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宜勇（清华大学1980级机械工程系压02班）

今年是李健吾（1906—1982）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日前，我把自己发表在《清华校友通讯》上面的拙著《我爱清华园》送给他92岁的长女李维音，她看完后跟我说：“写得真好！都是真情的回忆。其实，清华对我也毫不生疏，我父亲是1925年考入清华的学子，从中文系转到西方文学系，但是中文系的朱自清老师始终关心着他。当年物理系的王淦昌（李维音工作时的领导）后来是核弹的功臣之一。我二妹李维惠和二妹夫任世英（当年的班长）于1953年考入清华建筑系，当时的系主任是梁思成。论校友，你和他们都是的。1964年，我还曾协助当年的给排水专业体系建立了专门的放射性废水处理专业。我退休后，在一次清华组织的纪念大会，我曾被作为嘉宾邀请参加，深感荣幸。祝贺你，清华是你的母校，有多少情意浓浓地汇集在你的回忆和心怀之中。”

事实上，李健吾1925年至1931年在清华大学的六年求学和工作经历，是其一生文学道路的关键奠基期。在这里，我通过考察李健吾在清华的师承关系、创作实践、戏剧活动与学术积累，论证清华岁月为其日后成为集戏剧家、批评家、翻译家于一身的“文坛多面手”提供了完整的知识结构与精神底色。朱自清引领其进入文学创作的门径，王文显赋予其戏剧艺术的专业根基，清华的课程体系与学术氛围则塑造了其贯通中西的批评视野。清华六年不仅是李健吾文学才华的初绽期，更是其日后所有成就的源头活水。本文讲进一步论证，李健吾在清华所接受的“作家式学术训练”与“批评家式创作实践”的双重浸润，使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罕见的能够在创作、批评、翻译、研究四个维度同时抵达高峰的“全才型”人物，而这种“全才”的知识基础与审美判断力，恰恰是在清华园中完成的。

一、李健吾作为一个“文坛多面手”的起点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李健吾（1906—1982）是一个难以归类的存在。他既是戏剧家，创作改编了近五十部剧作；又是批评家，以“刘西渭”为笔名撰写的《咀华集》《咀华二集》开创了中国印象主义批评的典范；还是翻译家，将福楼拜、莫里哀、司汤达等法国大师的作品系统译介到中国；更是学者，其《福楼拜评传》至今仍被公认为该领域的扛鼎之作。司马长风曾他的《中国新文学史》写道：“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有五大文艺批评家，他们是周作人、朱光潜、朱自清、李长之和刘西渭，其中以刘西渭的成就最高。他有周作人的渊博，但更为明通；他有朱自清的温柔敦厚，但更为圆融无碍；他有朱光潜的融会中西，但更为圆熟；他有李长之的洒脱豁朗，但更有深度……”

然而，这一“全才”形象的源头，需要追溯到1925年至1931年的清华岁月。这六年间，他一个山西运城来的青年，从中文系转入西洋文学系，从文学爱好者成长为文坛瞩目的“清华才子”，从戏剧社的新成员成为社长，从学生变成助教。清华园为他提供了怎样的土壤？哪些人物、哪些经历塑造了他此后一生的文学道路？我试图通过对李健吾清华六年学习与生活的系统考察，揭示这段经历对其文学成就的奠基性意义。

这一考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现有研究对李健吾清华时期的关注多停留于生平事迹的梳理，而缺乏对其“清华经验”与日后文学成就之间内在关联的深入剖析。李健吾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几乎在每一个文学领域都达到了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而这种“全面性”的知识基础与审美判断力，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在清华园中完成的。换言之，理解李健吾在清华的六年，就是理解一个“文坛多面手”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

二、李健吾师承朱自清与王文显的双重引领

李健吾在清华的成长，与两位导师的影响密不可分。朱自清引导他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王文显则为他打开了戏剧艺术的专业之门。两者一“文”一“剧”，共同构成了李健吾文学世界的两根支柱。而更深一层来看，这两位导师所代表的，恰恰是两种不同的文学传统与治学方法：朱自清代表的是“五四”新文学传统中“为人生的艺术”与散文创作的温润品格，王文显代表的则是西方戏剧的专业训练与世态喜剧的智性传统。李健吾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他能够同时接受这两种传统的滋养，并将其融会贯通。

