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莹

福州的春，总有微微的雨。微雨的黄昏里，三坊七巷白墙黛瓦之间，百年流苏纷扬如雪。在这样清甜而烂漫的春日，慢慢回想着一百年来，清华大学的福州“朋友圈”里，那些关于家与国、青春与爱情、科学与艺术、勇敢与坚持的久远往事，那所有的赤诚、深挚、热烈，以及一往无前的勇气。我一直觉得，关于清华、关于福州的这些美好故事，能在时间长河里薪火相承、流传下来，被你我所知，一定在冥冥中有它的意义。一代又一代的福州清华人，靠这些力量变得通透飞扬，又清亮沉敛；一代又一代的福州清华人，在它们的照耀下，对身边人、手头事，不怠慢、尽心力，对于干净纯粹，永远保持敬仰与热忱。

孤独者：平静的闪耀

关于孤独这件事，绝大多数人是怕的，虽然里尔克抒情道：“我那孤独的美丽的道路。”有的人始终像是一座不能被他人全然涉足的岛屿，静静地穿越一个人的精神海洋，在那些安静的光阴里，平静而闪耀。

1997年7月27日，一个老人孤独而平静地走完了97年的闪耀人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护士说：“这里是清华大学。”这位老人，就是陈岱孙。

陈岱孙1900年10月20日出生于福州螺洲镇店前村，少年时代在家乡接受了九年半的传统私塾教育，打下了坚实的文史功底，1915年考入福州英华中学。1918年夏，陈岱孙参加了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在上海的插班生考试，考入高等科三年级。1920年夏，陈岱孙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学校毕业。这年秋天，他带着“学得一些有用的知识，回来为祖国效力”的理想，进入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学习经济学，1922年取得文学学士学位，并以出色的成绩获得金钥匙奖。1926年3月，他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念了二十年书的陈岱孙发誓此生再不参加任何考试。

1927年，陈岱孙在游学欧洲近一年后回到祖国，9月应聘回清华经济系执教，成为学校最年轻的教授之一。1928年，他担任经济系主任，上任伊始，一面投身于繁重的教学工作，一面致力于经济系的建设与发展。在他看来，“治学如筑塔，基础须广大，然后层层堆建上去，将来总有合尖之一日，学经济学欲求专门深造，亦应先奠广基”。因此他鼓励学生不仅要注重“本系课程的基础”，而且应注重诸如政治、历史、哲学、心理、算学等知识的基础。在他的倡导和主持下，经济系确定了“理论、事实及技术三者兼重”的培养目标。1929年，陈岱孙就任法学院院长，同时成为教授会、校务会议、评议会成员，开始参与校务管理。他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与学校同呼吸共命运。

解放后，陈岱孙任清华第二、三、四届工会主席。1952年院系调整时，陈岱孙调往中央财经学院，离开了清华，但他对清华的热爱之情从未改变。1980年校庆时，这位已80岁高龄的老人欣喜地表示，愿为新恢复的经济管理工程系“尽我们的力量，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1984年，他被聘为清华经管学院首批名誉教授。自1981年清华校友总会恢复活动以来，陈岱孙先后担任副会长、名誉会长，为联络海内外清华学子加强彼此间的联系与交流、关心母校发展付出了很多心血，他是为母校工作服务年限最长、贡献最大的校友之一。

陈岱孙的一生，既是学术的巅峰，也是情感的孤旅。他长得高大英俊，又平易近人、风度翩翩，还精通各项运动，学生们都很喜欢他。在清华的讲台上，他是备受尊敬的教授，智慧与风度兼备。据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陈羽纶《万世师表 遗风永存——琐忆岱孙师》一文回忆，那时凡有陈岱孙的课，前面几排往往坐满女同学，因为陈岱孙不但学识渊博，而且风度翩翩、仪表非凡，穿着很有品位，还叼着一个与福尔摩斯同款的咖啡色烟斗。他的课深受学生的喜爱，可他却选择了独自一人，守护着内心深处那份未曾言明的情感。

