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猛

2025年10月18日，楊振寧先生魂歸道山，各界一篇悼念之聲。雖然我囊昔曾讀過楊先生的幾本傳記，對於科學史也頗多留意，但隔行如隔山，一個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對於自然科學終歸是外行看熱鬧，不配置一詞的。在清華園讀書時，一次近距離見到楊先生是在何炳棣先生的講座上。

一、墨子講座

2010年5月13日下午，受楊振寧先生的邀請，何炳棣先生在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開講，是為高等研究院「黃長風講座」系列的第一講，我有幸聽講。一開始講座地點設在高等研究院所在的科學館裏的一間教室，但因為聽講人數過多，開講前臨時換至科學館旁邊的西階大教室。這次講座，規模龐大，聽眾眾多，在座的有楊振寧偕夫人翁帆、李學勤、李伯重、陳來、劉東……等不少名流，講座開始後林家翹教授乘坐輪椅來，與何炳棣打招呼擁抱。

何炳棣身材高大，西裝革履，正襟危坐在講臺上，不苟言笑，很有氣吞萬裏如虎的陣勢。雖然已經是九十三歲高齡，然而廉頗老矣尚能食飯，舉止儀態依然虎虎生風。昔年讀他的自傳《讀史閱世六十年》，記述他在美東國會圖書館翻閱方志辛苦開礦，「每當閉館後吸進第一口清新夜氣，仰望著白玉般晶瑩雄瑰的國會建築群的分秒之間，內心不禁在獅吼：『看誰的著作真配藏之名山！』」讀到此處時那種內心的震撼，在見到真人真貌之際終於得以具象化了。

站在講臺上介紹講座緣起的楊振寧與他身旁坐著的何炳棣，適成對比：一文一理，一個治人文社會科學裏難度最高的歷史學，一個治自然科學裏難度最大的理論物理學，雙峰插雲，日月交輝，都是在宏闊的原野裏馳騁，不過一個是物質的，一個是人世的，一個追求物理對稱之美，一個追求歷史事實之真；然而，兩人的性格和遭遇卻大不相同，楊先生一生順風順水，何先生一生挫折不斷，這也鑄就了兩人不同的精神風貌。從氣場上來說，楊先生較為柔和，何先生則不怒自威，有種當仁不讓的架勢，因此，楊先生好似「王」，何先生則更像是「帝」。

何先生此次講座的題目是「國史上的『大事因緣』解謎——從重建秦墨史實入手」，與他很多著述一樣，也屬於一個翻案式的研究。常人往往認為秦國富強的原因是商鞅入秦變法，經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莊襄王再到嬴政，最終統一六國，廢封建行郡縣，建立起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但何先生認為，秦國的崛起還應該再往上追溯至孝公的父親獻公。獻公時代是秦國由弱轉強的轉折，其原因則應該歸功於墨者的幫助。

秦獻公幼年時代，「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為簡公」，（《史記·秦本紀》）獻公九歲被流放至魏國，十六歲時（西元408年）目睹魏國侵奪秦國的河西之地，飽受國家之痛。在魏國流亡近三十年，目睹魏國變法圖強，頗受刺激。秦簡公死後，惠公立，惠公死後，出子立，「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於河西而立之」（《史記·秦本紀》）。獻公返國之途，亦倍艱辛。在其父靈公死去三十一年後，獻公終於登上君位。結合這一列的心路歷程，「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複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史記·秦本紀》）可謂不僅僅是國家之需，也是個人所急。獻公即位後的第四年，發生了墨者首任鉅子孟勝及其弟子集體死楚陽城君之難，獻公大為震撼。他追求救亡圖存的決心，與墨家社團具有軍事技術希望一展抱負，一拍即合，由此開始合作，實行軍事、戶政等多方面的制度改革，將尚同理念予以實踐化，開啟了秦國的富強之路。

然而，功成之際，墨家卻湮沒了，個中原因，歷來眾說紛紜。何氏認為，其原因在於：（1）墨子理想過高，難為常人接受；（2）秦國變成最強軍事侵略國的巨變不利於墨學及墨者；（3）墨者的種種技能和專長既經常被政府汲取利用，其地位和功用就越來越「邊緣化」了，仕秦四、五世代以後業已完全消融於此洪流。他為墨家惋惜：「墨者原來兼愛非攻無私救世的情懷，在竭忠盡智仕秦的過程中，竟無情地被時代化為本身生命的高酸消溶劑——這才是人類史上值得嘔歌讚歎的永恆悲劇！」

