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宜勇（清华大学1980级机械工程系压02班）

一、我赶上了三院的遗貌

一九八零年秋天，当我第一次站在三院门前时，看到的是一排灰扑扑的老房子。

它不高，只有一层；不新，墙皮斑驳；不气派，甚至有些寒酸。但它是三院——清华园里最古老的建筑之一，也是无数老清华人心中无法磨灭的记忆。

从远处望去，三院第一排建筑呈东西走向，长约六十米，进深约十米。它静静地卧在大礼堂北侧的空地上，南面遥对着大草坪和水木清华，北面背对着我居住的三号楼。西边是运动场和老体育馆，东边是墨菲图书馆。东北角那一排服务设施里，有间理发店，我常去那里理发，但每次都要排很长的队。等候的时候，我便捧一本书，静静地读。

灰砖外墙早已失去了原本的颜色，变成深浅不一的灰黑。有些地方的砖块表面剥落，露出里面酥松的砖芯。砖缝之间的白灰多数已经脱落，留下深深的缝隙，像是在墙上刻满了皱纹。屋顶是传统的木结构灰瓦顶，瓦片经过七十多年的风雨侵蚀，颜色从青灰变成了深灰，有些地方长出了青苔。

三院第一排的平面呈“凹”字形——中间向内凹进，两侧向前突出，形成一个“U”形的半围合空间。这个设计不仅增加了建筑的立体感，更重要的是，它创造了一个半封闭的前院，既挡风遮雨，又可供学生课间活动。

走近三院，最引人注意的是它的勒脚——墙体底部与地面交接的部分。花岗岩条石砌成，高约五十厘米。经过七十多年的风雨和北京冻融循环，条石表面已变得粗糙，边角被磨圆，有些地方出现了细小的裂缝。石头的颜色原本是浅灰的，现在变成了深灰中带着铁锈色——那是时间给它上的颜色。

三院的窗户是它最“有个性”的部分——几乎每一扇窗，都有自己独特的脾气。

窗是木框双扇平开窗，窗框的横梃和竖梃用榫卯连接。由于地基下沉和木料变形，几乎每一扇窗框都发生了扭曲。有的变成了平行四边形，窗户关不严；有的中间下陷，玻璃受力不均，出现了细小的裂纹。窗扇的开启方式分为两种：上悬式和内开式。上悬式的可以从下方向上推开，用铁钩固定；内开式的像门一样向室内打开。到了一九八零年，大部分窗扇的五金件已经锈蚀或损坏。有的铁钩断了，窗户只能用木棍撑着；有的合页松动，开窗时会发出“吱呀”的尖叫。窗台是水泥砂浆抹面的，表面粗糙，宽约二十厘米，刚好可以放一个茶杯或几本书。但很少有人把东西放在窗台上——因为那上面有厚厚的一层灰，而且下雨时会渗水。

屋顶是传统的木结构。屋架是木桁架，主梁是红松，直径约二十五厘米。经过七十多年的使用，木料已经发黑，表面布满细小的裂纹。

三院正门前有三步台阶，每步高约十五厘米，宽约三十厘米。台阶用花岗岩条石铺砌，表面经过几十年的踩踏，已被磨得光滑发亮。尤其是中间部分，被无数双脚磨得像一面粗糙的镜子。台阶的边缘已经磨损成圆角，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凹坑——那是雨水滴落形成的“水滴石穿”。

室内的地面是水泥砂浆抹面，颜色深灰，表面粗糙。由于地基下沉，地面有明显的坡度。从门口走到教室最里面，落差大约三到五厘米。肉眼能看出地面不是水平的，走上去也有明显的“上坡”或“下坡”感。地面上有不少裂缝，最宽的地方能塞进一枚硬币。有些裂缝用水泥修补过，但修补的水泥颜色与原来不同，形成一道道“疤痕”。教室里放课桌的地方，地面上有四个明显的凹坑——那是课桌腿长期压出来的。凹坑深约一厘米，周围有一圈黑色的污渍，那是鞋底带进来的泥土和灰尘。

