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庆洲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2018年01月17日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八十周年之际（联大校庆日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日计算。简洁起见，下文简称“联大”，所有纪念联大的碑都简称“联大碑”），笔者终有机会亲赴昆明，拜谒“联大”旧址。徘徊于前辈学人生活过的这片土地，驻足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下，品味冯友兰先生所撰碑文，不禁心有所感，并联想到北大、清华及南开三校中的另外几方纪念碑。它们虽然星散在北国与南疆，相隔遥远，但其象征意义，以及所彰显的精神，却毫无二致。重温这几方碑的来龙去脉，抑或还有一丝超越考据学的意义。

　　一、昆明联大旧址上的联大碑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结束；联大校歌中期盼的“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的理想，即将成为现实。数日后，联大即设置三大学联合迁移委员会，筹划三校迁返平津。但由于交通等方面的困扰，回迁事宜一拖再拖，直至1946年5月，联大才正式宣告结束。北返前夕，三校在原西南联合大学新校舍(今云南师范大学老校区)内立碑以为纪念，这便有了“联大碑”。

　　即将作别生活了八年之久的昆明，留点东西以为纪念，是联大实际掌门人梅贻琦的动议；而做一个传统形式的纪念碑，则出于冯友兰的谋划。冯先生回忆道：“1946年上半年，三校忙于分家和准备北归的事，在有一次清华的校务会议上，梅贻琦说，我们在昆明呆了七八年，临走的时候总要留下一个纪念品吧。会上我就提议，留下一个有古典形式的纪念品。大家都说好，就推我筹备这件事情。我就筹备立一个完全合乎传统形式的纪念碑。严格地说，这座纪念碑并不是联大常委会正式决议建立的，而是作为在联大中的人为了纪念联大而建立的。碑文是我作的，碑文最后的铭词大部分用校歌的词句，可谓一稿二用。”（《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2版）

　　此碑的设计与制作，联大几位与其事者颇费过一番心思，梅贻琦、朱自清等人日记中都有相关记录。1946年2月26日下午，朱自清“参加校志委员会茶会，讨论纪念碑问题”（《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日记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载，1945年10月30日，“聘请冯友兰、雷海宗、姚从吾、罗庸、闻一多诸先生为西南联合大学纪念册编辑委员会委员。并请冯友兰先生为该委员会主席”；11月21日，“西南联合大学纪念册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校志，并改称西南联合大学纪念册编辑委员会为西南联合大学校志编辑委员会。加聘冯文潜先生为西南联合大学校志编辑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据此可知，朱先生所言“校志委员会”，是联大为编辑校史而成的临时性组织，其委员有冯（友兰）、雷、姚、罗、闻、冯（文潜）六位。1946年3月2日，梅贻琦“咳嗽稍好，鼻涕仍多”，但仍为纪念碑的事操劳，“晚约冯、雷、姚、罗、闻、唐、刘、潘、汤、朱（闻未来），便饭，商写刻纪念碑事。余酒食未多进，陪座而已。十点客散。”（《梅贻琦日记1941—194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朱自清也记下了当日梅贻琦晚宴的情形：“参加梅先生晚宴，主客为唐、罗、刘三人，他们都是纪念碑之设计者。”（《朱自清全集》）

　　1946年5月4日，“联大碑”落成，梅贻琦记录下了当天的情形：“午前有雨。上午九点在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余报告后请三校代表汤（用彤）、叶（企孙）、蔡（维藩）相继致词，来宾请马伯安、严燮成、熊迪之，最后由冯芝生读纪念碑文。会后至后山为纪念碑揭幕，然后在图书馆前拍照，时已有小雨。拍照方毕雨势忽大，在办公室坐约半小时，待雨稍小始出。此或为到此室之最后一次矣。”（《梅贻琦日记1941-1946》）冯友兰亦云：“联大决定于1946年五四纪念日结束，纪念碑也于是日揭幕。那一天上午，先开联大的会，全体师生集合，由我朗诵纪念碑碑文，然后到新校舍后面小土山上为纪念碑揭幕。经历抗战八年的联大就此结束。”（《三松堂自序》）

