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克
一、荫蔽精干
积蓄力量
“一二·一”运动是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在党的领导下，一个全国性的规模巨大的，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反内战运动。事件发生在当时大后方的昆明，有其历史背景和主客观原因，为说明情况，本文从抗日战争时期皖南事变后说起。
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国民党统治区，昆明比较暴露的党员和救亡团体——“群社”的骨干，都已疏散到外地，大规模的救亡运动，被迫停止；国民党中央军关麟徵部队在文山逮捕青年学生；托派叶青借名讲学，散布毕其功于一役的反动理论；《战国策》派歌颂希特勒的“大日耳曼帝国”。在这群魔乱舞的暗夜里，一般青年苦闷、彷徨，进步青年仍偷偷地阅读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的重庆《新华日报》。
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在斗争方式和组织方式上是荫蔽精干政策。当时通知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深入群众，以待时机。为贯彻这个方针，南方局指示，要“勤学、勤业、勤交友”。
从一九四一年六月起，中共重庆南方局先后派郑伯克、侯方岳、刘清到云南，组成第三届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工委)，地方工作由省工委分别联系，书记郑伯克掌握全面，联系昆明及滇西工作，侯方岳联系滇东北工作，刘清联系滇东南和滇南工作，为了便于工作及隐蔽，侯、刘二同志亦分别联系一些昆明的党员。
省工委对中央和南方局有关指示，组织了学习，并在工作中贯彻。这里，重点谈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在抗战时期联合组成的．皖南事变后，学生自治会领导权又被国民党三青团篡夺。暴露的党员早已离校，新入学的党员，个别单线联系。
一九四一年冬，日本偷袭珍珠港，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垄断民航，抢运私产，激起公愤。这时，从鄂西转移到昆明进入联大的马千禾(马识途)等同志，怀着对敌人十分愤懑的心情，就急于同一批激于义愤的进步青年，联合云大、中法等校学生组织了一千多人的倒孔示威游行。
这次运动揭露了国民党的罪恶，教育了群众，也引起了敌人的注目。由于运动中骨干及时隐蔽，加以国民党内CC派同孔祥熙的矛盾，敌人没有进一步下手捕人。以后省工委以马千禾、何志远(何功楷)和重庆来的齐亮同志组成一个精干的支部，认真学习中央政策，体会到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要以新的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代替旧的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仍应长期地潜伏下来，工作中心由校外的救亡工作转为校内的学生工作。
怎样才能荫蔽?按照南方局的指示精神，比如在联大一千学生中，有十人看《新华日报》就可能暴露；如果争取到九百九十人看《新华日报》，就不暴露。但要做到这步田地，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一点一滴地积蓄力量，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
联大党支部党员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来团结群众，不仅刻苦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还勤奋攻读学校功课。党支部以分散的不定型的散兵线方式组织群众，秘密的小型的读书会，团结进步群众；同流而不合污，以坐茶馆，打桥牌、短途旅游等方式团结中商群众；从生活上关心群众，以办好膳团，改善伙食来团结广大学生以公开合法的群众习惯的方式来组织群众，如通过组织壁报社、歌咏队、剧团、美术社、体育队、文艺、学术团体等方式团结群众。在这些活动中，利用适当机会，对群众进行时事教育，揭露国民党统治罪恶。几年来，堡垒一个一个地建立，阵地一个一个地夺取，逐步掌握了大多数级会、系会的领导权。敌人没有察觉，如一九四四年六月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长赵澍向国民党中央的报告说，共产党“在昆明的活动向不积极。”国民党西南联大特别党部书记陈雪屏向国民党中央的报告说，联大没有发现共产党的活动，因“已往的活动分子(前群社——原件注)均未回校。
争取中间势力
当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时，云南地方实力派龙云，由于同蒋介石的利己政策有矛盾，对其反共政策，则不支持。一九四一年；统特务康泽妄图在昆明设立集中营，由于同地方有矛盾，没有得逞。
云南有地方实力派，有赞成反蒋的护国元老、开明士绅，有民主同盟云南支部，有国内有数的名流、学者，等等。为加强统一战线，党从各方面争取他们，团结他们．远在抗战初期，武汉长江局即派薛子正、张子斋等同志到滇军张冲部队工作，一九四一年，中央从延安抗大派朱家璧同志回云南工作。省工委，先后派到《云南日报》工作的有欧根、刘浩等同志，他们在不暴露党员面目前提下，做统战工作。一九四三年南方局派华岗同志来代表党同地方实力派接谈，并经周新民、楚图南、李文宜等同志在民主人士中进行工作。南方局董必武同志通知：由郑伯克直接同华岗同志联系。
当时云集昆明的学者、高级知识分子，大都属于中间派，美国人想争取他们走第三条道路，党从各方面帮助他们争取他们，西南联大趋向进步的教授闻一多、吴晗等，除华岗同志以党员身份同他们接触外，学生中先后有党员吴显钺（吴子良）、马千禾、齐亮、袁永熙等同志，以心照不宣的政治面目同他们联系，在运动中多次取得他们的积极支持。
一九四四年利用矛盾争取到地方的合法支持，《新华日报》在昆明青云街设营业分处发行《新华日报》航空版，以扩大党的影响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
迎接新的高潮
一九四四年国民党军队在日寇进攻下大溃败，国势垂危。党中央及时发出号召，挽救时局危机的办法，是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立即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了争民主的浪潮。
马千禾同志所在的支部，这是有何志远、李明、齐亮等同志，经过长期潜伏发展，积蓄力量，随着形势的变化，斗争方式相应改变，群众活动规模逐步扩大，并由校内发展到校外。一九四四年纪念“五．四”，从五月三日由李晓（李沐曦）同志主持的“五·四”座谈会开始到八日晚齐亮同志主持的讲演会，人数扩大到三千多人，参加的不仅有联大大多数学生，还有云大、中法大学、昆华女中等校学生，还有机关企业职工。闻一多、吴晗教授与会讲话。这次活动把民主运动推向高潮。
在系会，级会，壁报社等大都为党支部周围的积极分子所掌握的情况下，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一九四四年秋联大学生自治会改选，打败了三青团，取得了领导权，齐亮同志被推选为自治会常务理事。
从一九四四年“五·四”纪念周以后，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多次集会，以展开民主运动。这些集会由联大主办，发展到联合云大、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以下简称英专)主办；活动地址由联大，而云大，而昆华女中；参加人由大学，而中学，而社会各界；由少数教授到几十位名流学者；人数由几百到几千人。辛亥革命纪念日，在昆华女中举行了几千人参加的形势讲演会，响应成立联合政府的号召。十二月二十五日护国起义纪念日，在云南大学举行了六千人的群众大会，向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抗议。争取到护国元老、地方士绅参加，并举行了示威游行。
至此，国民党大为惊恐。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赵澍向其中央报告说，学生对国民党“大多抱有反感”，害怕“情形继续恶化”，“颇有更激烈表示之可能。
“民青”、“工盟”和“新联”
在民主运动向上发展的高潮中，省工委分别在学生中建立“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在工人中建立“民主工人同盟”(简称工盟)，在职业青年中建立“新民主主义者联盟”(简称新联)，以密切联系群众。
皖南事变后由联大疏散出去的党员袁永熙同志，在敌人已不：注目的情况下，一九四四年回到昆明，返校复学，以隐蔽方式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一九四四年冬，袁永熙同志反映，参加过新四军的洪季凯(洪德铭)同志等有组织民主青年团体的酝酿，省工委决定应领导这个活动，并告诉了华岗同志。袁永熙同志经过肖松同志同洪季凯等联系，积极参加了这个活动。一九四五年初，由洪季凯、陈定侯、谭正儒(严振)、肖松、何东昌．王念平等同志为骨干，建立了秘密青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联大支部马千禾等同志，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把他们周围团结的青年(从一九四二年倒孔运动、秘密读书会、以及各种社团、以至学生会的骨干)组成民主青年同盟。其骨干有何志远、齐亮、李明、许寿谔(许师谦)、侯澄、李晓、许乃炯、王树勋(王刚)、王松声等同志。
民青酝酿时，罗隆基教授闻讯．说民青应在其领导下，为全哥民政治而奋斗，将来可参加国大。党支部组织参加民青的学生讨论归谁领导的问题，大都愿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周新民、闻一多教授等支持学生的要求，最后在民青的章程里明确规定：“受最先进政党的领导，同民主力量合作。”
鉴于联大基层组织当时采取平行支部组织形式，因此，以洪季凯等同志组织的民青为民青第一支部；以马千禾，李明等同志组织的民青为民青第二支部。以后，王汉斌、肖松、洪季凯等同志党籍问题相继解决，编入一个党支部，这个支部由袁永熙同志负责，直接领导民青第一支部，同马千禾同志等互不发生横的关系。为此以这个支部为联大党的第一支部，马千禾等同志所在的支部称为联大党的第二支部(直接领导民青第二支部)。
到一九四五年，绝大多数社团、系会，级会，学生自治会的。骨干大都是民青的盟员。云大，中法大学、英专以及多数中等学。校学生自治会的骨干都参加了民青。
云大有个秘密的读书会，在民青第一、二支部的推动下，组成民青第三支部，由潘汝谦(潘明)、李济昌等同志负责。