（一）在朱自清的熏陶下成长起来

1925年夏天，李健吾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中文系。第一天上课，国文教授朱自清拿起花名册，念到“李健吾”时问道：“你就是那位常在报上发表作品的李健吾吗？”得到肯定答复后，朱自清高兴地说：“看来你是有志于创作的喽？那你最好去读西语系。”

这一细节意味深长。朱自清之所以劝李健吾转系，并非因为中文系不能培养作家，而是因为他意识到，对于一个已经展现出创作才华的学生来说，西洋文学系的课程体系与语言训练能够为他提供更广阔的艺术视野。这一劝告本身，就体现了朱自清作为教育者的见识与胸襟。

朱自清此时二十八岁，比一般学生大不了多少，待人谦和有礼，平日对学生每每称“先生”或“您”，绝少直呼其名。他的课堂风格也颇为独特，据吴组缃回忆，“一手拿着讲稿，一手拿着块叠起的白手帕，一面讲，一面看讲稿，一面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这样谦和而认真的先生，深得学生喜爱。

李健吾与朱自清的关系，超越了普通的师生之谊。李健吾在清华期间因病休养，写下了大量作品，包括中篇《一个兵和他的老婆》《西山之云》等，“这些作品，私下里，都让朱自清先生看过。每次李健吾拿来作品，朱先生总是认真阅读，提出中肯的意见”。不仅如此，两人还合译过文艺批评文章《为诗而诗》，分两次发表在上海出版的《一般》杂志上。这种合作翻译的经历，对李健吾而言不仅是语言训练的延伸，更是一种学术方法的启蒙——他从中领会到，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一种文学批评的实践。

朱自清对李健吾的提携，最典型地体现在对《一个兵和他的老婆》的推介上。这篇用晋南方言写成的中篇小说发表后，朱自清“模拟作者的晋南土话，写了篇书评文章”，起首一句便是：“我已经念完嘞《一个兵和他的老婆》得故事。我说，健吾，真有你得！”在《论白话》中，他进一步称赞这篇作品“是一个理想的故事，可是生动极了”。这种以方言应和方言的书评方式，既是学术上的肯定，更透露出师生之间亲切随意的情谊。

李健吾终其一生都感念朱自清。晚年时他曾说，讲到写散文，对他影响最大的“头一个是鲁迅先生，而对他影响最深的，是朱自清先生”。他自己在《李健吾散文集》的序中写道：“另一位对我影响深刻的，就是我的中文系老师朱自清先生。当时我在清华大学念书，他总是字斟句酌地帮我修改文章。后来我上了西洋文学系，念了些法国东西、英国东西，可是私下里总要找朱老师请教。我是在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

这段自述值得细细品味。李健吾在西洋文学系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文学训练，却仍然“私下里总要找朱老师请教”——这说明，朱自清所代表的“中文系传统”在李健吾的知识结构中并未因转系而被搁置，反而成为他理解西方文学的一种底色。中学与西学的融通，传统与现代的对接，李健吾来得比同时代许多人更为容易，也更为得心应手。这种融通的能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朱自清在他求学初期所打下的国学根基与审美趣味。

（二）就是冲着王文显这位戏剧家来的

1927年秋，李健吾转入西洋文学系。这次转系，朱自清的劝告仅是起因，“王文显的声名才是决定”。李健吾“就是冲着这位戏剧家来的”。

王文显（1886—1968），祖籍江苏昆山，生于英国伦敦，幼年即赴英国留学，英语水平极高。1915年回国后长期任教于清华，历任西洋文学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长等职。1927年，他利用教授休假赴美国耶鲁大学，师从美国戏剧权威贝克教授专攻编剧，完成了两部英文剧作《北京政变》和《委曲求全》，并在耶鲁大学剧院演出，大获成功。作为一个用英文写话剧的戏剧家，王文显在国外的名声甚至比在国内更大。

李健吾正式上王文显的课，是在1928年秋季开学，即王文显从美国休假归来半年之后。王文显开设的《外国戏剧》和《莎士比亚》两门课，都在三四年级才开。据学生张骏祥回忆，王文显上课“只是照本宣讲”，但他的讲稿“扎扎实实，对于初接触西方戏剧的人来说，是个入门基础”。

