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董迪迪）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然中央。”清华大学经历了105年的历史，校园内各个不同时期的建筑自然形成各具风格的建筑群落。其早期建筑主要有三部分:宣统三年(1911)至1912年建造的清华学堂、同方部等；1919～1925年建造的大礼堂、科学馆、体育馆、图书馆(局部)等;1931~1933年建造的生物馆、化学馆、图书馆(扩建部分)、气象台、西校门、机械馆、电机馆以及明、善、静、平、新"五斋"学生宿舍。因此，清华校史是“看得见的历史”。
清华大学通识课程《大学精神之源流》下设小班课“清华学”，由法学院杨国华老师主持，选修者为本科一年级学生。以下是本学期在“清华大学早起建筑群”现场教学课后，全班十九位同学撰写的心得汇编。正如同学们所言：“行走在清华的历史中”、“整个园子不过一本大而厚重的史册”、“是铭刻在一个个如老人般静静地站立在园子里的老建筑上面，它们真真实实地呈现在那里，任由人们去凝视、去触摸、去用心感受”、要么“以它那古老的声音向我们诉说着清华的故事”、要么“一如既往地挺立和守护，默默地聆听，用石柱上的点点道痕记录着园子里的点点滴滴，不发出任何声音”、“烙刻着以学术为生命的独特印记，留赠来者”、“激励来来往往的清华学子”、“在清华的土地上耕耘，将人文的种子播撒下来，等到春风到来，清华就会等到人文日新的日子”、“建筑也宏伟，其历史也悠久，其功绩也辉煌，其精神也不朽”。
董迪迪 2016级哲学系硕士研究生 《清华学》课程助教
1.傅森 土木系
走在屹立百年的学堂的长廊里，思绪穿越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如同时光回溯。
——题记
清华的历史不仅仅是记录在资料上的，更是铭刻在一个个如老人般静静地站立在园子里的老建筑上面，它们真真实实地呈现在那里，任由人们去凝视、去触摸、去用心感受。而经历百余年风雨的清华学堂，大约便是最具代表性的看得见的历史了。
青砖红瓦，坡顶陡起，颇具德国古典风格，这座学堂是时间洪流里见证清华百年历史的老者。
在一个多世纪前，清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候，美国退回部分庚子赔款，这笔退款被用于建设留美预备学校，在皇家园林清华园的东侧，一个带有西式风格的“清华学堂”拔地而起，从那时起，它便开始了不平凡的岁月。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清华是带着民族的屈辱诞生的，但一百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生于民族命运坎坷崎岖时期的清华，在风风雨雨之中成长、壮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培养出一代代的大师英才，是这个国家崛起的重要力量。清华学堂作为清华的建筑和文化象征之一，更是承载了无比厚重的历史。
回顾清华学堂跨越世纪的往事，多少名人大师科学巨匠曾与它结缘、在此生活！梁思成、梅贻琦、闻一多、竺可桢、侯德榜、茅以升、叶企孙、潘光旦、吴宓等都曾在此留下求学或研究的足迹。当你置身这个古老的建筑中时，想想历史上曾经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某位大师巨匠曾在同一个地方吟咏、写作或钻研，这种感觉是多么奇特和美妙！
清华学堂承载的最辉煌的历史之一，大约是国学研究院那短暂而无比绚丽的四年吧！1925年，曾辉煌无比的国学研究院在清华建立，大多数国学课程在清华学堂讲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位著名学者被聘请担任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在国学院存在的短短四年里，清华学堂走出了一批国学专家，其中成就卓著为人们所熟知的包括姚明达、罗根泽、谢国桢等。研究院师生之间关系融洽，治学与为人并重，穆然有鹅湖、鹿洞之遗风。国学研究院实在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然而，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清华的文科被割离出去，很多人对国学院的记忆从此断层，如今当我身处清华学堂思索它的历史的时候，每每想起此事，总有淡淡的忧伤，淡淡的慨叹。
当初留美预备学校的学子们，从全国各地被选拔来到清华学堂，在这里接受留学美国的预备教育。今人恐怕是难以真正完全地体会他们那时候心中的想法了，但是，在那个民族命运飘摇黯淡的年代，清华学子心中必定是怀着对国耻的铭记、对振兴家国的渴望的。“莘莘学子来远方”，他们从四方来到清华，又从清华去往美国，学成之后很多人回到祖国，如同火种，将民族的希望之火播向中华大地。清华学堂作为学子们曾经的生活、求学之地，见证了多少年轻灵魂的成长、碰撞和绽放！
百年沧桑，清华学堂。它是看得见的历史，它的一砖一瓦，一形一式，何尝不是在默默地向今人展示中国高等教育和清华的紧密联系与世纪征程？何尝不是在向今人讲述一代代清华人的奋发、砥砺、求索与拼搏？何尝不是在鼓舞清华人继续传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特质？我为清华园中有这样看得见的历史而感到深深的、厚重的、又带着自豪感的幸福。它让清华学子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历史，思索过去、现在与未来，继承代代相传的精神，这是多么美妙！
我愿继续品味清华看得见的历史，感受这个园子百年来的沧桑与辉煌。
（摄影：杨国华）
1.艾海林 社科实验班
很是厚颜无耻地借用联大荣誉校友易社强的书名作为本文的标题，因为当时毕业于联大的学生大多承认自己毕业于清华大学，所以希望能透过联大的短暂而辉煌的历史感受与学习清华学子不朽精神。
八载光阴间，他们在泥墙教室里保持知识之灯长明
九度春秋后，他们爱国、自强之精神在清华园永传
爱国
清华园里，那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阴面，镌刻着抗战期间参军学生的姓名，当杨老师指着其中一位学长的姓名并说到老先生现还健在并住在老师家楼上时，心中不由肃然起敬，为老一辈不畏牺牲的精神所折服。他是联大学生的代表，也是国难之际投笔从戎的代表。教师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不仅表现在奔赴前线，杀敌报国上，也表现在方方面面。当时历史系的老师们发誓做一部抗战编年史，留下历史记录，供将来的历史学家参考；学生们到处发表演讲，张贴海报，唱爱国歌曲。正如碑铭中提到的可纪念之处，表达了对抗战胜利的喜悦与自豪之情，这不也是在表达联大师生的爱国之情吗？如今，“爱国”的主旋律在清华园里奏响，清华学子也将遵循学长们的脚步前进。
自强
“行健不息需自强”，在清华的校歌里，“自强，自强！”一遍又一遍地呐喊着。联大的九年，生动地展示了清华学子自强的精神。我一个室友是云南人，他曾参观过联大旧址，真的感慨他们条件的艰苦，破旧的教舍仍在歌颂着联大自强的学子们。其实，从踏上南迁之路开始，他们就已经开始了一条艰苦的路，开始了坚忍的岁月。“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碑上只是简简单单地刻着这一行字，但他们的这一次“长征”的艰苦恐难被当今学子理解。“毛泽东率领红军从江西开始的长征成就了延安精神，与此相类，从长沙出发的长征成就了联大精神”。正是这自强的联大精神，陪伴了联大学子艰苦卓绝的九年。长期不断的空袭，食不果腹的生活，器械教材的缺乏，相比我们今天的大学生活，那哪能过啊。可是，校长夫人做点心贴补家用，教授夫人辞退女工自己打理家务，师生一起做出实验器械。他们凭着自强一起战胜了当时的艰苦环境。
“那是一种怎样的命运呢？是推进抗战事业，还是提高战后建设技能？是团结群众参加平民运动，还是躲在象牙塔寻找安全之所？”我想，清华学子在联大的表现，揭示了这些答案，那纪念碑伫立在那，激励来来往往的清华学子。
2.邓明鑫 水利系
1860年，英法联军焚毁近春园，清华园幸免。后外务部为游美学务处上奏获得此地建设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1911年开学。
欧风美雨（大礼堂，清华学堂）
四万万中国人带着被区区3万人组成的八国联军攻破首都的耻辱，走进了20世纪。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用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和9.8亿两白银，换得了苟延残喘。1904年，经过在美国国会议员间的多年奔走游说，1908年，美国政府终于同意归还虚报不实赔款，并规定退款必做办学之用。于是，中国诞生了“留美预备学校”。
清华的诞生就处在国家危亡，风雨飘摇的关键时期。
记得之前的课上讨论过大礼堂和清华学堂的建筑风格，大礼堂很有英美风格，而清华学堂则是很明显的德系建筑。有同学提出，清华大礼堂是仿造了弗吉尼亚大学的大礼堂，而不是完全的创新设计，至于是否原创我们不去考量，但肯定的是，大礼堂不是一个本土的东西，是“洋”的。作为当初的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就是这样诞生在欧风美雨中，一步步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到了一起。
枪林弹雨（西南联大纪念碑）
站在西南联大纪念碑前，不由得想起那一段枪炮声中的历史。
1937年抗战爆发，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梅贻琦校长、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决定南迁并在湖北长沙成立临时大学。1937年底，战火直逼长沙，三校再次南迁至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
梅贻琦校长曾说：“抗战期中的母校，虽失去了美轮美奂的校舍，虽颠沛流离地侷居在西南一隅，一切的教学研究，总算勉强照旧进行，从未间断。”
关于那段时期，众多校友的共同回忆便是一起泡茶馆。李政道先生曾描绘说，因为茶馆里晚上也是有灯的，每天只要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在茶馆中坐上一个晚上或者一天，那时很多学生都去茶馆里讨论问题。
