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历来重视校史研究，尤其是近60年来得以开展和深入，校史工作逐步规范、明晰，形成了特色和传统。清华校史工作一直比较重视从史实出发做好史料研究的基础性工作，重视结合学校实际积极开展校史宣传教育的工作。清华校史工作突出的传统可以概括为：坚持“两点论”，学校领导重视，有热心校史的人。

第一，校史研究需要必须坚持“两点论”历史在发展中有快速也有迂回、有辉煌也有磨难。

蒋南翔校长在谈论清华校史时提出了“两点论”，认为对学校过去的历史都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从此，“两点论”这一重要见解成为我们进行校史研究时坚持的指导思想，也成为了清华开展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

清华校史组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编写校史时，对于如何进行清华历史的划分、如何看待老清华、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清华，产生了思想和认识上的不同看法与争论。如当时有的人认为对老清华要全盘否定，因为不能宣扬西方办学思想；对于新清华，有人说“今不如昔”，尤其在全国院系调整后清华实力衰减了。1961年，蒋南翔校长针对校史研究中清华历史经验的总结，提出了“三阶段、两点论”的观点。这对于那时研究校史的同志来说，感到如“拨云见日”。因为在那个人们的思想处于较为偏激的年代里，能够提出客观评价历史的“两点论”是极有见地的，实属难能可贵。1962年，蒋南翔在清华党委工作会议上谈到“三阶段、两点论”时强调说：“每个阶段好的都应保留，有缺点都应想办法克服，肯定成绩，克服缺点，推陈出新，加以分析，再加以综合。”“我们做过的好的要有勇气坚持，不合适的也要有勇气来否定。”

“两点论”是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充分体现在蒋南翔教育思想之中。蒋南翔校长认为老清华有“门槛高、底子厚、后劲大”这些好的传统，应该要继承；他很关心清华的“一百零八将（教授、副教授）”，曾专门引用梅贻琦校长“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话，认为“我们学校中最宝贵的财富，是富有科学知识和教学经验的教师”。对于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和教育革命，他反对“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学习”，认为要“努力把苏联经验同我们的实际情况适当地结合起来”，“同时也要向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有用的东西”。对于新清华，他认为：“有经验，也有毛病、粗糙的地方，也有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特别强调：“要创造我们自己的教育方针”，走自己的路。“文革”后，他痛定思痛地认为：“十年浩劫说明：在科学领域里，没有什么‘最高指示’。如果说有‘最高指示’，那就是客观规律，它冲破一切障碍，开辟自己的道路。实验证明：不尊重事实，不尊重客观规律，终将通不过历史的严正检验。”

我们要尊重历史，历史上所发生的，无论主观认为是好是坏、是前进是倒退，它已是客观的存在。应善于总结与记住历史的经验，尤其要汲取历史的教训，以史为鉴，不盲目、不瞎折腾。1960年在一次校史工作会议上，蒋南翔校长说：“我们写校史不是为史而写历史，是昔为今用。通过历史，一是保留实际情况，一是从实际情况吸取经验，使今后有所遵循，可以做得更好些。” 因此，研究历史不能美化或丑化之、跟着意图或感觉走，不能回避、割断之，更不能否认、篡改之。同时，我们也不能囿于历史，不要因古训而约束今人，也不要以现时眼光苛求前人。历史总是在不断进步的，继承不等于因循守旧、一成不变，总要推陈出新、努力向前，因此要牢记历史，立足现状，着眼未来，与时俱进。

“两点论”不仅是我们如何看待历史、也是如何开展工作的指导思想。在校史研究中，简言之，必须尊重历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坚持“两点论”。

第二，校史工作需要学校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校史工作能否得以顺利开展，除了校史研究工作者自身的努力之外，关键的是学校领导的重视。学校领导认识校史研究的重要性是充要条件之一，给予关心和支持是做好校史工作的极其重要的保证。可以说，如果学校领导不重视，其校史工作必定做不好。

清华校领导历来都很重视和关心校史工作，尤其是蒋南翔校长以来，把校史研究工作作为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并予以具体的指导。蒋南翔校长亲自过问校史工作，参加校史组的工作研讨会，同时十分尊重校史研究者，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并让他们放手工作。第一任校史编辑委员会主任由德高望重的第一副校长刘仙洲担任，以后校史编委会主任先后由原校党委书记李传信、方惠坚、贺美英等担任。何东昌、张孝文等学校老领导一直十分关注校史研究工作，每每去采访、有问题去请教他们，都是满腔热情、认真地予以回应，积极、坦诚地谈出自己的看法，同时很谦虚，并不强加于人。我们倍感亲切和鼓励，对清华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与认识。