末尾做結，何氏認為陳寅恪先生所說的兩宋新儒學的產生及其傳衍固為國史上的大事因緣，「但就全部傳統中國歷史而言，真正最大之事應是秦專制集權統一郡縣制大帝國的建立及其傳衍」，這確為至論！不過何氏說陳寅恪所說的兩千年來法典為儒家學說具體之實現不盡符合史實，認為二千年來應該是「霸王道雜之」，都是「百代猶行秦政法」；他這是忽略了漢朝武帝之後治道變遷所帶來的「法典儒家化」，其後的「法政」再也不是秦朝那種刻薄少恩的「法治」，而是深深儒家化了的「法治」，兩者還是有很大區別的。

何先生的講座體大精思，還包含著很多地名、事項以及具體制度的考釋，如河西之地、《備城門》篇、戶籍與連坐、「守」、「伍」等，非專門研究這一課題之人，實在是不能得其個中三昧。彼時，我對於墨子並無任何研究，對於何先生所講的內容一知半解，與其說是去聽講，不如說是去看人。待到近十年之後，因為教課的原因，重讀何先生的大作，才明白它確實是一篇石破天驚的雄文。

二、清華歲月

何炳棣學術生涯的起點是清華大學，他一生事業的起步得益於他父親的指導與規劃，法官檢察官出身的父親深切明瞭社會變遷給個體帶來的變化，「這種年頭，如不能出洋留學，就一輩子受氣」，這可能是他父親個人的經驗教訓。因此，自何炳棣幼年起即為他規劃人生，分為兩步：首先考進清華，再考試出洋留學。何炳棣九歲即發願做到，這也成了長期隱藏在他心靈深處的一種壓力，親老家衰，也讓他一直不敢有絲毫的鬆懈。他高中被南開中學開除到北平弘達中學借讀，考取清華大學失敗，考到山東大學學化學，但他沒有放棄考清華的志願，在山大的第一年用功復習，以期一年後考入清華一年級重讀，「唯有在清華重讀一年級，才能開始培養未來學術上的競爭能力」。最終，他得償所願。他的父親之所以如此清晰的規劃他的職業生涯，他也甘願承受，一是父子倆共有的不甘人後的性格，二是家族長房與二房中何炳松、何德奎的榜樣所產生的激勵效應，讓作為三房的他們覺得也要出人頭地，為家族爭光，為家族盡一點義務。

1934年8月，何炳棣考入清華大學，至1945年8月離西南聯大赴美留學，在清華大學讀書、教學達十一年之久（但期間1937年7月至1939年9月，先在上海光華大學借讀一年，後到北平燕京大學做研究生一年，1942年2月至1943年5月回淪陷區處理家事），他對於清華飽含感情。何炳棣認為他1934至1937年就讀的清華園是天堂。從硬件層面來講，清華園有優美的自然環境、美輪美奐的建築、良好的物質設備、種類多樣的吃食、雄偉的圖書館及豐富的藏書；從軟件層面來說，人格表率梅貽琦校長領導下的教授治校、教師的傾囊相授、同學間互相砥礪，在在都為他提供了一個精神環境，使他能夠持續地提升自律意志和對未來的信心。

考入清華讀大一時，因為在文史上花費了太多的工夫，數學大考自知萬難及格，於是登門拜訪任課教師同時也是學校教務長的鄭桐蓀（1887-1963），訴說自己全年讀書的經歷，誠心說明自己未來規劃，如果重修必然打破自己的研修計畫，「如果我不是真用功有大志的學生，也決無顏面來請求教務長予以破格考慮」，最終數學成績得以勉強過關。

何炳棣最初學的專業還是化學，但看到同學中有人化學根基異常堅實，而他數學根基又差，學習化學專業必然落於人後，再加之對於歷史的濃厚興趣，於是揚長避短，轉入歷史系。在西洋通史的課程中，何炳棣遭遇了挫折。西洋通史課程第一次月考，他的分數不如別人，於是他自我檢討，下決心「紮硬寨、打死仗」，迎難而上。大學期間，他為自己制定自修計畫，嚴格執行，例如在課下自修偉大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年）的《羅馬帝國衰亡史》。無論是修課還是自修，都得益於清華圖書館那豐富的藏書，「那圖書館柔美外觀的背後有令人難以相信的服務精神與效率：西方新書出版不到一年往往已經清華編目，或立即作為指定參考，或已插放在書庫鋼架上了。」這就使他得以在知識的原野上馳騁，儘量的拓展自己的視野。

