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宜勇（清华大学1980级机械工程系压02班）

1980年秋天，我第一次走进清华园时，并不知道那个在教务长办公室里忙碌的人，将在我此后的人生记忆中留下怎样深刻的印记。只是听师兄们说，教务处的李传信老师，是无线电系出来的，是“老清华”——这三个字，在当年的园子里，分量重得像一块基石。后来我才慢慢懂得，一个人能被称作“老清华”，意味着他的血脉早已与这方水土融为一体，他的呼吸与这所大学的脉搏同频共振。而李传信，正是这样的人。人们不称他“书记”，也不称他“教授”，只亲切地喊一声——“传信同志”。这个称呼，从没有人刻意规定，却在口口相传中沉淀为一种默契。它不是客套，不是疏离的敬称，而是一种来自心底的认同，一种超越了职务与头衔的精神确认。他用整整一生的光阴，诠释了什么叫作“离不开清华大学，也不能离开清华大学”。

一、从联大到清华

1926年11月，湖南醴陵的冬天来得并不算早，但一个婴儿的啼哭打破了某个寻常人家的宁静。李传信降生了。几十年后，当他在清华园的林荫道上缓步而行时，那些洞庭湖以南的潮湿记忆大约已模糊成了遥远的背景，但他身上那股湖南人的执拗与刚毅，却始终未曾褪去。

1944年秋，山河破碎，战火连天。十八岁的李传信，怀揣着一颗求学的赤心，辗转流亡大西南，考入西南联大先修班。次年，他进入联大电机系。那时的联大，茅草屋舍、铁皮屋顶，下雨时叮当作响，却聚集了全中国最优秀的大脑。在昆明那片红土地上，在闻一多、朱自清等先生的课堂里，年轻的李传信不仅学到了知识，更在民族危亡之际读懂了何为家国。他参加进步读书会，从书页间汲取的不仅是技术原理，更有关于社会、关于理想的思索。这些思索像种子一样埋进他的心底，只待春风吹过便破土而出。

1946年，抗战胜利的消息像洪水一样漫过整个中国。李传信随组织从昆明回到北平清华园，进入电机系二年级继续学业。那一年，他重新踏上的清华园，刚刚从日寇的占领中挣脱出来，处处是劫后余生的痕迹，却处处涌动着重建与希望的气息。他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学习，也在这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1948年11月，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他离校奔赴华北解放区，同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的人生便与一个政党、一所大学、一个国家的命运紧紧焊接在一起，再也无法拆解。

1949年初，他回北京参加接管工作，秋天重返清华完成最后一年学业。1950年盛夏，他毕业于电机工程系。那一年，他二十四岁，风华正茂。谁都以为他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工程师或学者，但他却听从组织的安排，调往北京师范大学任专职党总支副书记，后又到北京市委高校党委工作。然而，清华园始终像一根无形的线，牵着他的心。1953年冬，他终于调回清华大学，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往后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全部交付给了这片园子。

二、无线电系的奠基者

回到清华后，李传信被安排到无线电系工作。此后的十几年间，他历任党支部书记、党总支书记、助理系主任、副系主任、系主任、校党委常委。无线电系电真空专业创建之初，条件简陋，困难重重，他是参与者和推动者，像一位拓荒者，在一片几乎空白的土地上栽种树苗，浇灌、施肥、守护，直到它们长成参天大树。

在他的主持下，无线电系在学科建设、师资队伍、教学科研等方面迅速崛起，成为清华诸专业中当之无愧的翘楚。招生录取分数屡居全校之冠，毕业后学生遍布国家无线电电子领域的要害岗位。原中文系教授徐葆耕曾以略带惊叹的笔触回忆：“当时的无线电系在清华雄镇一方，他是系里的第一把手，但是，系里的人都称他‘传信同志’，而并不称‘传信书记’。”在那个称呼“同志”比称呼官职更光荣、更珍贵的年代，这个细节格外打动人心——它折射出的，不是他职位的显赫，而是他在师生心中真实的位置：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领导，而是可以平等相待、推心置腹的同行者。