第一，二支部的党员在“民青”建立以前便与昆明市的进步的青年工人、职员有联系，组织读书会。第二支部的李凌同志与青年职员芮锡德等人曾成立过秘密读书会。第一支部成立后，1945年5月，肖松同志根据指示与青年工人王克危(黄河)、徐庆华。金承康等人取得联系，筹备组成了“民主工人同盟”(简称“工盟”)并成立了地下印刷厂，秘密印制党的文件和宣传品。
在昆明市机关、企业职员，公教人员中，岳世华，舒守训(文庄)、陆琼辉(陆毅)、李培伦、段亚华、郭用等同志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组成秘密的读书会，阅读《新民主义论》等毛主席著作。一九四三年以来，逐步发展壮大，组成了党领导的职业青年的秘密外围团体——新民主主义者联盟(简称“新联”)。
约一九四六年，省工委决定把“新联”的云大学生舒守训、陆琼辉等同志转入民青第三支部。
一九四五年五月初在联大举办纪念“五·四”的各种活动，以响应党中央建立联合政府的号召，参加的有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有印刷工人和重工业工人。省工委同联大几个支部研究，并经华岗同志同中国民主同盟云南支部协商，决定“五·四一举行规模较大纪念会并示威游行。经民青支部、工盟、新联的组织动员，学生自治会的公开号召，参加的达两万多人，把昆明民主运动又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这次游行后，公开组织了昆明市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齐亮同志被推选为学联主席。
逆流而进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仍然坚持独裁内战的方针，十月三日，在昆明发动了军事政变，逼迫地方实力派龙云下台，以其嫡系部队第九军军长关麟徵为云南警备司令，李宗黄为省民政厅长代行省政府主席职权，妄图在云南建立蒋氏嫡系统治。李宗黄上台就叫嚣要全力镇压民主运动；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以清查户口为名，逮捕进步人士；邮局非法扣留的《新华日报》堆积如山；反共不积极的学校校长被撤职。白色恐怖又严重地笼罩着昆明。
面临着险恶的局势，华岗同志及时撤离了昆明。临行前，省工委负责同志要他向南方局反映：省工委已按照隐蔽政策，作了可进可退的两手准备。几年来积蓄并发展了力量，在民主运动中，由于有严密的部署，布置了一线二线三线，组织没有暴露，当坚持中央关于重庆谈判通知精神，谨慎地应付各种复杂险恶的局面。
联大当时有十七个党员，共分六条线，由省工委分别联系。
由郑伯克联系的有四条线，即第一支部的袁永熙、洪季凯、王汉斌等同志，以及经他们领导的民青第一支部；有第二支部的马千禾、何志远、齐亮、许乃炯、李明、许师谦、陈彰远(刘新)李凌等同志，以及经他们领导的民青第二支部。皖南事变后由于没有暴露而留下的郭沂曾同志和一度疏散出去又返校复学的吴显钺同志，亦由郑伯克分别联系。由侯方岳同志联系的李祥荣(李德仁)同志，已回昭通工作；由李联系的唐祺尧(陈光逵)同志，仍由侯方岳同志联系；联大工学院从重庆转来的王世堂、方复同志由刘清同志联系。
云大学生自治会是由第二支部的侯澄负责，云大民青第三支部归潘汝谦等领导，潘汝谦由郑伯克直接联系。
齐亮同志疏散到滇南后，联大学生自治会的工作，由处于第二线的民青第一支部的王瑞沅等同志负责。
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支部工作，由何志远、卢华泽等同志联系。大学教职员工作，由殷汝棠等同志负责。在全市大中学中，党员较少，而民青成员却分布各校大都为学生自治会的骨干，中学教师中起作用的亦大都为民青成员，党的政策、决定，由省工委直接传达到联大一、二支部，再由他们经民青向下布置贯彻。职工等方而工作，分别由王斗光、岳世华等同志负责。郑伯克分别同何、王、岳等同志联系。
鉴于当时昆明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省工委主要采取个别联系、分别交换意见方式进行组织联系，以避免敌人的破坏。
一九四五年十月初以前，云南和中央、南方局有电台联系。十月初电台已撤退，省工委和南方局仅有交通员来往联系，因此，更需仔细阅读《新华日报》，收听延安广播，认真体会中央、南方局的精神，密切注视时局的演变，对反动派可能的进攻，进行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二、全市总罢课
时事晚会
一九四五年双十协定后，国民党动员八十多万军队进攻解放区，十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运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十一月十九日重庆反对内战联合会成立，号召各地成立反对内战联合会。十一月二十一日延安《解放日报》号召国民党统治区的同胞，起来响应重庆反内战联合会所发起的运动。延安广播在联大、云大等校学生中传播时，许多同学已有组织反内战分会的要求。
十一月中旬，省工委负责同志同联大第一、二支部(以下简称联大支部)的同志，昆明市的何志远等同志分别碰头，再同省工委其他同志分别交换意见，都认为应以行动响应中央号召。
十一月二十二日，经省工委分别同联大支部及昆明市工作同志研究后，决定召开一次反内战时事讲演会，揭露美蒋制造内战的阴谋，并在学生群众中酝酿。
十一月二十四日，联大冬青社、文艺社、社会科学研究会，南院女同学会等十五个团体，联名请求联大学生自治会，通电反对内战。
根据省工委的决定和群众的要求，联大支部，经民青支部，在学联的组织下由联大学生自治会与云大、中法、英专三大学生自治会联合主办反内战的时事晚会，请费孝通、钱端升、伍启元、潘大逵四教授讲演。事前发出了十一月廿五日四大学在云大联合举行时事座谈会的通知。李宗黄等闻讯，惶恐万状。二十四日李主持的云南省国民党的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凡各团体学校一切集会或游行，若未经本省党政军机关核准，一律严予禁止”，李宗黄并派人前往云大威胁校长熊庆来，要他不借礼堂(即至公堂)作会场。国民党云南警备司令部又函告联大当局，不得举行任何集会。
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省工委同联大支部同志商量，避免硬碰，经民青支部研究，决定将会场移往联大，改为以联大学生自治会的名义主办的校内集会。按当时情况，课余校内集会已成习惯，群众认为是合法的。经民青请张奚若教授向关麟徵疏通，晚间七时在联大开会，除四大学同学外，有昆华、天祥、南英、五华、联大附中等中学同学参加，还有一部分新联和工盟动员来的职业青年，人数约六千人。七时后，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即进行武装镇压，把联大新校舍层层包围，道道戒严。费孝通教授演讲至中途时枪声大作，子弹从人头上飞来飞去。群众伏地听讲，讲演照常进行。特务又将电线割断，灯光熄灭。主持大会的立即点燃原来准备好的汽灯，群情镇定，晚会仍坚持下去。这时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兼中统局云南调统室主任查宗藩自称王老百姓，不顾讲演程序，要上台说话，跳上台后大放厥辞，说是“内乱”不是内战。台下当场有学生指出这个特务的真面目，这个两手沾满云南革命烈士鲜血的中统特务在群众的怒斥声中，被学生纠察队带出会场。群众情绪更加高涨，讲演仍然照常进行。讲演完毕后，按预定计划，大会通过了昆明市各大中学校学生反对内战的通电、呼吁美国青年反对美国派军队参加中国内战的通电，在高唱《我们反对这个》的歌声中散会．这时，国民党当局在会场外面紧急戒严，不许行人通过。约两小时后与会群众才绕道由云大后门进城。
总罢课
十一月二十五日晚散会以后，有些学生被特务盯梢，群情愤慨，有的彻夜不眠。联大民青一部分盟员和一部分群众，纷纷在寝室中发起要求罢课的签名。次晨报载国民党中央社消息说：“本市西门外白泥坡附近，昨晚七时许，发生匪警。当地驻军据报后，即赶往捉捕．匪徒竟一面鸣枪，一面向黑暗中逃窜而散。”这一造谣，群情更加愤慨。联大壁报上立即贴出各式各样的要求罢课的抗议书，马上传遍全校，传遍几院。民青第一、二支部分别开会，要求罢课。十一月二十六日，省工委负责同志同联大党的支部及负责昆明市工作的同志分别碰头，又分别同省工委同志交换了意见，决定全市学生总罢课。十一月二十八日，由各校学生自治会成立罢课联合会，并选举联大、云大、昆华女中、云大附中等五校为罢联常委会。截至十一月二十九日，参加罢课的共有三十四所大中学校。
当时昆明全市中等以上学校共四十四所(包括中技校)，学生自治会为党员或民青所掌握的十五所，例如联大王瑞沅、王树勋，王世堂，云大侯澄，昆华女中徐菊英，中山中学毕恒光，联大附中罗广斌，天祥中学甘庭芳，市立女中舒琏玉(舒彬)等同志，都直接或间接掌握了自治会的领导权。民青成员担任部分学生自治会领导职务的有五所。以上共二十所。学校学生自治会为国民党三青团所把持的仅有八所，其中特务统治较强的仅三所，即云瑞中学、富春中学、中正中学。还有十六所学校的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大都属于中间派，其中有一些学校的部分班会、级会、学术文艺团体为民青成员及进步青年所掌握，他们的周围团结了大量的学生。
从十一月二十六日起，经过学联，派出联络员到各校去串连，控诉国民党迫害学生的罪行，发动罢课。二十五日参加晚会的学生回校后向同学报告遭受迫害的情景，再通过负责昆明市工作的同志把罢课的决定传达给全市中等以上学校中的党员和民青盟员，里应外合，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多数学校就是这样把课罢下来了。
在酝酿总罢课的过程中，同学们对有些反动的学校当局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例如昆华女师校长，指使校警关闭校门，妄图逮捕联大派去的联络员。校工得到消息后立即告诉学生，女师民青小组即刻组织纠察队，翻墙到隔壁同求实中学学生取得联系。放走了联大学生，然后两校学生同时行动，一起罢课。昆华女中校警扣留罢委会派去的联络员，学生自治会纠察队开后门放走联络员。云瑞中学校长刘钟兴要逮捕联大派去的联络员，联大学生在该中学高一二班学生帮助下脱险。
面对这种情况，省工委立即同负责昆明市工作的同志分别碰头研究，认为在李宗黄、关麟徵的高压之下，学校当局不敢违抗，在校长中死心踏地反对民主运动的究竟属于少数。校长中如云大校长熊庆来是个学者(数学家)；求实中学校长苏鸿纲和民主同盟有关系；黔灵中学校长汪颂鲁和地方开明士绅有联系；金江中学校董龙奎垣同地方实力派有关系．他们大都属于中间势力，有些(如龙奎垣)同蒋介石有深刻的矛盾，应当尽一切可能，通过各种关系，争取他们中立，在可能条件下给学生以支持。
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参加罢课的大中学校已达三十一所，由三十一所学校罢委会联名发出《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指出八年抗战后人民要求和平，而国民党却制造内战，昆明学生为反对内战召开晚会，却横遭迫害．因此罢课，并提出要求如下：