清華讀書期間，何炳棣修的專業課程並不多，他只修了劉崇鋐的西洋通史、雷海宗的中國通史、陳寅恪的隋唐史和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他想選修蔣廷黻的近代中國外交史，但未及選修，蔣氏即離校到南京從政去了。此外，他還與吳宓過從甚多，幾度暢談自己的讀書心得與治學計畫。

那時的清華歷史系，歷史與社會科學並重，歷史之中西方史與中國史並重，中國史內考據與綜合並重。他學到了陳寅恪考證的精細，也學到了雷海宗治史注重大的綜合，還學到了蔣廷黻認為治史需要兼通社會科學，治國史必須先懂西洋史，借鏡西洋史的觀點、方法、選題、綜合研究中國歷史，方能收更上層樓之效。他深受雷海宗和蔣廷黻的影響，奠定了一生學問的基調，在自己的著作中將以社會科學方法治史的路徑運用至爐火純青。可以說，清華幾年的學習，提供了他一生治史的理念，給予了他一生治史的訓練，鑄造了他做第一等學問的信心。

據汪榮祖教授說，何炳棣原本的計畫是考取清華留美公費，到美國讀完博士，回清華大學任教，承前啟後，繼往開來，按照蔣廷黻的規劃把清華歷史學系發揚光大。然而，因為他的博士論文寫作進度，博士畢業時間推遲，再加之國內的形勢變化，他留在美國沒能回國，並在那教書生活下去。在美國讀書教學的幾十年間，他大概也如楊聯陞一樣，「每因長夜懷師友，更假餘年念清華」。

何先生一輩子對自己要求非常嚴格，標準太高，眼中不揉沙子，以自己嚴苛的標準要求別人，「往往與中外學人不能和諧共處」，得罪了國內國外不少學人。當他對別人的學術著作嚴厲批評時，楊聯陞曾勸他「老虎亦有打盹時，若自己小辮被人抓住，亦甚難受也」；他對於自己「冥思獨行、自樹標準的傲骨和與一般學人落落寡合的性格缺陷」也有清晰的認識，他「一再提到胡適規勸他不要給人看一張生氣的臉，但他性格如此，也不願勉強自己」。李伯重曾說，「何先生對清華感情極深。他對我說：他很羡慕楊振寧先生晚年回到北京，將終老於清華。何先生自己也很想葉落歸根，在清華傳道授徒，將自己一生的學問貢獻給清華。」如果他性格上圓融一點，能與他人和平共處，「科以人重科亦重，人以科傳人可知」，會有更多的人宣揚他的學問，他的學術成就的顯示度可能會更大，他晚年葉落歸根回清華園傳道受業的願望，大概也並非不可能實現。

三、留美考試

何炳棣清華大學講座開頭，楊振寧作為主持人，介紹了他們兩人的因緣，兩人都參加了清華第六屆留美考試。1941年4月，清華開始籌備第六屆留美考試，考試應考科門包括：

一、英文（文字學）一名；二、西洋史（注重十六、十七、十八世紀）一名；三、哲學（注重西洋哲學史）一名；四、人口問題一名；五、政治制度一名；六、刑法學一名；七、會計學一名；八、工業經濟一名；九、算學一名；十、物理（注重高電壓實驗）一名；十一、化學（注重有機方面生物化學）一名；十二、動物學（注重脊椎動物）一名；十三、植物病理學一名；十四、礦物學（注重物理礦物學）一名；十五、氣象學一名；十六、應用力學一名；十七、道路工程一名；十八、造船工程一名；十九、機械製造一名；二十、原動力工程一名；二十。一、電機工程（注重高壓輸電）一名；二十二、無線電學（注重真空管電子學）一名；二十三、航空工程（注重飛機發動機）一名；二十四、化學工程一名。共計24名。

