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振翔        梁周洋

2024年5月，宾夕法尼亚大学（下称宾大）魏茨曼设计学院（Weitzman School of Design）追授菲利思·林徽因建筑学学士学位。整整一百年前，宾大曾拒绝她申请建筑学专业的请求——原因并非她资历不足，而仅仅因为她是一名女性。

宾大的这一决定，是对自身历史的一次重要反思，承认其建筑教育中曾存在的不平等与局限性。

虽然被拒绝进入当时美国顶尖的建筑学专业，林徽因却并未因此气馁。1924年，她进入宾大美术系学习建筑相关课程。此后，她于1936年获得中华民国政府颁发的建筑师执照，成为中国第一位正式登记的女性建筑师，并对中国建筑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林徽因生前始终未能实现获得建筑学学位的愿望。她渴望的学位证书，直到她去世将近七十年后，才由她的外孙女和曾孙女代为领取；其中曾孙女梁周洋如今正就读于林徽因的母校宾大，攻读历史建筑保护专业硕士学位，同时也是本文作者之一。

林徽因的经历固然非同寻常，但她并不是第一位在离开宾大多年后被追授建筑学学位的女性。早在1937年，还有五位学业成绩优异的女性学生曾被考虑授予这一学位。她们同样为宾大及费城社区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她们的故事却在很大程度上鲜为人知。

宾大最早的女性建筑学学生

1920年春，宾大成立艺术学院（School of Fine Arts），随即引发了一波申请咨询的热潮。在众多满怀希望的申请者中，有几位女性尤为引人注目——她们志向远大、才华出众、富于艺术天赋，却不得不面对当时制度与观念所设置的重重障碍。

宾大档案馆中保存的“赖尔德文献”（Laird Papers，出自艺术学院首任院长沃伦·鲍尔斯·赖尔德〔Warren Powers Laird〕）收录了这些女性的多封来信。她们得到的答复无一例外：无法录取。有时校方还会建议她们考虑申请其他对女性开放的院校，例如麻省理工学院（MIT）或哥伦比亚大学。

第一位敢于挑战现状的女性，是乔治娜·波普·叶特曼（Georgina Pope Yeatman，1902—1982）。1920年艺术学院成立时，她还是宾大教育学院的一名二年级学生。次年，她转入教师学院课程（College Course for Teachers）中的非全日制项目。从各种记载来看，她从一开始便展现出突出的领导能力。她热爱体育运动，尤其擅长曲棍球和篮球，并在1921年成为妇女体育协会（Women’s Athletic Association）的四位创始成员之一。

1922年，叶特曼获得教育学学位毕业，并进入艺术学院继续学习。虽然她当时与学校往来的具体信件已无从追溯，但其父亲的捐赠档案中保存的一条记录，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

她的父亲波普·叶特曼（Pope Yeatman）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矿业工程师，与后来当了总统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同属一个行业圈子。由于他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宾大一直积极争取他的捐赠。关于他的档案中，有一条1927年的记录写道：“他对宾大（U of P）颇为不满，因为建筑学院不允许女儿修读其课程。”

虽然关于乔治娜在校学习经历的具体情况所存资料不多，但当时她进入建筑学领域的唯一途径，便是通过美术学位。彼时学院设有一个为期六年的双学位项目：男性学生可以在四年内通过基础与中级课程获得美术学士（BFA）学位，再继续两年完成建筑学学士（BArch）学位。作为美术系学生，叶特曼得以接触建筑课程，包括“设计I—IV”（Design I–IV）这一核心课程系列，它几乎占据了建筑学所需学分的一半。

在申请正式攻读建筑学专业遭到拒绝后，叶特曼于1924年离开了宾大。档案记录显示，在离校之前，她已经修完了18门建筑课程，其中包括“设计I”至“设计III”。

叶特曼随后前往麻省理工学院（MIT）继续深造，修读了包括“设计IV”、园林建筑以及城市规划在内的更多建筑专业课程。1925年，她最终在那里获得了建筑学学位。

林徽因（1904—1955）是第二位在宾大学习建筑学的女性，也是该校首位来自海外的女性学生。她从中国来到费城时，叶特曼已离校数月，因此两人几乎没有交集的可能。

1937年，林徽因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考察一座经幢。

1958年5月发行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邮票。

林徽因的入学过程则更为曲折，也留下了更为详尽的记录。1923年11月，北京“中国女子留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Study for Chinese Women in Peking）的秘书麦克米伦夫人（Mrs. T. D. MacMillan）致信宾大，询问是否可以接收林徽因以建筑学特别生身份入学。这封信也表明，林徽因当时已觉察到学校对女性的排斥政策。