第一类，关于全局性的：(一)立即停止内战，要求和平：(二)反对美国助长中国内战，立即撤退驻华美军；(三)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四)切实保障人身自由。
第二类，关于昆明事件的，要求云南省国民党党政军当局：(一)追究射击联大的责任问题；(二)取消十一月二十四日禁止集会游行之非法禁令；(三)保障同学人身自由，不许任意逮捕；(四)要求中央社更正诬蔑联大之荒谬谣言，并向与会师生道歉。
这个《告全国同胞书》经联大罢委会提出，在十一月二十八日有全市三十一所大中学校罢课委员会参加的罢联会代表大会上经过热烈讨论后通过．在《罢委会通讯》里，明白提出：第二类要求得到相当结果后即可复课。
罢课开始后，省工委经过交通员把《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设法送到重庆，再转送到延安。《新华日报》(十二月二日)、《解放日报》(十二月二十二日)都全文发表。对所提要求，十二月五日重庆《新华日报》社论指出：“这几项要求，实在非常温和而合理。”
争取多数
为广泛发扬民主，发动群众，《告全国同胞书》的稿子曾分别在三十一所大中学中由所在学校罢委会主持，全体学生会上公开展开讨论对所提条件逐条审议通过，团结了多数，孤立了少数”。
十一月二十六日罢课以后，国民党三青团员即在学生中公开反对罢课，反对反内战；秘密三青团员则以联大政治系一九四六级名义，混在中间派群众中；提出要求：(一)拥护罢课，但要求重庆、成都、延安、张家口都罢课；(二)赞成反内战，在昆明、重庆、延安都要反内战；(三)要求罢课宣言第一类第二条改为反对美苏助长中国内乱，要求美苏撤退在华驻军。在联大新校舍，曾用“政治系一九四六级”名义那批人，现在又以“无党无派”的名义招人签名。参加签名者到二十七日达三百五十人，联大工学院全体学生表决时，曾出现一百三十八票（赞成“无党无派”主张)对七十三票(赞成罢联会要求)的比例。联大支部反映这一情况时，省工委负责同志当即分别同联大一、二支部同志进行了研究，认为学生中确有一部分中间群众，赞成这些要求．XT争取这一部分学生，孤立三青团，决定修改口号，普遍解说第一类中关于停止内战部分，可以如此说明：谁发动内战，我们就反对谁。其次，反对美国助长中国内战，可改为，“反对外国助长中国内战，要求撤退在华美军。”理由是任何一个外国助长中国内战，我们都反对。但现在事实是苏联早已宣布撤军，由于中国政府(国民党政府)要求延期，苏联才改为延期撤军；而美国却在昆明及许多城市派驻军队，毫无撤退迹象，因此要求撤退驻华美军。修改要求条件，有民青经过联大工学院提议，罢联会接受，重新表决。结果，工学阮以一百零九票对五票通过。新校舍“无党无派”签名的三百五十人中，经过宣传、揭露国民党阴谋，提高了真正无党无派学生的觉悟，有二百九十人公开宣布退出，最后剩下六十多人。二十七日上午，在联大有人鸣锣通知“无党无派”的来开会，此时，进步同学乘机蜂涌去了二百余人，理由是：都是无党无派。此六十余人见众寡悬殊，无法维持，也纷纷走散了。以后，六十余人中有四十多人公开声明：第一，赞同罢课，只是罢课所提条件不完全赞同，现在所提要求既邑修改，当可同意；第二，从未参加反罢委之类组织。三青团在联大失败后，便进攻联大附中。联大附中学生自治会召开大会讨论修改后的《告全国同胞书》中所提要求时，绝大多数赞成，只有三青团员硬说有四人反对，不能算成全体通过。学生当场请联大训导长查良钊说明，查答称是全体，三青团失败。
针锋相对
十一月二十七日，李宗黄、关麟征召集昆明市大中学校校长开会，限令各校交出学生中活动分子黑名单，限二十八日无条件复课，关麟徵说，学生在校内有开会自由，他在校外亦有开枪自由。
李宗黄等根据重庆国民党中央的指示，对学潮采取以宣传对宣传，以组织对组织，以行动对行动的反动措施．十一月二十八 日，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密令其所属各党部，说：“查近日奸党分子在昆活动甚烈，本省市党政当局已开会决定，发动召集党团员，以实际之宣传组织行动对付。”
国民党“以宣传对宣传”，李宗黄、关麟徵等十一月二十九日召集昆明市各报社社长会议，造谣说：“二十五日晚会周围放枪，是因为查宗藩在会场中被打”，并指使各报发表反动社论：“不是学潮是政潮”，“不是内战是内乱”，“五四之风不可复见”，“目前已不是一二·九时代了”，国民党中央社又以通讯读者来书种种方式统发新闻，对学生罢课极尽诬蔑之能事，再由特务以反罢委会名义遍街张贴标语，如：“从CP到CY的外围同学们!罢课不可怕，怕的是CP的圈套”，“孩子们，赶快跳出火炕，救救自己!”“共产党制造内乱!”“反内战的便是共产党”并用木刻“赤匪”二字，盖在罢委会张贴出去的宣传品上，其反动宣传的目的是戴上红帽子，离间中间派的同情，使运动陷于孤立。
针对着敌人造谣，由罢联会出版发行《罢委会通讯》(党的地下印刷厂印)，驳斥国民党诬蔑，同时在群众中展开不听中央社造谣，不看《中央日报》的运动；在近日楼等处张贴罢委会大壁报，并派出宣传队、宣传组，向市民宣传，以粉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
国民党“以组织对组织”。特务组织反罢课委员会，并盗用联大川陕晋冀鲁等外省籍学生名义，反对罢课．，学联争取了多数学生，不承认这个所谓的反罢委会；争取了多数外省籍学生，否认有所谓外省籍学生反对罢课之事．国民党三青团在学生中继续进行破坏，市立中学发生了罢委会学生被三青团特务告密，遭宪兵十三团绑架的事件．罢委会发动学生正式向宪兵十三团要求释放无辜学生，自治会召开全校大会，公布特务学生罪恶勾当，宣布开除其学籍．其它学校亦展开了孤立特务学生的运动．特务学生不敢再露头角，所谓反罢委会少数特务不得不从校内搬到如安街七十号国民党军队特别党部内躲藏起来。
国民党“以行动对行动”。十一月二十九日，关麟徵在各报社社长联席会上说，“为今之计，便是以行动对行动。”自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有组织的特务每队五人，十人，三十人，五十人，一百人不等，到处横行，遍街殴打学生，捣毁学校，仅二十九日，学生被打事件就有二十五起，被捕事件十五起。三十日，联大师范学院、中法大学、云南大学的壁报及罢委会办公室均被特务捣毁。此类特务制造的恐怖现象，昆明群众从未身受或目击过!
从十一月二十八日起便有大批武装特务闯入各罢课学校强迫上课．粤秀中学门外架起机关枪两挺，对学生进行威胁；市立中学门外停有吉普车一辆，见学生会负责人即绑架而去；昆华中学则被军人驻扎，关上校门，禁止与外界联络；昆华女子师范亦关起大门，强迫复课。
十一月二十七、八日，李宗黄以国民党省党部主委名义密令各级党部选派打手并集中到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五分校聆训后，分别化装出发，殴打及逮捕罢课学生；又由民政厅通令所属党团员化装出发至街头行凶。据李宗黄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布，可动员国民党员二千人，干部二百余人，实则在军分校集合起来的国民党员及三青团员还不到五十人。
各校学生在我地下党员、民青盟员带动之下，团结一致，机智勇敢地向敌人展开斗争。中山中学校长郜重魁威逼利诱学生复课，被学生一致拒绝；昆华女中校长召集学生训话，强迫复课，学生一轰而散，关麟徵警备司令部派特务到该校索取罢委会负责人名单，全体学生一致拒绝；五华中学、粤秀中学等校密约：如特务进学校时，大家静坐教室，继续罢课；昆华中学、昆华商校照常摇铃吹号，实则没有上课；市立中学、黔灵中学、天祥中学等校学生自治会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把守校门，会客须经过正当手续，以抵制特务入校。
在特务密布的情况下，有的学校组织校工传送信息，有的学校组织附小学生担任交通，校与校之间，互通情报，联系从未中断。
罢联会宣传队，以联大学生为主体，在纠察队保护下，继续出街宣传。罢联会在近日楼张贴的街头壁报，吸引着无数的市民围观。入夜，在暗淡的路灯下，还有人用手电筒照着看。
根据当时群众斗争情况，针对着反动派的阴谋，省工委分别同联大支部以及昆明市的同志研究对策，决定：巩固阵营，团结同学，争取中间派，争取师生合作，扩大宣传，揭破阴谋；争取适当时机收兵，在最低的条件下复课。
在思想战线上
十一月二十六日罢课后，“左”的倾向在群众中潜滋暗长．此种倾向表现在宣传口号上为“罢工、罢市”等行动口号的提出，表现在行动上为不同意罢联会复课标准(即第二类要求获得相当结果)，主张直至内战停止时方告结束。商校、昆华女中、市立中学等校部分学生一再要求举行游行示威，联大、云大亦有部分学生，甚至有的党员干部也有此要求。针对这种情况，省工委负责同志分别同联大第一、二支部研究，认为当前反动派压力太大，不宜硬碰，应竭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因此经联大和中学的民青支部尽量说服群众不要游行。二十九日联大剧艺社演出。《匪警》等活报剧，欢迎各中学观看。国民党便衣特务集中在翠湖边中央军校第五分校，待机出动。一部分同学则跃跃欲试，要求即刻游行。省工委当即决定由联大党支部经罢联会派人分别说服，因而未发生事故。
教授们对学生遭受迫害，尽管有不少人是同情的，但在反动派高压之下，也有所顾忌．云大有一教授二十五日晚会后被特务殴打，从此不敢出声气。有个情报说，反动派准备逮捕十二人，其中有几位教授。二十九日，联大有位教授向民青代表说：“群众干起来了，他们不知利害，你们应该避开，才是办法”。说现在已达到了宣传目的，所提要求不必要有任何结果，即可复课．云大有部分教授，参加了国民党伍绳武、鲁冀参等发起的复课签名。十一月二十九日，在联大有闻一多、吴晗、钱端升、潘光旦、周炳琳，冯友兰等教授劝学生复课．对有的教授出于同情和善意关怀，学生是体谅的，对有的教授的发言，学生当场表明同学们的观点，与之展开辩论并揭露国民党在教授中玩的阴谋，经过各方面的工作，左派教授更积极地支持学生，中间派教授也有了改变。
得道多助
十一月三十日，联大支部经罢联会发表《致各师长书》说，在街头上被打的同学，好多是你们的学生，你们一定以有了这样的学生而感到骄傲。同时发表《告学生家长书》，呼吁父老们，“你们一定不忍心看见你们的儿女受到枪炮的威胁和卑污的侮辱，……给你们的儿女以更大的同情和支持吧。”
十一月三十日，民主同盟云南支部发表声明：“认为罢课是正当的唯一的抗议手段”，认为学生“所提的八条不但合理，而且合乎人情，合乎国法。” “完全同情这一运动，声援这一运动，联大工学院全体助教捐款法币五万元以支持罢课；联大教职员六十八人联名发表声明：(一)反对武力威胁，维护学府尊严；（二）维护各种自由；（三）反对内战，要求立即停止军事冲突；请全国各党各派人士共商国事。
罢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自罢课以来，罢联会每天都要收到无数的捐款和慰问信。联大工学院豆浆室一个工友捐毛边纸一刀，一个工友捐款一千元。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来信说：“我等受了一班(般)贪官污吏的压迫，只得忍奈(耐)。一定要我去打内战，就是自杀，也绝对不拿枪屠杀自己的弟兄。”联大新校舍门口一个小贩，把他一天卖豆腐干的收入，全部捐出。有一对新婚夫妇捐献了他们的结婚戒指，来信说：“让它干些更有意义的事。”云南省政府有五位下级公务人员来信说：“看见你们罢课，恨不能马上用行动来响应你们，不幸我们所服务的机关是成天灌输只准拥护一个政府(国民政府)、一个领袖(蒋介石)，一个主义(三民主义)的，因此只有凑了五千元表示声援。”中央电工器材厂一个职员来信说：“野蛮的军事当局法西斯党徒摧残青年、蔑视自由的卑鄙手段，诚令人愤恨之极。”