但該年十二月，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受此國際局勢影響，清華大學決定延期舉辦第六屆留美考試。一年半之後的1943年夏才又發佈考試規程，仍然招錄24人，但設置學門有所變動，保留了開始設置的西洋史（注重十六、十七、十八世紀）、會計學、算學（改名字為數學）、物理學（注重高電壓實驗）、動物學（注重脊椎動物）、植物病理學、礦物學（注重物理礦物學）、氣象學、道路工程、造船工程、機械製造、原動力工程、電機工程（注重高壓輸電）、無線電學（注重真空管電子學）、航空工程（注重飛機發動機）、化學工程，取消了英文（文字學）、哲學（注重西洋哲學史）、人口問題、政治制度、刑法學、工業經濟、化學（注重有機方面生物化學）、應用力學八個學門，增設了社會學（注重社會保險）、師範教育、醫學（注重肺病治療）、制藥學、造林學、紡織、農具製造、農學（注重畜牧育種）八個學門。

按照何炳棣自己的說法，1941年4月清華公佈應考科門後未及一月，即傳來教育部刪減文法科門的消息，且他打算考的「西洋史確實已被取消了」，這令他極度沮喪。然而，他並未坐以待斃，反復慎重考慮後給他昔日的老師、時任行政院政務處長的蔣廷黻寫信，請其在行政院例會上力爭保留西洋史一門。果然，在蔣廷黻的努力下，西洋史門得以保留，何氏認為這是他「盡人事、聽天命」的結果。而對於西洋史一門的具體考試科目，他害怕出現此前中英庚款考試中國通史科目陳寅恪出冷僻題目的狀況，於是給清華評議會寫信，請求慎重選擇中國通史的命題人，結果中國通史被明清史取代。

這次考試的科目分為普通科目和專門科目，普通科目包括黨義、國文、英文；專門科目的考試內容各學門不同。例如西洋史門考西洋通史、西洋近代史、明清史、史學方法、世界地理五項，物理學門（注重高電壓實驗）考微積分及微分方程、理論力學、電磁學、光學、近代物理五項。各科考試時限均為三小時，各科成績中，黨義必須及格，其他幾科總成績100%，國文10%，英文15%，專門科目70%，研究及服務成績5%（大學畢業論文亦得作為研究成績）。各考試科目的命題人為清華聘請本校及其他機關的專家，普通科目中黨義命題人周炳琳，國文命題人朱自清和楊振聲，英文命題人陳福田和莫泮芹。專門科目中，西洋通史命題人皮名舉，西洋近代史命題人王繩祖，明清史命題人鄭天挺，史學方法命題人雷海宗，世界地理命題人胡煥庸，微積分及微分方程命題人趙訪熊，理論力學命題人周培源，電磁學命題人饒毓泰，光學命題人嚴濟慈，近代物理命題人趙忠堯。

考試報名期限為1943年8月16日至18日，地點為昆明、重慶、桂林、成都；考試日期為1943年8月26日起，在昆明、重慶、桂林、成都同時舉行。考試分四天，每天上下午各一場，上午7至10時，下午3至6時，每場各三小時。

1944年8月，清華大學公佈了考試結果。此次考試共錄取22人，原本預定的紡織和農學（注重畜牧育種）兩門因成績不符合標準，沒有錄取考生。何炳棣考試總平均成績78.50分，考取了西洋史學門的留美公費生；楊振寧考試總平均成績68.71分，考取了物理學門的留美公費生。當時，何炳棣27歲，是清華大學歷史學系教員（1943年度開始）；楊振寧21歲，清華大學研究院物理學部研究生畢業（1944年6月）。

如果對所有總平均成績排名的話，何炳棣名列第一，楊振寧名列第十一。但是各學門考試科目不同、科目難度不同、評分標準也不同，「理工科門與人文社科科門性質迥異，不可類比，但師友間仍不時照傳統習慣逗趣」。兩人因留美考試而交匯，在從昆明到美國的途中相識，但到美後隨即散開，何炳棣入哥倫比亞大學習西洋史，楊振寧最初打算入普林斯頓大學研究原子核物理，最終入芝加哥大學研究理論物理，各自在各自的領域辛勤耕作，生光發彩。