　　“联大碑”整体呈圆拱形，通高一丈五尺（约5米），宽八尺（约2.7米），立于坡底不算平缓的山坡之上，有台阶可登。碑外围前后两面均有檐，前后面两侧各有两层内壁，外檐和内壁从两侧往中间渐次内收，碑身镶嵌于墙体之中。碑之式样采用中国传统款式，正面南向，上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碑文系楷体，阴刻，共19行，1178字。因三教授在学术及书法方面的造诣，此碑被誉为“三绝碑”。

　　冯友兰、闻一多二先生，至今仍名震寰宇，毋庸赘言。唯罗庸先生，去世有年，身后寂寞，今日读者已觉陌生。罗庸，字膺中，号习坎。蒙古族人，1900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后任教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1932年，回北大中文系任教授。抗战爆发后，任教于西南联大及云南大学。1944年11月，接替罗常培任联大中文系主任、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直至联大复员。1950年6月，病逝于重庆。罗庸在儒学、古典文学、佛学等领域造诣极深，并工诗词及书法。几十年后，联大学生仍清楚地记得：“膺中先生在联大的声名对于当时一代人是如雷贯耳的”；“中文系莘田先生和膺中先生有‘大、小罗先生’之称，他们不仅都以学问博大精深著称，而且也都以善于讲课闻名全校”。（王均：《怀念罗膺中师》，《中华读书报》，2007年9月26日）

　　冯友兰所撰碑文，简要回顾了联大的历程，高屋建瓴地总结了联大可兹纪念之处：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三校历史不同，学风各异，然八年之久，合作无间，终和且平；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内树学术自由，外争政治民主，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抗战军兴，被迫南渡，然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此为历史所未有。这几点，也为后人了解联大历史、感悟联大精神提供了一把钥匙。联大毕业生、后来蜚声国际的学者何炳棣就认为：“最能表彰联大社团精神及其特殊历史意义的莫过冯师所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这段文字，化用中国传统经典之言，释大学民主自由之精髓，寓意深沉，文辞优美，音律和谐。今日读之，仍令人击节称叹！何炳棣称此文为“20世纪中国的第一篇大文章”，良有以也！

　　撰写此文时，冯友兰五十初度，正值人文学者的最佳年华。三十年后，冯先生重读此文，亦不无自得，1976年作《联大纪念碑碑文自识》一文，云：“碑建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原大饭厅后小土山上。文为余三十年前旧作。以今观之，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余中年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敝帚自珍，犹过于当日操笔时也。”（《三松堂全集》）在《〈三松堂散文集〉自序》中，冯先生也特意提到这篇抒情之作，说：“作为一个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我的作品大部分是说理之文，抒情之文不多，但也不是绝对没有。在我的抒情之文中，有《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我自以为是当行出色之作。”

　　“联大碑”背阴刻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由中国文学系唐兰教授篆额，数学系教授刘晋年书丹”。唐兰，字景兰，号立庵，在古文字学等方面颇有造诣，有《古文字学导论》《中国文字学》等著作行世，盛名远扬。刘晋年，字伯蕃，1904年生于天津，其父为清末翰林。幼承家教，习古籍，精书法。1924年，南开大学算学系毕业；1930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南开执教。抗战时期，任西南联大教授。三校复员，仍回南开任教。1968年5月逝世（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书中卒年作1967，疑误）。刘晋年治学严谨、教学认真；受家庭影响，书宗魏碑。（参刘晋年之妹刘年撰《刘晋年：勤勉终身的南开数学人》一文，南开新闻网，2014年10月17日）在人才济济的联大，刘晋年能以数学系教授身份为“联大碑”书丹，足见其书法功底之深厚；同时，这也折射出联大学者素养之全面。