不久“文革”浩劫袭来，李传信受到不公正待遇，被迫停止工作。无线电系迁至四川绵阳分校后，条件极为艰苦，生活十分清苦。但即便在那样的岁月里，哪一户人家买了鸡鸭做了好菜，总要邀他过来欢聚一堂——哪怕他当时已经是“头号走资派”。这份情谊，不是来自职权，不是来自利益，而是来自漫长岁月里、一粥一饭之间积累的真诚与信赖。一个人在低谷时还能被如此对待，恰恰证明了他平日为人处世的底色。

三、在转折中参与为清华“定调”

1978年2月，春天终于来了。李传信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恢复工作。次年5月，他恢复无线电系系主任职务，随后又先后担任教务处处长、教务长，校党委副书记。1980年7月召开的清华大学第五次党代会上，当选为新一届党委常委。1981年担任校党委副书记，分管日常党务，和刘达书记一起致力于推动拨乱反正和学校的改革发展。1982年同时兼任副校长。每一次职务的变动，他都不动声色，仿佛只是从一个岗位走向另一个岗位，继续默默地埋头做事。

1984年2月，他任清华大学代理党委书记；同年7月，正式出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直至1988年9月。这四年多，是中国高等教育急剧变革的关键时期，也是清华从“文革”创伤中彻底走出、重新确立方向的重要阶段。他与校长高景德一起，提出了著名的“着重提高，在提高中发展”的方针。这九个字，看似平实，实则意味深长——它标志着清华从恢复整顿转向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不是简单追求规模扩张，而是在质量上寻求突破。

在他的推动下，清华组建了经济管理学院、理学院，筹建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使这所曾经以工科闻名全国的大学，迈出了向综合性大学转型的关键一步。同时，在全国率先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成立了研究生院和继续教育学院，高层次人才培养由此形成规模。这一系列举措，深刻地改变了清华的学科格局，也为今天清华的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大学定位奠定了基石。

1985年8月，他在更高的战略层面，提出了把学校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的长期奋斗目标。在彼时，这个目标不可谓不大胆，甚至让一些人觉得遥不可及。但他敢于说出来，敢于把它确立为全校奋斗的方向。正是这句掷地有声的话，为清华此后数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定了调、立了标。今天回望，我们不能不佩服他那时的远见与魄力。

也正是在他的任上，他精辟凝练并大力倡导了“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这八个字，如今镌刻在第三教室楼的外墙上，镌刻在一代代清华学子的心中，落实在他们日复一日的行动里，早已成为清华精神最凝练的概括。1985年5月，在第二十四届学生代表大会上，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发扬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他不仅说出了这八个字，更用自己的言行，为它们做了最生动、最有力的注脚。

他还大力推动科研与技术开发，积极承担国家高科技项目，在校外购置了六百四十五亩发展用地，为清华后来的物理空间拓展留下了宝贵的余地。1987年10月，他作为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88年秋，他退居二线，不再担任党委书记。但他并未真正离开——后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校史编委会主任、清华校友总会副会长等职，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关注着他深爱的学校。

四、一位“非文科出身”的人文情怀

说来有趣，李传信是电机系出身，一生大部分工作重心在工科领域，但他对人文的关怀与理解，却让许多文科教师感到意外而温暖。他不是那种只懂专业、不谙文墨的工科干部，他的精神世界比人们想象的更为宽阔。

1987年，清华要为闻一多先生立像，需要镌刻一段闻先生本人的话。大家翻来覆去找了好多条，都觉得不满意——要么太长，要么不够凝练，要么与雕塑的气质不搭。最终，人们找到的——“诗人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却出自李传信之手。一位电机系毕业生，为闻一多雕像选出了这样一句荡气回肠的话，这本身就是一段佳话。