学生在街头的宣传活动，普遍得到市民的支持．每当宣传员讲演完毕时，台上台下，学生和群众往往一起高呼反内战口号，合唱反内战歌曲。有个学生在光华街被特务追捕，商店店员让他从前门进去，后门出来，关上店门，不让特务进去。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学生运动争取到各界同情和支持。反动派更加孤立，终于恼羞成怒，变本加厉地实行镇压。
三、“一二·一”惨案
惨案
十二月一日晨，各方面传来敌情：十一月三十日，兰青团云南支团部秘书周绅，率领特务在中央军校第五分校演习投掷手榴弹；辎汽十七团用美国卡车满载石块砖瓦，倾倒在联大新校舍墙外；《新华日报》营业分处、联大师范学院、云大、中法大学都被武装特务闯入，撕毁书报捣毁什物而去；十二月一日晨六时，武装特务到拓东路联大工学院宿舍绑架一位同情学生的教授，未遂。
十二月一日上午九时许，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宗黄，在华山南路省党部召集助理干事和便衣特务讲话，要他们“戡乱建国”，他说：学生又向我们进攻了，“这是大家效忠党国的时机，我们要以宣传对宣传，以流血对流血。”
国民党省党部一个同情学生的会计员，立刻把这个消息告知云大民青支部一成员，云大党员和民青支部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并很快通知了联大．罢联会立即决定：整理内部，准备战斗．十二月一日上午十时至十二时，由查宗藩、周绅、傅培德(富春中学训育主任)等带领一帮凶狠的特务打手，其中有国民党省党部调统室特务、国民党第五军六八八团部分人员、军官总队一部分学员、鸿翔(伞兵)部队少数人员，暗藏凶器攻入云大。云大同学居高临下，与特务对抗，特务不得逞而去。特务进攻联大新校舍时，同学们用各种桌椅、黑板什物等堆积在大门前，严加防御，守住大门，同他们讲理。高呼反对内战的口号。军官总队学员特务崔俊杰(符号述字l025)在进攻中冲入校门，被学生捉住，领队者才被迫议和，口称“误会”，要求释放俘虏，表示愿意撤退。特务打手离去时，竟掷手榴弹一枚，共产党员南菁中学教师于再当场被炸牺牲。
当特务队攻入联大师范学院时，同学们联合隔壁的昆华工校同学反攻，将特务队从大门赶出。特务出门后，隔墙扔进手榴弹，又乘机攻入。女共产党员潘琰身先同学，被炸受伤，特务又以尖头铁棍向潘猛刺。潘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英勇牺牲。联犬同学李鲁连、昆华工校同学张华昌，亦于此时殉难。联大工学院，联大附中，昆华女中，南英中学，亦于同日被打。总计当日牺牲师生四人。被打伤的，教授有袁复礼、马大猷等，学生有高金堂、向大甘、张君平、缪祥烈等，还有云大医院护士马静成。共计重伤二十五人，轻伤三十余人。当特务行凶时，联大党员、民青盟员都同群众一起出生入死，英勇搏斗，死难烈士中有中共党员潘琰、于再；受伤人员中当时保民青盟员的有向大甘、张君平、缪祥烈等同志。这就是“一二·一”惨案。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七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指出：“就全国说来，是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以来，将近二十年间，所没有发生过的大惨案。”
大反攻
惨案发生后，同学们群情愤慨，社会各方面均表示同情。关麟徵到联大去假装慰问，道歉。关、李之间内讧，李宗黄躲了起来。国民党省党部特务与警备总部特务互相推诿责任，他们中一些人当街互相争吵殴打。十二月一日晚，关麟徵招待各报社时说，希望大家不要刺激学生情绪。公开横行的特务销声匿迹，反罢委会的公开文字宣传暂时收敛．关麟徵以后又派人送花圈一对，法币五十万元，棺材两口，被罢联会严词拒绝关麟徵后来说，他也是“五四”时期的曹、章、陆，会永远被人咒骂。重庆国民党中央被迫电令云南反动当局：“暂停武力镇压，以免事态扩大。”
十二月一日下午，省工委收集有关情况，分别同联大支部的同志研究决定：加强并扩大以学生为主力的战斗队伍，争取工人、职业青年、教师及公务人员等各方面的支援，利用反动派矛盾，集中一切力量，向以李宗黄、关麟徵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大举反攻。在宣传方面：公布惨案事实真相，做到有理有据地揭露反动派阴谋，争取各方同情，孤立反动派。宣传步骤：从昆明血案联系到反动派全国性的内战政策；从四烈士牺牲联系到要求民主自由。
十二月六日，经全市中等以上学校罢委会分别开会讨论，避过了《昆明大中学生为“一二·一”惨案告全国同胞书》。在具体要求上，原提第一、二类条件(见《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不变，增加第三类，关于昆明血案部分的要求：(一)严惩祸首关麟徵、李宗黄、邱清泉；(二)抚恤死者，医治伤者；(三)赔偿一切公私损失。省工委派交通员送《为“一二·一”惨案告全国同胞书》到重庆，再转送到延安向党中央和南方局汇报。十二月五日重庆《新华日报》社论指出：“流血的惨剧是绝对掩饰不了的。当局首先应该严惩杀伤学生的凶手及负责人，立刻接受学生的要求，并付予实施，以谢学生，以平众怒。”
十二月七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说：“对于昆明的学生表示极其真诚的同情。昆明学生与教授的命运，也就是全国人民的命运，我们声援在苦难中的昆明学生与教授，因为他们的奋斗，就是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斗争，是这个斗争的一部分。”当时的斗争的方针是：
(1)加强及壮大进步力量
面对着新的斗争形势，省工委负责同志分别同联大党支部负责同志碰头研究，决定调整了领导机构，在民青一、二支部执委 会中选拔互相未打通关系的党员干部(以民青面目出现)，成立行动委员会，负担运动指导责任。
在罢联会，经过民主协商产生一个设计委员会，负责收集资料，拟订计划，通过罢联各机构去执行，为罢联的领导核心，以党员干部及民青负责人混合组成，实则直属行动委员会。
调整罢委会下属各股，选拔积极负责的人员参加工作，加强《罢委会通讯》编辑部及宣传、联络等股，扩大宣传队；另组治丧委员会(王树勋同志负责)，讼诉委员会(张君平同志负责)。
罢联会再分派代表往各校讲述“一二·一”惨案及加强中学联络工作，号召同学团结一致，为死难烈士复仇。
(2)孤立反动势力
首先在联大公开检举三青团特务。联大工学院曾检举出五个特务，要他们悔过，然后替罢委会刻蜡板，抄宣传品。
在云大的三青团特务史青辑不敢回校住宿。
联大昆明校友会全体一致决议，开除云瑞中学校长刘钟兴、教务主任保国强的校友会籍，并呈请母校追加开除其学籍(此二人压迫罢课学生，曾扣留罢委会代表)，在报上刊登启事。
各学校大都以全体同学耻与为友等办法来孤立与打击特务。对一般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则进行教育争取的工作，对其中有转变并积极参加运动的，还给予适当的表扬。这样，公开的或暴露的三青团特务便销声匿迹了，只有秘密三青团特务还在待机而动。
(3)宣传工作的扩大文字宣传：《罢委会通讯》每期销数都超过昆明当时的各日报和周刊。此外，还印发了《“一二·一”惨案实录》、《昆明学生为“一二·一”事件告各界同胞书》、《向全国、昆明父老沉痛呼吁》、《昆明大中学生为“一二·一，’惨案告全国同胞书》、《我们为什么反对内战》、以及告农村父老书、告师长书、告家长书等等。截至十二月十五日为止，仅《“一二·一”惨案实录》就印发了五十多万份。其次，为街头壁报。凡贴有日报之处，如几座城门皆有街头壁报，以通俗文字及彩色漫画组成，读者争先恐后。第三为标语、口号．以工学院之油漆标语最使人注目，而不易擦去。第四是漫画和连环图画。第五为通俗歌谣，内容大都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压迫人民的反动性。
街头讲演：从十二月二日起，每天出动一百至一百五十个宣传队(每队十人、十五人不一)，选择十字街头、人烟稠密之广场或游艺场所，讲述“一二·一”大屠杀实况及反内战、争自由等等。在讲演时，普遍得到群众的支持例如拓东路一个联大学生讲演时，当场有一个商人捐助十五万元。在近日楼，学生讲演后一个下级军官上台痛哭流涕地表示反对参加内战。
街头滇剧：联大剧艺社编有各种活报剧和话剧——《匪警》《凯旋》、《潘琰传》、《告地状》等分别在街头广场演出，观者甚众。
街头唱歌：在十字街头或广场，数十人集体合唱《我们反对这个》、《士兵们，放下枪杆来》、(凶手，你逃不了》、《快把世界来改造》、《不买中央报》等歌曲，并解说歌词内容，吸引了大量群众。
到工厂、农村以及市民或铺户宣传访问：以三人至五人为一组挨户访问，谈心，由“一二·一”惨案说到国家大事，联系群众切身利益，说到老百姓要翻身等，以启发群众觉悟．经过家访也教育了学生，他们亲眼看到人民的疾苦，从同群众的接触中提高了觉悟。
四、规模巨大的民主运动
由于反动派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党充分地利用了这个 有理条件，放手发动群众，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争取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援，坚决反击，使运动发展为波澜壮阔、规模巨大的民主运动，使敌人处于孤立被动的地位．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全国各地支援，运动更发展为席卷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
万人公祭
一九四五年三月，重庆“胡世合事件”，在党的领导下，以万人公祭的方式控诉敌人罪恶，狠狠打击了敌人。这对如何利用公开合法的方式开展对敌斗争，是个启示。省工委负责同志分别同联大支部研究，运用这种方式，十二月二日在联大举行四烈士入殓典礼，作为大规模公祭的演习。经过组织动员，来参加入殓祭典的有各校的师生、工人、农民和各界人士六千多人。尽管国民党特务盯梢、照相，但人数众多，敌人也无能为力。入殓典礼为冲破特务的封锁，打开了局面。从此，每天从早到晚成千上万的人络绎不绝参加公祭，有大中小学师生，有工人，有农民，有职员，有士兵，有军官，有市民，有工商业家，有地方士绅，有宗教界人士，计一个半月参加灵堂祭吊的达十五万人(占当时全市人口的半数)。
集体及团体祭吊的除各大中学校、工厂、企业单位等外，还有中国民主同盟云南支部，中苏文化协会昆明分会、云南妇女联谊会、圭山区彝族旅省同学会、小贩联谊会、省市商会、矿业、酒商业、牛菜馆业等同业公会、省佛教会全体会员，基督教青年会学生服务处、清真铎报社、省参议会全体驻会委员等，一个半月中参加公祭的团体近七百个。
千副以上的灵堂挽联，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
一党专政；
百姓遭殃。
国民党还政于民，秋风未去，丢下数枚炸弹；
中央军奉命来省，春风乍到，杀了几个学生。
名为民主，实际独裁，不啻秦始皇，希特勒再起；
本是内战，偏说内乱，无怪关麟徵、李宗黄杀人。
李宗黄、关麟微，屠杀学生，简直天良丧尽；
中央社、造谣社，欺骗民众，岂能黑白颠倒?