然而，王文显对李健吾影响最大的，并非课堂讲授本身，而是他为清华积累的戏剧资源。学校每年都有一大笔购书款，主要由系主任支配。王文显自己研究戏剧，“购置的戏剧书籍必然多些，从西洋戏剧理论到剧场艺术到现代名剧的剧本，应有尽有”。这对李健吾这样酷嗜戏剧的学生来说，“无疑是极大的便利”。曹禺也曾说：“我就是看他（王文显）买的戏剧书，钻研戏剧的。”王文显以一人之力，为清华西洋文学系构建了一个微型的西方戏剧图书馆，而李健吾正是这个图书馆最勤奋的读者之一。

受王文显泽惠的远非李健吾一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名家，大多出自王文显门下，计有洪深、陈麟瑞（石华父）、张骏祥、曹禺、杨绛等人。但“这些成了名的学生中，与王文显师生情谊最深，后来对王文显帮助最大的，还要数李健吾”。赴法留学前，李健吾译出王文显的英文剧本《委曲求全》，交内弟尤炳圻办的人文书店出版。抗战期间，得知王文显生活困难，他又译出王文显的另一个英文剧本《北京政变》（改名《梦里京华》），组织演出，收取上演费接济老师。这种绵延数十年的师生情谊，在清华戏剧教育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更为深层的影响在于，王文显所开创的“世态喜剧”传统，直接塑造了李健吾日后戏剧创作的审美取向。王文显的代表作《委曲求全》是一部三幕世态喜剧，以智性的幽默和精巧的结构见长。王瑶曾指出，“张俊祥……杨绛的《称心如意》、《弄真成假》，以及李健吾、甚至陈铨的某些作品，似乎他们的剧作在创作倾向和艺术特色上与王文显有一脉相承之处”。李健吾的独幕喜剧《一个没有登记的同志》就曾受到王文显《白狼计》的启发，“情节也相仿”。李健吾本人也承认：“我最可惜的是：那出《白狼计》永远不会问世了，否则，读者就可以证实我多应该佩服它的技巧。”

1930年毕业时，李健吾留校给王文显做了一年助教。这既是对其学业能力的认可，也进一步巩固了他与王文显之间的学术纽带。值得注意的是，李健吾是王文显学生中仅有的两位留校做过助教的人之一（另一位是张骏祥），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王文显对李健吾的格外器重。

三、李健吾从《一个兵和他的老婆》到《心病》的创作爆发

清华六年间，李健吾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井喷之势。其中，疾病成为了一种特殊的生产力。李健吾在清华第二学期便患了重病，“原本生龙活虎般的小伙子，一下子成了个有气无力的病秧子”。病中无法上课，反而获得了充裕的写作时间。这种“因病得闲”的创作契机，在现代文学史上并非孤例，但李健吾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并未因病而消沉，反而将病榻变成了书桌。

（一）《一个兵和他的老婆》属于现代小说史上的“奇葩”

李健吾在清华时期创作的最佳作品，公认是中篇《一个兵和他的老婆》。这篇小说“可说是现代小说史上的一朵奇葩”，“全篇用晋南方言写成，所有常人用‘的’地方，全用了‘得’，看似拗口，实则十分的通畅，不，简直是欢畅”。

1927年暑假，李健吾“用六天时间写完了这篇三万五千字的中篇小说”。他自知写得好，很兴奋，拿回家让已婚的姐姐读，姐姐说“除去译文，她还未曾见过这样的东西，无论在形式上或者内容上”。第二天清晨，他又约同学蹇先艾到中央公园水榭，读他新写出来的小说，“看到蹇读时那种像要吞下去的样子，他的欣慰自不待言”。

这篇小说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语言实验的大胆与成功，更在于它展示了李健吾对“文学语言”的自觉意识。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后，如何创造一种既具有口语活力又具有文学品质的语言，是新文学作家共同面对的课题。李健吾以晋南方言为资源，以“得”代“的”，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叙事语调，这实际上是一种语言政治的选择——它拒绝“标准白话”的普遍性，而拥抱方言的地方性与肉身性。这种语言意识，与他日后在批评中强调“印象”的鲜活性与“体验”的不可替代性，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小说发表后，朱自清的书评使其声名大振，李健吾由此成为“清华园里当之无愧的才子”。