走廊是三院的“中枢神经”。东西走向的长走廊贯穿整个建筑，长约六十米，宽约两米半。走廊的一侧是教室，另一侧是窗户，窗户朝南开，对着大草坪，采光尚可。走廊的地面坑坑洼洼，墙壁下半部分刷着绿色的墙裙——那种八十年代常见的半墙绿漆——上半部分是白灰墙面。绿漆已经斑驳脱落，白灰墙面上布满裂缝和污渍。天花板上每隔几米有一盏日光灯，但很多灯管已经老化，光线发红，一闪一闪的。有些灯干脆不亮了，于是走廊的某些段落很暗，走路要小心。走廊里有一股特殊的气味——混合了石灰、旧木料、灰尘、煤烟和雨水的味道。说不上好闻，但每一个在三院待过的人，都会记住这种味道。

在“凹”字形两侧的翼楼里，还有两条南北向的短走廊。短走廊的两侧是翼楼的教室，尽头是一扇门通向室外。短走廊更暗，因为采光不好。这里没有日光灯，只有一盏昏黄的白炽灯。地面也更破，水泥已经磨得露出了石子。走在短走廊里，脚步声会发出空洞的回响——因为下面是架空的地垄。

三院的教室是它的核心。每间教室面积约四五十平方米，可以容纳三四十名学生。

课桌椅是老式的木质双人桌，一桌两人。桌面是实木的，涂着深褐色的漆，但漆已磨得差不多了，露出原木的颜色。桌面上刻满了字——有数学公式，有英语单词，有涂鸦，有励志格言，有爱情表白。坑坑洼洼的桌面让写字不太方便，学生们通常要垫一个笔记本或垫板。讲台是一个高出地面约十五厘米的木台，上面放着一张讲桌，讲桌同样破旧，有一个凹陷的地方正好放粉笔盒。黑板是水泥的，表面用黑漆刷过，但漆已经磨损，黑板变成了深灰色，有些地方甚至露出了水泥的本色。粉笔写上去不是很清楚，坐在后排的同学经常要看同桌的笔记才能知道老师写了什么。

每个教室的花板上吊着两三盏日光灯，灯管老化，光线昏暗，而且会闪烁。晚自习的时候，日光灯的镇流器会发出“嗡嗡”的噪音。教室的窗户开在南墙或北墙上，采光尚可，但由于窗框变形和玻璃老化，透光性并不好。晴天的时候，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教室，你能看到光柱里漂浮着无数细小的灰尘颗粒。

一九八零年的三院，确实有些破旧，但它依然是我记忆中清华的三院。它用自己残破的身躯，庇护着一代又一代清华学子的求知梦。它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每一扇窗、每一扇门，都浸透了历史，都承载了记忆。

三院现在不在了。但我们记得它。

二、一九八零年初秋，三院里的“寻室记”

一九八零年九月，清华园的梧桐叶刚刚泛起微黄。

对于刚刚考入清华大学的我来说，这个秋天注定是忙碌而新奇的。报到、体检、开学典礼、逛校园——一切都是新鲜的。但真正让我感到紧张的，是入学后的第一件大事：英语分级考试。

此前两年，清华大学刚刚从“文革”的重创中缓过气来。校园里，被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批判的老教授们重新走上讲台；图书馆里，尘封多年的外文书籍开始被借阅。而最大的变化，发生在英语教学上。“文革”期间，英语被逐出课堂，工农兵大学生入学时，有些人连二十六个字母都认不全。但一九八零年，国门已经打开，留学潮即将兴起，清华大学作为中国理工科的最高学府，必须让学生们具备“睁眼看世界”的语言能力。

于是，学校出台了一项“新政”：入学英语统考，按成绩分班。

消息一出，新生们炸开了锅。有人摩拳擦掌——终于可以证明自己了；有人忧心忡忡——万一考砸了，被分到慢班，多丢人；还有人一脸茫然——自己在中学那点英语底子，到底能排第几？

我属于第二种。

记得考试那天，大草坪西边的阶梯教室里坐满了人。试卷发下来，听力、阅读、完形填空、翻译、作文——五个部分，两个小时。我做得还算顺手，但心里始终没底：听说快班是外教授课，全英文教学，我能跟上吗？万一进不了快班，是不是就落后了？

成绩公布那天，我挤在公告栏前，在密密麻麻的名单里找到了自己的名字——“英语二级班，三院一零七教室。”