尽职尽责的老师、奋发图强的学生共同造就了西南联大时期的辉煌。那里培养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78位中科院院士、12位工程院院士和一大批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政治家和科技工作者。
（ 摄影：董迪迪）
风雨兼程（主楼）
建国后，在百废待兴的黄土地上，清华更是与国家站在一起,风雨兼程。
周恩来总理将密云水库的设计工作交给了清华水利系，水利系的领导及广大师生响应国家号召，秉持蒋南翔校长“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的主张，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了这一光荣任务。
提起为两弹一星做出贡献的“三钱”，人们便会肃然起敬地想到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而“三钱”都与清华有着不解之缘。
……
就是这样，清华大学成为了成为国家建设的支柱，“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我在清华大学国旗仪仗队的几周里，每个周日都在主楼前训练。雄伟的主楼就那样静静的矗立在那里，看着日出日落，人来人往，百年清华一点都没有倦意。还记得2002年布什总统在清华主楼作了演讲，清华正像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缩影，一步步的走向世界巅峰。
新时期，清华，我们，继续风雨兼程……
4.邓浩鑫 水利系
同方部的故事
很早就知道梁先生在清华做了一次题为“君子”的演讲，不过，当我听说地点是在同方部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震惊的，为什么要在同方部呢？怀着这样的疑惑，我开始走近同方部。
同方部是一栋安静的建筑。建于1911年的它，灰砖墙身、红瓦坡顶、欧式风格，是清华建校初期首批建筑物之一。其西部为单层建筑，占地面积较大，有一个朝南的正面门廊；东部为二层建筑，独自另有一个朝南开的门。也许为便于大家看到它的名字，“同方部”的匾额没放在正门，而是悬挂在西部朝向大礼堂草坪的西边大门上方。
其实，同方部一开始是清华的礼堂，直到1920年大礼堂建成之后，同方部作为礼堂的作用才慢慢消失，而梁思成做“君子”演讲的时间是1914年，那时候同方部作为礼堂用作演讲是十分正常的。在1923年，学校成立“德育指导部”才有了“同方部”的名字。“同方”两字源于《礼记·儒行》中：“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方”作“道义”、“法则”解，“同方部”就是“志同道合者相聚的地方”。也确实如此，同方部吸引了许多有着相同理想的人：1936年10月鲁迅先生逝世时，清华文学会在同方部举行追悼大会，闻一多、朱自清等出席并作了讲演；1948年7月，清华学生自治会召开闻一多遇害两周年纪念会。会场挂着闻一多画像，长髯飘拂，口含烟斗，栩栩如生，气氛庄严肃穆？？？
同方部还是一栋饱含爱国热血的建筑。“九·一八”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逼近华北。清华师生为抗议日本暴行，特将同方部命名为“九一八纪念堂”，并有横额悬于门楣之上。数年后迫于日本人的压力，横额被迫摘下，但清华师生心中的抗日怒火是任何力量也扑灭不了的。就这样，同方部也被烙上了爱国的印记。
现在同方部已经是全国重点保护文物了，安静、古朴的同方部，见证了清华发展的风风雨雨，留下了众多清华学子的爱国热血，当我们经过同方部时，它以它那古老的声音向我们诉说着清华的故事。无论我们是否在意，它，就在那，影响着每一个清华人的骨血。
5.游奎 化学工程系
我们的校训、校歌里都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每一个清华人都践行着这句话，
让清华人连同这句话一起铭记的是梁启超先生。
虽然梁启超先生离我很远，但从他的传记中，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是一个能够不断进步、不断纠正自己、提升自己的人。
梁启超先生所做的影响最大的事情就是维新变法，从小学到高中的历史书上，这一段是唯一有他的地方。这一段之后，他便从历史书上销声敛迹了，变法失败后他就一蹶不振了吗？不是的，他还在砥砺前行。变法失败后，他去了檀香山，继续和新党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但是，新党的思维还是建立在封建体制之下的，所以新党和同在檀香山的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不乏矛盾。可辛亥革命成功后，在康有为还坚持封建帝制的时候，他便果断放弃了君主思想。并提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也’，还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坚定地站在蔡锷一边。此后，他还在政治上活动了一段时间。虽然，在政治上他翻过许多错误，但他却不断地改正自己。
后来，他去了西方，看到哪里的弊病，感叹道：‘西方文明已破产’提出要在传统文化里找办法。于是他开始研究国学，然后被聘为清华大学导师。他从事学术和教学。在之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写了许多文章，著述等身。著有《饮冰室文集》，发表了著名的‘君子’演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句话就是在这时说的。
梁先生自己可谓一个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他经历了许多沧桑巨变，几经挫折，却始终屹立不倒，这可以算是自强不息。而他推荐陈寅恪，这着实体现了他的厚德载物。陈先生没有学位也没有著作，校方感到很为难。梁先生说：‘我梁某人的著作可以算是等身的了，可还不及陈先生寥寥几百字来的有价值’。于是，学校就破格录用了陈寅恪。
梁启超先生无论在做人还是在做事方面都值得我们学习。
6.刘羿铭 材料学院
事为史，景为册，放眼清华风物，无不为情。整个园子，不过一本大而厚重的史册。行走于斯，妄图体会清华园本来的模样，把自己想象成最初的园主，无论走在哪个角落，望向哪个方向，皆是欢喜满心。
众人提及老清华，往往联想到的是二校门和门内早期建筑、图书馆、西区体育馆等等，或者是更早一些的工字厅，却少有人想到，在校园的另一个角落，还有另外一群风格迥异的建筑，几十年间始终守护着这个园子，不曾废离。
我想谈一谈中央主楼，曾经的清华制高点。
初入清华，远远的望见主楼，我只当它是一座宏伟大气的现代建筑，以为它存在的目的不过是向世人宣告清华的财大气粗而已；几天前才惊异地发现，原来主楼竟也是承载了清华园厚重历史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我去查资料，发现自己原先想到的真是太过肤浅了。中央主楼于1959年开始设计，1960年开始施工，前后用过两套设计方案，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是第二套方案，莫斯科大学主楼建筑的仿体，周围的各系科教学实验楼采用的是当时盛行的周边式布置，也透着无法忽视的俄罗斯风格。同样无法忽视的是那段历史，一段唯苏联马首是瞻的历史。现在的人们本就时常对那个时间段讳莫如深，而对较为年轻的我们来说，这些越发久远的年代，已经只剩模糊的影子。我不难想象，一众设计者投入几年时间的心血，必定是他们的信仰所在，也是如新生儿一般的作品，承载了他们最最诚挚的喜爱与赞美吧。
上周末，闲逛到主楼。它不是我的系馆，我对它完全不熟悉，便莽撞地进入。内部出乎意料的朴素，不像平日所见的外景一样的富丽恢弘。走在走廊里，感觉像是穿越回到了二三十年前，楼里人不多，旁侧的墙壁是最朴实的白底绿漆，颜色调配的恰到好处，恰似那段历史，火热而规整，朴实而充沛着力量。
毕竟不是自己的地盘，我没有久留，但是主楼确确实实是我眼里的清华园的一个很特殊的存在。旁人只知它的壮观外表，却很难理解它不算短暂且波折不断的历史。中央主楼，也是一段看得见的历史啊。
7.冯尧 电机系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既是大学，又有明斋，可谓之全矣。
作为清华改办大学后的第一栋学生宿舍，明斋建于1930年，与当时杨先生设计的生物馆、气象台和图书馆二期被称为清华的“又一四大建筑”。
我一直在想：明斋之“明”，是“在明明德”中的前一个“明”，还是后一个“明”呢？从后面的新斋（“在新民”），我们可以看出，这里的“明”字也应该是动词，意为使其光彩，隽永。我自己来说，我也更喜欢这样的“明”字。
在这里，这一个动词，更突出了这是在要求这里的学生们自己行动起来，通过自己的行动而达到使这里“明”的结果，而并非简单依借这里原有的光辉。其实，我们的学长们对此早已了然于心。
而就在这里的117室，确实是一面旗帜，一个方向，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北京解放的前夜，有十多位湖南籍的学生，在这里，慷慨激昂，振臂高呼：“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他们以自己特有的青春与活力发出着自己的声音，他们的血是火热的，他们的心是真挚的，他们的眼里是火，是光，是希望。他们自愿成立了一个“过共产主义生活”小组，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学习马克思理论，主编报纸，传播思想。不得不说，这里成为了传播先进文化的阵地。而这个阵地，更在之后的清华解放之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全员突击三天，印出了大量的资料，来供全校学生学习，在思想上更一步解放了整个清华园。这里正是“明”的开始吧。
其实，这里的“明”字早已经发扬。明斋尚未建成，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的第二天，闻一多先生便手写了一份《满江红》贴在这里。在那个思想混乱的年代，这一份《满江红》无疑是一盏明灯，指引着我们继续向前，这也是“明”的一种解释吧。