（二）《心病》是中国第一部意识流长篇

1930年毕业前，李健吾写出了此生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心病》。经朱自清推荐，这部小说在叶圣陶编辑的上海《妇女杂志》上连载。有研究者认为，《心病》是“中国第一部长篇意识流小说”。这一判断是否准确尚可讨论，但《心病》在叙事手法上的实验性，确实显示李健吾在清华时期已经具备了相当自觉的现代文学意识。

《心病》的创作，与李健吾在清华所受的西方文学训练直接相关。西洋文学系的课程中，现代小说技巧是重要的教学内容，而李健吾对法国文学的特别兴趣，也使他对福楼拜、司汤达等作家在叙事形式上的探索有较早的接触。《心病》的“意识流”实验，可以视为李健吾将课堂所学转化为创作实践的一次尝试。这种“学术训练”与“创作实践”的互动，是李健吾清华经验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他日后能够在批评中展现出独特审美判断力的根基所在。

（三）《清华文艺》上的多产作者

《清华文艺》是《清华周刊》的文艺副刊，1925年9月单独出版，1927年12月停刊。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李健吾共发表各类作品九篇，“在发表文艺作品的学生中，以数量而论，是最多的”。其中包括小说《贼》《一位妇人的堕落》《一个兵和他的老婆》，译文《杜康格瑞》《一个极小极小的老鼠》，散文诗《乘驴》《过巴沟桥西行》，剧本《翠子的将来》，以及评论《蹇先艾先生的〈朝雾〉——读后随话》。身体好转后，李健吾被聘为《清华周刊》的编辑。

这份作品清单，几乎涵盖了李健吾日后所有文学活动的雏形：小说创作、诗歌翻译、散文写作、剧本创作、文学批评。在清华的短短几年间，他已经尝试了后来使他成名的所有文类。这种“全面的尝试”，对于一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作家来说，既是才华的展现，也是自我发现的过程。正是在这种多文类的创作实践中，李健吾逐渐找到了自己最擅长的表达方式，也形成了对“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性事业的认知——他后来拒绝将批评与创作割裂，坚持“批评本身也是一种艺术”，这种信念的种子，正埋藏在清华时期的多文类创作体验之中。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李健吾最早的文学评论文章《蹇先艾先生的〈朝雾〉——读后随话》也发表于清华时期。这篇书评虽然尚显稚嫩，却预示了他日后以“刘西渭”为笔名展开的批评事业。李健吾的批评生涯，其起点正在清华园。

四、李健吾从戏剧社长到“男女同台”演出的开创者

李健吾与清华戏剧活动的缘分，从踏入校门的第一天便开始了。

戏剧社第一次招生时，“报到处就设在校门口。报到那天，清华戏剧社社长何一公，早早就在报到处等着，一见李健吾落了名，便走过来拉着他的手说：‘可把你盼来了！’”这一场景颇富象征意味——李健吾在清华的戏剧生涯，从“被期待”开始，也以“开创”告终。

1928年下学期，李健吾担任清华戏剧社社长。他随即开始筹划公演，“这次公演，最大的功德是，开启了清华大学男女同台演戏的先河”。在1920年代的中国，男女同台仍然是一个敏感的社会议题，清华作为一所传统上以男生为主的学校，打破这一禁忌需要相当的勇气与组织能力。李健吾以戏剧社社长的身份推动这一变革，不仅是一次艺术实践，也是一次社会观念的突破。

剧本的选择颇费斟酌，最后议定只演独幕剧。丁西林的《压迫》正叫红，成为首选，聘请文学院院长杨振声做导演。又同王文显商量，拟排演他的两个英文独幕剧《媒人》和《白狼计》，均请王文显亲自导演。

演出的筹备困难重重。教授们因学校人事变动被解职，不得不改聘燕京大学教授合演；经费不足，只能申请学校津贴，“约定总额不得超过100元，后来又改津贴为借用”；场地也很棘手，只有旧礼堂勉强可用，王文显出面擘划，李健吾充当监工，“因陋就简，将旧礼堂的小讲台点缀成了一座小舞台”。这种“在限制中创造”的经验，对李健吾而言是一种极为宝贵的戏剧启蒙——它让他认识到，戏剧不是书斋里的文本，而是在具体的物质条件与社会约束中“做出来”的艺术。这种“做戏剧”的意识，与他在清华时期接受的西方戏剧理论训练相结合，使他日后成为一个既懂文本又懂舞台的“完整”的戏剧家。

