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汉斌同志口述，余嘉华整理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我党南方局，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决定在蒋管区开展群众性斗争，配合谈判，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那时的昆明，根据党的指示，也正酝酿开展群众斗争。大家认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争取民主，这是群众的根本要求，迫切希望，应以此作突破日，打开局面。

    于是，几个学校联合举行时事晚会，五教授讲话。晚会原订在云大开，国民党军政当局突然禁止集会，不准云大借会场，后出现了种种情况，形势很紧张。我们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敌人很可能对大会进行镇压，认为联大当时进步力量比较雄厚，一旦出了事，比较好应付(而云大则进步力量较弱，出了问题不好办)，就决定改在联大开，并做好应付反动派捣乱的准备。十一月二十五日晚上，会场上出现了“王老百姓”捣乱，当场就被揭露了他是国民党云南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的特务身份；在会场外，国民党军警突然包围学校，实行戒严，步枪、机关枪子弹从头上飞过，进行威胁。群众情绪十分激动，也很坚定，讲演照群进行，而且越讲越激昂。

    费孝通讲：“我们不怕机关枪、我们要和平!”群众的战斗精神是突出的。

    原来开时事晚会，主要是表示群众反对内战的呼声，并未计划罢课。但国民党当局对晚会的破坏，中央社对集会诬蔑为“西郊匪警”，激怒了广大师生，便愤而罢课，把学校作上课号令用的钢轨藏了起来，敲不成上课钟，这多少有点自发的性质，但组织工作很快就跟上去，罢课决议通过了。联大成立了罢课委员会，王瑞源、程法伋做主席。继而云大、中法以及中学生纷纷响应，又成立了罢课联合委员会，曾经宣布无限期罢课。同时以“现实壁报”的人为基础，编辑出版了《罢委会通讯》(小报)。这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由一个秘密的小印刷所印的(印刷所出肖松同志管)，销行很广，影响很大，复课后改为《学生报》，李定(杨邦祺)、汪子嵩等同志亦参加了工作。

    罢课开始，斗争更激烈了。国民党在联大的头面人物陈雪屏等提出：“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的反动口号，并组织反罢课委员会。罢联组织的街头宣传队，屡次被特务殴打，事态进一步扩大。这种情况下，民盟就紧张了，也是五教授出面讲话，说再罢下去，反动派要镇压，造成损失，动员学生复课。我们认为罢课的目的尚未达到，不能收场，要坚持下去。开会那天，我们布置温功智同志当场发言反驳。后来，袁永熙又找某教授辩论，很激烈，袁永熙说：“这个事民盟不能作主，应听其他方面的意见。”教授说：“中共的看法也是这样。”袁永熙说：“你不了解中共的意见，跟你联系的人(指华岗)已经走了。”两人正在争得不可开交之际，住在对面的另一教授跑来一看，见袁永熙，就把教授叫出来了，对教授说：你不要再跟他吵了，我看他(袁)象××人，看样子是(共产党)。(因袁永熙的哥哥，很早就入了党，“一二·九”运动时，北平反动当局追捕他，他在偶然之际，曾跑到×××教授家里暂避，后来听人说：袁一家都是共产党员。——编者按：这是许师谦同志在另一场合提供的)。