四、清華精神

講座伊始，何炳棣說最代表他就讀時清華大學的精神的是，1965年林家翹在芝加哥郭曉嵐（第六屆留美考試氣象學門錄取者）家見面時跟他說過的話：「要緊的是，不管搞哪一行，千萬不要搞第二等題目，這是清華的精神」。他說這句話時，鏗鏘堅定，那種天下英雄唯我獨尊的語氣與神態，顯示出何先生一生治學的雄心與霸氣。這種治學的氣象，真可以用範文正公《岳陽樓記》中「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來形容。何氏的治學氣象很早就已形成，他早年即具有「自我培養治史浩然之氣的志向」。在西南聯大時，他讀簡奧斯汀的小說，不甚喜歡，因為「她的小說的對象和背景太『小』」，可見他喜歡宏大場景敘事，而不喜歡細枝末節的研究，這可能是受他的老師雷海宗的影響。

清華有校歌，有校徽，有校旗，有校呼，有「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校訓，有「行勝於言」的校風，但清華精神是什麼，尚沒有共同的認識。何先生對於清華精神的論述，可以算作他的一個創見。

他所謂的第一等題目，無非是重大、宏大的關涉全局的理論問題，而非細枝末節問題或應用性問題。要作第一等的題目，首先，要能尋找到第一等的題目，這考驗的是知識積累和學術素養，考驗的是手眼的高低；其次，要能研究這第一等的題目，這考驗的是駕馭第一等題目的能力；第三，要能以清晰明瞭的方式將研究結論寫出來，這考驗的是文字表達的能力。要全部做到這三點，殊為不易。

五、一點補正

在這篇文章的末尾，我想就何炳棣先生做出的一個判斷進行一點補正。何先生說：

清華改為國立大學之後，特別是梅貽琦長校（1931年12月）以後，清華有很大的發展。當時國民政府的教育政策是「提倡理工限制文法」。梅校長與教授會只極力回應「提倡理工」；將原屬理學院的土木工程系予以擴充，並與新創的機械和電機兩系聯合成立一規模初具的工學院。但絕口不談「限制文法」。事實上30年代的清華文法兩院表現出空前的活力。除各系師資普遍加強外，教授研究空氣較前大盛，研究成果已非《清華學報》所能容納，於是不得不另創一個新的學術季刊：《社會科學》。馮友蘭師的《中國哲學史》和蕭公權師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兩部皇皇綜合巨著更足反映文法教學研究方面清華儼然已居全國學府前列。    

他還說：「……梅校長及評議會一向在回應教育部『提倡理工』的同時，無時不在極力暗中設法發展文法。」何氏此處的判斷屬於情感作祟，有點一廂情願了。

早期的清華，可以說是一個文理學院，確實是文理兼顧，注重通識教育，做到了校歌中所說的東西薈萃、新舊合冶。其後，清華改制為大學，所設學系之一為工程學系，當時設立工程學系的目的在於培養實用工程人才，使學生具有土木、機械、電機各項工程的基本學識，但這在分工越來越細的情況下是不可能的，因此1928年秋改為市政工程系，選擇有重點的發展。1929年春遭清華董事會議決裁撤，引發師生的反對風潮，最終保留，專辦土木工程系，隸屬理學院。1930年度，「工程學系自恢復後，選修者日眾，今年竟超越政治學系而居於亞軍，第一位則仍保存之於經濟學系，後來居上，良可畏也。」1932年，以土木工程系為基礎，新增機械工程系、電機工程系，成立工學院。至此，清華完成了文、法、理、工四院的設置。

不能忽略的事實是，在抗戰之前，無論是發展勢頭還是學生人數，工科都已經遠遠壓過了文科和法科。事實上，清華要發展，要在大學裏出頭，除了選擇發展契合國家需要的工科，別無他策。對此變化，蔣廷黻說的很明白：

在戰前，我就已經看出，理工逐漸抬頭，而文法漸趨沒落。甚至我們在文法學院教書的人也都認為這種傾向是對的，因為我們深知中國需要自然科學和工程學。我們絕不想去與自然科學爭長短，更不想阻止其發展。然而，在校內卻存有衝突，這種衝突不是在課業研究方面而是在專門程度方面。自然科學家和工程學家們希望高度專門化，他們希望學生在入校第一年中就開始接受專門課程。我們教文學和社會科學的同寅卻希望晚一點開始專門課程，更多授一些普通課程。結果，經過一番折衷妥協，才算解決。但是結果雙方都認為不滿意。

