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校史馆  王向田

    1949年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告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挥师南下。南方进军除解放湘、鄂、赣等省外，还必须接管新解放的城市和地区，及时开展新区工作，执行工作队任务，因此，急需大批干部。1949年2月15日，林彪、罗荣桓、谭政、陶铸请示中共中央：请允许在北平市委和天津市委统一计划之内，直接吸收1万名青年学生随军南下。17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四野遵照中共中央17日复电，定出了在平津地区招收万名学生参军的办法，并于24日呈报中央。办法决定在平津两市动员7000名初中以上学生，另3000人为技术工人、职员及专门人才。

　　1949年2月24日，南下工作团领导机构成立，总团长谭政，副总团长陶铸，下设第1、第2、第3分团。同日，在《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天津日报》等报纸上刊登招收学员启事，简章中规定了招考宗旨：“为解放江南人民，发动新区群众，开展新区工作和接管所有城市的国民党反动派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机构，和铁路矿山等国营企业，积极的建设人民的新江南，特组织南下工作团，随军南下”。各大中学校学生踊跃报名参加。清华学生200余人参加南下工作团，他们勇敢地南下，参加了解放全中国的伟业。

　　一、清华学生充满革命热情，踊跃参加南下工作团

　　清华大学具有悠久的革命传统。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清华中共地下党组织依靠自己严密的组织、坚强的领导，并通过党员、秘密外围组织、学生自治会、各种进步社团，团结了全校绝大多数的爱国师生，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革命力量。1948年在校党员曾达到200多名，几近全体学生的总数的10%。各种革命活动可以公开或半公开地进行，看进步书刊、唱解放区的歌曲，跳陕北秧歌舞，演进步戏剧，出进步壁报已是司空见惯。当时的清华园曾被誉为国统区的“小解放区”。1948年12月15日，解放军进驻海淀，清华园获得解放。1949年1月10日，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代表钱俊瑞来校正式宣布接管清华大学。

　　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北平举行解放军入城式。“清华迎接解放入城宣传服务队”黎明整队出发，在前门火车站与解放军机械化部队会合，由正阳门入城游行。宣传服务队共有学生2000多人，教职工200余人，留城二周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各区的建政工作。

　　南下工作团招收学员的消息传到清华园，在清华大学正式公开招生大约为2月底，3月初。

　　对于是否参加“南下工作团”，清华大学师生中引起了很大争论。

　　杨勤明的日记生动记录了思想斗争：“革命狂飙激动着每个年轻人的心，是留还是走？盘旋在每个同学的脑海中，进行着剧烈的思想斗争。”

　　王乃成的回忆同样记述了抉择的过程：“我经过思想斗争，决心放弃在清华十分优异的学习环境，报名参军南下。在参军的热潮中，我们政治系的10名同学都报了名。”

　　陈会元的回忆则反映了学生对于参加革命工作的热切：“当榜上有名时，非常高兴，这梦寐以求的参军，终于实现了，真的要‘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了。几个要好的同学，聚集在一室，开怀畅饮，共同祝贺，直到深夜……”

　　大批学生及技术人员纷纷报名投考人民解放军工作团。在3月26日起的最初五天内，投考人数已达2478人。清华学生纷纷报名，“清华大学政治系的‘红星社’，全体30个会员都报名参加，社会系一年级22个同学，除了三个体弱的暂时留校外，余均投考了。”

　　1949年3月起担任清华大学党总支副书记的何东昌回忆：“四野准备南下，……这时要迎接全国解放，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解放一个地方，就得派人把政权建立起来。就动员北京革命师生参加南下工作，清华有一批同志报名参加南下。记忆中大家热情报名，批准200多名……”，“……党组织号召‘参军参干’——参加军队和干部队伍。80%以上的学生都报了名”，可见清华学生投身革命热情之高。

　　二、南下工作团员以文法学院学生为主

　　四野在1949年2月24日定出的在平津地区招收万名学生参军办法中规定：“对理工科与医科学生则一般不动员南下”。还规定了动员方式：“在学校，通过党支部与民主青年联盟、民主青年同盟等党的外围组织动员”。对参加南下工作团的同学，1949年3月11日，北平文管会通知，各校应保留其学籍，以备以后返校继续学习。

　　杨勤明日记中记载：“民主墙上贴满了壁报，呼吁文法同学的革命岗位在长江以南，理工同学的革命岗位在清华园。文法同学为了完成人民革命事业，应立刻离校参加工作，理工同学为了长远的革命利益，参加祖国建设，应该留下来努力加紧学习！最后组织作了决定，理工盟员不能走，争取理工学院的同学都留下。我们必须服从决议。清华也需要改造，清华不再是一个培植高等华人、高踞于人民大众之上的象牙之塔，而是培养无数建国人才与工业干部的人民大学！未来新中国的建设，需要我们，新清华的成长也需要我们，这双重任务，我们不来担当谁来担当？”

　　3月5日晚，全校举行南下工作团欢送会。200多名学生（主要为文法学院学生）被批准参加南下工作团。

　　三、培训转变思想作风

　　经过挑选，南下工作团共吸收了平津青年知识分子8600余名，随即分别集中在北平、天津和山东德州进行培训。在学习及南下行军的过程中，学生们在思想意识及生活作风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初步确定了革命的人生观、价值观。