　　题名录前有《序》，云：“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战时任务完成，学校结束之日，勒其从军学生之姓名于贞石,庶垂令闻,及于久远。其有遗阙,补于校志。”碑阴所记，虽仅为834位从军同学之名录，但背后的那段历史，却堪称悲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专列一章《三次从军热潮》，记录了联大最令人动容的这段历史：“抗日战争是一次全民的战争。联大同学出于爱国热忱,曾有三次较大规模的参军活动。先后在西南联大上学的学生有8000人，校方列有姓名可查的参军人数为834人(见西南联大纪念碑碑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估计实际数字不止这些)，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校方记录参加抗战工作离校学生有295人，两者相加共1129人，约占总人数的14％，即每100位同学中，就有14人曾经为了保卫祖国而投笔从戎，其中还有牺牲的烈士。”尤令人感慨的是，联大校领导及教师子弟，如梅贻琦子女梅祖彤、梅祖彦，冯友兰长子冯钟辽等，都不惧生命危险，毅然加入从军之列。联大学生投笔从戎、保家卫国的举动，虽然出于战时的需要，但他们所体现出的精神，完全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那种家国情怀。他们愿意用自己还有些稚嫩的臂膀，去肩负民族兴亡的责任，而不是躲进书斋，任凭家国风雨飘摇！

　　“联大碑”堪称一部浓缩的西南联大历史（《联大八年》首篇即为冯先生所撰碑文，径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史》），也是中国人存亡继绝努力之见证。在彩云之南昆明西北角的一隅，“联大碑”静静地矗立了四十多年，似乎被人遗忘。然而，时间并没有磨灭其光芒，她终又重放异彩，一生二，二生三，在清华、北大、南开的校园里有了自己的化身。从此，远在西南边陲镌刻着联大精神的这方石碑，不再孤独，而移步于北国上庠之中，润物无声。

　　二、清华园里的两方“联大碑”

    北京西北一隅的清华园，在皇家园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水清木华，疏朗而清幽。漫步园中，细心的人们可以找到两方“联大碑”。他们树立的时间，前后正好相隔二十年。

　　1987年11月1日，是联大建校50周年纪念日；1988年4月24日，作为清华77周年校庆日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落成典礼在清华举行，陈岱孙、施嘉炀、赵访熊、朱德熙四位先生为之揭幕（据馆藏档案）。该碑立于清华园核心区域、丙所西南的开阔地带。正面刻有“西山苍苍，南国荡荡，联合隽彦，大学泱泱”十六字，字头藏“西南联大”。背阴刻碑记，云：“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一九三七年又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侵占华北。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战火中南迁长沙，共组临时大学。由于日寇不断进逼，政府军节节败退，学校继续往西南迁徙，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距今已半个世纪。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夏，北大、清华、南开北上回原址复校。联大八年，师长同学为国家与民族的前途，为教育与科学的发展，共历艰辛，共志进步，共创业绩，谱写了抗日战争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碑记额题“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九字，袭用了原碑上闻一多先生的篆字，但省去了“国立”二字。

　　这方碑的碑文说明及阳面所刻十六个字，均为清华大学时任党委书记李传信所拟。承宪康回忆说：“他（李传信）参与了学校多个雕塑像、纪念碑的建立，……在甲所与丙所之间开阔地矗立的西南联大纪念碑，碑底地上嵌石为云南省地图，中为联大校徽，这是他同楼庆西、郑宗和、叶茂煦三位同志共同商议出的方案。”（承宪康：《良师益友—怀念传信同志》，载《李传信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李传信自己也曾谈到此碑，说：“立石北面刻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南面刻‘西山苍苍，南国荡荡，联合隽彦，大学泱泱’十六个字，不久想用‘联合济济，大学泱泱’，似乎更好一点，但石已刻完，只能算作遗憾了。”（李传信：《西南联合大学50周年感言·附言》，载氏著《清华往事纪实》，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这方碑虽然不是复制的原碑，但却是三校中最早为纪念联大而立的标志，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1988年10月28日，清华发给“西南联合大学暨云南师范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纪念大会”的《贺信》中，也特意提到此碑，说：“清华大学从来都十分珍惜西南联大的历史经验。为了永远纪念西南联大，继承和发扬西南联大的优良传统，在今年四月末的清华校庆日，学校隆重举行了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落成典礼，‘西山苍苍，南国荡荡，联合隽彦，大学泱泱’，象征着西南联大的精神与水木清华同在！西南联大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将激励着清华大学不断前进。”（据档案资料）

