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贝贝
“厚德载物”出自《周易·坤·象》，其原文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象征地，大地孕育了万物，博大精深，其意指君子应效法大地，以宽厚的德行负载万物，担当大任。“厚德载物”体现着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兼容精神和广阔胸怀，鲜明地刻画了中华民族的可贵精神，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厚德载物”的深厚思想内涵及丰富实践，不仅在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发展史中熠熠生辉，而且对新时代政治文明建设也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厚德载物”的思想蕴含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与《周易·乾·象》所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对乾坤两卦物象的解释。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天的运动刚强坚毅，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天象征奋发向上，地象征容载万物。古人在天与地的对应和辩证关系中进一步道出人生哲理，以天地分别代表两种品质与品德，即君子应像天一样刚健不屈、奋发向上，也应像大地一样顺随形势、增厚美德，以宽厚的胸怀包容万物。
“德”是“厚德载物”的内核。“德”的思想渊源深邃，在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进程中居于显要位置，构成了人们生活行动的准则规范，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智慧结晶。“德”表示行为要端正，应以包容的心态和宽厚的品行对待周围的人物事，不过分计较个人得失。“厚德载物”所彰显的是一种宽厚胸怀与担当意识。
中华民族历来有崇德重德、尚德倡德的传统。“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强调的就是道德对于个人修身立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作用。“德不厚者不可使命”，厚德方可善政。“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根深才能叶茂，为政者必须德才兼备、德位相当，只有厚德，才能担当大任重任。孔子指出：“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主张统治者要德高望重，品行作风端正高尚，应对社会发展起到引领作用。夏禹、商汤、周文王等明君“兼爱天下之百姓”，因此“天下诸侯皆宾事之”。相反，夏桀、商纣、周幽王等失德残暴，最终落得身死国灭。正如《国语·晋语六》所言：“唯厚德者能受多福，无德而服者众，必自伤也。”汉代的王符在《潜夫论·贵忠篇》中进而指出：“德不称，其祸必酷；能不称，其殃必大。”
德政是“厚德载物”思想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鲜明体现。《尚书·正义·太甲下》指出：“德惟治，否德乱”，可见“德”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居于举足轻重的位置，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治乱兴衰。《尚书》言：“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意思是实行德政可感动上天，无论多远，这种感召力都能达到。周文王实行德政，推翻了商纣王的失德统治，继承天命统御万民。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周公吸取商亡教训，积极倡导“德治”理念，进行道德制度的建设，产生了“敬德”“厚德”的观念和“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文子》教导国君要积德，“德积而民可用也”，指出为政之要在于积累德行，这正是“厚德载物”思想的精神内核。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争相争雄称霸，各国国君为了一己私利发动战争，百姓深受战乱之苦。孟子对黎民百姓的疾苦有着深切的体会，提出“王道”的政治理念，也就是君主应以德服人、厚德载物。
“厚德载物”思想除内化于治国，还外扩于治天下。《中庸》指出：“凡为天下国家者有九经焉……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而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治理“天下国家”的“九经”包含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是中庸之道用来治理天下国家以达到太平和合的九项具体工作，提倡以一种家庭式的方式来处理人和人、家和家、国和国之间的关系。而“柔远人”和“怀诸侯”的相处之道，则是平天下思想的呈现，号召应以平等、尊敬、友爱的方式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尚书·尧典》中讲，“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表达出古人对理想生活和大同世界的追求与向往，主张以修德厚德实现家族社会和睦、各邦国和谐合作，由立己达人进而兼济天下。
厚德载物思想的政治实践
中国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厚德载物”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优良精神传统，并经过逐步发展与完善，贯穿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中。
修身进德是中华民族的人格标杆。《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有德之士，代有其人。在春秋战国“霸道”和“王道”的博弈中，孔子主张把“德”放在社会治理的首位，德治思想彰显了“厚德载物”的精神底色和价值理念。管子说，官职“授有德则国安，授无德则国乱”。战国末期，秦遵奉霸道统一六国，终因“无德”仅二世而亡。秦朝兴亡的历史教训殷鉴不远，陆贾告诫汉高祖刘邦要行德政，并提出“治以道德为上”的观点。
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厚德载物”的思想亦深深根植于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平等交流、相互借鉴、共同进步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主张，也是“厚德载物”思想的体现。中国先哲老子讲“大邦者下流”，劝诫当政者要有大国胸怀和担当，要像居于江河下游那样，拥有容纳天下百川的胸怀。汉朝积极探索与异域的联络和沟通，对外开放和交往随着政治的稳定和国力的强盛而日益扩大。协和万邦、和睦共容，汉武帝时期张骞数次出使西域各国，开辟了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把西汉同中亚和欧洲许多国家联系起来，推动了与西域各民族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往，中原文明尤其是蚕丝和冶铁术通过丝绸之路迅速传播。“亲近以来远，故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也”与“厚德载物”思想一脉相承，张骞的“凿空”之功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德不孤，必有邻。隋唐时期我国经济和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唐代秉持“和同为一家”的理念，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交流互通达到新高度。对外交通线更为发达，不仅有陆上丝绸之路，还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和亚洲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唐宋时期是中国文化与经济社会高度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对外交往建立在以中华文化为轴心的亚洲大交融之中，形成了以文化为基础的王道睦邻外交。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在奋发向上、开拓进取的同时，又保持着内敛、包容、友善的特质，将实力蕴含在礼仪之中，展现出友善、和谐、安定、自信，彰显中华文明的开放与包容。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无数仁人志士为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前赴后继。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以《君子》为题，勉励广大青年学子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他认为，君子应如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容载万物；以宽厚的道德，担负起历史重任。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厚重的文化传统，孕育了伟大的中华文明，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不断汲取各种文明养分中丰富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进入近代，“厚德载物”的思想仍在深深滋养着中国人。在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进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始终秉持着一个基本原则——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吸收借鉴人类历史上的文明成果。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发扬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传统，才最终拓展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广阔道路。
中国共产党与“厚德载物”思想的现代传承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秉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之大德，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并通过不懈奋斗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中，“厚德载物”思想必将提供深厚的文化滋养、贡献其时代价值。
“立志报效祖国、服务人民，这是大德，养大德者方可成大业。”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德”的阐述体现了“厚德载物”思想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厚德载物”思想不仅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精神支撑，也是党员干部提升政德修养的道德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追求“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道德境界，时刻注意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
中华文明历来主张天下大同、协和万邦。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秉承为世界谋大同的政治理想，并为之而不懈奋斗。世界大同、和合共生，不仅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宽厚胸怀，更体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在全球事务中，中国不断发挥更大作用，并积极同各国一道为解决全人类问题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谋大同提供了中国方案、作出了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国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符合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符合中国人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的天下观，更是对中华民族精神中“厚德载物”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哲理、精神力量和文化滋养。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新时代国际关系作出的部署。中国将始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展现出宽以待人、友好包容的大国形象。崇尚“厚德载物”的中华民族，愿同世界各族人民一起，共同描绘“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文明新篇章。
（来源：《旗帜》2023年第7期；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