    这段时间还有一个口号的争论，就是与所谓“无党无派”的斗争。罢课一开始，发表了宣言，提出了“反内战，要和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要求美军撤出中国”的口号。当时，学校国民党、三青团以所谓“无党无派”面貌提出：不能只要美军撤出中国，也要苏军撤出中国：不能只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也要反对苏联干涉中国内政。他们这种貌似“公正”的口号，迷惑了不少中间、落后群众。他们发动签名，签名者愈来愈多，工学院一年级争论最激烈，一再开会，才以多几票通过我们的口号。怎样正确处理这一个问题，是个关键。我党为了争取大多数群众，决定把口号修改为；“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要求美军撤出中国”，这是一个策略，便于争取中间群众，又不失原则。因为明确点名的还是美帝，还是明确提出反美的口号，不是调和。我们这样做，在得到多数票通过后，又照顾中间、落后群众意见。适当修改口号，使中间、落后群众很满意，大量群众转到我们一边。使联大国民党、三青团完全陷于孤立。后来有人说：这是投降主义。我不同意。我认为口号的修改，在策略上是很大的成功，任何口号的提出要结合当时的情况，不是调子越高越革命，而是要能真正团结最广大的群众同敌人进行斗争。这是二十六至三十号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群众更加激愤了，学校、社会的同情都在这一边，我们提出了严惩凶手，赔偿损失等几项条件，继续坚持斗争，斗争形势很好。为了争取全国的支持，向南方局汇报斗争情况，党派程法伋和我到重庆去向办事处汇报，记得是找李何林介绍车子走的。大约是十二月七、八号出发，十几号到重庆。找到钱瑛(南方局组织部长)、刘光(南方局搞青年工作的组长)、荣高棠(他协助钱大姐管党的工作)等同志。我汇报完昆明斗争情况后，钱瑛同志作了指示说：你们的斗争精神很好，但口号不策略，“无限期罢课”能坚持下去吗?时间长了，群众容易产生厌倦情绪，不能坚持长久；先进份子会陷于孤立，甚至会遭打击。应修改这个口号，要买飞机票马上回去，传达党的这个决定。在重庆期间，向民盟、中央大学等介绍了情况，后来就回昆明了。党的指示是正确的，我们原来提的要求(“惩凶”等)太高，敌人不可能接受，办法(“无限期罢课”)也有问题。我们回到昆明后，南方局已通过别的途径，指示解决了复课问题。

    在复课问题上，斗争也是很激烈的，特别是内部的斗争。当时的基本形势是敌强我弱，硬碰硬是要吃亏的，斗争宜速战速决。主要目的是通过斗争，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壮大队伍，在达到一定的要求后，复课是正确的，目的不在于惩办主凶。经过斗争，群众的觉悟提高了，加深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认识；经过斗争，国民党调走了罪魁李宗黄、关麟徵；抚恤和赔偿损失五千万元。这样的复课是适宜的，但当时大家的头脑都比较发热，正在兴头上，觉得这个转弯子比较突然，很不容易接受。原来有些口号提的不甚策略，这一转弯，有些积极分子就接受不了，于是就在内部产生了斗争。“除夕社”公开反对“民青”，“除夕社”的主要成员，原先都是“民青”的人，他们的负责人马复高、严令吾等人都是“民青”的。他们认为“民青不民主”，“民青出卖我们”，脱离了“民青”去搞“除夕社”，还公开指明某某人是“民青”负责人，“民青”操纵“一二·一”运动等，客观上将“民青”暴露给国民党。他们坚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等等极“左”的口号。我们向同学宣传，做思想工作，大多数人接受了就复课，这符合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思想。但“除夕社”有的人仍不服气，这场官司一直打到北京，直到一九四八年五月后，才告结束。因为有几个人走了，有的负责人已入党、服从党的要求，不再争了。

    “一二·一”烈士出殡，也是有创造性的，搞得很有声势。与国民党党政当局进行了一番斗争，冲破了灵柩不准进城的禁令，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举行了两万多人的大出殡，万人空巷。实际上是抬棺游行。沿途均有路祭，悲壮肃穆，影响大，群众情绪高。路程记得是：西站——金碧路——正义路——青云街——回到联大。

    队伍高举“民主使徒”、“你们死了，还有我们”等标语牌，以自由钟为前导，接着是主席团、教授队伍，还举着大量挽联。

    “一二·一”的经过大致是这样，还有几个问题要说明一下：

    “一二·一”运动，不是突然暴发的，而是党长期工作的结果。一九三八年后，联大的空气活跃。皖南事变后，我党的力量大部撤走了，在低潮时期，转为荫蔽斗争，傲艰苦细致工作，以积蓄力量。