而今日的明斋已经成为新的社会科学学院的系院，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清华发扬文科的时候，发挥了新的作用。
大学之道，纷繁复杂，但是让人向往，惹人追求。无数人前仆后继，向着这个方向不断的努力，虽无法至化境，但亦可完善自身。在明明德之句，在“苟日新，日日新”的清华，被我们的学长学姐们发挥出更多的意义。我们还能看到现在的明斋，可以体会到原来在这里发生的一切。虽然暂不能看到明斋的未来，但是我们相信，在这里一定还会有更多的故事与传奇。
看得见的明斋，自然有看得见的历史，讲不完的故事。你看，无数的先人至今还在那里，对着我们微笑，看着行走在这个园子里的我们，看着我们的希望与成长。他们一定在笑，因为新的清华，有我们。
（本来清华有八斋，但自己能力有限，暂先写一处。）
8.梁志龙 材料系
看得见的清华历史
水木俊荣，清华滥觞。
悠悠百年，日暖生烟。
国维先生，高风懿范。
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独步万古，彪炳千秋。
斯人长逝，思想长存。
两载既过，石碑立之。
百年既过，万篇颂之。
人间词话，星辰烁烁。
红楼评述，锦服彩襦。
传世智慧，历久弥香。
何奈自沉，世人扼腕。
唯斯悠悠，共天地久。
工字厅旁，芙蓉荡漾。
自清之塘，自清之像。
父亲背影，匆匆时光。
笔似其名，清新隽雅。
片片荷花，共添其华。
一多刻塑，君子之讲。
清华历史，难表其详。
岁月沉淀，皆可供览。
钟灵毓秀，再添荣光。
（摄影：杨国华）
10.李凌峰 精仪系
二校门是清华大学最早的主校门，是一座古典优雅的牌坊式建筑，始建于1909年，比清华大学建立还早两年。后来由于33年校园扩建，院墙的整体外移而被圈在了新校区，因而被称作为了二校门。然而虽然退居二线，却毫不影响它发挥余热，走进二校门，一眼望去，正对着的便是清华大礼堂，中间则隔着印刻着行胜于言清华校训的日晷，两边是几座清华最早时期的教学楼，不远处则是水木清华，荷塘等景点，可以说二校门一带就是老清华时的校园格局。
二校门位于清华路上，矗立在这条主干道上，春去冬来，岁岁年年，时光荏苒，二校门像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在风雨中默默见证着清华大学的蓬勃发展，是大家所公认的清华园内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因为它不仅是清华园的鲜明标志，更是清华人长期以来勤奋务实，荣辱不惊之品格的象征。在二校门建立一个世纪以来，这座校门前留下了多少的名家大师徘徊的身影，也留下了多少莘莘学子们勤奋学习的足迹和弥久不散的欢声笑语。就像一座丰碑，记录着辉煌与快乐，也镌刻着苦难与辛酸。
对于我们很多初入清华的同学来说，二校门就是我们对于清华的第一印象，也是我们对于清华的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即便如今来到清华，看到了清华里的其他美好事物，但二校门仍然是我们最深的记忆。
了解清华历史的都知道今天的二校门并不是原建筑，而是后来重建的。最早的二校门遭遇了文革的劫难，在文革初期时被清华的红卫兵自己用汽车拉着绳子拖倒了，在废墟上树立起了一座毛泽东的雕像，当时有着多少人目睹了二校门的这段惨痛的遭遇，然而即便愤慨，却也无可奈何，因为也许稍不注意，那套在校门青白石柱上的绳子下一刻便会落在自己的身上。，而今重建的二校门，通过老照片我们能发现相比于昔日外观上几乎没有什改变，但我们都知道，经历了文革的这段浩劫，早已有了一股更为沧桑沉重的气息附着在其上。
对于二校门的复建，很多当年参与其中的哪些“又红又专”的清华红卫兵们选择了遗忘和沉默。如今，还有多少清华人乃至中国人了解这段悲痛而又荒诞的历史呢？也许，二校门的重建也有着这样一番警示的意义吧！
如今，时光冉冉，岁月长河依旧长流，校门前的那条小河不知枯了几回，门前的游人也不知过去了多少波，变的是来来往往的事物，纵使光芒万丈于这座丰碑来说也只是悠远历史中的匆匆过客。不变的是它一如既往的挺立与守护，默默地聆听，用石柱上的点点道痕记录着园子里的点点滴滴，不发出任何的声音。
11.刘娟 社科实验班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这是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撰写的碑文，却也是他自己内心的真实体悟与治学感慨。“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既是说王国维先生却也是对陈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
而先生与清华的关系还要从国学研究院说起，1924年12月3日清华学校筹备大学委员会课程及计划组通过《清华研究院章程》，章程规定：“本院于民国十四年至十五年度就左列需要最急之科目中选两科或三科：甲、中国历史研究科，乙、中国语言研究科，丙、中国文学研究科，丁、中国哲学研究科。”此即后来所称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科或简称清华国学研究院。1925年9月14日清华学校研究院正式始业。9月18日《清华周刊》列出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李济诸先生所指导的学科，其中陈寅恪教授指导的学科为：“一、年历学（古代闰、朔、日月食之类）；二、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如研究唐蕃会盟碑之藏文、阙特勒碑之突厥文部分，与中文比较之类。)；三、摩尼教经典回绘文之研究；四、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回绘文及中夹亚细亚诸文字译本，与中文译本比较研究)；五、蒙古、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者之研究。”此时陈寅恪尚在欧洲。民国十九年（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清华国学研究院历史只有短短的四年，然而却在文化史上划下了重重的一笔，近70名学生毕业，其中50余人成为了我国人文学界的著名学者。不仅仅是如此，这短短的四年留下的是永恒的价值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先生在清华执教期间深得学校师生的尊敬，他的课堂内容丰富而又十分有趣。“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这是先生极具个性的四不讲，体现的是他的博学多才，更是他对独立精神的追求。
先生对于用“对对子”形式为考题，提出四条理由：一、测试考生能否区分虚字和实字及其应用；二、测试考生能否区分平仄声；三、测试考生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四、考察考生思想条理。解释文章一经发表，这场“风波”即告平息。说到底，先生就是要考察学生的思想自由能力，提醒学生不应因部分具体的知识而限制思维的活跃性。于此，可见先生对自由思想的推崇。先生自己就是从中国古典文化学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但又有丰富的留学经历，不囿于传统文化思维，接受了不少西方文化，学贯中西。
先生的一生都是献给学术与真理的。通晓十余种语言，秉承“在史中求识”的原则，长期致力于于史学研究工作，并在史学研究方面做出了极大的成果。这不是世俗之人能够做到的，甚至我们想都不敢去想。这到底是怎样一位学术中人！我们不敢去想象先生读书治学的经历，他的成就堪称中国文化史上一大丰碑，却又令人高山仰止。
先生与常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价值追求。在中国时局大变动的年代，当社会的主流思潮都积极向西方文明学西，推崇西洋文化、追求政治革新时，他成为了研究国学的一股清流，他可以并愿意做到倾尽一生去追求独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学术研究上，别无它求。或许，他生来就注定要是搞学术的。当绝大部分的觉醒的国民都热衷于追逐政治变革，当举国上下都弥漫着一种世俗化的烟云，他却可以沉下心来去研究学术，追求真理。我不能说在那个年代这是值得所有人都学习的一种价值观，毕竟这不是主流的，也不适合成为主流性的价值观，因为我们的社会要发展要进步总是需要一些世俗化的东西，毕竟我们生活在世俗之中。但是，学术也需要发展，或许这看似与我们的世俗生活并没有直接关联，但这是文明进步社会发展所需，我们总是需要有那么一部分人去追求自由之思想与独立之精神，纯学术的东西是不能沾有太多世俗的，它就是需要独立自由的思想。先生在给科学院的回信中提出过两条要求：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先生不愿自己的研究受到世俗的桎梏，不谈政治，与政治绝无连涉，只是默默地专心于他的治学与研究。晚年的生活却着实让人心痛，对于一个除学术外别无它求的学者而言，真的是折磨与摧残，毕生的追求却在这里受阻，无力抗争。
而今，先生的这种独特的价值追求依旧在清华受到师生的尊崇，我们提倡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清华历来就重视这种有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人才，也致力于培育这种人才，从最初的清华学堂培养留美人才开始，清华就不断在追求这种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最早的一批留美学生，他们身上肩负着中国的未来与希望，他们不会忘记自己的祖国急需他们带回先进的文化，他们没有被西方学说洗脑，他们一直追求着独立精神，他们将一切成果都奉献给了国家。我们今天依旧在提倡这种精神价值追求，不仅仅只是在教育界，我们可以将它作为一生的追求，这也正是我们这个民族需要的。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是老清华人用自己一生去践行的价值取向，也是老清华留给后人的永恒的精神财富。
12.田润卉 社科实验班
在这个园子里，有那么一些安静的角落。当我们路过那些爬满岁月痕迹的雕像、碑文，用手轻轻抚摸历史中沧桑的清华，一种厚重与慨然油然而生.....先生们早已离去，却又似乎仍在我们身边，百年来，自由、独立、纯粹，古今、中西、家国......那些不泯的精神凝固于建筑的艺术中，为我们打开一本看得见的历史......