陈岱孙留给后世的，不仅是满门桃李，还有那份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正如王曙光所评价的那样：“他一生淡泊、孤独，终身未娶，将全部的精力贯注到教书育人之中，对他而言，教书不仅是安身立命的职业，更是他全部生命的诠解方式，这种诠解几近一种宗教式的虔诚和投入。”

我们今天回望陈岱孙平静而闪耀的世纪人生，不仅是纪念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与校友，更是让自己明白，人生是一场孤独的灵魂的修行，一个人来，最后一个人走。在岁月的长河中，安于孤独，享受孤独，才能于风生水起时，看见了不起的自己。

牺牲者：青春的光华

“立德立言，无问西东。”清华校歌里一个广义的概念，答案却往往具体而精微，沉重而深挚。因为它需要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铺就坦途，需要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献祭理想，需要以一种唤醒众生的方式来做出永恒的解答。1953年，北京市开始进行解放后第一次大规模城建。对于北京旧城的去留，林徽因与个别学者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在被称为“出身低微，思想因循守旧”后，林徽因慨然回答：“我侯官林氏满门忠烈。”而林恒，正是这个英烈辈出的家族里，那个最后血洒长空、以身殉国的后辈。在他那短暂的生命中，青春的光华，让后人不敢侧视。

林恒是林徽因的弟弟，1916年生。他的爷爷林孝恂、二爷爷林孝宽，都参加过公车上书，资助过“戊戌六君子”，在当时都属于开明人士，并且身怀家国情怀、民族大义。林恒的堂叔林尹民、林觉民，族叔林文，均是革命烈士，在“黄花岗起义”中牺牲，并称为“黄花岗三林”。林觉民烈士的《与妻书》，被称为“百年来最美的情书”，成为那个时代的绝唱。林恒的父亲林长民，在民国初期参与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清末民初著名政治家、外交家。

在这样的家族中成长，1935年，林恒从老家福州到北京报考清华大学机械系。“一二·九”运动爆发时，林恒毅然放弃清华的学业，报考了航空学校，成为中央航空学校第十期学员。1940年结业时，全级125人，他的结业成绩名列第二。

结业后，林恒来到成都，执行飞行任务。1941年3月14日，日军再次对成都发动空袭。当天中午，中国空军第三、第五大队共31架飞机在双流上空与12架日军零式战机遭遇，林恒冒着枪林弹雨，驾驶刚从苏联接收回来不久的伊153型新式飞机升空作战。由于敌我双方机型性能相差悬殊，我方损失惨重，林恒在击落日军一架飞机后，不幸头部中弹，坠机于双流南门一带，年仅25岁。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那个时代的清华人啊！他们的爱与风华，只问自由，只问盛放，只问深情，只问初心，只问勇敢，无问西东。那个时代牺牲的众多清华人，是那段晦涩黯淡的历史中点亮一程的微弱灯火，是时光长河里转眼即逝的短暂星芒。一个人无需向他人追问所谓人生的意义，当年轻的脚印被鲜血掩埋之际，立德立言才真正在心中落成。正如林徽因那首感人肺腑的长篇悼念诗《哭三弟恒》中所说：“今后中国多少人的幸福要在你的前头，比自己要紧；那不朽中国的历史，还需要在世上永久。”

如今，又是葱翠袅娜、浩浩荡荡的四月了，仲春薄念，众花欲燃。

永远年轻的牺牲者林恒啊，你依然是春日福州城的万千意象中，最灿烂的那一朵。

风骨者：福州的女儿

“我也看人流着流着过去，来回/黑影中冲着波浪翻星点/我数桥上栏杆龙样头尾/像坐一条寂寞船，自己拉纤……”

一直觉得这首《十月独行》比《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更能体现林徽因的生命底色。世人总爱将林徽因的剪影浸在民国烟雨的胭脂色里，以才子佳人的旧章回体装订她的传奇。那些被月光漂白的书信、被岁月揉皱的情诗，成了她生命注脚里最喧哗的旁白。可若细听北平胡同深处漏下的风声，山西古刹檐角悬着的铜铃，便会触到她灵魂深处更坚硬的质地。那是钢笔墨线在图纸上生长的经纬，是青砖黛瓦在战火中凝固的诗篇，是风骨不堕的大节大义。