　　3月11日，来自清华的南下工作团成员离开学校，开始接受培训。一分团的学生，大部分是清华、北大、燕京、北京师范、辅仁、中法、中国等大学的学生。“自从三月十一日六辆军用大卡车载了我们二百多位同学，驰离清华园到了这里以来已有十三天，在这十多天中我们的生活完全变了样，过去是填鸭式的教育，现在变成了自发自动……古典的英美资产阶级的东西没有了，改为目前中国革命所迫切需要的学识，——在上课时有我们革命的前辈们的报告，如三月十八日有萧向荣部长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听了演讲以后就去找参考资料，虽然这些资料大都是又薄又轻的小册子，实在对我们比那些又厚又重的要更有用些。我们根据了演讲与资料在晚上展开讨论。真理便在我们脸红脖子粗的辩论中被发现了。因此我们的进步是很快的……我们定了一个半月的学习计划，预备在这一个半月的短暂时间中，把我们教育成一个革命的好战士；那时候我们站稳了无产阶级的立场，锻炼得自己能够刻苦耐劳，有了充分的革命的知识与胜利的信心，便可配合解放铁军去解放江南二万万人民了。”南下工作团主要采取听报告、上大课、自学文件、座谈讨论等形式进行政治教育，着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南工团很重视。毛主席曾赠言给南工团，其他中央首长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罗荣桓、叶剑英、陶铸、彭真等均分别给南工团作过报告。

　　在培训过程中，学生们不仅思想有了转变，作风也发生了变化。王乃成记述了这样一件事：“3月27日是星期日。紧张了一个星期，大家都想轻松一下，我约好胡家龙同学去逛北海公园。忽然通知中午一点集合去看《白毛女》。同房间的同志强烈反对，认为星期天应该自己自由支配，大家议论纷纷。我们中队长立即召开会议训话，强调纪律的重要性。说《白毛女》这个剧是进行阶级教育的好戏，必须去看，除非有特殊重大事情外，一律不准假。他越讲越激动，讲了几句过头的话。大家气愤地认为不能屈服这种高压手段，非请假不可。后来中队长无可奈何地连假条也不看都批准了。李指导员因为责任所在，又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讲了几句不该说的话。最后大多数学员还是硬着头皮去了。但是在看完《白毛女》之后，很受感动，不少人都流了泪。”观剧不仅给学员们上了一堂活生生的阶级教育课，而且经过这样的碰撞，使青年学生们认识到了自己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作风，并有所转变。

　　培训时间虽不长，但由于党中央的重视，特别是以革命传统教育为主的思想教育贴近青年的特点，并紧密结合当时的形势，效果是显著的，使这些原来闭门读书、忧国忧民的青年学生逐步树立了革命人生观、价值观，服从革命的需要，自愿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经过三、四个月的培训后，南下工作团第一期毕业生即将南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7月17日特致函勉励：

　　“你们即将南下，参加人民解放军，向江南待解放地区大进军。你们中间大部分是青年，你们正代表着中国新生的一代，以无限的勇气和决心，走向军队中去，走向江南人民中去，我们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做好群众工作，光荣完成各项战斗任务，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和建设一个崭新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而贡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在这些斗争中好好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将自己锻炼得更坚强，以后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四、到最需要的工作岗位去

　　这批南下工作团员经过学习、训练后，大部分分配到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各机关、部队、院校工作，少数分配到江西、广东、广西等省参加地方工作。南下工作团深入基层，为开辟新解放区贡献青春年华。团员们忠诚地履行着对祖国和人民的历史责任，也实现了自我价值。

　　“在长途行军中，大家都抢着做体力劳动工作，运粮运柴，并在劳动过程中养成了劳动观念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学会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研究自己和别人的思想行动，并进而互相帮助，克服困难。在几个月的集体生活中学员们还初步建立了组织和纪律的观念，克服了自由散漫的毛病。其中大批的学员已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学员则都成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占合乎团龄人数的百分之七十。此次在分配工作中，绝大部分的学员都能服从组织决定，响应上级号召，到最需要的工作岗位去。半数以上的学员欣然地参加了部队工作，其他则遍布华中各省财政、工业、教育各部门，受到了各方面热烈的欢迎与爱护。”

　　后来，不少人荣立战功，获得英雄模范称号，有的光荣牺牲，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如清华学生万家义（1928.10.9—1950），湖北汉阳人，1948年秋考入清华大学经济学系，1949年3月报名参加了南下工作团一分团。4月中旬开始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和政治理论课程的学习，4个月后离京南下。万家义被分配到广西柳州地区。后被组织上抽调到雒容工作队，负责筹办干部培训学校，并主管校务管理工作。他按学校的办法进行管理，工作认真负责，抓紧学习之余，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把学校办得十分活跃。干部培训学校结束后，调任雒容县团委副书记。他注意团结周围同志及地方干部，工作积极肯干，生活俭朴，深得同志们的好评，于195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4月至5月间，由于解放军大部队继续南进海南岛，地方武装力量又较单薄，国民党残匪与地方反动武装勾结起来乘机作乱，6月25日雒容县委决定组织万家义等十多名县干部参加的武装工作队到各乡镇发动群众，配合解放军进行清匪反霸。当队伍行至江口镇附近时，突遭土匪袭击，万家义在战斗中失踪，于7月16日发现已被国民党残匪杀害，年仅22岁。

　　南下工作团的建立和北平、天津解放、新中国建立相生相伴。在新时代的曙光出现时，富于革命热情的清华大学学生经过思想斗争，毅然放下书本，抛开安定的生活，满怀历史使命感，投身时代的洪流，参加这场声势浩大的青年知识分子南下运动，把青春和智慧无私奉献给祖国的壮举，永远值得后人铭记。

    （原文刊载于《北京党史》2014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