四大导师作为巨儒硕学，洪才河泻，逸藻云翔，且风采各异：梁启超悍锐慷慨，锋发韵流，读其书颇能高大心志；王国维智慧天发，雅赡渊懿，于文史哲诸域多所创获；陈寅恪才厚学雄，论必考出，有每下一字泰山不移之概；赵元任天资卓荦，辞义双胜，于语言学领域堪称巨擎。而他们的一生，亦是老清华历史中不可遗忘的一笔。
王国维：把古代的神神秘秘拆穿了许多
看民国时期学者对王国维先生外形的描述，大致无二：个子不高，面孔瘦而微须，常穿藏青长袍，瓜皮帽下一根发辫，在清华园里他是最特别的标记。
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国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股优质材料，互相参证-----这是在王国维身后，陈寅恪对他学术方法的概括。顾颉刚曾说：他用的方法是西洋人研究史学的方法，经书不当做经书看而当做史料看，圣贤不当作圣贤看而当做凡人看；他把龟甲文、钟鼎文、经籍、实物，做打通的研究，说明古代的史迹；他已经把古代的神秘拆穿了许多。
语言学家姜亮夫撰文回忆当年考进国学研究院后，第一堂课就是听王静安先生讲的。先生讲课不太抬头，但非常细腻。讲的是《说文》，用的材料许多事甲骨金文，再用隶书作比较。这样一来对汉字的研究方法更加细密了。
对王国维最后自沉昆明湖是“殉清”还是“殉文化”一直有持续不断的争论。1927年9月21日，梁启超评价其学问：“通方知类四字能够表现他的学问全体。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其辨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
梁启超：最不吝赞誉学生的严师
梁启超入清华院时52岁，在个人声誉与社会影响力上已过了他的全盛时代，但生活仍自律刻苦，无论冬夏每天5点起床，工作10小时。他在清华的斋门前挂有一牌“除研究生外，无要事莫入”。如果偶有人来，谈话时间也不会超过一小时，给人感觉十分严格，其实他十分不吝夸赞学生。他为潘光旦批改作业，写下这么一句话：“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讲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
国学研究院的学生都是自费，生活拮据者多，梁启超就为他们找一些生计。据和他关系亲近的学生回忆，先生每天晚饭后必定写字，他的大字每个能卖大洋八块。先生最后也记不清是谁叫他写的，所以帮人向先生求字并不难办。
入国学研究院后，他很想把自己的学术精力集中在治史方面。1925年9月，他开讲治史方法和要籍解题。后因肾病住进协和医院，抱病讲学和著述。1926年春继续写作中国文化史。这个具有百科全书气派的写作计划被慨为著书的胆力足以吞全牛。
陈寅恪：见解超乎常人
陈寅恪真正到清华屡聘已是1926年8月。学校聘他时，他还在柏林大学研究梵文、藏文和佛经。为让陈寅恪早些到学校，校长曹云祥给予资助他购书，他才得以到清华报告。
在研究院，陈寅恪主讲《西洋人研究东方学的目录》《金刚经》。对佛学在中国中的地位，他的见解超乎常人:“自宋以来，佛教已入中国人之骨髓，不能脱离。惟以中国人性趋实用之故，佛理在中国，不得发达，而大乘盛行，小乘不传......”
陈寅恪喜欢做对子，时常以此和人开玩笑。有次学生到他家拜访，高兴之余，他送给大家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众人大笑。这副对联巧妙嵌入了国学院两大导师的经历：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入清华前做过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
1928年清华正式易名为国立清华大学，陈寅恪任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合聘的唯一教授。1927年王、梁先后去世，赵离校，四大导师中剩他独撑研究院，终成清华学派中为人瞩目的重要人物。
赵元任：奇才博学
四大导师里，赵元任最年轻，当时33岁。他1910年考取清华庚款第二批直接留美学生，所以后来一直以清华为母校。
在清华期间，赵元任给人的印象是奇才博学，诙谐有趣。语言学家陈原尊他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山鼻祖，也是一个文学者。” 一次在清华园的周末同乐会上，他给师生表演《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方言介绍名声和特产。
1928年中央研究院史学成立，史学、考古、语言及人类学三组分别聘请了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为主任，全都来自清华国学院。第二年3月，赵元任一家搬离了清华园，此时国学院已经停办了，他辞去清华教职，但仍在清华兼课。
行走在清华的历史中，我看到四位先生留下的痕迹。百年清华，人文日新，先生已去，精神永存。愿他们，同数数代代的清华人一起，让这所学校，同它的历史一起，奔向更广阔的未来！
13.青钰霖 机械系
老馆，跟着清华园一同出生，他们就像亲兄弟一般，在历史中互相陪伴，互相支持，他们见证着彼此。如果说对老清华的故事知道最多的，应该就是他的这位兄弟了吧，那就让我们看看在这老馆之中的那年那些事。
时间回到1911年，清华学堂成立，1912年清华学堂改建为清华学校，正式建立了小规模的图书室，称清华学校图书室。1919年3月图书室独立馆舍（现老馆东部）落成，建筑面积2114平方米，迁入新馆舍的同时，更名为清华学校图书馆。1928年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后，图书经费骤增，馆藏逐年大量增加。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致力于留美的清华学生，开始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关心校务，追求民主自治，在《清华周刊》上进行各种思潮的论辩。清华留美学生中最早的共产党员施滉曾经在图书馆当过学生助理，他组织了“唯真学会”，在学会中又成立了一个“超桃”的秘密核心组织（8人中有7人后来加入了共产党），与李大钊联系密切，在留学生与华侨中积极开展反帝爱国的宣传活动。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进一步唤醒了清华学生。为哀悼韦杰三烈士，清华同学特地从圆明园废墟搬来一块断碑，朱自清先生著《哀韦杰三君》。在“碧血溅都门，丹心照清华”的白色恐怖中，清华大学的第一批共产党员开始成熟。
1926年11月，燕京大学经济学毕业生王达成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找到一份工作，在图书馆购置股（相当于今天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资源建设部）任职员。王达成到清华后，中共北平市委的负责人陈为人召集王达成与清华的另外两名党员雷从敏、朱莽开会，把三个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支部，并任命王达成为支部书记。这就是清华大学的第一个党支部。当时开会的地点在三院，即现在图书馆逸夫馆所在位置。1927年5月，王达成赴绥远工作，支部书记由雷从敏接任。此后，党组织不断发展。党员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得到了广大群众与进步教授的保护，党组织的活动从来没有中断。
在校友朱理治（1926年入学，经济系）的印象中，当时校内左派势力很大，国民党左右两派的斗争也很尖锐，大家都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北京党组织遭破坏，清华党组织一度与上级失去联系，仍坚持斗争，并完全转入秘密活动。“这时很多人消极了，跑的跑了，退的退了，比较坚定的只剩六七人，即冯仲云、李乐光、我，还有图书馆的两位工友（我离开清华时，他们还在坚持斗争，没有消极）。”可见图书馆职员在白色恐怖下艰苦而执着的斗争精神。1929年，自常州来清华上学的陈志安，留心寻找革命组织。他在那时“经常可以在图书馆里发现党的传单”，让他感觉到，“党组织在清华大学是存在的，并且有所活动”。于是，他找到了党组织，并于1929年下半年在清华园里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不到三个月，北平发生了五千军警武装镇压学生的事件，军队包围清华大学，逮捕学生。当时大部分学生聚集在体育馆，还有少数人躲进图书馆里，比如靳鹤年、何炳棣。图书馆在白色恐怖的对敌斗争时期，成为一个很好的隐蔽场所。
1937年"七、七"事变后，学校被迫南迁。1938年4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在昆明建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图书馆运抵昆明书刊23000余册。在运抵过程中，暂存重庆北碚的1万余册图书遭日军轰炸，损失惨重，仅烬余3000余册。抗日战争胜利后，清华大学迁回北京清华园。1946年复校时，图书馆已面目全非。抗战期间，日军以图书馆为外科病房，书库为手术室及药库。这期间馆藏损失达17万5千余册。到解放前夕，馆藏仅有41万余册。
复员北上之后，图书馆在开明馆领导的主持下，进步力量发展更为迅猛，清华大学被称为“蒋管区里的解放区”。在此阶段，发展进步力量，团结大多数教职员工，保卫图书馆资产，为学生提供进步书籍的精神滋养，是中共地下党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工作重点。