林徽因原名林徽音，1904年6月10日出生，5岁时由大姑母林泽民授课发蒙，8岁移居上海。1914年，林徽因与祖父赴京，1916年就读于英国教会办的北京培华女中。1924年，林徽因和梁思成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学，因建筑系不收女生而改报美术系，辅修了建筑系课程。1927年夏，林徽因从宾大美术系毕业后，又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舞台美术设计半年，1928年 8月回国任教。

20世纪30年代初，林徽因夫妻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后来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20世纪30年代，他们走遍了中国15个省、200多个县，实地勘察了2000余处中国古代建筑遗构。他们的工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1944年，他们先后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和英文《中国建筑史图录》。1946年，她与丈夫梁思成一起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她以病骨支起中国建筑史的脊梁，在肺痨的喘息声里丈量唐宋飞檐的弧度，于烽火连天中守护营造学社的星火。五台山佛光寺的斗拱承托着她的体温，那些被测绘仪定格的古建，何尝不是另一种永恒的诗行？

世人总爱将才女困在绯色的镜框中，却忘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的纹饰浸润着她的兰心蕙质，她亲手设计的国徽如今盛放在祖国辽阔的河山。一个杰出的女建筑师在梁柱间默默攀爬的晨昏，那些艰难苦厄面前的大节坚贞，远比玫瑰粉黛更值得成为传奇的底色。她那几分散淡傲骨，别人轻易不能看见。抗战期间，炮火连天满目疮痍，林徽因拒绝出国，决意共赴国难。年幼的儿子梁从诫问道：“妈妈，日本人打进来了怎么办？”林徽因从容一笑，坚定地说：“中国的读书人，总有最后一条路，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

当一个女人有了风骨，哪怕有一场漫天是非，也自有山海来渡。当一个女人的眼中有了星辰大海，整个生命都将有照耀感地投向更辽远的地平线。那些被世人反复咀嚼的儿女情长，不过是生命长卷中的一处小小留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纪念林徽因，纪念这位福州的女儿绚烂璀璨的一生，也是告诉自己，人生在世短短数十载，要努力留下自己独特而璀璨的轨迹，做一个为梦想而闪闪发光的人。

2024年5月18日，林徽因入学宾夕法尼亚大学100周年之际，宾大向她追授建筑学学位，举办庆典向她致敬，致敬这位建筑师、这位福州女儿的非凡成就。

百年倩影，芳华永驻。

在这个清明时节，让我们采撷一簇洁白的流苏花，郑重地献在她的灵前。

奠基者：童心的澄澈

有人说：“大人都是过期了的小孩。”作为成年人，大多数人会觉得稳重是标配；而我却觉得，有童心的人很好。他们光而不耀，静水流深，给你温暖明亮，让你心灵妥帖舒展，熨平生活的皱巴。就像冰心先生，历经一个世纪，她的瞳孔仍像初雪后的溪水，倒映着所有未经折旧的星辰。她用自己一生的笔，把云朵捏成孩子的橡皮擦，在作业本的方格上放牧文字。

冰心原名谢婉莹，1900年10月5日出生于福州乌山脚下的隆普营。辛亥革命后，她随父亲回到福州，住在南后街杨桥巷口的一个院子里，这所宅院也是林觉民烈士的故居。1913年，冰心随父迁居北京，1923年进入燕京大学。毕业后，她到美国威尔斯利学院攻读英国文学。她曾把旅途和异邦的见闻写成散文寄回国内发表，总名为《寄小读者》，是中国早期的儿童文学作品的发轫之作。