“还好，不是最差的。”我松了口气。

三院？我在地图上找到了那个位置——大礼堂正北，那里是一片灰砖老房子。我默默记下了教室号，却不知道，三天后的第一节课，等待自己的是一场“囧途”。

一九八零年九月的一个清晨，天刚蒙蒙亮。我起了个大早，特意穿了一件整洁的白衬衫——这是在家乡考上大学时母亲给我做的新衣服。我想，第一堂英语课，要给老师和同学留个好印象。帆布书包里装着新发的《英语（一）》教材、一个印着“清华大学”字样的硬皮笔记本、一支上海英雄牌钢笔。

走出三号楼宿舍，向南不远便是三院。

走进三院，我才发现这栋老房子比我原先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三院的第一排建筑呈“凹”字形，中间是正门，两侧是翼楼。正门进去，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长走廊，贯穿整个建筑，连接着主要教室。而东西两端，各有一条南北走向的短走廊，像是“凹”字的两个翅膀，连接着几间相对独立的小教室。

上课铃突然响了。我看到一个教室的门开着，便跟着同学跨了进去。教室里已经坐了不少人，讲台上站着一位头发花白的教授，正在低头整理讲义。我没多想，在第一排靠中间的一个空座上坐了下来，掏出笔记本，摊开，等着上课。

教授抬起头，清了清嗓子，翻开点名册。

“李建国。”

“到。”

“王卫东。”

“到。”

……

我安静地听着，心里却越来越不安——因为这些名字，我一个都不认识。昨天班级见面会上的同学，面孔完全不是这样的。

教授念到第四个名字时，停顿了一下，环顾教室，又念了一遍。无人应答。

“这位同学……第一节课就不来了？”教授自言自语，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满。

老师点完了所有人的名字，居然没有提起我！

完了，彻底走错了教室。

我想站起来离开。可是教授正在讲课，这时候推门出去，全教室的人都会盯着我看。开学第一节课就闹笑话，以后怎么见人？

于是，我咬了咬牙，做了一个“厚脸皮”的决定：硬着头皮听完这一节。

接下来的四十五分钟，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四十五分钟。教授讲的是英语阅读技巧，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我在笔记本上胡乱画着，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盘旋：一零七到底在哪儿？下节课一定要找到……千万别再出丑了……

好不容易挨到下课铃响。我几乎是“逃”出了教室，回头一看门牌——一零二。

在走廊里我一边问一边找，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果然很快找到了门口挂着一块褪色木牌的教室：一零七。推门进去，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阳光透过老旧的玻璃窗洒进来，照在课桌上，尘埃在光线里缓缓飞舞。迟到了一整节课，但我终于赶上了。

我们班的英语老师有一个习惯，每节课前五分钟，她会让学生做“free talk”——随便说，说什么都行，就是不许闭嘴。我最怕这个环节，因为自己的口语带着浓重的家乡口音，一站起来就脸红。

有一次，轮到我做free talk，我便讲了自己走错教室的经历。全班哄堂大笑。老师也笑了，然后她说：“Good story. But next time, don't be late.”

好故事。但下次，别迟到。

这句话，我居然记了一辈子。

在八十年代的清华，英语是一门“硬课”。那时候，中国刚刚打开国门，出国留学成为无数清华学子的梦想。英语成绩，直接决定了你能不能通过留学考试、能不能申请到好学校、能不能听懂国外的课程。于是，三院的英语教室成了校园里最“卷”的地方之一。每天下午四点下课以后，三院的教室里就坐满了人——不是在上课，而是在自习。有人背单词，有人练听力，用那种老式的盒式录音机，有人做托福真题。走廊里、台阶上、甚至窗台上，都有人在读英语。

那是三院最后的高光时刻。

三、三院与社会科学系的恢复

“三院”是清华大学早期建筑之一，建于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与“一院”（清华学堂）、“二院”（同方部）同期。它长期是清华文科的重要教学场所——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社会学系都曾在这里安身——也是许多著名学者如陈寅恪、赵元任、吴宓等人曾经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承载了清华浓厚的人文传统。

一九七九年，社会科学研究室成立，办公地点就设在了三院的部分房间。这里既是行政办公区，也是政治经济学、哲学等教研组的备课与研讨场所。一九八三年，社会科学系正式成立，主要的办公区域仍然在三院。同时，由于空间有限，部分行政办公室、资料室设在附近的新斋、明斋或善斋等建筑中。到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学科发展和人员增加，办公地点逐步向新斋、文北楼等转移。社科系承担全校公共理论课，如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这些大课通常在阶梯教室进行。但社科系自己举办的小型研讨、备课会、研究生指导等，多半在三院的办公室里进行。