艺术学院院长赖尔德建议林徽因考虑申请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或康奈尔大学。他同时提出另一种方案：她可以以美术系学生身份入学，并选修建筑课程。他在信中写道：“林小姐的志向，或许可以通过一套具有浓厚建筑色彩的美术课程来实现。”然而，林徽因并未将这一建议视为最终决定。

与此同时，她的父亲、政治家林长民请中国驻华盛顿公使馆出面，为女儿争取入学机会。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与林家关系密切，他亲自就此事与赖尔德进行了磋商。

在给麦克米伦夫人的第二封回信中，赖尔德说明，宾大董事会已明确规定，女性不得修读建筑学课程中的若干必修课和通识讲座，包括力学、静力学、木工、砌筑、供暖、管道工程以及材料强度等建筑施工课程。他补充说，即使不修这些课程，也不会妨碍林徽因学习建筑设计。至于她以特别生或旁听生身份入学的请求，他表示愿意向学校招生办公室推荐。

在康奈尔大学完成三门暑期课程后，林徽因于1924年以一年级新生身份进入宾大，并凭借提前获得的学分在次年升为三年级。在校期间，她共修读了23门建筑课程，是当时女性学生中修课数量最多的一位。她也是第一位完成“设计I—IV”全部系列课程的女性，成绩单上有两门被评为“优异”（distinguished），两门为“良好”（good）。

林徽因总共获得90个本科和1个研究生学分，其中67个为建筑课程学分，24个为非建筑课程学分，远远超过获得美术学士学位（BFA）所需的72个学分。1927年2月，她毕业离校，比正常学制提前了一年半完成学业。

为了表彰她的学术成就，设计课教授哈伯森（John Harbeson）在1926至1927年聘请她担任“设计I”和“设计II”的指导教师。1927年夏天，林徽因进入宾大著名教授、费城建筑师克雷（Paul Philippe Cret）的事务所工作。这在当时是许多建筑学学生梦寐以求的机会，无论男女皆然。

第三位在宾大学习建筑课程的女性是格特鲁德·霍华德·奥姆斯特德·诺曼（Gertrude Howard Olmsted Nauman，1901—1973），她来自宾州哈里斯堡的一个显赫家族。1924年秋，她与林徽因一同进入美术学系。奥姆斯特德表现出极高的天赋，在“设计I”至“设计III”中均获得优异成绩。1926年9月30日，赖尔德在致一位数学教授的信中称她为“我们最有能力的学生之一”。同年秋天，哈伯森也任命她担任“设计I”的指导教师。

1927年春，由于健康和家庭原因，奥姆斯特德转为非全日制学生，“设计IV”未能完成，随后中断了学业。记录显示，她完成了13门建筑课程，另有3门未修完。尽管当时她的学分不足以毕业，但为了表彰其优异的学业表现，学校于1932年追授她美术学士学位（BFA），并将学位日期追溯至1927年。

在林徽因和奥姆斯特德入学同年，后来曾任宾大女篮成员的多丽丝·乔伊·德比郡（Doris Joy Derbyshire，1905—1990）进入了新成立的园林建筑专业。随着志趣转向建筑学，她于1925年秋转入美术专业。

乔伊完成了13门建筑课程和1门园林建筑课程，包括“设计I”和“设计II”，但在完成“设计III”之前离校。1927年，她追随叶特曼的足迹前往麻省理工学院，在那里修完了“设计III”、“设计IV”以及包括城市规划在内的额外建筑课程。1929年，她在该校获得建筑学学位。

乔伊在宾大修完13门建筑课程和1门园林建筑课程，之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学位。1937年，宾大追授她建筑学学位，并将学位日期追溯至1929年。

第五位加入这一行列的是简·哈珀（Jane Harper，1908—1964）。她于1925年开始学习园林建筑。与乔伊一样，她也转入美术专业以修读建筑学，并于1926年6月成功向执行委员会申请，获准修读五门建筑施工课程。

在宾大的五年学习期间，她完成了20门建筑课程，其中包括“设计I”和“设计II”，并曾修读“设计III”但未完成。此外，她还修读了5门园林建筑课程，包括其“设计I”和“设计II”。1926至1929年间，她还担任“建筑要素”（Elements of Architecture）课和“设计I”的指导教师，并最终于1930年获得美术学士学位。

汉娜·本纳·罗奇（Hannah Benner Roach）与其丈夫、建筑师富兰克林·斯宾塞·罗奇（Franklin Spencer Roach）设计的圣诞贺卡。宾大档案馆藏。