1926年，冰心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先后在燕京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和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冰心在清华任教期间，由于心直口快无遮无拦，留下了许多趣闻轶事。季羡林（东方学家、语言学家，1934年毕业于清华）回忆当年在清华三院旁听冰心讲课的情景时，就生动地写道：“同北大不—样，清华报考时不必填写哪一个系，录取后任你选择……当时旁听之风甚盛，授课教师大多不以为忤，听之任之。但也有碰钉子的时候。当时冰心女士蜚声文坛，名震神州，清华请她来教一门什么课。学生中追星族也大有人在，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都到三院去旁听，屋子里面座无虚席，走廊上也站满了人。冰心先生当时不过三十二三岁，头上梳着一个信基督教的妇女王玛丽张玛丽之流常梳的纂，盘在后脑勺上，满面冰霜，不露一丝笑意，一登上讲台，便发出狮子吼：‘凡不选本课的学生，统统出去！’我们相视一笑，伸伸舌头，立即弃甲曳兵而逃……”

冰心与清华的渊源深厚。她不仅本人曾在清华任教，她的丈夫吴文藻、长子吴平均毕业于清华。1929年6月15日，冰心与吴文藻在燕京大学的临湖轩举行了婚礼，至1985年吴文藻离世，两人携手相伴、相濡以沫，共度了半个多世纪。

冰心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者，她的作品《繁星》和《春水》以短小诗篇传递深邃哲理，开创了“小诗体”风潮；《寄小读者》系列散文以书信形式与少年儿童对话，成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经典。她的语言纯净温暖，笔下流淌着对生命的敬畏与对弱者的关怀，影响了几代读者。冰心还翻译了《泰戈尔诗选》等作品，让更多中国读者领略到了外国文学的魅力。她笔下的温情与哲思，至今仍在中小学课本中熠熠生辉，滋养着青少年的心灵。

冰心曾说：“生命从八十岁开始。”她的创作热情跨越世纪，直到晚年仍呼吁“爱”与“教育”的重要性，倡导“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的信念。她在耄耋之年，依然关注家乡福州，关怀家乡的小朋友们。福建省少先队队报《小学生周报》1985年1月7日在福州创刊，冰心亲自为之题写了报名，并撰写了代发刊词《寄家乡小读者》。

1999年2月28日，冰心在北京逝世。2008年初，《小学生周报》荣获“中国优秀少儿报刊奖金奖”，2008和2009年连续两年荣登新闻出版总署的优秀少儿报刊的推荐榜。2010年，《小学生周报》改名为《学生周报》。2025年，《学生周报》迎来了它创刊四十周年。在福建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的一次会议上，我偶遇了《学生周报》的现任主编龙超凡。谈起冰心先生，他极郑重地告诉我，他和报社的全体同仁，一直在坚持用“心”办报：一是童心，办孩子们爱看的报纸；二是恒心，坚持为孩子们办报纸。

奉献者：尽瘁的“老马”

科学是无国界的，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

巴斯德说出这句话时，一定没有想到，在遥远的东方，未来会有一位年轻的化学家，以侯氏制碱法的方程式，刺破殖民工业的阴云。在硝烟啃噬着华夏河山的年代，这个叫侯德榜的年轻人本可以凭着专利，让自己账户上的美元起舞，他却以此撕开了外国垄断的壁垒，让中国化工的蝶翼，以自给自足的方式破茧而出，从此振翅九天。那些雪白的碱粒，是赤子写给祖国的无言契约，每一颗都凝结着大节大爱。

1890年8月9日，侯德榜出生于福建闽县南台坡尾村。1903年，13岁的侯德榜考入美国教会开办的英华书院学习，两年后因参加反对美国政府迫害华侨的活动被开除，侯德榜进入爱国人士陈宝琛开办的中学学习。其间，他接受了严复的思想，确立“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理想。1907年，侯德榜被保送到上海闽皖铁路学校学习，后在津浦路南段的符离集车站工作。

1911年，立志科学救国的侯德榜辞去工作，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堂，以10门功课1000分的优异成绩誉满清华园。1913年，侯德榜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化工，1918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深造，1919年获硕士学位，1921年获博士学位。同年10月，他回到积贫积弱的祖国，担任了永利碱厂技师长兼制造部部长，开始半个多世纪的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人生历程。