复员之后，潘光旦先生继续兼任清华大学图书馆主任。1947年，他甘冒风险，接收了北平中共代表团捐赠的中文书二百余册，这种胆识为图书馆的地下党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948年2月14日晚，从事地下工作的图书馆工作人员王志诚，在图书馆潘光旦主任的办公室里，在潘主任写字台前，在入党介绍人王松声和清华“南系”党组领导同志主持下，举行了他的入党仪式。王志诚肃立举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联大时期，中共地下党已经成立了许多进步的外围组织。复员北上之后，集学会读书会以清华图书馆部分青年职员为骨干，吸收了一些院系办公室和校行政办公室工作青年职员的社团。其核心组织，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由没有打通组织关系的地下党员、党的外围组织“新文建”（全名“新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成员，以及地下民盟组织成员组成。
集学会成员利用图书馆职务之便，购买进步书籍，“尽快买来，尽快编目”。他们还将解放区出版的图书，例如《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禁书”取回，封面进行“化装”处理之后，塞进图书馆大阅览室的参考书架，供读者阅读。
据老图书馆员唐绍贞老师估计，不少同志是通过集学会入党的。1949年6月28日，根据中共北平市委的指示，中共清华大学总支委员会在二校门张榜公布了清华大学中共地下党员名单，开始公开党组织活动。当时清华大学共有地下党员189名，只公布了187名（另有2人因工作需要未予公开），其中，图书馆职员吴人勉、陆祖德、涂铁仙都是地下党员。
1948年冬，国民党飞机轰炸清华园，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自治会派中文系同学保卫图书馆。中文系同学自明斋搬到图书馆一楼居住，分成几组，分别守卫图书馆大门与馆内。大家每天学习进步资料。他们在联大、清华受到进步思想影响的基础上，更坚定了革命人生观，以实际行动走向革命。明斋228号的4名同学从图书馆一楼走向了光明大道，于1949年3月一起参加了四野南下工作团，投笔从戎，离开清华走向革命。图书馆成了他们参加革命的发祥地。
这就是红色老馆里的故事，清华园里的老故事。
14.李旺奎 水利系
老馆，跟着清华园一同出生，他们就像亲兄弟一般，在历史中互相陪伴，互相支持，他们见证着彼此。如果说对老清华的故事知道最多的，应该就是他的这位兄弟了吧，那就让我们看看在这老馆之中的那年那些事。
时间回到1911年，清华学堂成立，1912年清华学堂改建为清华学校，正式建立了小规模的图书室，称清华学校图书室。1919年3月图书室独立馆舍（现老馆东部）落成，建筑面积2114平方米，迁入新馆舍的同时，更名为清华学校图书馆。1928年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后，图书经费骤增，馆藏逐年大量增加。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致力于留美的清华学生，开始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关心校务，追求民主自治，在《清华周刊》上进行各种思潮的论辩。清华留美学生中最早的共产党员施滉曾经在图书馆当过学生助理，他组织了“唯真学会”，在学会中又成立了一个“超桃”的秘密核心组织（8人中有7人后来加入了共产党），与李大钊联系密切，在留学生与华侨中积极开展反帝爱国的宣传活动。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进一步唤醒了清华学生。为哀悼韦杰三烈士，清华同学特地从圆明园废墟搬来一块断碑，朱自清先生著《哀韦杰三君》。在“碧血溅都门，丹心照清华”的白色恐怖中，清华大学的第一批共产党员开始成熟。
1926年11月，燕京大学经济学毕业生王达成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找到一份工作，在图书馆购置股（相当于今天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资源建设部）任职员。王达成到清华后，中共北平市委的负责人陈为人召集王达成与清华的另外两名党员雷从敏、朱莽开会，把三个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支部，并任命王达成为支部书记。这就是清华大学的第一个党支部。当时开会的地点在三院，即现在图书馆逸夫馆所在位置。1927年5月，王达成赴绥远工作，支部书记由雷从敏接任。此后，党组织不断发展。党员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得到了广大群众与进步教授的保护，党组织的活动从来没有中断。
在校友朱理治（1926年入学，经济系）的印象中，当时校内左派势力很大，国民党左右两派的斗争也很尖锐，大家都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北京党组织遭破坏，清华党组织一度与上级失去联系，仍坚持斗争，并完全转入秘密活动。“这时很多人消极了，跑的跑了，退的退了，比较坚定的只剩六七人，即冯仲云、李乐光、我，还有图书馆的两位工友（我离开清华时，他们还在坚持斗争，没有消极）。”可见图书馆职员在白色恐怖下艰苦而执着的斗争精神。1929年，自常州来清华上学的陈志安，留心寻找革命组织。他在那时“经常可以在图书馆里发现党的传单”，让他感觉到，“党组织在清华大学是存在的，并且有所活动”。于是，他找到了党组织，并于1929年下半年在清华园里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不到三个月，北平发生了五千军警武装镇压学生的事件，军队包围清华大学，逮捕学生。当时大部分学生聚集在体育馆，还有少数人躲进图书馆里，比如靳鹤年、何炳棣。图书馆在白色恐怖的对敌斗争时期，成为一个很好的隐蔽场所。
1937年"七、七"事变后，学校被迫南迁。1938年4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在昆明建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图书馆运抵昆明书刊23000余册。在运抵过程中，暂存重庆北碚的1万余册图书遭日军轰炸，损失惨重，仅烬余3000余册。抗日战争胜利后，清华大学迁回北京清华园。1946年复校时，图书馆已面目全非。抗战期间，日军以图书馆为外科病房，书库为手术室及药库。这期间馆藏损失达17万5千余册。到解放前夕，馆藏仅有41万余册。
复员北上之后，图书馆在开明馆领导的主持下，进步力量发展更为迅猛，清华大学被称为“蒋管区里的解放区”。在此阶段，发展进步力量，团结大多数教职员工，保卫图书馆资产，为学生提供进步书籍的精神滋养，是中共地下党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工作重点。
复员之后，潘光旦先生继续兼任清华大学图书馆主任。1947年，他甘冒风险，接收了北平中共代表团捐赠的中文书二百余册，这种胆识为图书馆的地下党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948年2月14日晚，从事地下工作的图书馆工作人员王志诚，在图书馆潘光旦主任的办公室里，在潘主任写字台前，在入党介绍人王松声和清华“南系”党组领导同志主持下，举行了他的入党仪式。王志诚肃立举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联大时期，中共地下党已经成立了许多进步的外围组织。复员北上之后，集学会读书会以清华图书馆部分青年职员为骨干，吸收了一些院系办公室和校行政办公室工作青年职员的社团。其核心组织，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由没有打通组织关系的地下党员、党的外围组织“新文建”（全名“新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成员，以及地下民盟组织成员组成。
集学会成员利用图书馆职务之便，购买进步书籍，“尽快买来，尽快编目”。他们还将解放区出版的图书，例如《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禁书”取回，封面进行“化装”处理之后，塞进图书馆大阅览室的参考书架，供读者阅读。
据老图书馆员唐绍贞老师估计，不少同志是通过集学会入党的。1949年6月28日，根据中共北平市委的指示，中共清华大学总支委员会在二校门张榜公布了清华大学中共地下党员名单，开始公开党组织活动。当时清华大学共有地下党员189名，只公布了187名（另有2人因工作需要未予公开），其中，图书馆职员吴人勉、陆祖德、涂铁仙都是地下党员。
1948年冬，国民党飞机轰炸清华园，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自治会派中文系同学保卫图书馆。中文系同学自明斋搬到图书馆一楼居住，分成几组，分别守卫图书馆大门与馆内。大家每天学习进步资料。他们在联大、清华受到进步思想影响的基础上，更坚定了革命人生观，以实际行动走向革命。明斋228号的4名同学从图书馆一楼走向了光明大道，于1949年3月一起参加了四野南下工作团，投笔从戎，离开清华走向革命。图书馆成了他们参加革命的发祥地。
这就是红色老馆里的故事，清华园里的老故事。
（摄影：杨国华）
15.周涛 数学系
在大礼堂西侧，闻亭西北侧的临河小径上，先烈的英魂必将长久守护于此。
上图为“祖国儿女 清华英烈”纪念碑，这块碑上的清华英烈的故事太纷繁厚重，区区一文难以承载，谨取其中之韦杰三烈士，作此文以回顾其抗争历史，兼抒个人所生发的思考与感悟。
人物简介：韦杰三烈士，广西蒙山县人，壮族，一九零三年生，一九二五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次年三月十八日，于“三一八惨案”中壮烈牺牲
（注1：考自人民网2014年3月17日文章：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民众为反对“八国通牒”，爆发反帝示威游行，会后，数千人组成的请愿团到达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卫队动用武力镇压，造成大批死伤，史称“三一八惨案”）