例如，李传信曾多次专门会见我们，对校史研究工作表示了特别的关心。2005年，他去世前三个月在医院里的最后一次访谈中，他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兴致勃勃、话重心长。其中谈到准备开展清华文革史的研究时，他说：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历史不能忘记，要研究，先搞好大事记，开头几年可以搞出“日记式”的，让人们能够更全面的了解。又如，张孝文校长曾和笔者谈及，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教育要做到“润物细无声”，清华精神传统是最好的思想教育。方惠坚、贺美英等也十分注意清华精神的传承，1988年曾专门组织会议进行关于清华传统的研讨；在笔者任校史研究室主任时，他们都是主动地给予指导性意见的帮助。2003年笔者刚到校史研究室工作不久，贺美英就几次和我们探讨如何把校史工作推向新的阶段，让我们放手开展工作。她认为：“历史对我们观察过去、认识现在、思考未来，都很有意义。校史研究是一个很有趣、很有意思的工作，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做的工作。”2005年，学校核心组校长顾秉林、党委书记陈希等专门就校史研究室的工作开会，听取汇报和进行讨论，这在学校核心组会议上还是第一次。在讨论编写清华百年史时，陈希曾专门给笔者打电话谈如何看清华校史，有次一谈近三个小时，其中不少看法让人深受启发。

校史工作在学校关心支持下做的几件事是很有意义的：一是建设校史馆。经过校史研究室几年报告申请，得到学校的赞同和支持及校友资助，2008年学校决定在百年校庆时建成。校史馆成为清华百年的标志，成为校史研究的永久基地和校史宣传的重要场所，成为众人了解校史和校友留念历史的地方。二是抓紧采访抢救校史。访谈口述史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是档案等史料的重要补充。贺美英多次表示，学校档案中许多事是不全的，一些重要决策甚至没有文字记载，只有采访亲历者才可能弄清楚。而这些老同志都年事已高，趁他们健在多回忆以弥补史料的不足。三是编写清华大学校史。学校同意写一部百年校史，并特地聘请江崇廓、孙殷望、马栩泉三位老同志担任主笔组成编写组，组织了《清华大学百年史》编写大纲的详细讨论，在十多年里他们兢兢业业不辞辛劳，夙夜奋笔伏案疾书，目前已完成初稿正进行修改之中。但是，孙殷望、江崇廓在付出心血完成了初稿后，却未能等到付梓出版先后病逝，实在是令人痛惜不已，笔者至今还怀念与他们一起工作的日子。编写的校史也许做不到完美，但其中留下了前人曾经的研究和思考，这对后人肯定是有参考价值的。

第三，校史研究需要热心校史工作的人。

历史研究离不开历史学家，校史工作也离不开校史研究工作者。清华建校以来，就有许多热心校史研究的教师和学生，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60年来，刘仙洲等许多老教授都十分关心并积极参与校史研究，之后一批又一批教师参加到校史工作之中，他们曾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校史工作已成为学校整体工作的重要部分，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对学校育人产生了重大影响。老一代校史工作者以坚韧不拔的的辛劳和默默无闻的奉献，为后人记载历史、书写历史，他们的贡献不应低估。他们甘于平凡工作，耐住寂寞，守住良知，执着坚持，乐在其中，始终无怨无悔，他们本身就是清华人的缩影。

老一代校史工作者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亲身感受到他们对工作的热忱态度和对研究的认真精神，从中得到教育与鼓励。中国有句老话“饮水不忘掘井人”，他们曾开创了清华校史研究，做出了许多成绩，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在退休以后还始终关心着校史工作的发展，他们的话可能有时有些唠叨，但肯定是真诚的、中肯的，他们的意见建议也许不一定都可行，但肯定是建设性、极有见地的，常常让人受益匪浅。

清华校史工作之所以得以开展和发挥作用，正是由于校史研究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搞好校史研究，必须后继有人，要有一支校史工作队伍。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校史，为开展校史工作创造了极好的氛围和条件。但真正参与校史研究的人还不是太多，把更多的热心校史工作的人组织起来，是今后需要思考的。

首先，要有专职的校史工作人员。他们不仅是研究者，而且是宣传教育者（宣讲传扬校史）、组织管理者（把有关校史工作组织起来）；校史研究需要有专家，即专门对校史进行全面深入的学习与研究、以及大部分精力乃至以后一辈子都专注于此的人。其次，要吸引关心校史研究的人参与，不仅要专家学者也要业余爱好者，不仅要年长者也要有年轻人（老中青相结合），不仅要校内的师生也可以要校外的人（尤其是校友）。其中最主要的是吸引学生（本科生、研究生），他们是生力军，应成为学校教育理念和文化精神的传承者。清华紫苑学会是本校第一个专注校史的学生协会，我们寄希望紫苑学会越办越好，把热衷于清华校史的同学们团聚在一起。

清华的百年校史是学校的丰富文化宝藏。清华从创建之始历经沧桑不断发展，构成了自己学校的沿革历史，形成自己特有的治学理念和办学道路，产生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和影响，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高等教育及社会的发展进程。清华的校史和精神文化是一代代清华人共同创造与凝聚的，是很值得研究的丰富宝藏，在这个宝藏中蕴藏着为学校培根铸魂的巨大活力。校史研究就是为了总结、为了传承、为了发展，清华校史工作自身的传统也需继承并与时俱进。

（作者曾任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精仪系主任、公管学院党委书记，2003—2010年任校史研究室主任）

（转自清华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