1926年6月29日，碱厂终于生产出优质纯碱，日产30吨，是当时国际上第31家采用苏尔维法制碱成功的厂家，在亚洲为第一家。同年8月，侯德榜的“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的万国博览会上为中国赢得了一枚金质奖章，并被评价为“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

在荣誉面前，侯德榜没有故步自封，决心自己研制新的制碱工艺和技术。经过4年的设计、研究和试验，他克服了各种技术难关，于1941年成功地创造了“侯氏制碱法”，不仅使原盐的利用率达到98%以上，而且生产流程简单，便于大规模连续生产。很快，侯德榜被英国皇家化工学会和美国化学工程学会评为名誉会员，成为世界制碱科学和纯碱生产工程的权威。面对鲜花和掌声，侯德榜平静地说：“我的一切发明都属于祖国！”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侯德榜得知后，十分激动，力克重重阻碍，绕道泰国、韩国等地赶回北京。全国解放后，侯德榜担任了化工部副部长。1959年，他的科技巨著《制碱工学》正式出版。这部80余万字的专著，阐述了有关纯碱和苛性碱制造中的理论和技术，成为国际上制碱工业的经典性、权威性、集大成之作。

“责任所在，拼命为之。”为发展我国化工事业，侯德榜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生产和领导工作中，在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仍念念不忘为祖国的化工事业操劳。1973年10月，行动不便的侯德榜在家召集技术干部会议，讨论化肥和联碱工业发展规划；12月又抱病修改磷肥生产的书稿。当时他已病得不能执笔，却吃力地说：“我是马命，马是站着死的，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工作！”

1974年8月26日，侯德榜院士去世。这匹“不辞羸病卧残阳”的老马，走完了他为国家鞠躬尽瘁的一生。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国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拥有全产业链的国家，民族工业的江河之上，升起了告慰先辈的猎猎风帆。侯德榜这样的清华“理工男”，并不擅长以言辞修饰理想，但当祖国与名利摆上天平两端时，他们总是坚定地选择祖国。那些大众熟悉的分子式里，藏着比勋章更闪亮的光芒。化学反应是复杂的，而一个化学家对祖国的爱，却是多么的简单炽诚！

观测者：远去的星辰

他曾经是这个国家最爱星星的人，直到他自己也变成了天上的星星。

漫天的星光是张钰哲对国家最盛大、最浪漫的祝福。望远镜是他垂钓银河的竹竿，数据纸是他折叠星光的鹤羽。在紫金山巅的寒夜里，他数尽光年外的尘埃，却将“中华”二字熔铸成永不熄灭的星火。当第1125号小行星铭刻着东方古国的姓氏划过苍穹时，他那颗不朽的心脏，依然在向祖国和母校致意：你好，我的祖国！你好，水木清华！

1902年2月16日，张钰哲出生在福建闽侯县城一个职员的家庭。他两岁丧父，家境贫寒，但依然勤奋学习，刻苦钻研。191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1923年赴美留学，1929年获芝加哥大学天文学博士学位。他并没有留恋花花世界，马上返回祖国。1932年，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服务的张钰哲，受台长余青松的派遣，到北平将安放在古观象台上的四架古天文仪器抢运至南京，以免落入日本人之手。

当张钰哲手持望远镜凝望夜空时，他眼中闪烁的不只是猎户座的星云与天琴座的光轨，更是一个民族对宇宙奥秘的叩问。这位福州籍天文学泰斗，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以纸笔为舟、数据为桨，于紫金山巅建立起中国现代天文学的灯塔。1934年，他出版了《天文学论丛》。这是张钰哲的重要科普文集之一，就是在九十年后的今天，也不失为一部优秀的科普著作。他发现的第1125号小行星“中华星”，不仅让华夏之名镌刻于银河，更向世界宣告：即便山河破碎，中国人的目光依然能穿透云层，触摸星辰的轨迹。