清華工科崛起，文法科即使是保持原有規模，也是不進則退，相形之下，在國家建設中所起的直觀效應無法與工科相提並論。雖然說發展理工，但不限制文法，但工學院在學生規模一躍成為第一大院之後，文法科不可能不受到限制。1932年，清華大學同時向教育部申請設立工學院和法律學系，雖然清華在新建法律學系上也很積極，然而工學院大放異彩迅速成為清華大學的主力院系，幾個月後法律學系被停止招生，逐步形成理工超越、壓倒文法的態勢。固然，清華校方不限制文法，但在全校整體學科教育佈局下，考慮更多的是如何壯大理工。事實上，大約自1932年開始，理工已然成為清華大學的重心，形成了「注重理工之宗旨」。

1930年代清華大學的文法科雖然不無輝煌，人才濟濟成果豐碩，但那是教授和學生自我努力的成果，抗戰以前規劃在荷塘中荒島上建設文法兩院的大樓，至抗戰爆發也沒有動工，固然受時勢影響不宜大興土木，也反映了文法科相對於工科而言已然居於下位了。

清華工科的崛起，原因概有如下幾點：第一，一校之發展方向與主事者關係絕大。雖然梅貽琦的教育理念包容多元，但是不應忘記他畢竟是工科出身，一生都會受大學學習工科的影響，雖然不能確定這種影響究竟有多大。與其他學者提倡科學相比，梅貽琦更強調應用科學（工程教育）對國計民生的重要性，陳之邁便說「清華校風，在梅月涵（貽琦）校長宣導之下，是偏重理工方面的。當時選習文法科的學生遠較選習理工科者為少。」

第二，國民政府應用主導傾向的教育政策影響了清華的發展方向。國民政府統一後，在教育上限制文法，發展實科。1932年6月陳果夫在“改革教育初步方案”中，曾有“全國各大學及專門學院自本年度起，一律停止招收文法藝術等科學生，暫定以十年為限”一項，經中央政治會議教育組審查後，“修改為文、法科辦理不良者停止招生，藝術院加設實用藝術課程，以促工商業之發展。邊遠諸省為養成法官及教師，以後仍准設文、法等科，內地各大學均不得請求設置。其節儲經費，移作擴充現有農、工、醫藥各科之用。”這種教育政策影響了清華學系的設置，左右了清華的發展方向。

第三，發展工科契合了清華的內在發展脈絡。自清華學堂設立以來，清華就有一種濃濃的實用主義風氣，這主要源於清華所移植的是美國式的教育，而支撐美國教育的理念正好是其本土的實用主義哲學。因此，從設立伊始，清華即以實用為要。這也與清華本身所追求的迅速為國家造就人才的目標相契合，她並不以塑造人格為首要選擇，而是以造就可用人才為首要目標。清華改制為大學之後，無論是羅家倫校長還是梅貽琦校長，辦學理念都或多或少帶有實用主義的痕跡。

第四，就外部環境來說，當其時，清華所有的文、理、法三院，北平不少學校亦有，北大最為卓著，文理法三門中清華雖然有的學科頗具特色，但在總體上超越北大，基本上絕無可能，這也是清華發展的瓶頸。但是，當時北平沒有工科強大的大學，工科名校如南洋交通大學、北洋大學、交通大學唐山工程學院，皆不在北京。基於此，發展北大沒有的工科就成了清華得以迅速崛起的助力，成了清華尋求超越的突破點。幾年的實踐即證明這條發展道路是極其成功的，抗戰爆發後組建長沙臨時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無論是學生人數、教師人數還是學校設備，清華都在三校中排第一。

抗戰的爆發，加速了工科的發展與文法科的沒落。工科崛起，文法沒落，其實衰落的主要是法科；文科基於較為長久的傳統積澱和良好的自我修復能力，並未過度衰落，但是法科確實衰落的厲害，其中最為明顯的就是政治學，作為曾經的全校第一大系，有過輝煌，但經過八年抗戰的折磨，已經風流雲散，榮光不再。

總之，清華自改制後不久就形成了注重理工的宗旨，工科成為人無我有的優勢學科；抗戰時期，這種狀態得到維繫並逐漸擴大，各學系學生人數工學院各系人數最多，除經濟學系尚能與之一比，其他各系都無法與之相提並論。在外人眼中，清華已然是工科強校。二十年後，院系調整，清華大學被調整為單一性工科學校，難不成彼時即埋下了變遷的種子？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廿六日於山光雲影樓

金富軍老師、金欣老師幫助尋找、提供照片，謹致謝忱！

本文載《傳記文學》2026年四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