以学生作仇，以人民作匪，屠杀不遗余力；
与敌寇为友，与汉奸为朋，宽容惟恐不周。
要告诉全世界屠夫，就是拿了原子弹，也毁灭不了地球，毁灭不了人民的意志和力量；
真不愧新中国战士，抛弃了大好头颅，也坚决反对内战，坚决反对政治的黑暗与独裁。
好话说得尽，阴谋想得尽，坏事做得尽，试问中央社，这样的独裁政府，究竟比北洋军阀怎样?
枪炮吓不倒，谣言骂不倒，金钱买不倒，告诉刽子手．今天的中国学生，到底和五四时代不同。
以特务党棍治国，以军阀治国．以独裁治国，民国乃成地狱；
以炸弹木棍饷民，以刺刀饷民，以枪炮饷民，学府竟为屠场。
学生一片好心肠，争民主，争百姓自由，虽死犹生，我们永远纪念你；
官府万般臭罪恶，为独裁，为一党专制，纵生若死，大家务必消灭他。
挽联以外，还有挽诗、标语、挽词等．灵堂展出烈士的血衣，血淋淋的事实，教育了前来公祭的群众，激发起他们对国民党统治的仇恨，赢得了各界的支持。
全市教师总罢教
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教师中有共产党员，如联大物理系助教郭沂曾，云大生物系助教殷汝棠等同志，他们团结了进步教师联大生物系讲师吴征镒、云大西语系讲师喻铭传(二人以后入党)等，有中国民主同盟成员，有民青盟员，还有联大进步学生在中学里兼差当教师的，他们周围都团结了不少群众。“一二·一”惨案后，教师大多同情学生。十二月一日下午，云大教职员发起声援学生的签名，当晚参加的即达七十一人。他们发表的《敬告各界书》说：“对于本市各大中学同学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运动，在原则上表示衷心的同情与赞助”，认为国民党当局“杀死同学多人”， “实开民国史上未有之恶例”．他们“相信同学们反对内战是出乎忠诚，决非一二流言所能诬蔑”．他们“对于那些以反内战而遭逮捕殴打枪伤的同学，谨致由衷的慰问；对于那些横遭残杀的同学，表示无限的哀悼”。最后要求“合理的解决，俾使内战早日停止，学生早日复课”。十二月二日联大教职员五十六人写信慰问负伤学生，说：“昨日暴徒肆意屠杀学生， 捣毁学校，行似禽兽，恶逾匪寇，凡属血气之伦，靡不发指，地方军政当局纵容啸聚，视若无睹，其为嗾使主谋，显而易见，同人等痛恨之余，拟采取一切有效方法，诉诸全国人士，以申正义，而遏奸暴。”
十二月三日．联大学生自治会发表《致教师书》说：“用满眶眼泪向各位敬爱的先生们呼吁”，“希望先生们罢教。”十二月四日联大教授会决定罢教一周，以示抗议。同日云大教授会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严惩祸首及负责人，“以平抑公愤。”
从十二月二日起，联大讲师、教员、助教及联大附中教员先后开会决议：“一致罢教，以反对内战，抗议(国民党)当局暴行，至学生复课时为止。”同时，全市大中学教师发起罢教签名，一日之内参加的即达三十一所学校。十二月六日，全市大中学教师298人签名发表宣言，说：“同人等目击心伤，念是非之不彰，痛正义之不伸，凶暴违法之徒如不除，就国家言，将何以建国?就同人言，将何以为教?何忍为教!故决于即日起一致罢教，至学生复课日止，以示抗议。”
联大教授会发表《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告诉状》，列举确凿罪证百余件，以证实李宗黄、关麟徵、邱清泉等“阻扰集会，妨害自由，聚众强暴，扰乱秩序，滥用权力，违法杀人，加侮辱伤害于教授，施毒打轰炸于青年，败法乱纪，罪大恶极，苟不依法严惩，岂仅死者含冤，生者衔恨，实足玷辱法纪，影响人心，昆明学潮，尤难解决。”
重庆《新华日报》十二月九日社论指出：“云大教授七十一人联名声明，对学生表示同情，联大全体教授罢教一星期以响应，更是过去任何一次学生运动中所未曾有过的。”
各界同情和支援
在党的领导下，罢联的宣传、工盟的发动下，郊区工厂纷纷支援．中央机器厂友声读书社全体社员捐赠一万元，附信说：“让我们携起手来，摧残法西斯匪徒的集团。”国民党中央军驻昆明工兵某团一群士兵，捐款九千六百元，附慰问信说：“将我们仅有的薪饷，捐给你们，以表示热烈的同情心。”国民党军队中一个上校军官，十二月二日捐款一万三千元，附信说：“昨天野蛮的屠杀，使我感到无限的悲痛，我决不参加内战，且自即日起辞职回家。
十二月二日，中国民主同盟云南支部声明：对。摧残文化，蹂躏民权，草营人命之负责机构及其主使人员，再度提出严重抗议外，同时以最悲愤严肃之态度，声援被迫害者的呼吁和要求。并“请全省、全国、全世界一切主持正义、尊重人母的人士，一致支援”。在“新联”的发动下，职业青年一千五百人签名呼吁，主张惩凶，抗议国民党当局暴行．在党员和民主同盟支持下，文化界《民主周刊》、《时代评论》、《昆明新报》、《大路周报》、《人民周报》、《文艺新报》、《妇女旬刊》等期刊联合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暴行。
省工委经过省参议会中的党员和进步人士，争取了开明士绅的支持；经学生家长关系的争取，省参议会召开I临时会议，邀请罢联代表报告惨案经过，并决议请国民党政府保障学生安全。遵照党争取中间势力的政策，省工委利用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争取了地方实力派的支援．地方实力派有有地盘的和无地盘的，他们因其现实地位不同，和国民党中央矛盾的表现也不同，争取的方式也不同．顾映秋(龙云夫人)捐款五十万元，龙云次子龙绳祖捐款十万元。金江中学校长表示欢迎他校因罢课被开除的学生入学。联大校友会，在龙云家属支持下由吴征镒等同志主持，在临江里龙云公馆开会声援学生运动。
席卷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内战运动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援助国民党区域正住发展的民主运动(以昆明罢课为标志)，使反动派陷于孤立，使我党获得广大的同盟者，扩大在我党影响下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
延安“一二·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周恩来同志指出：“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陆定一同志号召：“全解放区，全中国的青年，应该踊跃参加这个伟大的有历史意义的运动。”重庆《新华日报》十二月九日指出，今天昆明学生，“无愧于‘一二·九’的后继者，的确是真诚爱国的青年。因此他们得到社会上广泛的同情和响应”。延安《解放日报》十二月九日社论指出：“昆明的罢课是抗战胜利以后巨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这个运动一开始就遭受了比以前更残酷的镇压，它在今后全国人民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斗争中，仍然会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党中央、南方局的热切关怀和号召下，解放区延安、晋察冀、山东、晋绥边区等解放区首府都相继举行群众大会对昆明的同学与教授表示热烈的支援。“全国各地都爆发了为援助昆明学生的游行示威，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反内战运动，一时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
全国许多地方以捐款。致电慰问、罢课、开追悼会等方式支援昆明学生运动。在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王若飞捐款二万元，《新华日报》捐款五万元，《群众》周刊捐款三万元，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筹委会捐款十万元。成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中国妇女联谊会各汇来慰劳金十万元，并表示“休戚相关，誓为后盾”。东北文化协会、中国民主实践社、《中国农村》、《现代妇女》、《中华论坛》等都致电慰问．十二月九日重庆各界在沈钧儒、郭沫若、史良等主持下举行了陪都各界追悼昆明被难学生大会，通过要求公审祸首、公葬烈士、赔偿损失、停止内战、保障人权等决议，当场募捐一百零八万七千多元．会后公祭三天，致祭人数达万人以上，捐款一百五十万元。
成都文化界，学生团体于十二月九日召开全成都大中学生大会，追悼昆明死难烈士。会后举行示威。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上海各界人士在宋庆龄、柳亚子、马叙伦、沙千里、郑振铎等主持下，举行昆明死难烈士追悼会，参加的万余人，会后游行。
西安、贵阳、武汉、广州、长沙、杭州、南京、南昌、福州等地都有群众性的声援活动；广西桂林，贵州遵义，四川乐山、南充、江津、壁山等市县都以罢课、游行等方式表示声援。
党在云南的工作，经过几年努力，在原工作基础上，有了发展。“一二·一”惨案后，云南境内路南、昭通、宣威、沾益、鹤庆、罗平、弥勒．泸西、建水、石屏、玉溪．元江、新平、安宁、华宁、大姚等县在当地党组织发动下，中小学师生都纷纷以募捐(共捐三百多万元)、罢课等方式支援昆明学生运动。
昆明惨案噩耗传到海外，侨胞纷纷声援。马尼拉华侨致电罢联会，对“反内战运动及所提的十一项要求，均表同情，并决意支持。”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重庆《新华日报》国内述评指出：“从这次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出站在斗争第一线的虽然是学生，但支持和参加这个斗争的却包括着极广泛的阶层，这证明民主阵线逐渐扩大，除去代表大买办资本家大地主的利益的少数统治者外，自由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也转向到民主阵线来了。”
