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校友总会
黄绍湘学长2013年在家中。
黄绍湘，历史学家。1915年5月10日出生，湖南临澧人。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44年赴美国留学，194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47年回国。建国后，历任山东大学教授、人民出版社编审、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美国史，专著有《美国简明史》、《美国早期发展史》、《美国通史简编》、《美国史纲》、《黄绍湘集》等。
1931年，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黄绍湘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拳拳之子之心，参加了学生支援南下请愿团代表的卧轨行动。国难日亟、救国图存的呼声在黄绍湘的心头荡响，激励她开始大量阅读左翼进步书籍，接受“五四”以来的进步思想。
1937年6月黄绍湘清华大学毕业照。
1934年春，她被同学推选为代表，向校方提出改进教学的要求，却遭“记大过”处分。黄绍湘愤然离校，经发奋读书，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作为一名插班生就读于外语系二年级。为了寻求救国的真理，黄绍湘于当年秋季转入历史系，她勤奋好学，很快成为学生中的佼佼者。毕业论文她选择了吴晗老师的明代史研究。
“吴晗老师当时虽然是年轻教师，但是已是明史专家，他忧国忧民，思想进步，敢于以古喻今，针砭时弊，很受同学欢迎。尤其是吴老师不仅授我以鱼，更是授我以渔，他告诫说：治学之道必须力戒浮躁，打好基础，由博而识，由通而专。1937年2月，为了赶写毕业论文，党组织把我从救国会和北平学联的繁重工作中解脱出来。紧迫中，我选择了‘明代的盐法’作为毕业论文。吴晗老师作为导师给我以具体帮助。这样我费时少、收效快，顺利地通过了答辩并以优秀生的资格毕业了。”黄绍湘学长95岁华诞时，曾回忆说。
1935年，日寇的铁蹄步步紧逼，中华民族岌岌可危。“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黄绍湘与祖国患难与共，积极投身“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之中。1936年，她参加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二团，在高碑店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并被押回北京。返京之后，同学们自动组织了“民族解放先锋队”，黄绍湘作为该组织最早的队员之一，怀着对国民党的满腔愤怒撰写了一篇“高碑店之夜”的报道，以揭露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反动行径。年轻时代的黄绍湘，在文艺舞台上能演话剧，在鼓动救亡、宣传抗日上是出色的演说家，还是救国会刊物《觉报》的主编。随后，她被选为清华大学救国会委员、代表，参加北平学生救国会，担任统战、宣传工作。
1937年2月，“华北学生献旗团”赴南京请愿途中在火车上，第2排左1为团长黄绍湘。
1937年2月，北平学生联合会组织华北学生献旗请愿团，黄绍湘被推举为献旗请愿团团长，赴南京向国民党中央三中全会献旗、请愿，要求“团结御敌”，“一致对外，全面抗战”。请愿团一行20人抵达南京后，即被国民党当局军警软禁。黄绍湘挺身而出，带动全团成员据理力争，申明此行的目的是争取国内团结抗日，爱国无罪。当时清华校方规定，凡担任救国会委员的，均记大过两次，如记大过三次即被开除。由于黄绍湘在校外积极从事进步活动，遭到校方两次处分，同时也受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蒋南翔、牛荫冠的器重，并在救亡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关于这一段内容，黄绍湘学长曾有一段生动的回忆：
“当我听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怒吼，我追随清华的同学们，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南翔同志是当之无愧的我国青年运动的卓越领导者，他在清华和北平学联所作的精辟的时事分析和讲话，打开了我的心扉，鼓舞着我奔向追求光明的大道。特别是1936年2月29日清华校园遭军警团团围住，南翔同志和姚依林、方左英同志遭逮捕，被关押在西校门的警卫室里，由广大同学奋不顾身地向军警反击，把他们抢夺回来那扣人心弦的一幕，给我以无穷的力量。我当时虽是新兵，我的名字也已列入了女生宿舍静斋发现的黑名单上，经女同学会的事先布置，我和几位女同学躲到夏翔老师家中，在“二·二九”当晚的大逮捕中，幸免于被拘捕。我和其他进步同学一样，在南翔、牛荫冠等同志领导下，认真严肃地为开展清华校内外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日夜工作着……西安事变后“团结御敌，一致对外”成为中国青年、特别是处于日寇侵略前沿的华北广大学生强烈的政治要求。1937年1月底，蒋南翔同志组织华北学生向国民党三中全会请愿献旗团，我被北平学联委派为献旗团团长……”