选择三院作为恢复文科的办公地点，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历史象征意义。它标志着清华大学对“文理渗透”传统的继承，希望在新时期重新接续上老清华的人文学脉。这体现了当年决策层对文科重建的重视和对历史传统的尊重。

一九八五年，清华大学正式成立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这是清华文科复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至此，中文系、外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社会学系、经济学系……一系列文科院系在清华园里扎下了根。它们不再是“工科的点缀”，而是与工科并列的学术支柱。而三院，作为文科复兴初期的“根据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那些曾经在三院的小教室里备课、研讨、争论的学者们，陆续搬进了新的办公楼——条件更好、空间更大、设备更先进。但很多人后来回忆说，最怀念的，还是三院那段“艰苦但充实”的岁月。

一九九零年，三院被拆除。原址上，建起了图书馆逸夫馆。

今天，当你走进逸夫馆，在书架间穿梭、在阅览室里读书时，你可能不会想到：你脚下的这片土地，曾经站着一排灰砖老房子。在那排老房子里，一群学者曾为中国的高等教育点燃了人文的火种。

现在三院没有了。但从三院走出来的那些学者、那些思想、那些课程、那些争辩，早已长成了参天大树。如今，清华大学的文科早已跻身国内一流、国际知名。人文学院、社会科学学院、法学院、经济管理学院……一座座现代化的教学楼在清华园里拔地而起。每年，数以千计的文科毕业生从这里走向社会，成为记者、律师、教师、公务员、企业家、学者……

他们是三院的“第三代传人”。

四、在三院筹备一九八四年国庆游行

一九八四年九月的一个傍晚，清华园笼罩在金色的余晖中。大礼堂的穹顶被夕阳染成了琥珀色，草坪上的银杏叶开始微微泛黄。而在大礼堂北侧的三院——那排灰砖老房子——此刻正亮着几盏昏黄的灯光。教室里坐满了年轻的学子，讲台上站着一位神情严肃而激动的老师。

这是一九八四年国庆游行动员会的现场。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那个历史性的秋天，回望那场被称为“世纪大阅兵”的国庆三十五周年庆典，我们依然不能忘记，在那场盛典的背后，是无数个像三院这样的小教室里，一场又一场动员会所点燃的爱国热情。

一九八四年，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改革开放刚刚走过第六个年头，农村改革初见成效，城市改革刚刚启动，经济特区的建设如火如荼。中国，正从“文革”的创伤中走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迈向现代化。而国庆三十五周年的庆典，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要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变化，要向人民展示改革的成果，要向前辈展示新一代的朝气。

中央决定，国庆当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游行队伍中，有一支特殊的方阵——首都大学生方阵。而清华大学，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排头兵，承担了方阵中的重要任务。

消息传到清华园，整个校园沸腾了。

“我们要去天安门了！”

“我们要走过长安街了！”

“我们要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了！”

兴奋、紧张、自豪、期待——各种情绪在年轻的学子心中翻涌。但兴奋之余，大家也清楚地知道：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容不得半点马虎。严密的组织、严格的训练、严谨的纪律，缺一不可。于是，一场又一场动员会，在清华的各个教室里召开。而三院，这栋见证了清华百年风雨的老房子，成了部分班级动员会的举办地。

我至今记得那位老师说的话。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

“你们今天能坐在清华的教室里读书，是因为国家给了你们这个机会。你们从全国各地考到这里，有的是农村的，有的是县城的，有的是省城的——你们能走到一起，是因为改革开放给了你们平台，是因为高考给了你们公平。”

“所以，十月一日那天，你们走过天安门的时候，不是代表你们自己，不是代表清华大学——你们代表的是中国青年，代表的是这个国家的未来。”

教室里安静极了。窗外的虫鸣声都显得格外清晰。

第一个站起来的是班长。

“我带好头，一个都不掉队。”

第二个站起来的是体育委员。

“我走最外边，保证方阵整齐。”

第三个站起来的是一名女生，声音有些颤抖。

“我爸妈在电视前看我。我不能让他们失望。”