（注2：此处考自百度百科词条“清华大学人文学院”：1926年“三·一八”抗议侵略者炮轰大沽口事件中英勇牺牲的韦杰三烈士系中文系学生；又考于“三·一八断碑”旁方石上文字介绍，见后文附图）
（注3：考自百度百科词条“韦杰三”与“清华大学”：韦杰三此前就读于上海大学英文文学系，但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上海大学被英国人用武力强行封闭，韦杰三被迫失学；适逢当年清华学校始创四年制本科教育，分文、理、法三院，从留美预备学校转向增设大学部，招收新制本科一年级新生，韦杰三听闻此消息依然赴考，成功考入中文系）
在前述“清华英烈”纪念碑的东侧，正是纪念韦杰三烈士的“三·一八断碑”：（以下摄于11月22日下午，前文中图片同）
这块碑的造型与常见的方碑有较大区别，仿佛是一根截断的大理石柱——事实上正是如此（以下考自“简单”的（新浪）博客-2008年3月20日博文《三一八惨案》：“在清华大学内“水木清华”北面土山之阴，建有“三·一八烈士韦杰三纪念碑”。这是清华学生在1926年从圆明园遗址运来的一根大理石断柱，人们称之为“三·一八断碑”。碑座上刻“韦杰三君死难纪念碑”，“本校学生会同人立”。清华同学曾将烈士遗骨安葬于清华园内，三周后移至圆明园与三·一八诸烈士合葬，于是在原墓址竖起断碑。”）
韦杰三因“五卅惨案”和适逢清华学校的大学部增设而结缘清华，又因“三·一八惨案”而使其生命永远停留在清华大学大一学生的阶段；但他的精神又被来自圆明园遗址的断柱而永远铭刻于清华，这其中似乎有着某种联系——无论是前两个惨案，还是后一个断柱，无不标记着中国近代的那段屈辱的被侵略的历史。我们虽可能不会再听到“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怒号，但也不应卸下随时为时代发声，为岁月正言的精神武装。这条小径上的两块碑之不同于上周课上所见的王国维纪念碑，在于它们没有什么完整的名家碑文，有的只是简单的碑铭；更多的，乃是无言的悼念之情和训诫之意——悼念，叹先烈英魂永垂不朽，训诫，为告后世人，老清华与中国曾共同走过的那段历史不容忘却，非奋起无以维国，戒之慎勿忘！在这个意义上，西南联大纪念碑也能提起我们类似的思考。
除这块碑之外，作为纪念“三·一八惨案”和韦杰三烈士而永存不朽的还有朱自清先生的两篇作品，《哀韦杰三君》和《执政府大屠杀记》，其中《哀韦杰三君》中提到韦杰三考入清华学校中文文学系后，想要到朱自清先生的国文课学习而不得的一段故事：（以下为原文摘录，两段间有截取）
“那时新生甄别试验刚完，他的国文课是被分在钱子泉先生的班上。他来和我说，要转到我的班上。我和他说，钱先生的学问，是我素来佩服的；在他班上比在我班上一定好。而且已定的局面，因一个人而变动，也不大方便。他应了几声，也没有什么，就走了。从此他就不曾到我这里来。有一回，在三院第一排屋的后门口遇见他，他微笑着向我点头；他本是捧了书及墨盒去上课的，这时却站住了向我说：“常想到先生那里，只是功课太忙了，总想去的。”我说：“你闲时可以到我这里谈谈。”我们就点首作别。三院离我住的古月堂似乎很远，有时想起来，几乎和前门一样。所以半年以来，我只在上课前，下课后几分钟里，偶然遇着他三四次；除上述一次外，都只匆匆地点头走过，不曾说一句话。”
“钱先生有一日告诉我，说韦君总想转到我班上；钱先生又说：‘他知道不能转时，也很安心的用功了，笔记做得很详细的。’”
——不得之亦安之，无怨不纠缠，继续做好该做的事。这是韦杰三烈士在作为烈士之外所展露出的品格之一，从朱先生的文字中窥见一二。
而《执政府大屠杀记》，实在是十分沉痛的文字，有如鲁迅先生在这段惨案过后写下的《纪念刘和珍君》一般，叫人心情久久难以平复。文中也有一处细节，让我们看到，在惨案现场笼罩的恐慌与黑暗里，清华学子，乃至整个北京的学子展现出的非凡勇气与可贵真情：（以下为原文摘录）
“这回在场中有两件事很值得纪念：一是清华同学韦杰三君（他现已离开我们了！）受伤倒地的时候，别的两位同学冒着弹将他抬了出来；一是一位女学生曾经帮助两个男学生脱险。这都是我后来知道的。这都是侠义的行为，值得我们永远敬佩的！”
——放眼于现代的情境，我们所应具有的，则是一种担当精神，和一颗宽广的心—不只局囿在自身的welfare，还应保有对身边人的关切。
回想历史，以鉴当世之事；怀念烈士，以鉴吾侪之行。
16.余标 化学系
理学院是清华历史最悠久的学院之一，这里走出无数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可谓兼有“大楼”与“大师”。但是，随着1952年的院系调整，清华被冠以“工业大学”的名号，理学院的悠久与辉煌也逐渐被人们淡忘。所幸的是，每当看到理学院朴素而古老的建筑时都会令人不由想起理学院的辉煌。本文将围绕理学院主要建筑简要介绍南迁（1937年）前清华理学院历史概况。
一、理学院历史沿革——理学院楼群
1916年，周诒春校长提出了改办大学的计划，有以下三点理由：一、可增高游学程度，缩短留学年期以节学费也。二、可展长国内就学年限，缩短国外求学之期，庶於本国情形不致隔阂也。三、可谋善后以图久远也。获得了外交部的批准。
1925年，曹云祥校长任内清华设立大学部。1926年，设置17个学系，其中包括五个理科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教育心理学系、算学系。
1929年罗家伦校长任内新增地理学系，同年，正式设立理学院，叶企孙任院长。包含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学、地理学六个系。
早期，科学馆是学校理科教学和实验的场所，馆内有设备齐全的大小教室、声光热力电全套的物理实验设备，以及测量、生物、化学实验设备。楼下设有巨型风机，可使全楼空气流畅。
1930－1933年间落成了生物馆、天文台、化学馆等理学院早期建筑，与科学馆共同构成早期建筑群。
三十年代初，相继成立了物理学会、数学会、化学会、生物学会、地理学会和心理学会。
1935年教育部批准设立27个研究部，清华占十个，清华研究院理科究所有物理学部、化学部、算学部、生物学部。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理学院随清华南迁。
二、各院系历史沿革——各系系馆
物理系——科学馆
1926年秋，物理系成立。首任系主任是我国著名教育家、物理学家、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的叶企孙先生。
叶企孙是1991年清华学堂的第一批学生，1918年考取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生，分别在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1929年11月22日，在清华校刊上发表《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及将来》，指出：“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须两者并重。纯粹科学的目标，应着重在养成对于研究的兴趣；应用科学方面，则应明定目标，切实去做。”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常务委员。
物理系系馆设在科学馆，科学馆建于 1917 年,1919 年落成, 设计者为 H.K.Murphy。
物理系成立时有教授梅贻琦、叶企孙，教员赵忠尧、郑衍芬，助教施汝为，教学辅助人员2人，本科生两个年级共7人。
叶企孙积极延揽良师，先后聘请到吴有训（1928年）、萨本栋（1928年）、周培源（1929年）、余瑞璜（1930年）、赵忠尧（1932年）、任之恭（1934年）、霍秉权（1935年）、孟昭英(1937年) 等教师。1934年，经叶企孙推荐，吴有训接任系主任。
在叶企孙和吴有训的领导下，清华在短短几年内就发展成为当时中国物理学科研和教学最好的大学。物理系在三十年代拥有仪器的总价值达到了十一万银元，先后建立了X射线、无线电、光学和磁学研究室。这一时期物理系的研究工作集中在X射线、原子核物理、电路和无线电、相对论等方面。
从1930年吴有训在Nature上发表了关于X射线对单原子气体散射的研究工作开始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清华物理系的教师在Nature上共发表论文5篇。这些工作开创了在国内从事研究工作的中国人于国际一流刊物发表研究成果之先河。
这一时期的清华物理系学术气氛浓厚，许多国际著名的科学家，如玻尔、狄拉克、郎之万等曾来此讲学。
1932年8月在清华大学科学馆举行了中国物理学会第一次年会暨成立大会，叶企孙、吴有训、萨本栋等成为其领导机构的成员。
从1929年到1938年的十年中，清华物理系共毕业本科生69人，研究生1人，他们中的多人后来成为了中国许多领域的开创者，其中6人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1人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化学系——化学馆
1926年秋，化学系成立，首任系主任杨光弼是留美学务处第三批直接留美生，获美国伊利诺大学化学硕士学位。
1929年罗家伦任清华大学校长，进行改革，“将原有清华学校所发教授聘约，一律废止，以国立清华大学名义，另发聘书”。杨光弼辞去教授职务，高崇熙任系主任。高崇熙于1919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6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
1929年，高崇熙邀请张子高、黄子卿、萨本铁等到化学系任教。同年，张子高接任系主任。张子高是留美学务处第二批直接留美生，在麻省理工获学士学位。后来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化工系主任、副校长。