    1.组织一些小型的“读书会”，团结群众，这在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形式，团结教育了一大批进步学生。后来的“民青”，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2.建立了“民青”，这是党的外围组织，是按党的秘密工作、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的。当时联大党员很少，总共才十来人，主要通过“民青”发挥领导作用，它起的作用很大。联大的“民青”是一九四五年一、二月间(寒假)才成立的。“一二·一”时，民青第一支部的支书是洪季凯(德铭)，支委是谭正儒和我(王汉斌)，袁永熙是党派来领导我们的，在支部内未任职。第二支部是马谦和(识途)、许师谦、李明等同志负责的。缪祥烈、潘琰等都是我们民青一支部的成员。一、二支部都是平行支部，直接受云南省工委的领导，郑伯克同志是主要领导人。三支部是云大的。

    我们第一支部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下旬，在大观楼的小船上开了一次代表会，由洪季凯作修改“民青”章程的报告，我作形势报告，根据我党七大的精神，讲了反对内战，争取成立联合政府等精神。报告是请郑伯克同志修改的。参加者约有十一二人。会上选举了我们一支的支委。

    当时，联大的党员是单线联系、没有成立支部。直到“一二·一”运动后，才成立党支部。“民青”成立前，洪季凯等找民盟的一些同志谈过，得到他们的支持。民盟有的同志，就以为“民青”是受他们领导的，也想领导“民青”。其实，“民青”是我们党领导下的革命青年组织。第一支部成立时，虽然多少带有一点自发性，但一成立后，党就领导了它，使它有正确的方向。第二支部则是在党直接领导下建立的。建立了许多壁报社团，如文艺社、阳光美术社、剧艺社、新诗社、高声唱等团体，以及现实壁报、学习壁报等许多壁报，十一月二十五日时事晚会就用壁报的名义。这些社团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在会上提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宣传党的主张，团尊群众，起了很大的作用。例如：十五个社团的呼吁书等。在此基础上，一九四五年初(寒假)、在“民青”领导下，进步学生一举掌握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原来的学生会，从新四军事件后就被三青团掌握了几年，这次通过社团提名，进行选举。这些社团推出了“民青”成员或进步同学，以及靠拢我们的中间同学作候选人，因为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所以选举获胜，而三青团提名的都落选。这为“一二·一”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3.开展了一系列前导斗争，一九四四年日本再次进攻，桂林失守，日军直打到贵州的独山，国民党的腐败进一步暴露，群众很悲愤，对它完全失去信心，纷纷准备下乡打游击。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在昆华女中举行了时事讲演会，揭露国民党，号召抗战!特务在闻一多讲话时燃放了两个大爆竹，进行捣乱!群众仍然坚持斗争。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云南大学举行了“护国起义”纪念大会，开会后还举行游行示威。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纪念“五四”，举行了一系列的报告、演出、宣传活动，发表了“国是宣言”，提出“反对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会后组织游行。这次大会配合了党的“七大”，在群众中宣传党的七大的纲领。

    4.开展了统一战线斗争，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利用矛盾，开展斗争的思想，开展了争取云南地方势力的工作。利用龙云与蒋介石的矛盾，争取他中立，甚至支持。一九四四年的“护国起义”纪念活动，也是利用地方实力派曾参加过，针对蒋介石搞的，龙云还派警察维持秩序，实际起保护作用。这种工作，有利于争取地方势力的支持。当时做龙云的工作，主要通过民盟的代表人物去做，据说华岗也做了一些。这种利用敌人的矛盾，尽量孤立最顽固的反动派的斗争艺术和策略思想，我们到北京后也运用过，收到很好的效果。

    5.争取教授的同情和支持。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一特剐是通过闻一多做了大量工作。这具体情况可问洪季凯。

    在反动派方面的活动情况，建议查一下当时省党部、警备司令部、省政府的档案材料，可能会有许多东西。像《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本书，就很好!用了不少档案材料。(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王云和余嘉华访问，余嘉华整理，曾经王汉斌同志订正)

（转自：一二•一运动史料编写组编.《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本文转自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