原中文系教授徐葆耕在回忆文章中动情地写道：“在清华这个‘理工王国’里搞文科常觉孤独，这件事却让我有如遇知音之感。”李传信对闻一多雕像的关怀细致到每一个角落，从选材到设计，从文字到布局，他都事无巨细地过问。揭幕那天，他代表学校讲话，言语中饱含着对诗人、对爱国者的深切敬意。他还曾亲自去朱自清先生大公子家中，商谈朱自清遗物的捐赠事宜。席间，他口出惊人之语：“我常说，清华缺文少理。”——这话切中要害，又带着几分风趣的自嘲，让人既敬服又忍俊不禁。不担任书记之后，他仍然时常关心中文系的发展，有时在路边碰见徐葆耕，会远远地招手，说：“我想了一下，中文系的……”然后一五一十地提出几点建议。那种感觉，不是领导在布置任务，而是一个推心置腹的老朋友在关切地交谈，温暖而自然。

五、一生只做一件事

清华的领导干部，大都是本校出身，原本学业优秀、业务上很有前途，但做了行政工作之后，业务也就渐渐荒疏了。作为某种补偿，学校通常会给有一定业务成就的同志解决教授职称。但李传信毅然不要，他觉得自己做了一辈子行政工作，在学术上没有足够的建树，配不上“教授”这个称谓。这份自重，这份清醒，在今天读来，令人肃然起敬。所以，人们常称呼他的，还是“传信同志”。徐葆耕曾写道：“在现实人们的观念里，‘同志’显然低于‘教授’。其实，‘同志’是一个非常崇高的称呼。只有那些出于同一信仰为同一事业献身的人才有资格互称同志。”李传信一生，配得上这个称呼。

1994年12月，他离休。2005年10月11日，因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七十九岁。遵照他的遗愿，遗体捐献用于医学研究——生前他把一切都献给了清华，身后又把最后的自己献给了医学。他的一生，真正做到了干干净净地来，坦坦荡荡地走。

2007年，1985级电子系校友以“李传信”冠名设立励学基金，开创了以“名师”命名的清华校友励学金的先河。这不仅是一份奖学金的命名，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让“传信同志”对清华的深情，继续滋养着后来的学子，让那份不计得失、不求回报的奉献精神，在园子里一代代延续下去。

陈旭曾在纪念李传信诞辰九十周年展览上这样总结他的一生：“一是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任何时候都是旗帜鲜明，而且毫不动摇；二是对教育规律的把握，在办学治校、人才培养上倾注了全部心血；三是对清华的热爱，也深深地感染着我们。”

李传信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说——“离不开清华大学，也不能离开清华大学”。他从这里出发，走向华北解放区，又回到这里；他做过教务长、副校长、党委书记，又退居二线，但始终不曾真正离开。他把青春留在这里，把中年留在这里，把晚年也留在这里。清华的学风里有他凝练的八个字，清华的学科格局里有他擘画的蓝图，清华的世界一流目标里有他最早喊出的声音。他留给清华的，不仅是一段值得书写的历史，更是一种“同志”般的精神——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平等待人，一生奉献。

在校期间，我无数次经过第三教室楼，抬头看见那八个大字“严谨、勤奋、求实、创新”；我无数次走进经管学院的大楼上课；我无数次听老师们提起“传信同志”当年如何如何——那时我才渐渐明白，有些人的存在，就像园子里的老树，你看不见它生长，但它已经撑开了一大片荫凉。李传信就是这样的人。他已经走了，但他亲手栽下的那些树，仍在年年春天抽出新芽。他已经走了，但每一代清华人走进校门时，都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与他的精神相遇——也许是抬头看见学风的铭刻，也许是低头走过某条他规划的道路，也许只是某位老师在课堂上随口说起：“传信同志当年……”

其实，他早已成为清华园的一部分，就像水木清华的荷塘，就像大礼堂前的草坪，就像图书馆门口的空气，就像体育馆顶上的白云，就像主楼后面的树林，就像这座园子里所有不言不语却永远存在的东西。他离开了，却从未离开。他走了，却永远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