全国人民的支援，给予了昆明学生很大鼓舞，运动在尖锐复杂斗争中前进。
五、停灵复课
揭破反动派的阴谋
在运动中，随时警惕敌人的阴谋。
十二月一日惨案发生后，国民党中央社继续造谣，十二月二日国民党中央社电称：“第二军官总队一部分学员经过联大发生殴斗”。十二月三日中央社电称：“联大新校舍投掷手榴弹，系第二军官总队第二中队学员所为。”但该通讯社十--]9四日电却说：“联大新校舍手榴弹，系由院内投出，伤军官总队学员一人。”对在联大师范学院投掷手榴弹案，中央社又说：系失业军人所为。”中央社还凭空制造出一个名叫“姜凯”的人，说是他指使“失业军人”所为。国民党当局还演出一场所谓“公审一凶犯的丑剧。
针对敌人的造谣，罢联会指出，所谓“失业军人一并非真正凶手，一切罪行都应由李宗黄、关麟徵等完全负责。联大教授会告诉状揭露：军官总队为关麟徵、邱清泉所统率，兼之，关曾亲自到联大工学院，表示抢去步枪两支已缴其警备部．若非关麟徵主使，暴徒何故向该部缴枪?该部何竟不将缴枪暴徒拿获?暴徒轰炸师范学院之际，大西门城楼上驻军，均以枪口对准该院，警察宪兵均布双岗，足见李宗黄、关麟徵事先教唆，其应负教唆杀人罪贡，理至显明。
对国民党“公审”假凶犯，联大教授会告诉状揭露“关麟徵提出无业流氓陈奇达、刘友治等三名，称系投弹犯人……虽经被告自白罪行，而绝无佐证，……问官虽以曾经有人目击投弹反诘……，然何人目击，既未据问官指出姓名，尤未令其当庭对质”。
罢联会声明拒绝出席参与“公审”。国民党中央社又造谣诬蔑，嫁祸于人，说：凶犯幕后指使人姜凯是所谓“共产党分”。
为揭破国民党阴谋，省工委从国民党省党部内一下级职员那里搞到一份参加行凶人员名单，用街头壁报等宣传品把它公布出来。
国民党反动派又强迫中学提前放假，以孤立大学，十二月六日，李宗黄召集各中学校长会议，决议蓉中学立即放假，通知学生家长负责将子女领回，妄想这样一来，便可以使大学陷于孤立。昆华女中校方强迫学生离校，大同中学停止开伙，龙渊中学破坏分子窃去学生膳团经费，全校一时断炊。对此省工委同昆明市工作同志研究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了对策。各中学在可能的条件下，组织留校，伙食自办，秩序自己维持，或进入会馆或到联大、云大住宿。昆华女中、五华中学、中山中学。昆华工校、南菁中学、天祥中学、黔灵中学、昆华商校等部分或大部分同学留校工作．云大附中，联大附中等校绝大部分同学留校工作．利用这一机会回乡的同学则组织农村宣传队，到云南外县展开援助昆明的运动。
国民党反动派种种阴谋失败，蒋介石亲自出马，十二月七日发表《告昆明教育界书》，要学生遵守纲纪，诬蔑学生运动。妨害青年学业，贻误建国前途”，最后威胁学生说：“切不可任令罢课风潮再有迁延，一切问题以恢复常态为前提。”否则他“不放弃安定社会之职责”。
罢联会公开回答，给以逐条驳斥，指出“妨害青年学业，贻误建国前途的，正是制造内战主张戡乱建国”的国民党当局。指出蒋介石之所谓“纲纪”是“自由集会被围，学校被枪击炮轰，使用刺刀手榴弹，杀进学校里来”，“试问谁不遵守纲纪?”最后严正地指出：“目前一切问题，应以死者瞑目，罪有攸归，为解决之前提，否则，法纪何在?人权何在?”
国民党最后一张王牌没有打响，被迫宣布关麟徵停职议处，派霍揆彰代理其职务，并派其教育部次长朱经农和联大常委傅斯年来昆明要学生复课。傅斯年一方面欺骗学生，另方面挑拨中间派教授来反对学生，联大支部及时给予揭露，国民党阴谋失败。
十二月九日，卢汉(云南省主席)发表《告各校同学书》，要学生“即日复课”，“静候法律解决”。
同日，卢汉、朱经农、霍揆彰等代表国民党政府邀请罢联会代表谈判。对惩凶等项要求，则说，“将秉承蒋主席意旨办理。”
国民党政府还经过省市农会、省市商会等向罢委之治丧委员会提出了希望早日出殡的意见。
国民党中央社迫不及待地散布谣言：“学生所提条件，已圆满解决，昆明学潮已告结束”。学生中群情愤慨，有部分积极分子提出罢课到内战结束为止的口号。也有少部分参加罢联工作的学生，提出不必待复课条件有结果，即可出殡的意见。
针对当时复杂斗争形势，省工委分别同联大支部同志，昆明市同志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在政策上仍应利用矛盾，中立地方势力，孤立蒋介石，争取在适当条件下复课。
省工委同袁永熙等同志研究后，经他们去向吴晗教授谈，为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中央体系的李宗黄、关麟徵，对地方实力派应予争取，但必须有条件地争取，吴晗教授支持学生的意见。
十二月十日罢联会公布同国民党政府谈判的经过，以反驳中央社的造谣，对卢汉劝复课的盛意，表示感谢；郑重声明：在国民党“中央社应负责处理各点没有得到合理解决之前，碍难复课。”治丧委员会发出公告：“现因各界人士前来吊祭者甚多，墓地亦未能如期建竣，公祭日期，必须延长，原拟即日发引，故特延期举。
决策
国民党中央以关麟徵的停职，枪决假凶犯等花招来强迫学生复课失败后，又阴谋组织联大教授集体辞职，逼迫云大校长熊庆来联大常委梅贻琦下台，还准备强迫联大提前复员，云大提前放假，以釜底抽薪的办法来破坏运动，孤立运动。
十二月十四日，省工委负责同志同联大第一、二支部负责同志分别碰头，对运动发展形势进行了分析研究．十二月初至，“一二·九”前后，联大新校舍(即校本部)参加罢联工作的学生，约为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十二月十日以来逐渐下降到四分之一左右，一部分工作人员已从工作中退出，一部分在职工作人员有疲倦的感觉。不少中间派同学对运动逐渐冷淡，坐茶馆聊天，瞧电影消遣，成为他们的主要生活。
就整个运动看，十四日前参加公祭的已达十万人以上，占全市总人口三分之一以上，捐款近三千万元。
就全国各地支援昆明的运动来看，已达相当高潮。十二月九日起重庆三天公祭，成都“一二·九”大游行，遵义浙大罢课一小时。由于解放区军民自卫反击的胜利，国民党统治区以昆明罢课为标志的民主运动的开展，已使蒋介石被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十二月十二日重庆中共中央代表王若飞同志发表谈话，说中国共产党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将由周恩来同志率领前来，请国民党政府准备房屋。
从全国形势以至运动的发展来看，运动必须适可而止，如果继续无限期地罢课，旷日持久，有遭受挫折的可能。但参加罢课工作的许多学生，斗志昂扬，要复课必须考虑到这部分群众的情绪。鉴于运动发展形势瞬息万变，必须当机立断．省工委负责同志同省工委同志分别交换意见后，十二月十五日，和《云南日报》欧根同志碰头，又到绥靖路的一座楼上找在中国民主同盟工作的周新民、李文宜等同志商量，互相交换了情况和意见。他们介绍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对运动的反映。对怎样适可而止，周新民同志提出停灵复课的意见，他回顾在安徽大学时一次斗争。采用了停灵复课的办法，让斗争告一个段落又表示要继续斗争。这是老百姓的办法，被仇家打死了人，把丧停在屋里，打官司，官司不赢不出丧。
省工委负责同志翻阅最近几天的《新华日报》，十二月十四日刊登了卢汉往吊被难师生，联大、云大两校当局决定复课的消息反复揣摩感到有所启示；又鉴于几日前派联大王汉斌、程法饭同志去重庆向南方局青委汇报，尚未返回昆明；感到应及时复课，继续争取中间势力。
省工委负责同志到福照街进修教育出版社孙仲字同志处找来一本《“一二·九”——划时代的青年史诗》，读后，更感到要吸取“一二·九”的宝贵经验，联系当前运动，势须适可而止。
后来一九四六年二月，省工委负责同志在重庆南方局向中央青委汇报到此时，冯文彬同志说，中央很关切运动进展情况，少奇同志当时曾说，是时候了，该复课了。
停灵复课
十二月十五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声明，称国民党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要以“一切合理方式援助”，十七日派特使马歇尔来华。
联大常委梅贻琦等提出定期复课，并且布告十二月十七日．(即马歇尔来华之日)一律复课，并禁止校外学生住宿校内．学生闻讯，群情愤慨，十六日晚，罢联会在联大举行反内战座谈会，会后举行校内游行，参加者达二千余人．到十七日学生中无人上课。
教授会议见学生仍然如此，决定由各系主任及教授分别劝导复课，云大、联大教授发表劝复课书，参加签名的有中间派教授。
停灵复课的决定在联大支部，云大支部以及中等学校党组织中传达讨论，复课条件经罢联会代表往返商谈，经党员骨干，再经民青第一、二支部在盟员中传达。十二月十八日在联大召开学生自治会全体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大会通过修改条件，停灵复课。
这时反动派正在阴谋破坏运动，逼迫联大常委梅贻琦、云大校长熊庆来辞职．梅贻琦正准备辞职。十九日晚，联大第一支部党员袁永熙和民青负责人洪季凯请闻一多教授做工作．闻一多以老清华关系同梅淡了四个钟头的话，告诉他国民党怎样迫害学生，罢课是出于不得已采取的手段，、学生有核心领导，他们顾全大局，热爱民主自由，也珍视联大前途，并把运动的来龙去脉就所知道的告诉梅，要他放心，只要在适当条件之下，学生是会复课的。经过这番谈话，梅才改变限期复课的主张，并表示愿意接受学生所提条件。十八日，云大熊庆来校长的辞职电报，和九十位教授讲师限学生必须于三日内复课，否则“将与校长同进退”的电报同时见报．云大罢委会负责人侯澄、李济昌同志及时找他谈话，向他表示学生保证一定复课，学生爱戴熊校长，希望不要提出辞职，并且告诉他云大教授中的国民党党棍正在活动校长位置，请他勿中奸人之计，熊当时感动的流泪。他说现在才知道学生确是纯洁的，顾大局，识大体。即刻收回电报稿。
联大、云大争取到校方的支持，罢联会把复课条件交全市中等以上学校自治会讨论。十二月二十日，召开全体代表大会，经过热烈讨论后一致通过。
省工委正在组织复课时，接到南方局来信，分析了形势，指出运动已在政治上获得重大战果，应改变斗争方式及时复课，以便巩固胜利，积蓄力量，把民主运动引向深入。
蒋介石在军事前线惨遭失败、人民民主运动胜利发展的形势下，感到继续镇压，对他不利，被迫电告卢汉“忍让为怀，谨慎处理。”