1929年3月16日和19日，公演最终举行并获得成功，“中外几家报纸都发了消息、评论”。作为组织者，李健吾在《清华周刊》发表《戏剧社本届公演的前后》一文，其中写道：“自己原是大病方起，做事每觉精神不足，此次操劳后，休息迄今，身体尚未复已衰之元，骨肉中时隐隐作痛，所以我决定账目何时结束，便何时告休。”文末附有公演的全部收支清单，除偿还学校津贴60元外，尚余20.25元作为社存经常费。这种严谨的财务记录，透露出一个年轻社长对戏剧事业的认真与担当。

五、李健吾学术贯通中西的知识结构

李健吾日后能够在创作、批评、翻译、研究多个领域游刃有余，与其在清华时期形成的贯通中西的知识结构密不可分。

清华西洋文学系的师资阵容堪称豪华，计有王文显、吴宓、温源宁、叶公超、赫则德、吴可读、普来僧、瑞恰慈、毕莲女士、翟孟生、温德等人。李健吾在这样一批名师门下受教，自然获益匪浅。吴宓的古典主义批评、温源宁的英美文学修养、瑞恰慈的语义学批评，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文学观念。

在语言方面，李健吾在中文系一年级时便选了法语为第二外语，教师是温德教授。按规定第二外语只需念两年，“老师愿教，学生愿学，他们几个同学都学了四年”。这种超常规的语言训练，为他日后赴法研究福楼拜、翻译法国文学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础。

李健吾此时已开始表现出对法国文学的特别兴趣。有研究者指出，清华时期是李健吾“法国文学审美的接受时期”。他后来在《咀华集》中展现出的印象主义批评风格，固然有留学法国后受法郎士影响的成分，但其对文学审美性的敏感与追求，早在清华时期便已萌芽。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课程设置中，法国文学占据重要位置，李健吾在此时期对福楼拜、司汤达等人的初步接触，为他日后成为法国文学研究权威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李健吾在中文系两年的学习也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功底。朱自清亲自指导他的国文和旧诗词。中学与西学的双重滋养，使李健吾的批评文字既有西方印象派批评的灵动与精微，又有中国古典文论的含蓄与韵味。正如有学者所论：“中学与西学的融通，传统与现代的对接，李健吾来得更为容易更为得心应手。”

这种知识结构的独特性，在李健吾的批评实践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的《咀华集》之所以能够超越同时代的社会学批评范式，正在于他同时拥有西方印象主义批评的理论自觉与中国古典文论的鉴赏传统。他的批评文字，既不像某些留洋学者那样生硬地搬用西方术语，也不像某些国学根基深厚的批评家那样固守传统话语，而是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种自然融洽的表达方式。这种“融通”的能力，其根基正是在清华六年间打下的。

六、李健吾作为清华“才子”的文学场域与精神底色

李健吾在清华的成长，并非孤立的个人奋斗，而是嵌入在一个活跃的文学场域之中的。他与罗念生、蹇先艾、曹禺、钱钟书、张骏祥等人的交往，共同构成了一个“清华文学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对他文学观念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李健吾入学后，很快就和一批爱好文学创作的同学熟悉了。早他三年考入清华的罗念生，晚年曾有文记述两人交往的情形：“这位新同学谈起话来滔滔不绝，谈笑风生，我都插不上嘴。那时我在编《清华周刊》的文艺专刊，健吾交来一篇描写士兵生活的小说，写得很深刻。我把其中一些为当局所忌的字句用黑墨涂去，等审查通过排好版时，再把那些字句添上去。后来，他又交来一首他翻译的彭斯的诗，苏格兰方言被译成优美的普通话，我击节吟诵，音调铿锵。”这段回忆生动地呈现了李健吾在清华文学圈中的形象：一个才华横溢、谈笑风生、创作力旺盛的青年。