最初，化学实验室设在科学馆。30年代初，高崇熙为筹建化学馆倾注全部心血，经常废寝忘食。从设计、施工到安装电气、上下水、煤气发生罐及管道、通风系统等，他都亲自参加。对工程质量认真进行监督、检查和验收。楼体力求坚固、结构合理，以保证适合各种实验之用；而楼外的装饰，则力求节约。工程不到两年建成。
化学馆的落成极大地改善了当时清华化学系的办学条件,成为当时国内大学惟一拥有专用楼馆的化学系;同时,化学系添置了大量的学术研究用仪器、书籍、组织以及珍贵的化学药品，设有的 15 个实验室设备先进而齐全，使得这里迅速成为我国重要的化学中心。
三十年代初，成立化学会。1935年，成立化学研究部。
17.张耀煌 化学系
清华大学的重视体育已经到了一种程度，而重视体育的传统在清华里总是被与某位老师联系在一起，这就是马约翰先生。
（图中为马约翰先生像，位于西操西南角）
马约翰先生于1914年至清华任教，直到1966年逝世。其中，在东操上的标语“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就是马老最早以英文(Boys!You must healthily work for your Motherland for fifty years!)提出来的
马约翰先生任教清华的时期，大学里还只有它的第一个体育馆——西区体育馆，这也是清华四大早期建筑之一，它的东侧，则是清华大学第一个运动场——西大操场。虽然当时的体育馆只有一个，但这一个却是在当时全国最先进的。尤其是其附设的室内游泳场，实行池水水源消毒，十分清洁卫生。
在当时，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周诒春在清华发起“强迫运动”，即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图书馆、宿舍、教室一律关门，全校每一个学生必须到操场锻炼。尽管“强迫运动”小有名气，但此时的清华校园体育教育却还未成体系。学生在锻炼时间自由活动，并无老师带领。有的学生不爱运动，便带着书躲到角落里，也无人监管。马约翰先生管理体育后，一到锻炼时间他就拿着小本子到处寻找，不是为了记名字、给处分，而是说服那些躲起来的学生锻炼身体，将来能更好地为祖国服务。他以身作则，和学生们一起锻炼，在锻炼方法上随时加以指导。他提倡锻炼项目多样化，使身体全面发展，达到增强体质的目的。
（图为2016 11 21清华初雪后的西体和西操）
对于马约翰先生任教时期清华对学生的体育要求，可见于当时在清华就读的诸位大师的回忆录或日记中。
吴宓在1911年8月15日的日记中惶恐地写道：“为余体魄素弱，幼而病发，宏道则数年已勉强混过，以后于体育一道恐不免大为作难，令人忧虑不释也。”而后清华愈发重视体育成绩，体育不及格不能毕业。1915年10月23日，他的日记写道：“午后拍球。余近日每夕必拍球。每晨毕早起，跑一匝，冀体力略可进步云。”两日后又重提此事，期许拍球习惯不要间断。
梁实秋说他平常不加练习，临考时大为紧张，马约翰看到他的体育成绩也只能摇头叹息。梁实秋考铅球、铁饼、标枪、跳高、跳远等田径项目都刚好能及格，惟独游泳是一窍不通，在校期间竟从未下过水，所以第一次测验还要人在旁撑竿协助，自然是被判定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梁实秋沉到池底后又连爬带泳地前进，还使出蛙式泳，马约翰才笑着说：“好啦，算你及格了。
现如今，马约翰先生雕塑就坐落在西操，头朝着东北西操方向，一副笑吟吟的样子，若是曾上过马先生体育课的清华校友回到此处，定然又会想起当年被马先生教育的场景和当年上体育课的欢乐气氛。而马先生，也以这种方式被清华所铭记，他，也将一直看着清华体育不断发展下去。
（图为西操西体雪消后场景）
18.周心怡 土木系
清华学堂的一楼长廊里，挂了一个个记载了清华历史的橱窗，其中一个橱窗展示了三批直接留美生的名单，在这份名单里能看到许多名人大家、左右了历史进程的伟人。最吸引我眼球的，是1909年第一批留美生名单中第一行的梅贻琦。
“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
“梅贻琦是清华永远的校长”。
梅先生，奠定了清华的校格的校长，不期竟能在这里遇见你。
梅先生，字月涵，祖籍是江苏武进，于1889年生于天津，15岁时入南开中学，成为其第一期学生，四年后，进入保定高等学堂学习。1909年6月，先生报考首批庚款留美生，在630名考生中以第六名的成绩被录取，成为首批赴美留学生47人中的一名，后进入美国武斯特工学院学习电机工程。1915年，梅先生留学归国，担任清华学堂物理教师，后任教务长，暂代校务，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等职。于1931年10月，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先生任清华校长17年，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
隔着半个多世纪历史的风烟，梅先生早已离我们远去，但先生又从未离开。清华园的老建筑是看得见的历史，而先生，也藏身其中。
我们可以在建筑的奠基石上见到先生的名字。先生掌校时所建的建筑大都采用砖混结构，风格朴实、谦和，随着时光的流逝，化学馆、静斋宿舍楼、机械工程馆，这些外形简洁的建筑逐渐透出厚重的历史感。先生在1931年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因此尽管先生掌校时清华经费充裕，建筑却不似新老“四大建筑”那般恢宏，而是将经费用于延聘国内国际著名学者来校执教。
“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先生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做教务长时，他实际主持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院务。他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先生，他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特别是陈寅恪与赵元任，“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王国维先生1927年在颐和园自杀，也是梅先生亲自去园内收殓并料理后事的。
先生认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也就是著名的“从游论”。因此先生极注重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也非常重视教师的师德。
我们能在西南联大纪念碑上看到先生的身影。1937年，抗日战争时，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先生与张伯苓、蒋梦麟两位校长同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但主要是梅先生主持校务。从1937年8月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建立，到国立西南联大1946年7月31日停止办学，西南联大共存在了8年零11个月，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被誉为“内树学术自由，外筑民主堡垒”，这其中自然少不了先生的勉力维持。
先生治理校务采用分层负责制，既讲民主，也法度严明，因此，清华校务始终井井有条，这一风范，在西南联大期间依然延续，并无间断。乃至抗战胜利后，清华复归北平，由于日军的严重破坏，图书及一切设备，大部分需要重新购置。有许多带有“清华”字样的卫生设备、书籍等，还要从城内卖破烂摊子上买回。然而由接收到开学，仅仅数月，就初步恢复规模，每位教职员搬入清华园的当天，家具、炉灶及全套的餐具皆一一送达，不得不说这是先生锻造的清华风格。
我们能在时人的评价、清华学生们的回忆中感受到先生的风骨。先生从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先生出任校长的时候，国内情势风雨飘摇，学潮起荡，在清华，驱逐校长的运动可以说是此起彼伏，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清华的学生们都拥护梅先生。“诸君子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独有先生在身后赢得“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在“比较广泛的材料收集和研究的过程中，一直抱着‘苛求’的心理”，搜寻人们对梅贻琦的“异词”或“谤语”，但却迄无所获。这也证明了“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所言不虚。
那么先生何以有这么大的魅力呢？
这大概与先生的高尚人格和治学之精神有关。先生为人重实干，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他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个性沉静，寡言、慎言，当时的学生曾作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先生注重“通才教育”，认为大学应该着眼于对学生“人格”的全面培养，注重德、智、体、美、群“五育”中。对于学生，先生一律采取爱护的态度。西南联大在办学8年的岁月里，没有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一个师生员工，校中既有闻一多、吴晗等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直属区党部，有三青团直属西南联大分部，此外还有地下党组织，有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
