怎么救中国？不触及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就救不了中国。1925年，在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施滉联络在美的唯真学会成员，积极向华侨和美国人民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在活动中接近了美国共产党，参加了当时美共领导的“反帝大同盟”。1925年秋天，“超桃”的全体成员都到了美国。这年冬天，中国留学生在芝加哥举行大会。会后，“超桃”成员认真讨论了从中国革命实际看“是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他们各抒己见，热烈争论，得出了一个共同的认识，“还是共产党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1927年3月，北伐战争虽然还在进行，但蒋介石已经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准备绞杀革命。在这个敏感的时候，施滉挺身而出，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共产党，实践了当年的誓言“真理所在，即趋附之”，决心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施滉成为清华留美学生中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之一。入党后，他担任美国共产党中国局第一任书记。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中国革命处在困难危急关头，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纷纷退出革命，施滉却在美国发表了10篇声讨蒋介石的宣言，自费复印，在华侨中广为散发。为此，他3次受到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通缉，他远在云南的老家也被查抄。
1928年，施滉在斯坦福取得了历史硕士学位。从1926年开始搜集资料，到1928年完成。论文引用了一百多种中、外文原始资料，全文长达300多页。他在硕士论文中对孙中山的革命经历和三大政策进行了研究。受到导师赞赏，他的导师是美国远东政治学的权威学者，同意发表。为坚持美国是帝国主义的观点，施滉与导师发生冲突，以致论文的出版计划被取消。为了坚持真理，施滉视个人名利如草芥。[11]
完成学业后，施滉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留在美国，享受小家庭的温馨，过上比较安定的生活，还可以躲过国内的通缉；另一种是回国参加革命斗争，这是一条荆棘密布之路。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施滉选择了后者。
早年的经历、中国贫困落后的情状、对国家、民族义不容辞的责任感促使施滉不断探求救国救民之道，他的同级同学周培源说：“……我对施滉、冀朝鼎、徐永煐三位印象较深的是他们对政治的关注”[12]
施滉完全有机会凭借受过的良好教育，过上富足安定的生活。但当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后，这一科学理论和它所揭示的改造中国社会的正确路径和光明前景，就成为他心中不可移易的崇高信仰。为了这一信仰，他放弃了现实的利益、长久的富贵，甚至不惜为之付出鲜血和生命。
二、紧密联系群众。自身做到品学兼优、有正义感、乐于助人，在群众中有威信。
他的同学潘大逵[13]回忆：“在我班已去世的同学中，特别值得怀念的是施滉，他善于团结同学，为人忠厚纯朴，少年志成，俨然一长者”[14]周培源回忆：“施滉在学校学习时，为人正派、稳重，关心国家大事，我很钦佩他”，“甲子级的同学对施滉都很钦佩”。[15]“施滉平时沉默寡言，但在群众大会上却慷慨激昂，立场坚定，语言鲜明，是一个很有才能的演说家。”[16]罗静宜回忆：“施滉同志平时比较沉闷，不大讲话，但却深思熟虑，一讲则很中肯，因此同学中多半推他做领袖，小组织以他为头”。[17]
在清华学校期间，施滉好学深思，成绩优秀，同时又热心公务，乐于助人。他有理想，有毅力，有能力，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三、具有崇高的革命气节。
1928年，美共派施滉到古巴去从事建党的工作，后来他又到苏联学习。1930年，施滉回到了离别多年的祖国，先在党中央翻译科工作，后被派到香港海员工会工作，不久被捕。被捕后，他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和优秀品质，他写信给外面的同志说：“敌人用尽种种办法对我威迫利诱，但是只要我们坚定，最后敌人总是没有办法的。”经中共广东地下省委营救出狱后，他转到北方做工运工作，先后担任河北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他以在河北艺专教书做掩护，开展革命工作。1933年冬，施滉在艺专主持党的秘密会议时，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先关押在北平狱中，后被押解至南京。在狱中，他始终坚贞不屈。 1934年初，施滉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年仅34岁。
弘扬英烈精神
多年来，人们以不同方式纪念施滉烈士，宣传他的事迹，弘扬他的精神。
1949年4月29日，在清华大学解放后的第一个校庆日，清华1924级部分在京校友为他们的老同学、清华留美生中第一批共产党员之一——施滉烈士在清华园立碑。1950年1月3日按照周培源、徐永瑛、冀朝鼎等7位校友建议，清华大学校委会议决，在图书馆内建立校友施滉纪念碑。碑嵌于清华大学图书馆老馆大厅北壁上，白地金字，大理石制成，上面镶着烈士的铜像，刻着他的简历，还刻有这样的诗句：
他是清华最有光荣的儿子，
他是清华最早的共产党员[18]，
他为解放事业贡献了生命，
施滉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1986年4月庆祝建校75周年时,清华大学又在东区第三教学楼西墙北侧,建立了一尊施滉烈士纪念像。此像为一半身铸铜浮雕,高1.3米,镶嵌在一面白色大理石上,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刘小岑设计制作。