正是在抗日救亡运动的磨练之中，黄绍湘和一批清华志同道合的同学，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并从此成为一生矢志不渝的战友。金涛和罗清夫妇就是这批人中的典型代表。
金涛，本名蒋宪端，1932—1937在清华大学地学系学习毕业，1941年起，任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外事组秘书，晋察冀日报社、广播电台编辑、科长，中共东北局妇委会蔡畅秘书，东北局妇委会秘书。建国后，历任军委气象局办公厅主任，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
罗清，本名郝威，1932—1936清华外文系学习毕业，抗战期间，根据组织安排，在重庆进行地下工作，曾任重庆市文化届救亡协会组织部长、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铜梁县委书记等。1938年7月奉董必武同志指示创办重庆清华中学，党内任江北县委书记、沙坪坝区委委员等。建国后，历任北京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外交部西欧司司长，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中央广播电台第二台台长，《中国日报》副总编辑。
刚进入清华时，因女同学同住静斋，黄绍湘结识了清华学姐金涛，两人一起借阅有关革命内容的图书、刊物，读英文的《密勒氏评论报》，一起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由于对外国文学的共同爱好，又同为外文系的同学，罗清和黄绍湘很快成为熟识的好朋友。后来两人都被选举为学校救国会委员，经常一起代表学校去北平学联开会，骑自行车往返城里和学校。
1939年5月后，由于抗日救亡活动被压制，和许多流亡学生一起辗转武汉等地后，黄绍湘不得已撤退到重庆。她一边教书一边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此时，罗清、金涛受重庆市委的安排正在重庆筹建清华中学，黄绍湘和丈夫毕中杰受聘在清华中学任教，直接在罗清、金涛的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他们对学生除了学业上教诲和指点外，也在革命人生观的形成上施予影响和帮助。他们还组织了读书会，经常传递一些解放区来的小册子，鼓励进步青年关心国家前途命运，政治上明辨是非。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掀起反共高潮。在罗清、金涛直接领导下，黄绍湘、毕中杰夫妇组织了几名可靠学生，连夜用蜡纸刻印有关“皖南事变”材料，印成几百份传单，采取各种安全方式传递、分发。
1941年春天，重庆遭遇日军大轰炸，几十个小时警报不解除，时称疲劳轰炸，造成重庆市民生活十分困难，他们又组织成立宣传队，用歌咏形式宣传抗日，募捐以支持重庆城区市民。
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反法西斯战线逐步形成。周总理和南方局同志认为战后美国国际地位和作用必然大大提升，需要派共产党同志赴美，对美国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经罗清和金涛推荐，1943年南方局同意黄绍湘参加国民政府教育部举行的自费赴美留学考试。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这是抗战开始后，教育部首次举行的自费赴美留学考试），黄绍湘被录取。南方局即给予黄绍湘部分津贴购买官价外汇，由周总理亲自批准资助两千美金。为了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黄绍湘留下丈夫和两个幼女，毅然只身赴美，从此走上了美国史研究的学术生涯。
黄绍湘、毕中杰夫妇双双获得国家颁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奖章。
由于黄绍湘学长夫妇早年的革命贡献，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黄绍湘夫妇双双获得国家授予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奖章。
“生命之火不息，战士永远屹立”，这是黄绍湘学长的人生格言，我们为清华园走出的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女性而自豪和骄傲，并祝愿她的革命精神万古流芳！
（本文摘自清华大学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