清华园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汇聚了一批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中坚力量的人物。钱钟书、曹禺、张骏祥、孙毓棠、辛笛、曹葆华等人，与李健吾共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清华文学圈”。唐湜曾回忆道：“在20世纪20年代之末与30年代初期，北京是一个辉煌的文艺中心与学术中心，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最光灿、最优雅的文学中心。就以清华来说，健吾先生的同学中就出现了最杰出的博学学者钱钟书与考古学家夏鼐，伟大的剧作家曹禺、袁俊（张骏祥），雄伟的史诗《宝马》作者孙毓棠，还有诗人辛笛、曹葆华……而健吾先生则是他们中的‘健吾大哥’！”

“健吾大哥”这一称呼，不仅说明了李健吾在清华文学圈中的核心位置，更暗示了一种人格特质：他不仅是一个创作者，更是一个连接者、一个组织者、一个以热情与才华凝聚同道的人。这种人格特质，与他日后在上海“孤岛”时期成为话剧界中坚力量、与郑振铎合编《文艺复兴》杂志、创办上海实验戏剧学校的经历，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

更为重要的是，清华的文学场域为李健吾提供了一种“同侪压力”与“相互激发”的创作氛围。当他将《一个兵和他的老婆》读给蹇先艾听时，蹇先艾“像要吞下去”的反应，以及随后提出的三条修改意见，正是一种典型的文学同侪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比单纯的师承关系更能激发一个青年作家的创作潜能，也更能培养他对文学标准的敏感。

七、清华六年是李健吾文学道路的“原点”

李健吾在清华的六年，是他一生文学道路的“原点”。这个原点包含四个层面的意义。

其一，师承的奠基。朱自清教会他“什么是文学创作”，王文显教会他“什么是戏剧”。前者赋予他文字的敏感与表达的自觉，后者赋予他艺术的专业眼光与学术的严谨态度。终其一生，李健吾的散文写作中回荡着朱自清式的温润与考究，他的戏剧创作与研究中则贯穿着王文显式的扎实与规范。两种传统的交汇，使李健吾避免了单一传统的局限，而获得了更为开阔的艺术视野。

其二，实践的开端。《一个兵和他的老婆》是李健吾文学生涯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作”，《心病》是他唯一的长篇小说，清华戏剧社的公演则是他戏剧组织与实践的最早尝试。这些“第一次”，都发生在清华园。更重要的是，这些“第一次”并非孤立的尝试，而是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实践网络——小说创作培养了他对语言的敏感，戏剧实践培养了他对结构的把握，而文学批评的初步尝试则培养了他对文学标准的自觉。这种多文类的实践网络，为他日后在多个领域同时取得成就提供了可能。

其三，知识结构的成型。清华西洋文学系的课程体系与师资配置，使李健吾得以在语言、文学、理论三个层面同时获得系统的训练。法语的能力、对西方戏剧的熟悉、对文学批评的敏感，都在此时期打下根基。日后他在《咀华集》序中所宣称的“批评本身也是一种艺术”的信念，其种子已在清华时期埋下。而这种信念之所以能够生根发芽，正是因为他在清华同时接受了“创作训练”与“学术训练”，从而能够超越那种将批评视为创作的附庸或学术的附庸的狭隘观念。

其四，文学场域的形成。李健吾在清华所嵌入的文学共同体——与罗念生、蹇先艾、曹禺、钱钟书、张骏祥等人的交往——不仅为他提供了创作上的同侪激励，更塑造了他作为“文学组织者”与“文学连接者”的人格特质。这种特质，在他日后主编《文艺复兴》、创办上海实验戏剧学校、组织“孤岛”话剧运动时，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清华时期的文学场域经验，是他此后所有文学组织活动的“原型”。

1930年夏，李健吾毕业后留校担任王文显的助教。1931年8月，他赴法国留学，开始了新的学术阶段。但清华六年所给予他的，已经足够支撑他走完此后半个世纪的文学长路。从清华园走出的李健吾，不是一个仅仅“毕业于清华”的作家，而是一个被清华“塑造”的作家——清华的师承、清华的课程、清华的戏剧实践、清华的文学同侪，共同构成了他文学世界的基因图谱。理解这份基因图谱，就是理解李健吾何以能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罕见的“全才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