第六位在宾大修读建筑课程的女性是汉娜·本纳·罗奇（Hannah Benner Roach，1907—1976）。她于1926年进入美术专业，其求学路径与林徽因高度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她和其他四位女性一样，没有修读林徽因完成的那三门建筑史课程。本纳于1929年获得美术学士学位。当宾大建筑专业向女性开放后，她于1935年1月重返校园补修了一个学期的课程，并于1937年被追授建筑学学士学位（BArch）。她总计完成了19门建筑课程，是继林徽因之后第二位修完“设计I—IV”全序列的女性。

除叶特曼外，这些杰出的女性在宾大期间均与林徽因有学业交集，共同的建筑师梦想将她们凝聚在一起。

志向与时代期待塑造的职业道路

这些女性的人生轨迹或因共同的学术训练，或因对建筑的热爱而彼此交织，但最终却走向了各不相同的道路。她们的命运既受到制度性障碍的影响，也体现出各自的坚韧与才华。

乔治娜·叶特曼和林徽因取得了最为瞩目的突破。在被宾大拒绝授予建筑学位后，叶特曼回到费城，创办了该市唯一一家由女性独立经营的建筑事务所。她加入美国建筑师学会（AIA），出任费城市建筑局局长，是市长内阁中唯一的女性成员，并致力于住房改革。最终，她在多个州担任公共与专业领域的领导工作，走上了一条横跨多个地区的职业道路。

林徽因在东北大学参与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建筑学专业之一。尽管长期受到疾病困扰，她仍在中国建筑遗产的调查、记录与保护方面发挥了奠基性作用，并开创性地提出了中国建筑历史分期的研究框架。二战后，她成为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的创始成员，并成为北京历史保护与区域规划的重要倡导者。

她们的人生轨迹表明，这些女性不仅在专业领域坚持不懈，而且重塑了各自国家的建筑与文化版图。

另一些人则在建筑实践、家庭责任、公共服务与学术追求之间寻找平衡。汉娜·本纳在宾大建筑专业向女性开放后才得以入学，她与建筑师富兰克林·斯宾塞·罗奇（Franklin Spencer Roach）结婚，在参与丈夫项目的同时兼顾自己的工作。后来她转向家谱学与宾夕法尼亚地方史研究，显示出职业重心从建筑设计向历史研究的演变。

简·哈珀则走上了一条更为国际化的道路：她在费城和巴黎接受训练，将教学、博物馆服务与经营一家专门从事欧洲现代艺术的费城画廊相结合，呈现出一种跨越建筑、语言与艺术多个领域的创意生涯。

还有一些人的人生轨迹则更多受到婚姻与家庭角色期待的影响。乔伊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迁居底特律后离开建筑行业，专心抚养家庭；而格特鲁德·奥姆斯特德则早早地结婚，成为社交界的知名人物，人们记住她更多是因为她的财富与社会活动，而非她的职业成就。

从整体视角来看，她们的故事展现了一代女性在机会、歧视、婚姻、才华与境遇之间的权衡与抉择——有些人勇敢地在职业领域开拓前路，有些人低调地从事专业工作或转向新的学科，也有人走出跨领域的混合道路，这些不同的人生轨迹共同反映了20世纪初美国女性所面对的复杂现实。

从入学限制到追授学位

1924年，当赖尔德告诉林徽因某些必修课程不对女性开放时，这其实只是部分事实。更深层的障碍来自当时的性别观念：教师们对于少数无人陪同的女性与约百名男生一起在绘图室工作（且常熬夜至深更半夜）感到不安。因此，少数能够修读设计课程的女性被要求在单独的房间里工作。

人体写生课程的情况更为尴尬，因为课程中常以裸体男性模特为对象，有时甚至是学生本人。在当时以巴黎美术学院传统（Beaux-Arts）为基础的建筑教育中，研究自然与人体之美被视为设计审美表达的重要基础。教师们担心，将女性置于这种境地可能产生不当或尴尬的情况。

然而，根据当时的资料记载，麻省理工学院从未遇到此类问题。1934年10月，宾大艺术学院第二任院长乔治·科伊尔（George Koyl）收到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学院院长威廉·爱默生（William Emerson）的一封信。信中称：“从未出现过任何形式的困难……也从未发生过令人不快或尴尬的事件。”

虽然宾大一直以对非裔和犹太学生较为开放而自豪，但在建筑专业接纳女性方面却行动迟缓。根据麻省理工学院校友玛丽琳·贝弗（Marilynn Bever）的研究，在宾大美术学院成立之前，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学理学学士专业已经录取了40名女性，其中首位女性毕业生索菲娅·格雷戈里娅·海登（Sophia Gregoria Hayden）早在1890年就获得了建筑学学位。