教室里响起一阵轻轻的笑声。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不是一句玩笑。他们刚刚许下了一个承诺——不是对老师的承诺，不是对学校的承诺，而是对自己、对历史、对这个国家的承诺。

三院的墙壁，见证了这个承诺。

今天，三院虽然不在了。但从三院走出来的那些人，建设了这个国家的今天。

五、一九二六年，三院的那场秘密会议

如果说建筑格局是骨骼，生活记忆是血肉，那么一九二六年深冬在三院某间教室里燃起的那一把火，则是三院永恒的灵魂。

下面的这个故事，第一次是我们班的辅导员讲给我听的。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北伐战争的枪炮声震荡着华北平原。在看似平静的清华园里，三位年轻人——图书馆职员王达成、学生雷从敏和朱莽——在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陈为人的主持下，齐聚三院的一间斗室。

这是清华园开天辟地的一刻。

在此之前，清华仅是留美预备学校，受庚子赔款背景的桎梏，红色思潮在这里的传播尤为艰难。就在那间普通的教室里，三人组成了清华第一个党支部。会上，王达成被推选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星星之火，从此在清华园点燃，开启了这所著名学府在党的领导下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的红色征程。

王达成同志，1905年出生于山西省离石县（今吕梁市柳林县）。他是清华大学第一个中共支部的创建者和首任书记，我国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忠诚战士，原国家纺织工业部副部长。1982年，王达成同志光荣离休。1989年3月3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在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王达成同志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他信念坚定，百折不挠；他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他勤政务实，甘于奉献；他作风正派，廉洁奉公。从清华园里的第一个党支部，到新中国建设的领导岗位，他用一生的奋斗践行了入党时的铮铮誓言。

三院因此从一座单纯的知识殿堂，升格为肩负民族危亡使命的政治空间。在此之后，三院的教室不再仅仅是读书声的载体，它变成了进步壁报的张贴处，变成了“一二·九”运动的秘密联络点，变成了民舞社在寒夜里击鼓呐喊的排练场。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三院的命运也随着清华的扩张而起落。由于校园建设的需要，在八十年代的规划中，为了建设图书馆逸夫馆——为了给清华学子更广阔的知识海洋——这最后的遗迹也不得不让位。一九九零年，三院建筑彻底从地图上消失。

对于很多对老三院有印象的人来说，这是有点残酷的。辅导员讲述时提到一个场景——“只剩下三院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像一位沉默的老人”，读来令人心碎。伴随着逸夫馆塔吊的升起，这位老人最终倒下，化作了新建筑的基石。

但这并非遗忘，而是升华。

二零一六年，在建校一百零五周年之际，那块由宋平同志题字的纪念石落成了。它恰好坐落于三院主楼正门的地基之上。著名建筑学家关肇邺院士在设计这块纪念物时，用了一个极富哲思的手法。它融合中国经幢与西方方尖碑风格，正面镌刻“三院遗址”“清华第一个中共支部诞生地”字样，顶部以三院建筑薄浮雕象征革命历程，浮雕“渐显”又“渐隐”，成为师生缅怀历史的红色地标。

这寓意着三院虽然在视觉上隐去了，但它所代表的“开荒”精神、“爱国”传统以及“求真”的学术态度，随着一代代清华人步入社会，正在中华大地上渐显光芒。正如碑文所言，清华党组织从这里“凝聚师生员工，奋斗拼搏”。这里的每一块砖瓦，都浸染了从爱国学生到共和国建设者们的热血与理想。

六、结语

马蹄哒哒，今年是二零二六年。距离那座“凹”字楼落成，已过去了一百一十七年；距离那场秘密会议，已过去了整整一百年。

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寻找三院？

我们寻找的不是那几间旧教室。我们寻找的是那种在简陋中追求真理的纯粹——是赵诏熊十二岁入学时独立生活的倔强，是梁思成等大师笔下测绘草图的严谨，是王达成在白色恐怖下敢于举拳宣誓的勇气。

现在的逸夫馆前，草坪茵茵，日光鼎盛。或许你看不见那排老房子了。但当你静下心来，风过林梢，仿佛还能听见“凹”字形走廊里传来的匆匆脚步声——那是闻一多在走向讲台，是朱自清在夹着讲义，是无数个你和我，背着行囊，走向新生。

三院精神不朽。因为它早已化作清华的基因，流淌在每一个清华人的血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