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琰，一九一五年农历“重九”，生于江苏省徐州市的一个封建家庭。她的生母出身贫农，做了“侧室”，每天辛勤地从事家务劳动，还要忍受着封建礼教的种种屈辱，潘琰自小同情母亲的遭遇，主动协助母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同时也使她自小便产生了对封建礼教的憎恨，养成反抗压迫的精神。
童年时代，潘琰就有渴求知识的欲望，她请在校的兄弟姊妹教她读书写字，她自己也用心攻读。后来读了几年私塾，补习了小学课程，经过斗争，一九三四年，得到父亲同意，考入了徐州立达女中。
在立达，潘琰刻苦学习，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课外如饥似渴地阅读鲁迅、茅盾等进步作家的作品，得到了启发，开阔了视野。潘琰读到初中二年级，父亲不幸去世，家庭经济窘迫，她便以同等学力，考进享有公费待遇的省立女子师范学校。
一九三七年， “七七”事变后，日军疯狂进攻，敌机狂轰滥炸，潘琰积极参加救护工作，随后她毅然投笔从戎，参加“抗战青年干部训练班”。十二月，又参加第五战区第十一集团军的学生军，穿上军装，到安徽寿县训练。一九三八年春，学生军全部开到河南潢川受训半年。训练期间，由于潘琰成绩优良，对人诚恳，被选为区队长。这时，她开始阅读《大众哲学》、《唯物史观》等一些马列主义书籍，提高了对革命的认识，从而下决心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结业后，她和另外几个同学，报名支援台儿庄战役，刚到徐州，即随军突围，进入大别山区，宣传抗战，之后又到潢川归队。在潢川半年，男女同学万多人，被分配到湖北罗田县，宣传抗日和组织训练民众。存罗田期间，潘琰读了《共产党宣言》，并得到进步朋友的帮助，思想进步很大，这时她被吸收参加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
一九三八年十月，潘琰随部队由罗田撤到武汉，他们到达时，正是武汉大撤退的最后一天，他们又立即转移，费尽力气，才找到一条木筏渡过汉水，忍饥挨饿，步行一个星期到达宜昌。这时，他们领不到给养，只好出卖衣物维持生活。在宜昌，已经是寒冬时节，他们仍然忍着饥寒，热情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可是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政府竟下令解散这支学生军。残酷的现实折磨着潘琰，考验着她，也教育着她。他想：为什么青年救国无门?几年来，她曾听到过不少有关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在敌后英勇抗战的传述，她明白了要为理想丽备斗，必须找到共产党。
队伍解散后，这时刚好湖北各中等学校联合招生，潘琰便考入疏散在建始县的湖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免交学膳费。一九三九年二月，她去建始入学，结束了一年半的军中，生活，重新得到了读书的机会。在建始女师，潘琰一面努力学习，一面参加校内的进步活动。尽管国民党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学校当局也对进步学生进行迫害，潘琰无所畏惧，切望找到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夏天，她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先后在支部书记许云、杨惠芳领导下，积极参加各种活动，认真完成支部交给的各项工作。不久，她被选为支部宣传委员。
一九四○年夏，国民党在鄂西搜捕共产党员，鄂西特委根据上级部署，决定紧急疏散党员，通知潘琰到恩施县参加党员训练班，向她传达组织纪律，教育她转移后要联系群众，坚持斗争；无论任何情况，都要保持党员气节，待形势稳定，凭暗号接党的关系。以后鄂西特委遭到严重破坏，无法接上关系，训练班也没有办成。一九四0年冬末，潘琰便由恩施到了重庆。
潘琰到重庆后，改名潘虹，考入农本局办的“手工业纺织人员训练班”。录取后，分配到四川遂宁县参加纺织业务训练。训练班学员，多数是从沦陷区逃亡出来的青年，他们深受国破家亡的痛苦，潘琰主动和他们接触，宣传抗日救国，教唱抗战歌曲，鼓舞了他们的斗志，把训练班的青年团结起来，搞得热气腾腾。
一九四一年三月，训练班结束，潘琰被分配到川北乐至县高寺乡工作，任务是发放棉花给农民纺纱，按质按量给予报酬。潘琰利用这个机会，结交了许多贫苦的农村妇女，成了她们的贴心人。她又组织了一些孩子，教他们学文化、唱歌曲、讲故事。一九四二年春，潘琰从高寺乡调到重庆市棉花街手纺办事处工作。她羡慕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学术声誉和民主空气，她半工半读，在白沙大学先修班就读，准备报考。
一九四四年秋季，潘琰考进了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文史地专修科。她一面学习，一面投入如火如荼的爱国民主运动。虽然失去组织联系，但她严守组织纪律，从未暴露其政治身份；与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青”，保持密切联系，主动配合开展工作。积极支持进步的“冬青”壁报到师院出刊；并和一些进步同学借用附近的龙翔小学教室，开办平民夜校，带头当义务教员，深受周围群众的爱戴。她还利用暑假和同学们一起到路南县，配合当地的中学教师，给学生们讲时事、谈志向，鼓励女同学树立妇女解放思想，受到县中学生的欢迎。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了，潘琰非常兴奋，她接到母亲切望远方女儿回家团聚的信，恨不能插翅立即回母亲身边。他写信给母亲说：学校即将复员，她决定顺路回家一趟，再去北平完成学业。谁知不仅这愿望没有实现，而她竟永别了母亲，这真是千古遗恨!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昆明学生联合举行反内战时事演讲会，遭到国民党政府军队的武装干涉，全市大、中学生愤而罢课抗议，在昆明大中学生罢课联合委员会(简称“罢联”)的领导下，潘琰和一些同学组成一支宣传队，到昆华商业职业学校，给同学们讲述反内战、争民主的意义和罢课的理由，又联合中学同学到街头、工厂、居民住宅区进行宣传活动。
十二月一日， “罢联”通知各宣传队不要上街，潘琰他们的宣传队仍到商业学校帮助工作。待回到学院时，国民党省党部派遣的几十名暴徒，拿着棍棒、铁器、手榴弹，冲进师院行凶。潘琰和同学们急从后窗退入昆华工业学校。在昆工同学的支援下，两校同学合力驱逐暴徒，潘琰不顾额部受伤，忍痛带头冲在前面，把暴徒逐出校外，关上大门，不料暴徒从门外扔进两枚手榴弹，有几个同学被炸，倒在血泊中，潘琰腹部受伤，这时暴徒再次冲进校门，任意打杀学生，已经受伤的潘琰，复被国民党省党部助理干事龚正德用尖头铁棍猛刺其腹部，潘琰受伤倒在白蜡树旁，她还挣扎着说：“同学们，团结呀!”暴徒们撤走后，同学们把潘琰送到云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抢救，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当天下午五时与世长辞。
潘琰同志无愧于光荣的共产党员的称号，她的党籍问题，经云南师范大学调查核实，并与中央团校青运史研究室联合上报，中共中央组织部于一九八二年二月九日批复：“确认潘琰同志是中共党员”。
（转自：《一二•一运动史》编写组编.《一二•一运动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本文转自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