罢联会代表同卢汉、霍揆彰交涉，所提条件，卢、霍等被迫、大都接受。
十二月二十四日，梅贻琦．熊庆来招待各报记者，发表谈话，抗议国民党当局暴行，公布事实经过，对学生的义愤表示同情。
十二月二十五日，全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自治会(罢委会)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停灵复课宣言。
宣言开宗明义说明，由于校内集会被横加干涉，非法威胁，无理破坏，因此被迫罢课，以示抗议．其次说明，正准备复课之．际，昆明国民党政军当局变本加厉地殴打、枪击以至屠杀师生，因此被迫继续罢课。宣言继续揭露反动当局玩弄“公审”骗局阴谋诬蔑，含血喷人，罪犯逍遥法外，死者怎能瞑目，因此不忍复课，不能复课。
宣言继续指出，为顾全大局，顾及地方及学校当局困难，更为了顾全学业，在五个条件下，忍痛抑悲，停灵复课。
一、保障人身自由，不得非法逮捕；不得借故解聘教授及开除学生；经卢汉(省主席)、霍揆彰(云南警备总司令)明白表示依法保障。
二、取消十一月二十四日云南省府非法禁令．卢汉主席表示此乃一时一地权宜之计，今后宣布无效。
三、要求中央社更正诬蔑学生之消息、言论事，由联大梅常委．云大熊校长发表致报界公开声明，说明事实真相；并由罢联会发表复课启事，表明态度。声明和启事都在《中央日报》等报上公开发表。
四、赔偿公私损失，伤者医药费，死者抚恤费等；省市各界举行公葬。卢汉主席，霍揆彰总司令面允负责办理。
五、严惩杀人罪犯事，由联大教授会、云大教授全体签名保证与学生继续一致行动，向各方提起控诉．
宣言继续指出，大冤未雪，死者尚含冤九泉，必须等待李宗黄受到撤职处分后，才决定出殡日期。
宣言继续向国民党当局要求：
一、立即停止内战，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
二、切实保证人身自由，明令非经司法机关及正式法律手续不得捕人，并解散任意捕人、杀人之特务机构。
宣言最后表示，和平民主曙光已在望，但尚须继续从斗争中争取。只有完全真正民主自由实现之日，方足以慰死难烈士之灵．今后当继承烈士遗志，为反内战、争自由而奋斗到底。
宣言发表之同日，在《中央日报》等各报刊登了复课启事，内称：本市各大中学三万同学为反内战争民主举行罢课以来．为时已经一月，兹决定即日起，宣布复课．本市中等以上学校全体同学在此郑重声明，对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自当继续努力，对罢课以来各界之同情与支援，深致无限谢意。
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计处向行政院请拨抚恤专款签呈称“昆明学潮，系宪警机关处事不当，而致引起，所有全案死者抚恤，生者救助，伤者医药，应由中央指拨专款，拟即在本年度第二预备金项下拨发五千万元，迳拨云南省政府转发。
十二月二十七日，在罢联会号召之下，全市中等以上学校四十四所全体学生一律复课。全市中等以上学校教师同时复教。
补课
十二月二十五日省工委接到南方局关于昆明学生运动的指示信．不久收到南方局青委经王汉斌同志带回的关于复课的意见．十二月二十三日《新华日报》青年生活栏发表了《谈青年的斗争》一文，指出要“根据新的情况来及时的适当的改变自己的斗争方式与策略，来适合时宜地发展或结束这一斗争。”党员干部对南方局指示精神以及《新华日报》文章，进行了学习，然后在民青盟员中学习党的有关政策．方针，对运动进行小结。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末，省工委负责同志分别同联大第一、二支部负责同志碰头，了解到复课后的这些动态，认为由于没有及时把政策向群众说透，未曾广泛深入展开讨论，一部分积极分子，在转变时，一下子思想上接受不下来，应及时补课，在党员、民青和积极分子中组织学习。经过学习，大家认识到：“一二·一”运动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区军民的胜利反击，在全国已起了重大的作用；蒋介石已被迫召开政协会议，国民党政府已被迫接受了学生所提的好些条件。这些都说明运动已经取得很大的胜利。正如《新华日报》所指出的：“这一斗争胜利地告了一个段落，这是人民的胜利。”
其次，在国民党统治区敌强我弱形势下，敌人尽管被迫后退了，但在适当时机还会组织新的进攻。作为一个战役，集中火力，痛击敌人之后，适可而止，及时收兵，是十分必要的，停灵复课的决定是正确的，是符合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的。
从党内，以至民青，以至罢委会。自治会、系会的干部和工作人员中对运动进行了讨论，绝大多数思想上明确了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在小结运动中 民青及学生自治会高度发扬民主，进行了改选。
民青、工作人员内部思想取得一致后，展开对外宣传，壁报分别出版讨论专号，正面宣传党的政策。
当运动内部出现小部分反对派时，国民党、三青团拍手称快；到运动18部团结一致时，三青团的壁报《辨奸》只好公开出马，挑拨性地诬蔑罢委会的领导人妥协投降。
六、巩固胜利扩大战果
反击逆流
一九四六年二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掀起反苏反共逆流。二十二日，国民党特务在重庆、成都等城市．制造反苏反共游行。遵照南方局指示，省工委在党员、民青中进行了教育，指出国民党正在利用反革命的群众运动，他在玩火，就要使他引火烧身．从各方面揭露他，把群众运动的火引向国民党法西斯烧去。
二月二十四日，昆明国民党教授查良钊．燕树棠等发起反苏宣言的签名，参加的有一百一十人。
面对当前的形势，省工委同联大支部进行了分析研究：一百一十人中，除国民党员外，不少是有爱国主义思想而受蒙蔽的人，因此，既要揭穿国民党的阴谋，又要争取受蒙蔽的人。
对反苏宣言，联大《剪贴社》四十余人公开发表声明，指出它是“助纣为虐”；《现代社》公开揭露它“为虎作伥”，“受人利用”，《中国周报》、《匕首文艺丛刊》、《生活壁报》等都发表文章，驳斥其反苏论点。
《学生报》(罢课结束后，《罢委会通讯》结束，学联主办《学生报》，公开发行)还发表了张奚若教授的讲话，揭露东北问题是国民党制造的烟幕，苏联没有撤兵，是应国民政府的请求．参加签名的教授向达等公开声明不同意《反苏宣言》，要把他们的名字从一百一十人中撤销。
二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把持的联大法学会，通告下午二时在联大举行东北问题讲演。对此行动，联大等校党支部经过民青、学联，采取了公开抵制和秘密拆台的办法，以昆明学联的名义，在联大校本部大门公开申明这个讲演会与学联无关．受蒙蔽的学生，看到申明后，便纷纷离去。当燕树棠等国民党教授讲演时，台下的进步群众议论纷纷，揭露其反动面目，受蒙蔽的群众三五成群地散去，游行开始前走掉一大半。游行经过的途中，从联大校门口到街道两旁，事先布置好的进步学生，在群众中喊话：“真正爱国的学生，不要被国民党法西斯利用”，“真正爱国的学生退出来”。参加游行的纷纷开小差，队伍越走越小，剩下的大都是每人两万元法币收买来的。出联大校门时约有五百人，边走边散，三百人，二百人，一百人，最后只剩下极少数国民党员。
二月二十六日，联大法学会成员联名启事，要求召开全体大会，改组被反动派包办的法学会，昆明学联公布了省市教育当局强迫学生参加反苏游行的命令，以揭露国民党制造反苏反共的阴谋。
二月二十七日，昆明学联在学联主席党员吴子良(显钺)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代表大会，通过昆明三万学生对东北问题的态度：
(1)确保领土主权的完整，苏联，美国均应撤兵，美军不应开入东北，造成国际纠纷；
(2)国民党政府应立即公布中苏谈判过经，中苏均应遵守中苏条约，共同维护远东和平；
(3)中苏双方组织调查团，调查张莘夫事件；
(4)东北内战必须停止，东北问题应用和平民主方式解决；
(5)反对政府与任何国家进行秘密外交。
至此，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反苏反共活动，以失败告终。
出殡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四日重庆《新华日报》社论号召“一切民主力量对国民党保持法西斯统治的企图，给以严重的打击”。蒋介石在全国民主力量和昆明学生一再抗议下被迫宣布免去李宗黄本兼各职。为响应南方局号召，决定以公葬四烈士来扩大宣传，打击反动派气焰。经昆明学联决定：三月十七日为四烈士出殡。
国民党闻讯后，手忙脚乱，百般阻挠。云南省政府急电行政院长，说：“殊主持其事之学生联合会拟订于寅筱大举出殡。其款列行经路线，均为市本通衢，且有各种宣传工具。职已转函两校，并分令各校，劝阻制止。”省市商会等对“送殡人数万，更有路祭，大幅墙报．漫画、挽联、广播”等，大为害怕，以“届时惟有相率关闭店户，不愿与见与闻”相威胁。
为了利用公开合法的斗争方式，决定在坚持定期出殡，以扩大宣传的前提下，适当让步，不呼口号，不贴标语，以学联为主，争取了联大、云大、南菁中学等校当局以及省市商会等地方机关。团体，组成殡仪主席团。
出殡的行列，以“四烈士殡仪”大横幅为先导，撞击着自由钟开路，钟声哀沉愤怒，震荡全城。送葬群众三万多人，走在最前面的是殡仪主席团、学联代表、教授，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地方知名人士和工、农、兵、学、商、宗教、各族各界人士，接着是全市四十四所大中学校学生(其中全体或绝大多数学生参加的共四十一所，部分学生参加的仅三所)、教师。学联由吴显钺、朱润典．张国士同志组成临时主席团，侯澄同志担任行列总指挥．按潘琰、李鲁连、于再、张华昌四烈士的前后顺序，每一灵柩前各有十多所学校的师生，高举校旗和标语门旗送葬。每一灵柩前都抬有烈士画像亭。学生军乐队和僧、道、尼姑等分别吹奏响器。同学们唱着挽歌：
“天在哭
地在号，
风唱着摧心的悲歌，
英勇的烈士啊，
你们被谁陷害了?