在“南渡”与“北归”的抉择之间，他选择了人民，选择了新中国。1949年9月，张钰哲返回南京，积极参与紫金山天文台的重建工作。1950年，张钰哲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台长，一直在紫金山天文台工作到1984年。三十余载执掌紫金山天文台，他带领团队绘制星图、测算轨道，将晦暗的未知化作文明的刻度——那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人类对无限宇宙的热望。1978年，国际天文学界为了表彰他的贡献，将美国哈佛大学天文台1976年10月23日发现的一颗新星命名为“张钰哲星”，编号为第2051号。

1986年7月21日，张钰哲院士去世。当年数星星的年轻人，终于变成了天上的星星。人类拥有同一片星空，每个人却有自己的宇宙。张钰哲的毕生求索，恰似一面照见生命意义的明镜。若他只困守书斋计较名利，便不会在日军轰炸中冒死转移观测设备；若他仅追逐眼前得失，又怎会甘坐数十年冷板凳，只为从浩渺数据中打捞星座的微尘？宇宙以光年丈量时空，而人类却常被方寸间的得失蒙蔽双眼。那些纠缠于蜗角之争的狭隘，在银河旋臂的壮美中何其渺小；那些沉溺于锱铢必较的短视，在超新星爆发的绚烂前，又是多么的苍白！唯有将心灵锚定在比个人得失更辽远的坐标上，才能像星辰般照亮他人，在永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2019年4月21日，在张钰哲院士辞世三十三载后，清华大学天文系成立。2020年3月30日，清华大学天文系获批天文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在他的母校里，每年都有一群年轻的孩子，接过他丈量宇宙的光谱仪，继续他未竟的演算。

淡泊者：沉默的高贵

《道德经》有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人生在世，大多数人汲汲于名，而施嘉炀，这位清华水利事业的开拓者，却安于学术、安于淡泊。他精心培育桃李芳天下，勤恳造就栋梁兴中华，用奉献书写了沉默高贵的一生。

1902年9月16日，施嘉炀出生于福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辛亥革命后，入福州师范附属小学学习。1915年，年仅13岁的施嘉炀考取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3年，施嘉炀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在美五年间，他共获得了一个学士学位（机械）和三个硕士学位（机械、电机、土木水利）。1928年学成回国，在母校工程系任副教授。此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清华了。

1930年，施嘉炀任土木工程系主任。1931—1934年，施嘉炀兼任清华大学工务委员会主任，负责监修化学馆、生物馆、机械馆以及图书馆的中部和西部的扩建工程。1935年，施嘉炀设计并主持修建了水力实验馆。七七事变后，西南联大成立，施嘉炀任清华工学院院长，兼任西南联大工学院院长。1938年，为给当时的抗日战争大后方提供电源，施嘉炀参与并指导“云南省水力发电勘测队”，两年内共勘测云南省境内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南盘江及伊洛瓦底江等。1942年，他负责设计与监修腾冲叠水河、大理下关和喜洲万花溪等三座水电站，为西南地区水利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1948年冬，施嘉炀回到北平迎接解放。1955年，他到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1958年，施嘉炀提出在修建水库同时要为防洪、发电、灌溉、航运等部门服务，所以应把“水能学”这门课程改造为“水资源综合利用”，这样才能更好地为中国的水利建设服务。上世纪60年代初，年逾花甲的施嘉炀，不辞辛劳到全国各地进行水利、水电方面的调研。安徽的治淮工程，湖北的长江防洪与堤防，广西的内河航运……这些大量的一手资料，融进了他编写的《水资源综合利用》里。截至1966年，他共编写了5个分册，约70万字。他治学严谨，精益求精，不断修改，直至1996年1月，《水资源综合利用》一书终于正式出版发行。