1948年12月，北平即将解放，一直持中立态度的梅先生搭乘国民党的飞机南下，离开了他呕心沥血、魂牵梦绕的清华园。1955年，先生由美国飞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先生一手奠定了台湾的清华基础，因此被称为“两岸清华校长”。1962年5月19日，先生病逝，葬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遥望着、守候着他为之付出一生的清华园。
但是先生从未离开，先生一直在清华园中。先生奠定的清华校格沐泽着一代代的学生，先生高尚的人格精神感染着一代代青年，先生就在清华建筑看得见的历史里，就在每个清华人的记忆里、骨子里。
19.隋鑫 化学系
去国欲枯双目泪，浮家虚说五湖舟
【引言】
由陈寅恪口述，汪篯做记录，为历史留下了今天的读书人都略知一二的《对科学院的答复》。这答复的第一句话是：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
为纪念清华研究院导师王国维而修建的那座纪念碑，今天依然矗立在清华园中。陈寅恪在碑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
从20年代开始，关于陈寅恪的传奇故事一直在清华流传着，甚至他的名字也被人们一再讨论。
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读如确）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没有恪（确）这样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确），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
他似乎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不幸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四大导师中，陈寅恪最晚到校，而且在当时并不出名。陈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导师，一说是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推荐，他因为了解陈寅恪的博学而推崇备至；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
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校长说，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清华聘教授，国学研究院的教授，怎么能连个著作都没有？连个学衔都没有？梁启超先生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他说，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
一年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他很幽默。但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
他上课时，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后来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他的讲课旁征博引，慕名而来的学生常常听不懂，听课的人数也就越来越少，但只要是从国学院毕业的学生，都一定是后来的大家。语言学家——王力；敦煌学家——姜亮夫；古文字学家——徐中舒；楚辞学家——蒋天枢。
【国难、家恨、个人不幸】
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至死都坚持用文言写作。文言的不足，是与中国人的口语差别太大，贫弱的中国，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把语言的改造作为民族进步的先决条件，但陈寅恪关注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他对民族传统语文充满自信。
但就在他刚刚结束文言的研究后，陈寅恪却把目光投向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也就是学术界通常称的中古史。这是陈寅恪学术的第一次转向。这当然是有很多很多因素，其中最大的因素就是跟抗战有关，跟当时的国家的危难有关。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22天，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即将不保。父亲陈三立这时已85岁了，这位在上海“一二八”十九路军抗战时，梦里狂呼“杀日本人”的老人开始绝食了。
他的女儿回忆说：“我祖父病重啦，他是非常关心时事的八十多岁的老人。就骗他，说啊呀好消息啊，又打胜战了。就是希望他心情好一点吧，能够吃一点东西，就是这么骗他，但是骗久了不行啊，他也知道了嘛。”绝食五天后，陈三立去世。
为父亲守灵的那些晚上，陈寅恪久久地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表情严肃，一言不发。这时的他由于高度近视，又用眼过度，右眼已经看不清东西了。他右眼视网膜就剥离了，剥离了需要做手术，但这个手术就需要相当时间的休养，所以他选择了不做手术，让它瞎，为了离开沦陷区。就是说他已经放弃了自己复明的希望。
在为父亲守孝49天以后，右眼失明的陈寅恪带着全家，离开了已经沦陷的北平，踏上了流亡路。
在离开北平之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但赶到长沙，还没等到这些藏书，便又匆匆随清华大学南迁云南。后来书被运到了长沙，竟悉数焚毁在战争的大火中。
当他辗转来到成都燕京大学的时候，由于长期用高度近视的左眼工作，视力急速下降，到学期期末考试评卷时，他已经难以把学生的成绩及时无误地填入栏格细小的成绩单里了。为避免出错，他只能极其无奈地让大女儿代他把批好的分数抄到表格上。
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唐代三稿”的最后一种《元白诗笺证稿》基本完成，但就在这天早上，陈寅恪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他只得叫女儿去通知学生，今天不能上课了。他在成都的医院做了眼科手术，但手术没有成功。半年后，二战结束，依然记得他的牛津大学请他赴伦敦治疗眼疾，然而数月奔波，他的双目还是没能看见光明。
远在美国的胡适，是把西方医生的最后诊断结果写信告知陈寅恪的人，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写此信，很觉悲哀。
他联想到三十多年前看过的一部名剧《灭了的光》，不胜感叹……
【学术的一生】
陈寅恪做学问的方式不是做卡片，而是在书上随读随记，也就是古人的眉批。眉批上写满了他的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但书烧毁了，而他随身带的常用、备用的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竟也大部分被盗走了，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他积攒的记忆了。
研究者说，文化之不幸有如是欤？“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陈寅恪在几乎汉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在抗日战争如此严酷的境遇里，陈寅恪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这是后人难以企及的成就。
他是在大灾难面前恪守着一个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
抗日战争结束后，双目失明的陈寅恪由人搀扶着重新回到清华园，这时的陈寅恪57岁了，他失去了学者治学读书第一需要的眼睛， 抗战胜利了，他却永远生活在黑暗中，陈寅恪在那场民族的大灾难中，因不甘做亡国奴而流亡，饱受了离乱之苦。他将如何度过后半生的学术生涯？
1949年，新中国成立，陈寅恪60岁，他的眼睛失明已整整五年了。在古希腊，盲人荷马写了荷马史诗，在2500年前的中国，盲人左丘明留下了《左传》和《国语》。同样双目失明的陈寅恪，晚年将要写下的上百万字的著述，同样是百年中国诞生的史诗。
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一个大的、了不起的学者，他并不是说在具体的研究里面，给你奉献什么非常具体的结果，而是说他开创了一个研究的范式。
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事实上，丰富而深邃的中国历史，在那时已然变成了农民起义史，阶级斗争史。而当时所谓的知识分子改造，也不乏粗糙。当许多知名的学者撰文表示与“旧我”决裂的时候，陈寅恪却坚持以自己的学术安身立命。。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他79岁的生命历程。他最终没有北上。弥留之际，他一言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
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却垂范着后世的中国，他留下的著作，以繁体字竖排出版，一如他生前期望的那样，这些文字，烙刻着以学术为生命的独特印记，留赠来者。
（摄影：杨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