你们被谁残杀了?
那是中国的法西斯，
那是中国的反动者．
让我们踏着你们的血迹，
誓把那反动的势力消灭。
游行队伍举着无数的挽联，沿途散发着无数的宣传品．每条大街，每个十字街头，都设有路祭亭，参加路祭的有各校学生自治会，各人民团体，民主党派，各界以及个人。每篇祭文都是对国民党法西斯罪恶的控诉。
出殡行经路线，事前已经公布．国民党特务于重要地段埋伏打手，准备破坏。学联得此消息后，立即改变路线，待特务发觉后，队伍已经过去了。他们的破坏企图，又告失败。
国民党政府宪警事前通知关门闭户，却给全市人民以全部涌向街头，万人空巷受教育的机会。
游行队伍经过全市主要街道，回到联大校本部，将四烈士遗体安葬在联大院内。闻一多教授在安葬仪式上发表讲演。三万多人在烈士墓前庄严宣誓：“我们将以更坚定的步伐前进，我们要集中所有力量，向反动的中国法西斯余孽痛击。”
继续开展民主运动
复课以后，为维护中学同学利益，经过学联力争，省政府被迫同意：“中学同学在罢课期间之公费损失，由省教育厅转令各校补发。各中学有因罢课事件，故意以功课不及格为借口开除学生的事，令教育厅通知各校，不得借故开除学生”。
昆华女师校长赵世德，在“一二·一”运动中反对罢课，又伪造学生私章，吞食教育费．女师学生自治会召开代表会，一致决议：驱逐赵世德。一九四六年春季开学后，教育厅对中学超额收费，各中学展开反超额收费的斗争，教育厅被迫停止超额收费。
对功课较差的中等学校学生，学联为他们办补习班，补习作业；对贫寒学生，采用卖《学生报》的办法以补助其生活。这样做的结果，大中学生团结得更紧了。
学生运动的高涨，促进了人民运动的高涨。在工盟的组织下，中央机器厂全体员工举行罢工，反对“愿意工作的找不到工作，希望回家的回不了家乡”的状况。市公共汽车公司全体行车人员为抗议宪兵不买票乘车，反而殴打司机和稽查员，举行罢工，警备部被迫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种事件．在新联组织下，银行、邮电、铁路员工以及公教人员，先后分别举行过怠工，反对通货膨胀，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发给米贷金．学联派代表到工厂企业，去慰问罢工、怠工的职工，在《学生报》上表示：“愿意在全国人民一致联合起来的民主进军中，尽我们的责任。”
复课以后，民青组织有了大的发展，运动中涌现出米的积极分子大都分别参加了民青组织。昆华、惠滇护士学校，以及反动派把持的云瑞．富春等中学，都有民青小组的成员。运动前，民青盟员三百人左右，一九四六年夏发展到六百多人。运动前，学生中党员仅二十多人，复课后民青中的骨干大都被吸收入党，学生中党员数目已过百余人．
一九四六年夏，联大复员到平津。复员前，在党员袁永熙、王汉斌．李凌、陈彰远(刘新)等同志和民青成员中进行了学习讨论，提出在途中团结好同学，到平津后团结好临大学生，把昆明的经验带到平津去，在党领导下结合当地情况，把民主运动继续开展起来。
一九四六年春夏间，遵照南方局指示，地方工作和民主运动中党员骨干(包括已离校的联大学生)．民青干部分批输送给南方局，有的输送到解放区，有的分配到四川．武汉、上海、东北、华北等地工作。他们中的马千禾、齐亮，李明。王汉斌、洪季凯，许乃炯、侯澄等同志，他们在当地党的领导下，有的做地方党的工作，有的仍做学联工作，在第二条战线上发挥作用。除输送到省外的，仍留下一批党员和民青骨干在云南工作。
联大复员前，有计划地帮助、培养云大干部，准备联大北迁后，学联主席由云大学生自治会主席担任，云大党员干部侯澄等同志认真地做好交班工作。
联大复员后，按照中央荫蔽精干的方针，暴露的党员转移阵地继续工作，不暴露的原处第二线的留下坚持斗争，云大杨知勇。陆琼辉等同志，昆明师范学院徐菊英(淑贞)等同志同云大、师院等校党员、民青盟员一起，团结群众，展开民主运动。昆明市其它学校的党组织由何志远同志联系，省工委负责同志同杨知勇、陆琼辉，徐菊英、何志远等同志分别个别联系。
联大复员最后一批离开时，昆明发生李、闻惨案。在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党员干部同民主战士同仇敌忾，出生入死。那时由潘汝谦(潘明)、蒋永尊、舒守训组成学联党组，归陆辉联系。七月十一日李公朴先生遇刺后，云大学生潘汝谦(党员)、杨远基(杨实)(民青盟员，以后入党)、舒守训(党员)等同志闻讯即赶赴现场，护送李公朴先生至云大医院，守护在他身旁，并及时派杨远基同志把这个噩耗通知闻一多教授，请他提高警惕．七月十五日闻一多先生遇难时，云大党支部闻讯即组织党员、民青盟员和进步群众赶赴府甬道，并到《民主周刊》社将电台等重要物资运走，转送给民主同盟云南支部。联大学生自治会常务理事党员吴子良(显钺)同志，以学联名义，主持闻先生遗体火化等治丧事宜。
在党中央号召下，全国人民一致声讨，昆明学生坚持斗争，国民党政府被迫撤销云南警备司令霍揆彰的职务。
到工农群众中去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九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文章《纪念“一二·九”》，声援昆明同学，鼓励青年决心在工农大众中生下根来准备作长期的艰苦的工作。远在一九四五年上半年，联大第一支部即派党员肖松、同志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工运。“一二•一”运动后，又从昆华女师、市立女中等校抽调学生去纱厂当女工，从建民中学、石屏师范等校抽调学生去个旧矿区当矿工、砂丁，进行工运。省工委还先后抽调学生去农村工作，全省有几个重点地区，如路南圭山，弥勒西山等地。一九四二年以来，马千禾、杨邦祺(李定)、李晓等同志即到这地区工作，以后联大、云大等校学生，一批批地被派到这些地区同彝族农民交朋友，结兄弟，拜姊妹。一九四五年暑假，民青第二支部侯澄、陈彰远等同志以基督教青年会关系，到圭山地区工作．为鼓励青年到农村去、到兄弟民族地区工作，一九四六年春，在昆明学联支持下举行了一次圭西山区兄弟民族文艺演出。事前经过张冲同志的关系，取得公开合法的机会，演出地点在华山南路国民党部礼堂．在王松声同志等主持下，这次演出以文艺形式控诉国民党反动统治压迫少数民族的罪恶，反映兄弟民族的苦难。对全市人民进行了一次生动的反剥削压迫的教育。
一九四七年冬，南方局指示，在全省范围内发动和开展大规模的武装斗争。一九四八年二月，在圭西山区发动了武装起义，在朱家璧同志率领下，开展了游击战争。不久，在滇东南，滇南等地建立了游击战争根据地。一九四九年八月成立滇桂黔区党委建立滇桂黔边纵队时，游击队活动已遍及全省三分之二地区。一九四九年冬当解放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西进时，在党中央号召下，加以地方党的争取工作，十二月九日卢汉率部起义。
昆明的民主运动、学生运动虽几经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党在发展，民青在发展，荫蔽精干，积蓄力量，始终保持一线二线三线。全市绝大多数大中学校学生自治会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党员和民青盟员手里，学联始终拥有很大的号召力。经过层层发动，一批批的学生秘密地到农村去，到游击区去。有些学校如天祥中学、建民中学等学校，甚至整个班的学生都下乡去，到一九四九年，先后从昆明输送到游击区的师生达两万以上。他们同战士一起跋山涉水，浴血战斗，有的当政治战士，有的当文化战士，有的到村寨参加减租减息．反霸斗争，其中如曾庆铨(联大)、蒋永尊、蒋仲明(云大)、毕恒光(中山中学)、施佩英、谢海量(云大附中)等同志为党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身，流尽最后一滴血。多数同志在斗争中，在同工农群众结合中，锻炼成长，迎接解放大军，迎接了昆明的春天，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后记
一九四六年二月我在重庆向南方局领导同志和中央青委汇报昆明“一二·一”运动的工作，就汇报内容整理了一个汇报稿。当时，身边没有带什么资料，仅凭记忆所及，稿中有些地方不那么准确。一九六二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支持下，以上述汇报稿为基础，补充了些情况和资料，编写了这个稿子。一九八〇年应中央团校青运史研究室之约，利用晚间又把这个稿子整理出来，交《青运史研究资料》。事过五年，现在就原稿又作了核实、修改，供参考。
“一二·一”运动贯彻了党中央、南方局一整套路线、方针和政策，其成果是在党中央热切的关怀下，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加以全国各地各界的支持下取得的；在昆明，主要是在以西南联大为中心的进行学校工作的党员干部、民青盟员、广大青年群众出生入死，机智勇敢的斗争中取得的。十年浩劫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诬蔑云南地下党为“国民党”、“右倾投降主义的党”；粉碎“四人帮”后，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历史本来面目已经恢复．这篇稿子尽可能地提供些素材，抛引玉之砖。希望当年战斗在第一线的同志们，写出更多的回忆录来。让事实来说明，“一二·一”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和取得胜利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今天。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本稿在编写的过程中，承当年有关的同志们，提出过许多宝贵的意见，对稿子的修改有很大的帮助，特致谢忱。
一九八五年七月
(转自：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云南师范大学委员会编，《一二一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888年版。原载《云南党史通讯》1985第2期，收入本书时，作者对个别史实作了订正，有的文字作了补充。本文转自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