上世纪70年代初，施嘉炀已是古稀之龄，但他仍坚持经常到全国各地的水库工地讲授《水库工程》等讲义，获得了当地群众及学员们的称赞。1980年，施嘉炀创立了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并创办了《水力发电学报》。改革开放后，随着工农业的快速发展，电力供应一度出现短缺，严重制约国民经济发展。为此，施嘉炀多次提出加速发展电力工业的建议，为国家水电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此后，随着国家数轮电力体制改革，缺电状况逐渐在21世纪初得到缓解。

2001年12月23日，百岁高龄的施嘉炀在北京与世长辞。他是清华历史上连续服务年限最长的教授，也是清华工科教学的开创者之一。他创建了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为国家培养了几代水利水电科学技术与工程建设人才。他一生都没有当选院士，却把论文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至今矗立在清华园里的“水力实验馆”是施嘉炀未镌刻的纪念碑。这座优雅、朴实却低调的建筑，像它的设计者一样，不争光芒却铭刻永恒。

开拓者：航空的先驱

有人说，每种植物都有自己的花语。银杏的花语是：沉着坚韧，永恒的爱。我想，这像极了沈元——那个在遍布银杏的清华路上，坚忍不拔一心向学的福州少年。无论是抗战时期的艰苦生活，还是异国他乡的孤身苦读，都没有冲淡他航空报国的热情。他以钢铁的翅膀丈量天穹的刻度，将毕生化作云层上的航标，在风雷激荡处写下飞行诗篇。

1916年4月，沈元生于福州市，他的家当时在福州城里的双抛路。沈元六世祖沈绍安，是著名的福州脱胎漆器的创始人。沈绍安的漆器店就开在自己家里，是一个手工业家庭作坊，每代都传给长子，一直到沈元的父亲，都是以生产和经营漆器为生。1935年，沈元被英华中学保送到燕京大学化学系。由于当时燕京大学并没有他所想学的工科，1936年夏，沈元报考了清华大学机械系学习航空工程。当年清华全校录取新生300名，沈元入学考试成绩是第三名。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沈元随清华南迁到昆明。194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43年赴英国留学。1945年，沈元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他谢绝了英国大学待遇优厚的聘请，于1946年夏天回到祖国，任教于清华航空工程学系，先后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1948年12月，一批进步教授在教授会上，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搬迁清华的阴谋。沈元坚决站在他们一边，参加了护校活动，迎接解放。在航空系中共地下党员何东昌、屠守锷等人的推荐下，沈元被推任为清华航空系主任。1951年，清华大学成立航空工程学院，沈元被任命为院长。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航空工程学院调出，组建北京航空学院（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36岁的沈元被任命为副院长。1958年，他率领全校师生自行设计建造了中国第一座中型超声速风洞。1980年，他担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院长，1982年11月起任名誉校长。1991年，沈元被授予航空航天工业部劳动模范称号；1992年被授予航空航天部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3年，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授予“1993年世界杰出知识分子”荣誉称号及金质证章。

2004年5月30日，沈元院士在北京去世。清华路上的这片银杏叶带着对国家永恒的爱离开了，却有更多新的银杏叶接替他守护祖国的天际线。在他去世的半个月前，2004年5月18日，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正式成立。次年，清华大学－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联合研究中心成立。2011年，清华大学与军队开展飞行学员联合培养。2024年12月26日，我国第六代隐形战斗机成功试飞，外形酷炫设计超前，被人们称为“银杏叶”。这是祖国天际线上最动人的羽翼，这也是对沈元院士那航空报国、开拓进取、躬亲教育、坦荡磊落的一生，最好的致敬和怀念。

教育者：为政的俯仰

也许，岁月能改变山河，但历史将不断证明，有一种精神永远也不会失落。崇高、忠诚和无私，将超越时空，成为人类永恒的追求。

也许，时光会冲淡记忆，但福州人绝不会忘记，曾经有这样一位福州清华校友，他把前半生献给了母校清华，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把后半生献给了家乡福州，海丝拾贝，榕荫问道。他就是清华校友、福州大学原校长吴敏生。