1928年，随着宾大设立校长职位并建立各学院董事会，美术学院开展了自我评估。次年，前教员莱斯特·B·霍兰（Leicester B. Holland）被任命为美术系主任，任期一年，负责重新组织课程体系并明确其与其他专业之间的关系。在提交给艺术学院董事会的报告中，霍兰指出：“大多数修读美术课程的学生，其实是因为美术系所开设的建筑课程而来到这里的。”

由于担心资质不足的男性学生将美术系作为进入建筑专业的“后门”，霍兰德建议关闭通往建筑学院三年制高年级课程的这一路径。但他也意识到，这一建议实际上会让有能力的女性几乎无法接受建筑教育，因此他提出应当向女性开放建筑系。然而，在1930年4月的教师投票中，这一提议被否决：八票赞成，十二票反对。会议记录显示，如果“女性的主要课程能与男性分开授课”，部分反对者或许会改变立场。

这一问题在1933年再次被提出。随着大萧条加深、入学人数下降，宾大成立了“女子文理学院”（College of Liberal Arts for Women），使女性终于能够正式获得文理学位。这一举措使建筑专业继续排斥女性的做法越来越难以维持，大学管理层也开始推动学院进行改革。

11月15日，建筑系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动议：允许女性通过匿名竞争考试进入高年级课程，前提是她们已完成相当于低年级阶段的相关课程。次日，教师们就此议案进行了长时间讨论。虽然许多人反对性别歧视，并肯定女性学生的才能，但讨论仍反复纠缠于他们所担忧的一个问题上——男女学生在密切合作中可能产生的不当行为。

同年12月的教师投票结果显示，19人赞成接纳女性，无人反对。然而，其中16人支持男女分班授课，仅有4人持反对意见。次年3月，学院董事会批准了这一决定，但规定建筑高年级课程中女性比例不得超过10%。1934年7月1日，建筑系正式向女性开放，尽管部分课程仍实行男女分开授课。

同年秋天，三名原本在美术学系学习的女性成功转入建筑高年级。贝蒂·雷·本海默·罗滕伯格（Betty Ray Bernheimer Rotenberg，1914—2001）和哈利娜·莱什琴斯卡（Halina Leszczynska，1900—？）于1936年6月获得建筑学学位；随后，丽贝卡·比德尔·伍德·沃特金（Rebecca Biddle Wood Watkin，1913—2010）也在1937年2月获得该学位。

艺术学院董事会会议记录以及大学档案馆保存的“科伊尔文献”（Koyl Papers）为了解1937年向女性学生追授建筑学学士学位（BArch）的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宾大建校二百周年委员会最初建议授予叶特曼建筑学学位。该建议得到艺术学院董事会支持，但被建筑系执行委员会否决。与此同时，学院整理了一份名单，列出宾大最早五位女性建筑学生（不包括林徽因）所修读的课程以供审查。学院似乎认为，如果要表彰叶特曼，也应同时考虑其他符合条件的学生。

虽然审议过程的具体时间和细节仍存在出入，但档案记录表明，在1937年6月毕业典礼前不久，宾大校董会执行委员会最终批准追授叶特曼、乔伊和本纳建筑学学位。

面对历史的反思

2024年，在林徽因入学整整一百年后，宾大追授她建筑学学位。这不仅是一个补偿性的举措，更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反思。它承认了女性在宾大寻求建筑教育时曾遭遇的历史障碍，也向她们在制度性排斥下仍坚守理想的非凡毅力致敬。

叶特曼、林徽因、奥姆斯特德、乔依、哈珀以及本纳这些女性的故事共同表明：即使在缺乏正式承认的情况下，她们依然塑造了20世纪初建筑实践的思想与专业格局。

为林徽因补授这一迟到的学位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使宾大的建筑传承重新与公平、包容和历史责任的理念相连接。这一举措重新确认了一支女性的学术与专业谱系——正是她们的才华与决心，在被正式接纳之前便已拓展了这一学科的边界。

今天，魏茨曼设计学院的这一举措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它表明，设计教育的进步离不开对其历史偏见与局限的不断反思。对于如今在宾大继续家族建筑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林氏后人而言，这一学位既象征着一种圆满，也意味着新的延续：既是迟来的尊严恢复，也是建筑人文精神跨越世代的再次确认。

作者简介：

黄振翔

曾任教于宾大城市与区域规划学系，长期研究林徽因及其丈夫梁思成，同时也是城市规划实践者。

梁周洋

宾大魏茨曼设计学院2026届历史保护研究生，致力于全球文化遗产的记录与研究，也是林徽因的曾孙女。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纽约华美人文学会”。原文为英文，载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刊》(The Pennsylvnia Gazette)，2026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