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40周年前夕，清华大学校园内水木清华北山坡秀木丛中，树起了一座丰碑，两米高的碑石正面镶有“祖国儿女 清华英烈”八个铜铸大字，背面黑色大理石上镌刻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献身的清华英烈永垂不朽”以及包括施滉在内的清华先烈的英名。清明节及烈士纪念日师生来此祭扫。
为缅怀清华英烈，弘扬清华人爱国、奉献的优良传统，清华大学校史馆举办“祖国儿女清华英烈”专题展览，并为新生党员、新生骨干分子等多次开办清华英烈专题讲座。
施滉烈士的事迹感动着今天的学子，促使他们思考人生的意义。
施滉烈士为了救国救民上下求索，为理想而献身，体现的正是“信仰、忠诚、为民、担当”的“雨花英烈精神”。他追求真理并为之献身的勇气永远鼓舞着清华人。
注释：
[1] 罗静宜《施滉同志略传》，转引自中共云南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云南党史研究资料第三辑·施滉》，第5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
[2] 《清华周刊》第158期 民国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第30页。
[3] “唯真学会”，《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一）》，第4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
[4]冀朝鼎（1903－1963），山西汾阳人。1916－1924年在清华学校学习，1924年赴美国学习，先后获得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27年在美国加入共产党。1941年回国。新中国建立后曾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
[5]徐永煐（1902－1968），江西龙南人。1924年清华学校毕业，1925年赴美，入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学习。1927年在美国加入共产党，曾任美共中央中国局委员、书记；1945年任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在美21年，长期领导华侨运动，曾主编《先锋》周报、纽约《华侨日报》等报刊。二战期间，任太平洋学会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前后，先后任职于外交部、中宣部。1951年至1953年任《毛选》英译委员会主任，负责领导翻译出版四卷英文版《毛泽东选集》。1955年，任外交部美澳司司长。
[6]罗静宜（1905-1998），原名罗素抒，1925年9月参加革命，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学习，参加美国反帝大同盟，从事宣传工作。1928年在苏联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在中共中央翻译科工作。1931年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1936年至1949年，先后在乌鲁木齐、兰州、西宁、重庆、上海、北京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央外贸局联络处处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业务部部长，对外文委处长、副司长、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巴基斯坦友好协会总干事，中央调查部副局长，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7]“超桃”这个名称是表示超过“桃园结义”的意思。1927年初，“超桃”中的八人有七人先后在美国和西欧加入了共产党。“超桃”宣布解散。
[8]徐永煐《见孙中山先生记》，刊于《清华周刊》第308期，1924年4月4日。
[9] 《清华周刊》第346期 民国十四年五月八日，第45页。
[10] 衡哲：《清华大学与国耻（清华大学二十二周年纪念日演说词）》，《清华校友通讯》二卷一、二期1935年2月1日。转引自《清华校友总会史料选编（1913-2013）》，第413页。
[11]中共云南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云南党史研究资料第三辑·施滉》，第70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
[12] 《清华校友通讯》第9期，第4页。
[13] 潘大逵 （1902-1991）四川开县人。清华1924级（甲子）级毕业。威斯康辛大学法学硕士。回国后在大学任教。1949年后任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等。
[14] 《清华校友通讯》第9期，第9页。
[15] 《施滉烈士的革命事迹》——访问周培源同志记录》，转引自中共云南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云南党史研究资料第三辑·施滉》，p24,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
[16] 《周培源访谈录》，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内部资料《口述清华》，第79页。
[17] 《罗静宜访谈录》，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内部资料《口述清华》第42页。
[18]根据现有史料，施滉烈士是清华留美生中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
（2018年1月5日，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召开以“雨花英烈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本篇为提交的会议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