吴敏生，1946年8月出生于平潭。19岁时，吴敏生考取清华大学机械系。他从平潭小岛来到西禅寺，再步行到福州三中集合，由省教育厅的同志护送进京。那一天，是1965年8月21日。1970年毕业后，吴敏生留校工作，历任清华大学党办副主任、机械系党委副书记等职务，后获得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工学博士学位。1993年起他担任清华教务长，后兼任清华研究生院副院长。

在清华任职期间，吴敏生负责领导学校“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的教学工作，致力于推动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在国内率先提出建设“精品课程”，创设工业训练中心、教学研究与培训中心、注册中心等机构。他还负责筹建清华唯一异地办学机构——深圳研究生院，并任首任院长。

2002年8月，经福建省委与清华会商，吴敏生出任福州大学校长。他没有考虑个人得失，以最快的速度走马上任。2002年8月21日，福建省委宣传部有关领导接吴敏生抵榕。这一天距他北上清华求学，时隔整整37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丈夫在世当有为，为民播下太平春。在吴敏生任福大校长期间，福大有了巨大的发展。他提出创建“东南强校”的目标和“两个阶段四步走”的战略步骤，还推动提炼了福州大学校训和“三种精神”。有人问他大学最缺的是什么，吴敏生半开玩笑地讲，大学校长都是化缘的僧人。他说：“最缺的还是钱，没钱就请不到人。大学论坛上的校长都有自己的苦恼，比如债务问题。”为了学校、为了职工，他俯下身子，四处“化缘”。2002年他刚上任的时候，福州大学科研经费不到2000万元，2007年已经突破一个亿。

都说“学而优则仕”，在高校里能抬得起头、向高处看的学者不少，但像吴敏生这样，俯得下身段、拉得下脸面、踩得了泥泞、挽得起长衫，踏踏实实为师生做事、为家乡谋发展的为政者，却是少有的。仰是抬头，俯为低头，“俯仰之间”体现的是为政者的内在修养、使命担当与为政智慧。作为一校之长，吴敏生仰观教育之大，俯思胸襟所纳，明大势、立政德，始终保持昂扬振奋的精神状态。他仰望榜样之星，俯知行路所向，从林则徐、沈葆桢等福州先贤身上汲取勤政爱民的精神养分，涵养家国之情，坚定教育者的初心，明晰大学发展的方向。时至如今，我们仍能听见他从历史深处传出的回声：为政者的俯仰，不仅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厚实的品行。这是吴敏生留给福州清华人永不褪色的精神坐标。

吴敏生特别重视校友工作。他怀着“孔怀兄弟、同气连枝”的大爱，总以“与人为善、助人成功”之心对待校友。2007年至2017年他担任福州大学校友会会长，为福州大学校友工作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2010年卸任福州大学校长后，他继续坚持不领报酬，对各地福州大学校友会的创建、换届和发展给予了详细的指导、支持。2015年他当选清华大学福建校友会会长后，对清华校友处处施以援手和帮衬，关心关爱新到福州安家的校友，直到2019年9月7日，他因病猝然去世。在此前几天，他还看望了外地来榕的清华校友。我们的老学长啊，他那颗深深爱着清华、爱着福州的心，是多么地不想、也不愿停下来啊！

最后的离去与最初的诞生一样，都是生命的来往；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光一样，都是太阳的辉煌。伟大生命的尽头从来都不是消逝与虚无，而是星辰与原野。我想，关于清华、关于福州，这所有的赤忱与真挚、动人与不朽，已经成为一种精神，深深融入每一个福州清华人心中，激励着一代代的福州清华人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正如吴敏生学长生前所言：“春蚕总有丝尽日，蜡烛难免成灰时。然而，尽而又续，灭而再生。于是，孕育出世代植根于人们心田中永不凋谢的鲜花，象征一种永恒的神圣和无尽的希望；于是，新潮推前浪，代代相传，传递着永不凋谢的鲜花。”

（资料来源：清华档案馆官网、清华校友总会官网、清华新闻网、清华大学党建网、清华校史馆官网）

（原文刊载于《福州晚报》2025年4月8日、9日、11日）