　　北去此碑不远，第一教室楼北端后山之麓，还肃立着另外一方碑—“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陈寅恪先生所撰碑文赫然在目。两方石碑隐于校园一角，静默无语，但它们共同见证了老一代清华学人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执著追求。

　　2006年3月，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致信清华大学校方，转达冯友兰先生之女宗璞关于建议清华复制和建立西南联大纪念碑的建议，并详加申明其意义（据档案文件）。清华对此建议十分重视，迅即组织各部门研究落实。2007年10月27日，时值联大建校70周年，复制“联大碑”在清华落成揭幕。该碑安放在新航空馆（现为校团委所用）以北、校河以东的绿地上。碑体面向西南，意味着朝昆明方向。校方的报道称：“整个场地的设计表现了西南联大的师生们越过重重险阻、百折不挠、矢志民族复兴的精神。设计师依据地形条件，设置了层层跌落的台地，每层台地皆为不规则的折线，隐喻了中国知识分子宁折不弯的刚毅性格，富有力度。下方的三块台地象征了当时联合起来的三所大学，以不同的铺地材料指涉了三所学校的性格，在其之上是一块完整的混凝土地面，象征了团结和凝聚力。跌落的台地整体呈现发散的动势，寓意联大精神在此发扬光大。”（清华新闻网，2007年10月28日）

　　清华复制的“联大碑”，碑身形制完全沿用昆明原碑，但碑身外檐的形状，改为了方方正正的箱形，而非原碑的圆拱形。碑体两侧增加了新内容：西北一侧上刻：“西南联大校训刚毅坚卓”；东南一侧，刻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志》。志云：“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陷我平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师生泣血南渡，在长沙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再迁昆明，更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始得北返，凡历九度春秋。三校师生，一代英才；身处危境，刚毅坚卓；盖茅筑室，不废弦诵；心忧国运，血荐神州；孕育于民族屯蹇之际，辉煌于复兴大业之中；既为世界教育史之奇迹，更为中华民族文化百折不磨之明证。三校北返前夕，刻碑以为纪念。文为冯友兰先生所撰，闻一多先生篆额，罗庸先生书丹。碑阴镌入抗战期间参军学生之姓名。为纪念西南联合大学建立七十周年，缅怀青史，光大传统，激励后人，特按原碑复制，矗立校园，以供瞻仰。清华大学二〇〇七年十月立。”

　　《碑志》出自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徐葆耕教授之手。徐教授早年毕业于清华水利系，后弃工从文，清华恢复中文系后，主持系政多年。他致力于清华学派、清华精神等方面的研究，出版有《释古与清华学派》《清华学术精神》等著作。惜数年前遽逝，此文也算是他在清华园中一个长久的印记吧！

　　三、北大校园的“联大碑”

　　自古色古香的北大西门走进燕园，跨过三孔圆券石拱桥（称“校友桥”），右转前行数十米，池塘边草地中有石碑兀然而立，此即为北大复制的“联大碑”。

　　北大“联大碑”的揭幕时间，在1989年5月4日校庆日。此碑仅复制了“联大碑”的碑身，而没有外面的保护层。该碑座落在一个有三级台阶的石砌平台之上，正面向西，背面底座上刻有“庆祝西南联大建校五十周年复制西南联大纪念碑”字样。28年过去了，在成年人手可以触摸的地方，石碑上有几处已被擦得锃亮，足见来此凭吊者之多。

　　去碑西南数米有卧石，上刻：“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组成长沙国立临时大学，并于1937年11月1日开学；1938年由长沙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三校复原北返，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留昆为昆明师范学院，届时校领导决定在西南联大旧址（现云南师范大学）立碑纪念，遂请冯友兰教授撰碑文，闻一多教授篆额，罗庸教授书丹；碑阴面刻西南联大抗战以来从军学生姓名，由唐兰教授篆额，刘晋年教授书丹。1988年，为纪念西南联合大学的业绩，北京大学决定复制该碑立于校园内，即派专人赴滇采相同石质的碑体运京，制作后于1989年5月4日举行了此碑的揭幕仪式。”

　　北大复制的“联大碑”十分朴素，没有过多的设计元素，说明文字中也只言事，而未及其他。不知学校档案中，对复制此碑的来龙去脉可有完整的记录？

　　四、南开校园中的“联大碑”

　　今日天津八里台的南开校园，是浴火重生的产物。1937年7月29日凌晨，侵华日军丧心病狂，将这所成绩卓著的私立大学夷为平地。但“有中国就有南开”（蒋中正语），八年流离之后，南开重返津门，并完成了由私立到公立的蜕变。作为西南联大三校中的一员，南开也牢记着那段岁月，并立碑以志永恒。

　　1988年10月17日，南开曾在马蹄湖西岸立过一方“西南联大五十周年纪念碑”。据云，该碑由主碑、三校校徽碑及纪年的基石三部分组成。主碑碑文由黄钰生先生撰文并书写。主碑是由三个石块黏合而成的“山”字形大石，碑身正面镌刻着黄钰生先生撰文并书写的碑文（集三校之俊彦，育四海之英才。安贫乐道，师生同济；科学民主，壮志满怀。念八年昆明之既往，迎廿一世纪之即来）。校徽碑由三块条石连成一体，三面分别镶嵌南开、北大、清华三校校徽，石碑连接处上方镶有西南联大校徽。日前，笔者专程前往寻访此碑，然遍问路人，竟无一知者。后据老照片比对，笔者认定一处人工整修过的地基就是原碑所在，并在东南角草丛中找到了说明碑石。何以要拆除此碑，笔者不免困惑。回京后，电话咨询南开校史研究人员，才知晓答案：2007年南开复制“联大碑”后，即将此拆除，主碑移至津南新校区内西南联大纪念园中，校徽碑则告消失。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的是，碑文撰写者黄钰生先生。黄钰生，字子坚，湖北沔阳人。1916年入清华学校；在芝加哥大学获硕士学位后，赴南开大学任教授。1937年9月，参与组建长沙临时大学的筹备工作。1938年2月，担任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徒步旅行团”指导委员会主席，与三百余师生共同完成了中外教育史上罕见的壮举。在联大八年中，代理张伯苓的联大校常委工作，联大的许多临时大事，梅贻琦都交他负责。联大能购得昆明大西门外荒地并建成“新校舍”，解决师生的燃眉之急，担任建设长的黄钰生，与有功焉。联大师范学院成立后，黄钰生出任院长，为当地教育事业贡献尤多。

　　2007年9月13日，南开复制的“联大碑”在校内揭幕。该碑位于大中路西首南侧。这方碑完全复制了原碑的样式。碑的正面朝北，正面下方有八级台阶，台阶中间镶嵌有一块石牌，上刻南开大学教授范曾题写的碑记。碑之西北、西南石板上，镶嵌有9个高约30厘米的方形石柱，每个石柱上分别刻有1937-1945各年份的数字，意指西南联大存续的年代。

　　和平的环境，充足的物质保障，是办好一所大学、乃至任何事情的基础。“大师”固然重要，“大楼”亦不可或缺。西南联大的成立，是战争状态下的不得已。没有人会留恋战时的苦难，西南联大让我们不断回味的，是她沉淀下来的那些可以勒之贞珉、烛之后世的精神。困扰中国的“大学之问”有很多，但从“联大碑”中庶几可以找到不少的启示。

　　（蒙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李珍博士、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张鸿女士，协助查找相关档案资料、提供相关信息，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